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伦·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了，是《亲密好友》台词排演会的戏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喔，那真是太糟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戏台词排演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玛西的台词。能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懂了，噢，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表面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喔，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眼睛回到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隆在台词排演会之后还想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不如你自己去问他。他刚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
“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喔，它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特维拉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因此减弱了海豹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无法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这个地球有得爱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又爱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后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快秃光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南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
“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兜拢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弗吉妮来·萨克利夫的女演员演玛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1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玛西。我就说我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辛德瑞拉。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1吉尼是弗吉妮娅的昵称。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
“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适合演玛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宝拉？”我说我不认识。“你可能没听说过这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鬼。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
“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期四下午两个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戏，两个人等巴士，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谁关系比较好？有男朋友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
“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见过她吗？”
“巴尔的摩？”
“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不能参加台词排演会吗？”
“喔，《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科文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想了好久，所以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
“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档案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査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东西。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她一直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近八十几街的百老汇大道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犹太圈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两大玻璃杯的全脂牛奶。
她还记得保拉。
“她还没有什么成就，”她说，“我想她知道这一点，她并没有出人头地。”
“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
“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够。”
“还需要什么？”
“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幕或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
“而保拉不？：
“嗯，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而且我不认为她会因此伤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还必须有那种欲望。你必须拼命地想要得到，我不认为她是这样的。”她想了一下，“不过，她的确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她知道。金钱？名声？名利把一大堆这种人吸引过来，特别是西岸的。他们想做些事情赚大钱，我怎么都想不透。”
“金钱和名声，那是保拉想要的吗？”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是冒险。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去年秋天开始来上我的课，上了五个月左右。她并不特别认真，有时候她会缺席。这很常见，他们必须工作或参加选角面试，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
“她什么时候退出？”
“她没有正式退出，只是没再出现。我查过了，她最近一次来上课是在二月。”
她有十来个和保拉一起上过课的学生名单和电话号码。她不记得保拉是否有男朋友，或者下课后有没有人来接过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任何同学特别要好。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了我已经谈过的吉妮·萨克利夫。
“吉妮·萨克利夫说保拉曾有过一次公车站的即兴表演。”我说。
“是吗？我常常利用这种训练法。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保拉表现得怎样了。”
“吉妮说，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笑了，可是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她说，“不骗你，每年有一千个天真的姑娘涌向纽约，每个都十足的笨拙、犹豫不决，盼望她们活泼的青春能融化这个国家的心肠。有时候我很想跑到长途车总站，叫她们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着全脂牛奶，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诉她，吉妮说保拉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受伤害。
“她们每个都容易受伤害。”她说。
我打了电话给保拉表演班的同学们，有些碰了面，有些在电话里谈。我一个个过滤凯莉·格里尔给我的名单，同时还继续去弗洛·埃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门，把谈过的住户从名单上划掉。
我去过保拉最后一个工作过的餐厅，我的客户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叫祝伊城堡，是位于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国酒馆风格餐厅。那儿的菜单上有牧羊人派之类的，还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经理跟我证实她是在春天辞职的。“她还不错，”他说，“我忘了她是为什么辞职的，不过我们处得还不错。她要是再来我还是愿意雇她。”有个女招待记得保拉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有点恍惚，似乎心不在焉”。我出入于四十几街和五十几街的一大堆餐厅。保拉去祝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两家工作过。如果我想写她的传记，那些资料可能会派得上用场，可是却不能告诉我她在七月中去了哪儿。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绿的酒吧，经理承认保拉看起来很面熟，但没在那儿工作过。那个瘦高个儿酒保问我，能不能让他看看照片，他蓄着一把活像黄鹂鸟巢的大胡子。“她没在这儿工作过，”他说，“不过她来过这里。只是这两个月没来。”
“是春天吗？”
“一定是四月以后，因为我是那时才开始在这儿工作的。我绝对见过她五六次，她每次都来得很晚。我们是两点打烊，她在接近打烊的时候进来。反正是过了午夜。”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可能，否则我会对她下手，”他笑了，“至少会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和一个男的来，不过每次是不是同一个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证。别忘了，她最后一次来过之后，我就没再见过她——那应该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次有人见过她，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吧，顶多差不了一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咸狗鸡尾酒，两个人都喝咸狗。”
“她平常都喝什么？”
“不一定。玛格丽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这些，不过这样你就有点概念了，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过那男的习惯喝威士忌，有时想换口味，他会点咸狗。这代表什么？”
“热门嫌疑犯出现了。”
“答对了，亲爱的华生。”他又笑了，“要么我是个好侦探，要么你是个好酒保，因为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凭这个，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给我一杯可乐吧。”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给我一杯可乐。他抿了一口，问起保拉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她失踪了。
“总会有这种事。”他说。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钟，对保拉的护花使者有了点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或许高一点。三十岁左右，深色头发，没有胡须或短髭，穿着很随意，是那种休闲服之类的。
“好像是在救回电脑遗失的资料，”对整个过程，他惊叹道，“真没想到我还会记得一些事情。唯一困扰我的是，我并不是主动这样作的，而是被动的。”
“难免的。”我承认。
“无论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这一带半数的男人。可是我怀疑他根本不住在这附近。”
“你只看过他和她一起出现过五六次？”
他点点头，“而且根据他们来的时间，我猜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班，也可能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只是进来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只一杯。”
“她喝得多吗？”
“喝得多的是他，她只是慢慢喝，但也没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样会喝完。不过她喝得并不凶，他也是。他们似乎是刚下班，来这儿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后一站。”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要他留着，“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会打这个电话。”
零零碎碎，一点一滴。到了我在“新开始”说我的故事时，我已经花了一个多星期在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而且所花的时间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经让她父亲的一千元花值了，虽然我无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几十个人谈过，记了一大堆笔记，而且我所印的一百张照片已经发掉一半了。
我得知了些什么？我无法说明她七月中离开套房公寓后的行踪，我也没发现她四月辞掉女招待的工作后又在哪里工作过。而且，我所拼凑出来的图像，也不像分发出去的照片那么清楚鲜明。
她是个演员，或者她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她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她也没再去上表演课。她曾和一个男人半夜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独来独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里。她这么寂寞能去哪儿？她会去公园，跟鸽子说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