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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给了我一千元支票，几张照片，还有他所有的资料——她最后一个地址、工作过的几家餐厅店名。他还给了我那两张节目介绍单，我确信他一定还有很多份。我记下他在曼西的地址，还有家里和汽车展示店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他说。
我告诉他，除非我有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说，否则我不会打电话。但只要有需要，我一定会打。
他付了我们两个人的咖啡钱，又给了女招待一元小费。到了门口，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确的一步。你很诚实很坦白，我很欣赏这一点。”
外头，一个“三张牌芒提”1的摊子旁围了一小群人，庄家要大家注意红色牌，他自己则注意提防着警察。
1三张脾芒提（three-card-monte）是一种街头牌戏，庄家把三张扑克牌—字排开，让围观者看清牌色后盖牌，将三张迅速交叉轮换，此时赌客便可押其中某个特定的牌色在哪个位置。庄家会针对赌客贪婪心理有各种作弊和引人上钩的手法，基本上是一种骗局。
“我看透那种牌戏了。”赫尔德特克说。
“那不是牌戏，那是种小骗术、小欺诈。去玩的人从来不会赢的。”
“我就是看透这一点，不过还是会有人去玩。”
“我知道，”我说，“真让人想不透。”
他走了之后，我拿了他给我的照片中的一张，到复印店印了一百张皮夹大小的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间，找出刻有我姓名电话的橡皮图章，在每张照片后头盖章。
保拉·赫尔德特克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个专门出租套房的公寓，这栋脏乎乎的红砖建筑位于五十四街，离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几户远。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刚过五点，街上挤满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厅有个门铃盘，总共有五十来个按钮，角落有个标示着“管理员”的铃。按铃之前，我先检査了其他门铃上头的标签，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员是个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张三角脸，宽宽的额头往下收成个窄小的下颚。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着一根点着的香烟。她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现在没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过几个星期再来找我。”
“有空房间的话，房租是多少钱？”
“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点的房间还要贵一点，包括电费。没有厨房，可是你可以弄个小电炉，无所谓的。每个房间都有个迷你冰箱，很小，不过可以放些牛奶之类的，免得馊掉。”
“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
“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过也不重要，因为现在根本没有空房间，而且我想短期内也不会有。”
“保拉·赫尔德特克有电炉吗？”
“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饭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以为你是警察，可是接着由于某些原因，我改变了想法。几个星期前有个警察来过，前几天又有个男人跑来，说是她父亲。长得真不错，满头刚开始泛灰的亮红色头发。保拉怎么了？”
“这正是我想査清楚的。”
“你想进去吗？我知道的都告诉过第一个警察了，后来也都告诉她父亲了。不过我想你另有些问题要问，一般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随着她走进一条长廊，楼梯口的桌子上堆着一些信封。“大家都在这儿拿信，”她说，“邮差不会把信投进五十四个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叠信就扔在这个桌子上。信不信由你，这样更保险，其他公寓的门厅会有信箱，不过常会有嗑药的来偷，找福利津贴的支票。我就住这儿，左边最后头的房间。”
她的房间很小，可是收拾得异常整齐。有一张大沙发床，一把直背木椅和一把扶手椅。还有一张有掀开式桌面的小枫木书桌，一个上了漆的抽屉柜，上头摆着电视机。地板上铺了拼花油毡布，在那上头又铺了一块椭圆形镶边地毯。
她打开书桌翻着房租账册时，我找把椅子坐了下来。她说：“找到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的时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这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间不错，就在二楼，而且比较大。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没见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还没交房租的话，我就会去找他们。我不会因为迟交两天房租就赶人，可是我会去找他们要钱，因为我遇到过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们就永远都不付。
“我敲了她的房门，没人应，后来我下楼前又去敲了一次，她还是不在。第二天早上，应该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门，还没人应，我就用我的备用钥匙进去。”她皱起眉头，“我为什么这么做？她早上通常会在家，不过也不一定，要是房租晚了三天没付，她就不会在。噢，我想起来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儿好几天都没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几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着没付——反正，我就开门进去了。”
“你发现了什么？”
“不是我害怕发现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很不希望用这种方式进门。你是警察，我就不必多说了，是吧？那些人单独住在连家具出租的套房，你会很怕打开他们的门发现那种事情。感谢上帝，这次没有，她的房间是空的。”
“完全空的吗？”
“不，你想想看。她留下了寝具，房客得自备寝具。以前我会提供的，但后来我改变做法，呃，应该是在十五年前的事情吧。她的床单、毯子、枕头都还在床上。但柜子里没衣服，抽屉也是空的，冰箱里也没有食物。毫无疑问她搬出去了，走掉了。”
“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留下寝具。”
“或许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寝具；或许她要离开纽约，没办法带走太多东西；也或许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离开旅社房间的时候，不会把床单和毯子带着，除非是想偷走，住在这儿就有点像是在住旅社。以前也有房客搬家的时候没把寝具带走。天主在上，有些人留下的还不只是寝具。”
她还打算继续讲，但我转移话题问道：“你刚刚说她以前是女招待？”
“是啊，她就靠端盘子维生。她是个演员，或者该说想要成为演员。我们这儿的房客很多都想进演艺圈，都是些年轻人。还有几个老房客住了好多年了，靠养老金和政府补助过日子。我还碰过一个女的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块三毛，你能相信吗？而且她住的是这栋房子里最好的房间之一。还有，我得爬五层楼去跟她收房租，有时候还收不到。”
“你知道保拉离开前在哪儿工作吗？”
“我连她有没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诉过我，我也不记得了，而且我怀疑她根本没跟我说过。我跟房客不熟，你知道。我只不过是白天待在这儿罢了。他们来来去去的。老房客会住到蒙主宠召，不过年轻人一直搬进搬出、搬进搬出。他们可能受挫后搬回家，或者存了点钱换个普通公寓，或者结了婚搬走了，诸如此类的。”
“保拉在这儿住了多久？”
“三年，快满三年了。她刚好是在三年前的这个礼拜搬进来的，我知道是因为她父亲来这儿的时候我查过。当然她两个月之前搬走了，所以不算满三年。即使如此，她也算是房客里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几个住得比她久，不过并不多。”
“谈些她的事情吧。”
“谈什么？”
“不知道。她有些什么朋友？她平常做些什么？你很机警，一定会注意到一些事情。”
“没错，我很机警，不过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懂我的意思吧？”
“应该懂。”
“我有五十四个房间出租，有些房间比较大，由两个姑娘合租。我一度曾有六十六个房客。我只计较他们安不安静、行为好不好、交房租准不准时。我不计较他们靠什么赚钱。”
“保拉成了妓女吗？”
“我没有理由这样想，不过我也不敢在圣经前面发誓说她不是。我打赌我的房客里至少有五个是用这种方式赚钱，可能还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几个。要是哪个女孩起床出门去工作，我不会知道她们是去餐厅里端盘子，还是去按摩院做别的事、或者随便大家怎么称呼的那种事情。我们这儿的房客不准带客人来，这是归我管的；他们在外头做些什么，那就归他们自己管了。”
“你没看过她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她从没带任何人回家过，这里规定不准的。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尔会偷偷带人进来，不过我管得够紧，所以不会有人试图天天带人来。就算保拉跟这栋公寓里的女孩或任何年轻男孩很要好，那我也不会知道。”
“她没给你任何转信地址吗？”
“没有，自从她最后一次来交房租后，我就没再跟她说过话。”
“那她的信你怎么处理？”
“退回给邮差。上头写个‘已退居，无转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电话单，还有每个人都会收到的那些垃圾邮件。”
“你跟她相处得还好吗？”
“我想是吧。她很安静，讲话很有礼貌，不会惹麻烦。她按时付房租，只有几次超过了三天。”她翻翻账本。“有回她一次付了两星期的房租，还有一次她几乎一整个月都没交房租，接下来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欠的房租还清为止。如果跟房客处得比较熟，知道他们这方面信用还不错，我就会让他们用这种方式分期还清。不过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就是了。有时候你得帮帮别人，因为每个人偶尔总会有手头紧的时候。”
“为什么你认为她会不跟你讲一声就搬走？”
“我不知道。”她说。
“没有任何想法吗？”
“你知道，有些人会这样。就这样消失了，半夜里提着行李箱偷偷跑掉。不过这么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还没拖这么久。事实上，她可能已经付清了房租，因为我不确定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她最多也不过晚了两天，但据我所知，她的房租星期一到期，她是隔天走掉的，因为我记得在她最后一次付房租之后，和我用备用钥匙进她房间之前，中间我有十天没看到她了。”
“她什么都没说就走掉，看起来好像有点怪。”
“唔，或许她走的时候时间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时间并不晚，但我不在。你知道，我有机会就会出去看电影。非假日时间的下午，我最喜欢去看电影了，那时候电影院几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银幕。我曾考虑弄个录像机，那我随时都可以看我喜欢的电影，而且也不贵，两三百块就可以租到一台录像机。可是那不一样，在自己的房间看自己的电视，荧屏又小小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好像在自家祈祷和在教堂祈祷一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