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对那个打电话来的神秘客人太不客气了。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又有什么呢？
吃过早餐后，我提醒自己，我不曾真的希望发现些什么。保拉·赫尔德特克已经放弃女演员和女招待的身份，然后她又放弃了弗洛伦斯·埃德琳那儿的住处，也放弃了女儿的角色。现在她或许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有了新生活，她想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也或者她已经死了，那么我也帮不什么忙了。
我想去看场电影，可是最后我花了一整天去找些戏剧经纪人，拿同样的老问题问他们，把照片发出去。他们没有一个记得保拉的名字或她的脸。“她可能只是去参加过选角甄试，”其中一个经纪人告诉我，“他们有些人希望马上找到经纪人；有些则到处参加面试，希望能给经纪人留下印象。”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最好的方法？有个叔叔伯伯在演艺圈，就是最好的方法。”
我跟经纪人谈烦了，就又到套房公寓碰运气。我按了弗洛伦斯·埃德琳的门铃，她点个头让我进去。“我应该开始收你房租才对，”她说：“你在这儿的时间比我某些房客还多。”
“我还剩几个人得见见。”
“你爱待多久待多久，反正没有人抱怨。既然他们不介意，我当然也不会。”
我没见过的房客中，只有一个来应门。她是五月搬进来的，完全不认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希望能帮得上忙，”她说，“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她眼熟。我对门的邻居跟我说你找她谈过，这个女孩失踪了还是怎么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
她耸耸肩，“真希望能帮得上忙。”
我第一次戒酒时，开始跟一个叫简·基恩的女子交往。戒酒前我就认得她，不过她参加戒酒聚会之后，我们就没再碰过面，等到我也参加戒酒聚会之后，两人才又开始联络。
她是个雕塑家，住在利斯本纳德街的一个仓库式住宅，兼作工作室，就在卡纳尔路南边的翠贝卡区。我们开始常在一起，一星期有三四个晚上会见面，偶尔白天也见。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戒酒聚会，不过我们也一起做别的事情。我们会出去吃晚餐，或者她给我做饭。她喜欢去画廊，就在苏荷区或东村那一带。我以前很少做这类事情，现在我发现自己挺喜欢的，以前每次去画廊这类地方我总是有点不自在，站在一幅画或一件雕塑作品前面，老是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而她教我，什么都不说也没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我们的关系就像一般正常的男女关系那样慢慢发展。有一阵子我有一半时间都住在利斯本纳德街，我的一些衣服放在她的柜子里，袜子和内衣放在她的梳妆台抽屉。我们曾兴致勃勃地一再讨论，保留我旅社的房间是不是聪明之举。既然我很少在那儿，那样不是很浪费租金吗？另一方面，或许把那儿拿来当办公室接待客户也不错吧？
我想，曾经有一度，我觉得应该放弃我在旅社的房间，开始分摊那个“仓库”的费用。而且也曾经有一度，我们差点就要谈到承诺和永远，以及，我想，婚姻。
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谈，后来也一直没谈，时机对的时候没做，以后也就不可能了。我们很自然地开始逐渐疏远，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随着心情和沉默渐渐减少，也更常各居一方了。我们决定——说实话我不记得是谁提议的——我们应该去见其他朋友。我们照做了，却发现这让彼此更难过。最后，在完全没有戏剧化场面的情况下，我很有礼貌地把以前跟她借的几本画册归还，取回我留在她那儿的最后一点衣服，搭了出租车回上城。一切就是这样。
这件事结束后过了很久，才让我觉得不再痛苦，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常常觉得寂寞，而且感到迷失。几年前我婚姻破裂时没那么难过，不过当然那时候我喝酒，所以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于是我常常去参加戒酒的聚会，有时候我谈谈参加聚会的感觉，有时候不谈。和简分手后，我曾短暂地尝试和其他人约会，可是我好像无心于此。现在我开始思考，这是我开始再去交往其他女人的时候了。我有这个念头，可是却一直没有行动。
到西区的那栋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敲门，然后跟那些单身姑娘谈话，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晕眩。她们大部分比我年轻一些，不过不是全部。在那类访谈中，我似乎也有机会顺便调调情。以前当警察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点，而且也因此结了一次婚。有时候，无休无止地询问关于失踪的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我会很怕对我所询问的女子造成强烈的吸引力。有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双方都很有感觉，那种吸引力是相互的。我想象着我们俩激情的缠绵，从门口移到床上。
不过我永远无法让自己踏出下一步。我一察觉到双方心意相通，就离开那栋公寓。跟六个十个或十几个人谈过之后，我的心情更灰暗，觉得非常孤单。
此时我只需要讲讲话，就可以走出那种心情。于是我回到我的房间，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戒酒聚会时间的到来。
那天晚上在圣保罗聚会，发言人是一个来自奥佐恩公园的家庭主妇。她告诉我们，以前她丈夫的庞帝克车一开出院子，她就开始喝第一杯酒。她把伏特加藏在水槽底下，装在一个烤炉清洁剂的空瓶里。“我第一次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说，“一个女人说：‘喔，我的天啊，你会拿错瓶子，把烤炉清洁剂喝下去的。’‘亲爱的，’我告诉她，‘别傻了，你会吗？根本没有让我抓错的瓶子，因为我的水槽底下没有烤炉清洁剂。我住在那栋房子里十三年了，从来没有清过烤炉。’总之，”她说，“这就是我的喝酒经验。”
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形式。在圣保罗，聚会进行一个半小时，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是进阶聚会，以戒酒协会的十二个复原课程为中心。这回的聚会是第五阶段，不过我不记得发言人根据主题讲了些什么内容，也不记得轮到自己时，我又说了些什么聪明的话。
到了十点，我们站起来念主祷文，除了一个叫卡洛尔的女人，她说她不想跟大家一起祈祷。最后我摺起椅子堆在集中的地方，把咖啡杯扔进垃圾桶，拿着烟灰缸走到会议室前面，和几个家伙聊天。埃迪·邓菲喊我名字的时候，我转过头来。“喔，哈罗，”我说，“我刚才没看到你。”
“我迟到了几分钟，就坐在后头。我喜欢你刚才的发言。”
“谢谢。”我说，边奇怪我刚刚说了些什么。他问我要不要去喝杯咖啡，我说我们几个正打算去火焰餐厅，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我们沿着第九大道往南走过一个街区，和其他六七个人在店里角落找了一张大餐桌。我要了三明治、薯条和咖啡。聊天内容大半是政治。离选举不到两个月了，大家谈着每隔四年人人都会说的那些话。真是可耻，居然没有更有趣的人可以选。我的话不多，我对政治的兴趣一向不大。我们同桌有个名叫海伦的女子，她戒酒的时间大概跟我一样久，我忽然有个念头，想找她约会。我偷偷观察她，默默地收集资料。她的笑声刺耳，她需要去矫正一下牙齿了，而且每个出自她口中的句子都夹着一个“你知道”。等到她吃完她的汉堡，我们的罗曼史也就胎死腹中了。说真的，这个方法真不错。你可以像把野火一样迅速看透一个女人，而她根本不知道。
十一点过了没多久，我在咖啡碟旁边放了几枚硬币，跟大家说再见，然后拿着我的账单走向柜台。埃迪也和我一起站了起来，付了他的账跟着我走出去。我几乎忘了他也在，他在席间说的话比我还少。
他说：“美丽的夜色，不是吗？这样的空气让你想多吸几口。你有空吗？要不要一起散散步？”
“好啊。”
“我稍早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打到旅社。”
“什么时候？”
“不知道，下午，大概三点吧。”
“我没接到留话。”
“噢，我没留话。没什么重要的事，而且反正你也没办法回电给我。”
“对了，你没有电话。”
“呃，我有电话。就放在床头桌上，唯一的问题只是被停了。反正我只是想消磨白天的时间罢了。你在做些什么？还继续找那个女孩吗？”
“反正就是那些老程序。”
“没碰上好运气？”
“到目前为止没有。”
“噢，或许你会走运的。”他掏出一根烟，在大拇指指甲上敲实了。“刚刚他们在那儿谈什么？”他说，“政治？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你会去投票吗，马修？”
“不知道。”
“真搞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当总统。你知道吗，我这辈子从来没去投过票。等一下，我刚刚说了谎。想知道我投给谁吗？艾贝·比姆。”
“好多年前了。”
“让我想想，我记得是哪一年。是七三年。你还记得他吗？他是个小个子，竞选市长，选上了。你还记得吧？”
“记得。”
他笑了起来，“我投给艾贝·比姆绝对超过十二次了，搞不好有十五次。”
“听起来你好像很欣赏他。”
“是啊，他传递出的信息真的打动了我。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个地方竞选后援会的家伙，弄来了一辆校车，载着我们一堆人转遍西区。我每进一个投票所，都报上不同的名字，对方就会给我那个名字的选票，然后我去圈票处，像个士兵似的尽我的公民义务。很简单，我只要按照吩咐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就行了。”
他停下来点燃香烟。“我忘了他们付了多少钱给我们，”他说，“大概是五十元吧，不过可能更少。那是十五年前了，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反正做这事也不花力气。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餐点，当然整天都有免费的酒可喝。”
“简直是神话。”
“真理不就这么说的吗？酒是上帝的礼物，即使要付钱。而当它是免费的时候，耶稣啊，再没有更好的事情了。”
“有件事情完全不合逻辑，”我说，“华盛顿住宅区有个地方，我去那儿喝酒不必付钱，我还记得搭出租车从布鲁克林到那儿，花了我二十元，然后我喝上也许十元或二十元的酒，再搭出租车回家，还想着我真是捞到了世上最大的便宜。而且我这么做过不只一次。”
“当时会觉得很合理。”
“完全合理。”
他把香烟拿在手上。“我忘了谁是比姆竞选的对手，”他说，“好笑的是你会记得什么、忘了什么。这个可怜的混蛋，我投给他的对手十五次了，而我却不记得他的名字。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我投过两三次之后，每次去圈票处，就有股想整他们一下的冲动。你知道，就是把票投给敌方，拿民主党的钱，投共和党的票。”
“为什么？”
“谁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多喝了两杯，或许就会愈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而且我想没有人知道。无记名投票，对吧？只不过我心想，是啊，应该是无记名投票，但是这件‘应该’的事情全是一大团狗屎，但既然他们可以带我们跑遍西区投十五次票，或许他们也会知道我们投给谁。于是我就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还是乖乖投给民主党。”
“答对了。反正，那是我第一次投票，之前按年龄我就有选举权了，可是我没投过票，接着我就投给艾贝·比姆十五次。我想我是因为吃错药才会跑去投票，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投过票。”
绿灯亮了，我们走过五十七街。第九大道上有辆蓝白色的巡逻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往北开。我们转头看着它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过警笛声还是听得到，微弱地压倒其他车声。
他说：“总是有人非干坏事不可。”
“说不定只是几个警察在赶时间。”
“是啊，马修，他们在聚会上说些什么？什么第五阶段？”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想或许我是害怕吧。”
那些阶段是设计给复原中的酒鬼，让他们改变，得到精神上的成长。戒酒协会的创办者发现，愿意在精神上有所成长的人就比较容易戒酒成功。反之，不愿意改变的人，早晚还是会回头去喝酒。第五阶段就是跟上帝、跟自己、跟另外一个人承认自己所犯过的错误，把真相坦白说出来。
我引用那个阶段里的用语告诉埃迪，他皱起眉头。他说：“对，但那到底是什么呢？你跟某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你干过的所有坏事吗？”
“或多或少吧。任何困扰你的事情、任何压在你心头的事情。它的出发点是，要是不说出来的话，你就会去喝酒解闷。”
他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这么做。”他说。
“噢，不要急。你戒酒没多久，不用这么急。”
“我想也是。”
“反正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些进阶课程是一堆狗屎。‘不要喝酒，去参加聚会，然后讲一大堆话。’你一定听过很多人这么说。”
“噢，是啊。‘如果你不喝酒，就不会醉。’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心想这真是我毕生听到最睿智的评语了。”
“又不能说它不对。”他开始谈起别的事情，然后停了下来，一个女人站在我们前方一扇门前，形容憔悴，眼睛瞪得大大的，身上裹着披肩，黏黏的头发毫无光泽。她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还站了一个小孩，抓着她的披肩。她伸出一只手来，掌心向上，没说话。
她看起来好像属于印度加尔各答，而非纽约。我过去几个星期见过她几次了，每次都给她钱。这回我给了她一块钱，她拿了之后就无言地缩回暗影中。
他说：“真是痛恨看到像这样一个女人站在街上，而且她又带着孩子，耶稣啊，看到真恐怖。”
“我懂。”
“马修，你参加过第五阶段吗？”
“参加过。”
“你毫无保留吗？”
“尽量。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他想了想。“当然你以前当过警察，”他说，“你不可能做过太坏的事。”
“噢，得了，”我说：“我做过很多不能引以为荣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是可以让人坐牢的。我当了很多年警察，几乎从一开始就收钱。我从来没只靠薪水过日子。”
“每个人都这样搞。”
“不，”我说，“不是每个人。有些警察很清白，有些警察很脏，我就是脏的。我总是告诉自己，我觉得没问题，而且我自我辩驳说，那是清白的脏。我没有去敲诈谁，也没有故意放掉杀人犯，可是我收钱，而政府雇我不是要我去收钱的，那是犯法、是骗人。”
“我想是吧。”
“而且我还做过别的事，苍天在上，我以前是小偷，我偷过东西。有一次我调査一桩入室抢劫案，收银机旁边有个雪茄盒，不知怎的小偷没拿走。我就拿起来放进口袋里。我想反正失主可以拿到保险补偿，或者那对他来说也只是被多偷走一样东西而已。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我从小偷那儿偷走东西。我把它合理化，但是我的确拿走不属于我的东西，你不能逃避这个事实。”
“警察总是会做这类混帐事。”
“他们也会抢劫死人，我就做了好几年。比方说你去处理饭店或公寓单人房的一具死尸。他身上有五十元或一百元，你和你的搭档就拿来分掉，然后把死尸装进尸袋。否则那些钱三转两转还是会被官僚体系榨光了。就算死者有继承人，这笔钱大半也不会落到他手里，那为什么不干脆节省时间和麻烦，把钱放进你的口袋？只不过这是偷窃。”
他开始谈起别的，可是我还没说完。“我还做过别的事。我抓住过某些家伙，可是却用他们没犯过的罪名把他们送去坐牢。我不是冤枉好人，任何被我套过罪名的人，都一定是因为他们做过坏事。我知道他们做过某些事，也知道我没办法用这些罪名动他们，可是我能找到一些目击证人，可以暗示他们去指认那些坏蛋做过某些他们其实没做过的事情，这就够让他们坐牢了。案子就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