“我有过最可怕的预感。我一直在想她已经——”她停了很久，“死了。”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有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还活着？”
“她好像是自己决定要收拾行李搬出原来的地方，这是个好现象。要是她的衣服留在柜子里，我就不会这么乐观了。”
“是啊，当然。我懂你的意思。”
“不过我猜不到她会去哪儿，也不太清楚过去几个月她住在西五十四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有没有谈过她在做什么？提到过男朋友吗？”
我又朝这个方向提了几个问题，从贝蒂·赫尔德特克那边没问出什么来。过了一会儿，我说：“赫尔德特克太太，我的问题之一是，我知道你女儿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有过什么梦想？她有哪些朋友？她平常都做些什么？”
“要是换了我的其他孩子，回答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保拉是个爱作梦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作过些什么梦。她念高中时再平凡不过了，但我想那只是她还没准备好让自己散发光芒。她隐藏真正的自己，或许也在逃避自己。”她叹了口气，“她像一般高中生一样谈过恋爱，不是很认真，后来在鲍尔州大，我想她在斯科特死掉之后就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了，她一直——”
我打断她的话，问她斯科特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斯科特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在她大二那年成了她非正式的未婚夫，他骑摩托车时在一个转弯失去控制。
“他当场就死了，”她回忆，“我想这件事情改变了保拉。之后她有过几个要好的男孩，可是当时她对戏剧产生兴趣，而她的那些男孩朋友都是戏剧系的。我不认为她是在跟那些男孩谈恋爱。她最常来往的那几个，依我看都是对女孩没兴趣。”
“我懂了。”
“从她离家去纽约那天我就一直替她担心。你知道，她是唯一离家的，其他孩子都住在附近。我没把自己的忧虑表现出来，也没让她知道，而且我想沃伦也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可是现在她就这样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她也许会突然出现。”我说。
“我一直在想，她是去纽约寻找自己的。她不是想去当演员，这件事似乎对她并不那么重要，她是去寻找自己的。而我现在的感觉是，她已经迷失自己了。”
我在第八大道的披萨摊子吃着午餐，点了一片厚厚的西西里口味披萨，在上头加了一大堆红辣椒碎片，就站在柜台前面吃了起来，还另外点了一小杯可乐。这比起——比方说，走到祝伊城堡，试试他们的“洞中蟾蜍”，要更方便而可靠。
星期二中午在圣克莱尔医院有个聚会，我记得埃迪说过他常去。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不过还是待到结束。他没有出现。
我打电话回我住的旅社，问有没有给我的留话，结果一个都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找他。或许是警察的直觉吧。前一天晚上我也曾期待能在圣保罗的聚会碰到他，可是他没来。他或许改变想法不想跟我进行第五阶段，或者只是想多花点时间考虑，或者只是暂时不参加聚会，免得在他还没准备好之前碰到我。或者他只是决定那天晚上要看个电视节目，或去参加另一个聚会，或是去散个步。
他是一个酒鬼，也有麻烦，这些情况可能会使他忘记不喝酒的种种美好理由。就算他开了戒，我也没义务盯着他，人家没开口你就不该帮忙。而在此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烦他。
或许我只是厌倦了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的踪迹，或许我找寻埃迪只是因为我觉得他会比较好找。
就算他比较好找，也还是要花点工夫。我知道他住哪条街，可是不知道是哪栋楼，我也不打算挨家挨户去査门铃旁和信箱上的姓名牌。我查了电话簿，也许他虽然被停了机，但是他的名字还登在上头，结果没找到。
我打到查号台，说我是警察，编了一个警徽号码。这构成了犯罪行为，不过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罪不可赦的。我又没要求她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只是希望她帮个忙，否则她要是知道我是个普通老百姓，可能就会拒绝。我告诉她我想查的可能是一两年前的资料。她的电脑査不到，不过她找到一本旧的电话簿，可以帮我查。
我告诉她我要找的人是埃迪·邓菲，住在西五十一街四百号。她查不到，但查到一个西五十一街五百零七号的p.j.邓菲，可能跟西边的第十大道隔三四家。听起来很接近，那是他母亲以前住的公寓，他不会费神去申请更改电话登记的名字。
五百零七号就像周围一样，是旧建筑法规下的六层楼房。电铃和信箱上有的有姓名牌，有的没有，不过4c电铃旁边有一条细长的硬纸板上写着“邓菲”。
我按了门铃，等着。几分钟之后我又按了一次，又等了一会儿。
我按了管理员的铃，大门有了反应，我推开门进入一个光线黯淡的门厅，空气很闷，有老鼠和煮包心菜的味道。门厅的尽头一扇门开着，一个女人走出来。她很高，留着及肩的金色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她穿着膝盖快磨破的蓝色牛仔裤，上身是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最上头两颗扣子没扣。
“我叫斯卡德，”我告诉她，“我在找一个你的房客爱德华·邓菲。”
“喔，是，”她说，“邓菲先生住四楼，后侧的公寓，我想是4c。”
“我按过他的电铃，没人回答。”
“那他可能出去了。他在等你吗？”
“是我在等他。”她看着我。她远看比较年轻，但近看就会发现她有四十好几了，但保养得相当不错。她的前额又高又宽，发际成尖尖的v字形，下颚很宽，给人感觉坚强但不刻薄。颧骨很棒，脸部线条很有趣。我跟雕塑家交往过好一阵子，心里自然就冒出这些词，我们分手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戒掉这个习惯。
她说：“你认为他在楼上，听到门铃却没有应门？当然门铃也可能坏掉，如果房客告诉我，我就会去修，可是要是你的访客不多，你就不会知道门铃坏掉了。你要不要上去他那儿敲他的门？”
“或许我应该去。”
“你担心他，”她说，“对不对？”
“我是担心，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
她很快下定决心。“我有钥匙，”她说，“除非他换过锁，或者多加了一把锁。在这样的城市里，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拿了把钥匙出来，然后把她门上的两道锁都锁上，带路上楼。楼梯间除了老鼠和包心菜，又有其他的味道混进来。发臭的啤酒味，尿骚味，大麻味，还有拉丁美洲食物的气味。
“如果他们换了锁，或加上新的锁，”她说，“应该要给我一把钥匙。租约里其实有这条规定，房东有权利进入每一户。不过没人理会，屋主不在乎的话，我当然也不在乎。我有一把标着4c的钥匙，不过这不代表我就有办法真把那扇门打开。”
“试试看吧。”
“也只能这样了。”
“呃，也不见得只能这样，”我说，“我开锁的技术还不赖。”
“哦，真的？”她转头过来看了我一眼，“这在你那一行一定很有用。你是做什么的，锁匠还是小偷？”
“我以前当过警察。”
“现在呢？”
“现在我是个前任警察。”
“别开玩笑了。你刚才讲过你的名字，可是我没记住。”我又告诉她一次。在爬楼梯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叫薇拉·罗西特，当大厦管理员已经有大概两年。她提供服务，换取免费租住的权利。
“不过这对房东来说也没花什么成本，”她说，“因为反正他也不会把这一户租出去。除了我之外，这栋公寓还有三个空户，都是不出租的。”
“想要租出去很容易。”
“转眼就能租出去，每个月可以有上千元收入，厉害吧。可是房东宁可空着，他想把这栋建筑改成合作公寓，没租出去的公寓最后都成为支持他的一票，然后他可以卖给任何负担得起的人。”
“但同时每户空房子他也损失每个月一千元。”
“我想长期来说对他是划算的。如果改成合作公寓，每一户鸽子笼他可以卖到十万元。这是纽约，我想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地方，一整栋楼都卖不到这个价钱。”
“在其他地方，这栋楼都该拆了。”
“不见得。这栋楼很牢固，已经有上百年历史。老住户搬进来的时候都是廉价劳工阶级，他们不像斜坡公园或克林顿希尔那边的老居民原来都是有钱人。即使如此，这栋建筑还是相当不错。那就是邓菲先生的房门了，后侧右手边那户。”
她走到门前敲门，敲得很用力。没人应门，她又再敲，更用力。我们看看对方，她耸耸肩，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先转开锁闩，然后咔嗒一声打开弹簧锁。
她一转开门，我就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我抓住她的肩膀。
“让我来，”我说，“你不会想看到这个的。”
“那是什么味道？”
我抢在她前面往里走，进去找尸体。
这户公寓规划成典型的纵排一列，三个小房间排成一直线。靠走廊的是起居室，有沙发、扶手椅和台式电视机。扶手椅的弹簧露出来，扶手和沙发椅面的布都破了。放电视的餐桌上有个烟灰缸，里头有几个烟蒂。
再过去那个房间是厨房。炉子、水槽和冰箱靠墙排成一排，水槽上方有个窗子朝着通风井。除此之外，还有个老式有脚爪的大浴缸，外表的瓷面剥落了一部分，露出黑色的铸铁。那上头罩了块涂着米白色亮光漆的三夹板，浴缸变成了餐桌。浴缸餐桌上有个空的咖啡杯，还有只脏烟灰缸。水槽里堆着盘子，滴水篮里还有些刷干净的。
最后一个房间是卧室，我就晕在那儿发现埃迪的。他坐在没铺好的床上，往前倒下。身上除了一件白色t恤之外什么都没穿。他身边有一堆杂志，其中一本摊开在他前面的油毡布地板上，是一张跨页的年轻女郎照片，女郎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绑住，全身密密麻麻地缠着绳子。她的大胸脯被电线或是类似的东西紧紧的缠住，脸部扭曲，有种虚伪的痛苦和恐惧。
埃迪的脖子上有根绳子，是打了活结的塑料晒衣绳。另一头系在天花板的一根管子上。
“我的天！”
薇拉走过来看到了这一幕。“怎么了？”她问道，“天啊，他怎么了？”
我知道他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