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埃莱娜和我曾在布莱顿海滩过了一个很有田园风情的下午。我们乘q线地铁到终点站，沿着布莱顿海滩大道散步，逛特产市场、看商店橱窗，然后到大街旁的小巷子里去探险，欣赏那儿简朴的木制房子和迂回复杂的后街、小巷和小胡同。大部分的居民是俄国犹太人，很多都是新移民，使整个区域弥漫一种异国情调，同时又有说不出的纽约特质。我们在一家格鲁吉亚人的餐厅吃饭，沿着海滨的木板路一直走到科尼岛，看那些比我们勇敢的人在海里戏水。然后在水族馆里待了一个钟头，才打道回府。
如果那天在街上我们曾经和尤里·兰多擦肩而过，我想我们是不会多看他一眼的。他看上去就像在家时一样，想必多年前在基辅或敖德萨时，他看起来就是这样。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厚胸膛，那张脸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颂扬劳动阶级壁画里的典范；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面庞棱角分明，加上一个突出的下巴。棕色的头发长而柔软，经常得往后扬头把脸上的头发甩开。
他快五十岁了，移民美国十年，来的时候带着太太和四岁的女儿卢德米拉。以前在苏联他便做过一些黑市交易，到布鲁克林之后很快接触各种边缘企业，不久便开始交易毒品。他做得很不错，不过干这行没有不赚不赔的人，要么送了命或进了监狱，要么就做得不错。
四年前他太太的卵巢癌已经转移，靠着化疗多活了两年半。本来她希望看到女儿初中毕业，可惜却在秋天过世了。卢德米拉（现在她自称露西卡）在春天毕了业，现在是一所位于布鲁克林高地、名叫奇切斯特学院的私人女子高级中学的新生。那所学校学费很贵，要求也很严格，毕业生进入常长春藤联盟大学的比率极高，当然也包括像是布林莫尔或史密斯这类的着名女子大学。
当凯南开始打电话警告同行小心绑架的时候，他差点就决定不打给尤里·兰多。他们并不熟，几乎没有往来过，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凯南以为尤里不必担心，因为他太太已经死了。他没有想到他还有个女儿：不过他还是打了电话，尤里听了更觉得自己打从一开始送露西卡上学的方式就是明智之举。他不让她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安排了车辆接送服务，每天早上七点半来家里，然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再到奇切斯特校门口去接她。如果她想去朋友家，车子会送她去那儿，等她想回家时，她再打电话叫车子去接。如果她想到家的附近逛逛，通常一定会带着狗。那是一条非洲猎狗，性情其实非常温和，但看起来却凶猛、吓人。
那天中午刚过，奇切斯特学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位说话颇有教养的男士解释说他是兰多先生的助理，要求学校早半个钟头让露西卡离开，因为家里有急事。“我已经打电话跟车辆服务公司讲好了，”他向接电话的女士保证，“他们的车子两点十五分的时候会在校门口等，不过可能不是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司机和车子。”还有，他补充说，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不要打电话去兰多先生的家，可以直接找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后他给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她并没有打到那个号码，因为这件事并不难办。她叫露西卡（学校里没有人知道她叫卢德米拉）来办公室，告诉她今天她得早点离开学校。两点十分，那位女士往窗外看，一辆墨绿色货车停在位于庞艾普街上的学校大门正前方。那辆车跟平常接送那位女孩的新型通用轿车很不一样，不过显然是来接她的。车辆服务公司的名称及地址清清楚楚漆在车身两侧，査维里姆租车服务，地址在海洋大道上。绕到货车另一边替露西卡开车门的司机，身穿蓝色便装外套，正是该公司的制服，而且他还戴了一顶规定的鸭舌帽。
露西卡毫不迟疑地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绕到另一边，上了驾驶座，开到柳树街的街角，这时办公室内的女士便转开视线了。
到了两点四十五分，大家都放学了。几分钟之后，平常的那位驾驶员开着那辆当天早晨送露西卡去上学的奥兹莫比轿车来了。他很耐心地在路边等候，因为他知道露西卡通常会迟十五分钟才出校门。他很可能会等那么久都不说一句话，但露西卡的一位同班同学认出他来，告诉他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她早就离开了，”她说，“半个钟头前就有人来接她走了。”
“得了吧。”他说，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
“是真的！她爸爸打电话到办公室去，你们公司派了另一辆车来接她。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问塞佛伦斯小姐。”
那位司机没有进去问塞佛伦斯小姐；如果他那么做了，塞佛伦斯小姐肯定会打电话到兰多公馆，甚至还可能会打电话报警。但司机只使用车上无线电话打给海洋大道公司里的配车员，问她在搞什么名堂。“如果她早需要用车，”他说，“你还是可以叫我来啊。就算你联络不到我，也该通知我一声，让我别白跑一趟。”
配车员当然不知道司机在讲什么。等到她大概抓出个头绪，她想到一定只有一种可能，兰多不知为什么原因，打电话到另一家公司叫了车。本来她可以不管的，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线路都在忙，或许兰多有急事，或许他自己去接女儿了，忘了取消订车。不过显然她觉得事有蹊跷，她査了尤里的号码，打了个电话给他。
起先尤里觉得她在大惊小怪。显然查维里姆公司有人出了差错，派出两辆车去接同一个人，让第二位司机白跑一趟。为这种事打电话来找他干什么？但他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对，他仔仔细细问了配车员经过情形，说他很抱歉，造成他们的不便，然后把电话挂上。
他接着打电话给学校，等他和塞佛伦斯小姐通完电话，知道他自己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电话过去的事之后，心里已经明白了。某人已成功从学校里拐走了他的女儿，骗她上了一辆货车。她被绑架了！
这时塞佛伦斯小姐也想通了，但兰多说服她别打电话报警，说这件事最好私下处理。他边说边编故事：“她母亲那边的亲戚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教徒，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狂热分子。他们一直不赞成我的做法，想让她别再上奇切斯特，而送她去公园区一所神经兮兮的犹太学校里念书。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她明天一定会回学校上学的。”
他挂上电话便开始发抖。
他们绑走了他的女儿。他们要什么？他什么都愿意给，那些狗娘养的家伙，他愿意把所有家当都给他们。到底是谁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到底要什么？
不是几个星期以前才有人提到绑架的事吗？
他想起来了，马上打电话给凯南。凯南又打电话给我。
尤里·兰多的家在那幢十二层楼砖造建筑的布莱沃特华庭的顶楼。我们一进贴了瓷砖的公寓大厅，两名穿着斜呢西装外套、戴硬鸭舌帽的彪悍俄国青年便上前夹住我们。彼得没有理睬穿制服的门童，只对那两个人说他姓库利，兰多先生在等我们。其中一个人便陪同我们乘电梯上去。
我们抵达的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半，尤里刚接到绑架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还非常激动。“一百万，”他叫道，“我去哪儿弄一百万？是谁干的，凯南？是不是黑人？是不是那些牙买加来的疯子？”
“是白人。”凯南说。
“我的小露奇卡，”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一看到我们就崩溃了。“你是哥哥，”他对彼得说，“你是？”
“马修·斯卡德。”
“你是替凯南做事的。很好。谢谢你们两位赶过来。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就这样通行无阻吗？我派了两个人在大厅里守着，他们应该——”然后他看到陪我们上来的那个人。“原来你在这里，丹尼，好孩子。你回大厅去守着。”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才派保镖。马已经被偷走了，我才把谷仓锁起来。有屁用？他们还能偷走什么？上帝偷走了我太太，那个卑鄙的家伙，现在这些狗娘养的又偷走我的小露迪，我的露奇卡。”他转向凯南，“就算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就派保镖在楼下看着，又有什么用？他们从学校里绑走了她，当着大家的面把她偷走了。早知道跟你一样就好了，你送她出国了，对不对？”
凯南和我对看一眼。
“怎么了？你跟我讲你把你太太送出国去了。”
凯南说：“那是我们编的故事，尤里。”
“编故事？你为什么要编故事？发生了什么事？”
“她被绑架了。”
“你太太？”
“对。”
“他们要多少？”
“他们开价一百万。我跟他们谈，结果砍了价。”
“多少？”
“四十万。”
“结果你付了钱？你太太回来了？”
“我付了钱。”
“凯南，”他抓住他两个肩膀说，“求求你，告诉我，你太太回来了，对不对？”
“她死了。”凯南说。
“哦，不！”尤里整个人往后一转，仿佛遭到重击，他突然举起一只手臂，用手蒙住自己的脸。“不，”他说，“别告诉我这个。”
“兰多先生——”
他不理我，又抓住凯南的手臂。“可是你付钱了，”他说，“你没有少给？你没有想骗他们？”
“我付钱了，尤里。他们还是杀了她。”
他的肩膀往下垮。“为什么？”他质问道，不是在问我们，而是问那个偷走他太太的卑鄙的上帝，“为什么？”
我上前去说：“兰多先生，这帮人非常危险，邪恶，又难以预料。除了库利太太之外，他们至少还杀了两个女人。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毫无放你女儿活着回来的意思，很可能她已经死了。”
“不！”
“如果她还活着，我们尚有一线机会。但你必须当机立断，决定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什么意思？”
“你可以报警。”
“他们说绝对不可以找警察。”
“他们当然会这么说。”
“我最不希望的事，就是让警察来这里打探我的生活。我若筹到赎金，他们一定立刻要査钱是哪里来的。但只要能救回我的女儿……你认为呢？如果报警，希望是不是会比较大？”
“或许抓住绑走你女儿的人的希望会比较大。”
“去他妈的，那救回我女儿呢？”
她已经死了，我心里想；但又告诉自己我并不能确定，而且大可不必讲给他听。我说：“我认为现在让警方介入，并不能提高救回你女儿的概率，而且还可能造成反效果。倘若警方介入，让绑架者知道了，他们一定会撒手逃逸，而且绝不会让女孩活下来。”
“那就去他妈的警察。我们自己来，现在怎么做？”
“现在我必须打一个电话。”
“你快去打。等等，这部电话不能占线。他们刚才打来，我有一百万个问题想问他，他却挂我电话。‘别用电话，我们会再打给你。’去用我女儿的电话，就在那扇门后面。这些小孩子，整天打电话，你想打回家永远都打不通。以前我装了另一种服务，插拨服务，把每个人都快逼疯了。在你耳朵旁边喀喀喀响个不停，叫这个等一下，你得接另一个电话。可怕。后来我不要了，干脆帮她装一部新的，她爱打多久就让她打多久。上帝，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只要把她还给我！”
我打了tj的寻呼机号码，然后按下兰多女儿那部史努比形状的电话的号码。从房间装饰看来，史努比和麦克尔·杰克逊这两个形象，似乎在她的个人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踱着方步，等我的电话，在白色珐琅梳妆台上看到一张全家福照片。尤里和一位黑发女人，以及一个小卷卷头发直泻肩头的黑发女孩。那张照片里的露西卡大约十岁。另一张是她的独照，长大了不少，应该是去年六月时的毕业照。这张照片里她的头发短了些，表情很严肃，也颇为早熟。
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他说：“哟！谁找tj？”
“是我，马修。”我说。
“嘿，大哥！怎么样？”
“正经事，”我说，“紧急情况，我需要你帮忙。”
“没问题。”
“你能不能找到港家兄弟？”
“你是说现在？他们有时候很难找。吉米·洪有寻呼机，但不一定随时带在身上。”
“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他，然后把这个号码给他。”
“好。就这样？”
“还有，”我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去过的那家洗衣店？”
“当然记得。”
“你知道怎么去吗？”
“乘r线到五十五街，离第五大道一个街区，离洗衣店四五个街区。”
“我没想到你那么用心。”
“妈的，”他说，“大哥，我一直都很用心的。我是个用心的人。”
“不只有办法而已？”
“用心，又有办法。”
“你能不能现在立刻去？
“现在？还是先打电话给港家兄弟？”
“先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去。你就在地铁车站附近吗？”
“大哥，我永远都在地铁车站附近。我现在用的是港家兄弟解码后的电话，在四十三街和第八大道交口。”
“一到那里，马上打电话给我。”
“好，出大事了？”
“非常严重！”我说。
我把房门敞开回到客厅，免得待会儿电话铃响听不见。彼得·库利站在窗前眺望大海。一路上我们没说什么话，但他主动告诉我自从上次我们碰面的聚会之后，他没有喝酒，也没用药。“所以我清醒了五天。”他说。“那太好了。”
“这已经变成行话了，对不对？不论是一天还是二十年，你跟人家讲你戒的时间，每个人都会说那太好了。‘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清醒的。’我他妈的要是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才怪！”
我走到凯南和尤里旁边跟他们讲话。卧室的电话没响，可是差不多一刻钟后，客厅那部响了，尤里过去接。他说：“对，我是兰多。”然后别具深意地看我一眼，再往后一甩，把落到眼睛上的头发甩开。“我要跟我女儿通话，”他说，“你必须让我跟我女儿通话。”
我走过去，他把电话递给我。我说：“我希望那女孩还活着。”
一阵静默，然后对方说：“操！你他妈的是谁？”
“我是你拿女孩换钱的最大希望。不过你最好别伤害她，不要耍花招，也不要找借口拖延。因为只有她活着，才会有交易。”
“操！”他说。沉默了一阵子，我本来以为他还想再说些什么，可是他挂断了。
我把对话内容报告给尤里和凯南听。尤里很烦躁，深怕我态度过于强硬，会坏了事。凯南告诉他我知道分寸；我自己倒没这么有把握，但还是很感谢他支持我。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让她活着，”我说，“他们必须知道这一回不可能只听他们的，如果不亮出人质还活着的证据，就别想看到赎金，做成交易。”
“可是如果你把他们惹火了——”
“他们本来就是疯子。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杀她的理由，但他们不需要理由，他们一开始就打算杀她，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她活下去的理由。”
凯南支持我的观点。“我什么事都听他们的，”他说，“唯命是从。结果她——”他迟疑了，我在心里帮他把话说完，“还是被切成一块块送回来。”但他并没有告诉尤里那一部分，直到现在他还是没讲。“——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需要现金，”我说，“你有多少？能筹多少？”
“老天，我不知道，”他说，“我的现钞很少。那个杂种会要可卡因吗？我有十五公斤，距离这里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他看看凯南：“你要不要买？随便你出多少。”
凯南摇摇头。“我会把我保险箱里的钱都借你，尤里。我现在也紧得很，正在等一笔大麻交易。我已经预付了一笔定金，八成是付错了。”
“什么样的大麻？”
“从土耳其来的，经过塞浦路斯。鸦片、大麻，有什么分别呢？反正不会见到货的。我保险箱里大概有十万吧，时间定了我就跑回家去拿来，你尽管拿去。”
“你知道我会还的。”
“别担心。”
兰多猛眨眼睛，把眼泪挤回去。等他开口想说话时，声音有些哽咽，讲得有点困难。他说：“你们听听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一个他妈的阿拉伯人，居然要给我十万块。”他张开双臂抱住凯南，开始啜泣。
这时露西卡房里的电话响了，我走过去接。
是tj，从布鲁克林打来。“在洗衣店了，”他说，“要我干吗？等个白人恶棍进来用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