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周末都是好天气。星期六我去棒球场。大都会队和扬基队都有硬仗要打。大都会在他们那个分区仍然居于领先，尽管每个人都打得不怎么样。扬基需要再赢六七场才能赶上第一名，但看起来也不可能扭转局势。这个周末大都会队去休斯顿和太空人队打三连战，扬基则是本球季最后一次在主场比赛，对抗来访的西雅图水手队，我看到马亨利在第十一局以一只边线旁的二垒安打赢得比赛。
回去的路上，我到站没下车，一路坐到格林威治村。在汤普森街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之后就去参加戒酒聚会。
星期天我去吉姆·费伯的公寓，看他家有线电视体育频道转播的大都会队比赛。古尔登投了八局，只让太空人队打出三支零星安打，可是大都会自己也没拿到半分。九局过半，教练约翰逊把古尔登换下来，换上马齐里，他击出了一只内野高飞球被截杀。“我想这是一个错误。”吉姆轻轻地说。到了九局下半，休斯顿的二垒手被保送，接着盗垒，然后借着一只中间方向的一垒安打，奔回本垒得分。
我们在一家吉姆一直很想试试看的中国餐厅吃了饭，然后到罗斯福医院参加聚会。演讲的是个很害羞的女人，面无表情，声音只有前两排听得到。我们坐在后头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见。我放弃听讲，让思绪随意游荡。一开始我想着看过的那场棒球赛，最后想到简·基恩，还有她去看棒球赛时总是乐在其中，虽然她对球场上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概念。她有回告诉我，她喜欢棒球赛中完美的几何学。
我曾带她去看过一次球赛，可是她一点也不关心。她说她发现光看就累人，不过她喜欢冰上曲棍球，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冰球还是我带她去的，结果她后来比我还喜欢。
聚会结束时我很高兴，然后就直接回家了。我不想跟一堆人聚在一起。
星期一早上我赚了些钱。一个参加圣保罗戒酒聚会的女人几个月前和一个家伙搬到雷哥公园那一带。他当时也在戒酒，不过几年来反反复复，一会儿参加聚会，一下又破戒跑去喝酒，结果他们在新家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又开始喝了。过了六个或八个星期，在一顿好打之后，她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而且也明白不必受这个罪，于是就搬回市区。
不过她有一些东西还留在原来的公寓里，她不敢自己一个人回去拿。她问我带枪保护她回去要收多少钱。
我告诉她不必付钱。“不，我觉得应该付，“她说，“这不单纯是匿名戒酒协会里彼此帮个忙。他喝了酒就成了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如果没有一个够资格处理这类事情的专业人士陪伴，我可不想回去那儿。我付得起钱，而且这样我也比较安心。”
她安排了一个叫杰克·奥迪加德的司机接送我们。我是在聚会上认识他的，可是一直到上了出租车，看到驾驶座旁边手套柜上贴的出租车牌照，我才知道他姓什么。
她叫罗莎琳德·克瑞恩。她男友名叫文斯·布罗里奥，那天下午他不是狗娘养的暴力分子。当罗莎琳德把东西装进两个行李箱和两个购物袋之时，他多数时间只是坐在旁边兀自冷笑，一边喝着一瓶长颈的美狮啤酒。他正看着电视上的球赛节目，用遥控器不断切换频道。整间公寓扔满了吃剩的达美乐披萨盒，还有中国餐馆外卖用的白色硬纸盒。到处都是啤酒和威士忌空瓶，烟灰缸爆满，空的香烟盒被揉烂了扔在角落。
其间他曾经开口问：“你是接班人吗？新任男友？”
“只是陪着她而已。”
他嘲笑着：“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是说，都陪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眼睛盯着他的索尼电视说：“女人哪。”
“是啊。”我说。
“她们要是没鸡巴的话，那倒是件好事。”我什么也没说，然后他往我这边瞧，想看我的表情。“现在说这些话，”他说，“可能会被当作性别歧视。”他说“当作”时，发音不太准。结果他专心练这个字的念法，却忘了他原来要说什么。“当作，”他说：“我会被当作、修改、贴上标笺。我唯一的问题，你知道，就在于我被曲解过一次。这个问题怎么样？”
“很好。”
“我告诉你吧，”他说，“她才是有问题的人。”
杰克·奥迪加德载我们回市区，我们两个帮罗莎琳德把东西搬进她的公寓。搬到雷哥公园之前，她住在五十七街靠第八大道那儿，现在她住在七十街靠西缘大道的一栋高楼公寓里。
“以前我住的地方有一个大卧室，”她说，“现在我住在一个工作室，房租比以前贵两倍不止。我真该去检查一下我的脑子，我居然会放弃以前的地方。不过上回我是搬进雷哥公园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漂亮公寓。你们看过那儿了，或许你们能想象那个混蛋把那儿搞臭之前它是什么样子。要想对一段关系有所承诺，就得表示出一点诚意，是吧？”
她给了杰克五十元车资，又给了我一百元保镖费。她付得起，就像她也能负担更贵的房租一样，她在一个电视网的新闻部工作，收入很好。我不知道她在那儿究竟是做什么的，不过我猜想她做得不错。
我以为那天晚上会在圣保罗见到埃迪，可是他没去聚会。之后，我去巴黎绿酒吧找那个认得保拉·赫尔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为他会想起些什么，结果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电话公司，他们告诉我保拉·赫尔德特克的电话已经停了，我试着查出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停的，可是若找到能回答我问题的人，就得经过层层关卡。最后我找到了消费者咨询部门，是个女的接电话，她要我等一下别挂断。之后她回来告诉我，消费者资料上显示机主的费用没付清。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机主没有预付最后一笔账款吗？
“她没收到最后那笔账单，”那女的告诉我，“显然她没留下转信地址。她申请装机时付了一笔押金，最后一笔账款就从押金里头扣，事实上——”
“怎么？”
“根据电脑资料，她从五月起就没付钱了，不过她的电话费不多，所以并没有超过押金的数目。”
“我懂了。”
“如果她给我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可以把余额转过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扰。最后余额只有四块三毛七。”
我告诉她或许保拉觉得这笔钱不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要求停话的确实日期？”
“请稍等。”她说，我听话地等着。“是七月二十日。”她说。
听起来不对，我检查笔记本确认一下，没错——保拉最后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伦斯·埃德琳是在十五日进她房间发现房间是空的。这表示保拉至少在离开公寓五天后，才打电话去通知停机。既然等了那么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电话，为什么不留下转信地址？
“这跟我记载的日期不符合，”我说，“她要求停话的日期会不会是早几天，然后才正式停机？”
“我们的作业程序不是这样。一接到停机申请，我们就马上办理。我们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们是在总部用电脑控制的。”
“那就怪了，她那时候已经搬出原来的住处了。”
“稍等，我再输入一次资料，看看怎么样。”我没等多久。“根据上头的资料，”她说，“我们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机通知前，电话还是通的。当然电脑也可能会出错。”
我喝了杯咖啡，翻了翻笔记本。然后打了个对方付费电话到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汽车展示处找他。我说：“我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矛盾，我不认为这代表什么，不过我想再査证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保拉最后一次打电话回家的日期。”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那是你最后一次跟她谈话。可是之后你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不是吗？”
“对。我们最后听到的是电话已经停机的录音。”
“可是前面几通你打过去都是电话答录机，我想知道最后一次有答录机是什么时候。”
“我明白了，”他说，“天哪，恐怕我记不得了。我们是快七月底去旅行的，回来之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电话已经停机了。那是上个月中的事情。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好。”
“至于我们最后一次打过去有答录机，应该是在我们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没办法告诉你日期。”
“或许你有记录。”
“哦？”
“你保存电话账单吗？”
“当然，就算没有，我的会计那边也会有。喔，我明白了，我刚才想成如果我们没找到她的话，就不会有电话记录，可是如果听到答录机的话，就算是接通了电话，所以账单上应该有记录。”
“没错。”
“恐怕现在我手边没有账单。不过我妻子知道放在哪儿，你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吗？”我说有。“我先打给她，”他说，“这样等你打去的时候，她就会把东西都准备好。”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会打对方付费电话过去。”
“没问题。其实我有个更好的办法，告诉我你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让她打给你。”
我是在街上打的电话，我怕电话被别人占用，所以他挂断之后，我依然站在那儿把听筒凑在耳朵上，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我还在使用。我留了点时间让赫尔德特克跟他妻子联络，又多留了一点时间让她去找出电话账单。我把听筒靠在耳朵上，伸出另一只手按住钩座，这样她要打给我的时候可以拨通。我收线之后，几次有人在数码之外徘徊，等着用电话。每次我都转身道歉，说还得再等一下。
就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街头即席演出感到厌倦之时，电话铃响了，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说：“你好，我是贝蒂·赫尔德特克，找马修·斯卡德。”我告诉她我是，她说她丈夫已经告诉她我想确认的事情。“我现在手上有七月的账单，”她说，“上头有三通是打给保拉的。两通是两分钟，一通是三分钟。我刚才试着揣摩，为什么留话叫她回电给我们要花三分钟，当然一开始我们得先听完她的留话，不是吗？不过即便如此，我想有时候电话公司的电脑会多计算实际通话时间。”
“那三通电话的日期是哪一天，赫尔德特克太太？”
“七月五日，七月十二日，还有七月十七日。我也看了六月的账单，我们最后一次跟保拉通话是在六月十九日。账单上有这笔记录是因为她会先打来，让我们打回去给她。”
“你丈夫跟我说过你们的这套暗号。”
“我觉得有点滑稽。虽然我们不是要欺骗电话公司，不过好像还是——”
“赫尔德特克太太，你们最后一次打给保拉是什么时候？”
“七月十七日，她通常在星期天打电话。我们第一次打过去碰到电话录音是七月五日，星期天，然后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十二日，然后是十七日，我想想——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十七日应该是星期五，而且——”
“你们打过去有答录机是在七月十七日。”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通话时间是三分钟。我留话时可能讲得比平常久，告诉她我们下星期四要去达科塔，请她在我们出发之前打电话回家。”
“我记一下。”我说，把她告诉我的事情匆匆写在笔记本上。有些事情不太吻合，很可能是某个人的记录错了，可是我必须去掉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不管要花多少时间，就像银行出纳员加班三小时，只为了要找出十分钱的差额一样。
“斯卡德先生，保拉会出什么事？”
“我不知道，赫尔德特克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