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案子办到一半，结案了，交给警方。”
我开始重新解释一遍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决定。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警方比我能展开更多的调査途径，而且也比我更有效率，我设法把我知道的情报都提供给他们，同时也让我的雇主及他死去的妻子能够继续隐姓埋名。”
“不是，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办呢？那不是他们的职责吗？我只是没料到而已。我本来想象我们会查出他们在哪里，最后以一场飞车追逐或枪战收场，或许我在电视机前面坐得太久了吧。”
他看起来倒像是坐飞机坐得太久，在室内坐得太久，在后面的房间及厨房里坐得太久、喝了太多咖啡。他没刮胡子，头发凌乱，需要剪了。和我上次看到的他比起来，他变瘦了，肌肉也松了；英俊的脸显得阴沉，黑色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他穿了一条浅色便裤，铜黄色的丝质衬衫，懒人皮鞋，没穿袜子。若是平常的他做这身打扮，会给人沉静优雅之感，今天的他却看起来衣衫不整、面有菜色。
“假设警察逮住他们了，”他说，“然后呢？”
“这要看他们能以什么罪名控告他们。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搜集到很多能把不同谋杀罪连在一起的具体证据。如果搜集不到这样的证据，或许其中一个罪犯会作证控告另一名罪犯，以换取比较轻的刑罚。”
“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狗咬狗。”
“没错。”
“为什么让其中一个减刑？那个女孩不是证人吗？”
“她只是其中一项罪行的受害者，那项罪比谋杀罪轻。强奸与强迫鸡奸都是b级重罪，可能判到六到二十五年不等。如果你可以判他们个二级谋杀罪，那就是无期徒刑。”
“那切掉她乳房那件事呢？”
“那只能构成一级攻击罪，比强奸和鸡奸罪还轻。我想那样最多判十五年。”
“我觉得没道理，”他说，“我认为他们对她做的事比杀了她还糟。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或许是他控制不住，或许他有他的理由，可是为了好玩这样去伤害别人——什么样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
“病态或邪恶的人，随你怎么说。”
“你知道什么事令我发狂吗？就是想象他们对弗朗辛做了什么事。”他没坐下，而是踱着方步，他走到房间另一头，往窗外看。然后背对着我说：“我试着不要去想。我试着告诉自己他们立刻就杀了她，她反抗，他们为了让她住口想打昏她，结果用力过猛，她就死了。就这样，死了！”他转过身来，两肩垮下来。“妈的，有什么分别呢？不管他们怎么整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她已经解脱了，走了，变成尘土了。没有变成尘土的部分也归上帝了，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或者她已经找到了平静，或转世了，变成一只鸟，或一朵花。或者就是不存在了。我不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嗯。”
“你常听他们瞎扯什么接近死亡的经验，穿过一个隧道，去和基督或者和你最喜欢的叔叔相聚，看到自己的一辈子一闪而过。或许真的就是那样吧，我不知道。或许只有接近死亡的经历才是那样，等到真死了就不一样了，谁知道呢？”
“我可不知道。”
“对，可是谁他妈的真在乎呢？我们在乎的是现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强奸罪他们最多能判几年？你刚才说二十五年？”
“根据法律是这样的。”
“还有你说的鸡奸，在法律上那指的是什么，肛交？”
“肛交或口交。”
他皱起眉头。“我不能再谈下去了。我们说的每件事，都让我立刻联想到弗朗辛，我谈不下去，我会疯的。你去操一个女人的屁股，可以判二十五年，可是切掉她一个乳房，却最多只会判十五年。你说这中间是不是有问题。”
“要改变法律很难。”
“不，我只是想把罪过推给我们的系统罢了。不过二十五年还是不够的。无期徒刑也不够。他们是禽兽，操！他们该死！”
“法律没办法这么做。”
“对，”他说，“没错。法律只能负责找到他们，然后呢，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他们可能进监狱，要杀掉牢里的人并不难。牢里很多家伙都愿意替你办事。他们也可能在上法院途中逃掉了，或缴了保释金等待审判，被放出来，也很容易杀掉他们。”他摇摇头，“你听听我在讲什么？好像我是教父，往后一靠，命令别人去暗杀似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或许到时候我就没现在这么激动了，到那个时候或许我也会觉得二十五年也可以了。谁知道？”
我说：“也可能我们会走好运，在警方发现他们之前捷足先登。”
“怎么找？去日落公园乱走，连我们要找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利用警方发掘出来的线索。他们一定会把所有资料送去联邦调査局，调出连环杀人犯的记录。或许我们那位证人会想起她一直遗忘的部分，我就可以拿到一张图片，或至少知道一些外形特征。”
“所以说你想继续办这件案子。”
“当然。”
他思索了半晌，点了点头。“再告诉我一次我欠你多少钱。”
“我给那个女孩一千块，律师不会收她半毛钱。那几位弄到电话公司记录的电脑技术师一共拿了一千五百块，我们住的旅馆是一百六十块，加上我没拿回来的那五十块电话费押金。就算两千七百块的整数吧。”
“嗯。”
“我还有别的开销，不过我觉得那些应该由我自己出。这些是特别的开支，而且情况紧急，我不想耽搁，所以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擅自做了主。如果你觉得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我愿意跟你讨论。”
“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觉得你好像很烦躁。”
他重重叹了口气。“你感觉到了？我飞回来那一天我们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我记得你说你问过我哥哥。”
“没错，他身上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去筹了。怎样？”
“是他没有，还是他要你等我同意？”
“他没有。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他很确定你一定会出那笔钱，可是他身上没有现金。”
“你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怎么了？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没说你可以拿我的钱？一句话都没说？”
“没有。事实上——”
“怎样？事实上怎样？”
“他说你家里一定有钱，可是他不可能拿得到。他还很讥讽地说没有人会把家里保险箱的号码告诉一条毒虫，即使是兄弟。”
“他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指你，”我说，“我觉得他是在说没有一个正常人会把那种秘密告诉一个吸毒的人，因为那种人是不可信任的。”
“所以他指的是一般人。”
“我是那么觉得。”
“他很可能是冲着我来的，”他说，“而且他说得对。我绝对不会把那么大一笔钱交给他管。我的大哥，虽然我会把自己的命交给他，但是一笔六位数字的现金？不，我不会那么做的。”
我什么话都没说。
他说：“前几天我和彼得通了电话，本来他说要来这里，可是他一直没有出现。”
“哦。”
“还有别的。我离开那天是他送我去机场的，我给了他五千块，怕有紧急状况发生。所以当你向他要那两千七百块——”
“没这么多。我是星期六下午跟他通话的，那时我还不需要付一千块给姓卡西迪的女孩。我记不得我跟他提的数目是多少，最多一千五或两千吧。”
他摇摇头：“你能解释吗？我可没法解释。你星期六打电话给他，他说我星期一才会回来，不过没关系，你去做，把钱付了，回来的时候我会补你。他是不是这样说的？”
“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如果他是觉得我可能会反对，所以不愿意付钱，那我可以理解。他也不必拒绝你，好像故意在刁难，大可以说他没有。可是基本上他又替我答应了那笔开支，自己却守着钱不放。我说得对不对？”
“对。”
“你是不是让他觉得你身上现钞很多？”
“没有。”
“如果他是因为觉得你可以先垫，那我可以理解。可是……马修，我实在不想说，可是我觉得很不妙。”
“我也觉得。”
“我觉得他在嗑药。”
“听起来像是。”
“他一直跟我保持距离，说要来，又不来。我打电话去，他不在家。听起来像什么？”
“我已经整整一周半没在任何聚会上看到他了。虽然我们不是每次都参加同样的聚会，可是——”
“可是你经常会碰到他。”
“对。”
“我给他五千块应付紧急状况，状况真的来了，他却说他没钱。他把那笔钱拿去干什么了？还是他在说谎，他想把它存下来做什么？两个问题，答案是同一个。我看就是吸毒，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解释。”
“我很愿意听。”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站在那儿专心听话筒里的铃响声，等铃响了约十声才放弃。”没人接，但这并不代表什么。以前他抱着酒瓶躲起来的时候，可以几天都不接电话。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电话筒拿起来算了。他说这样我就知道他在家了。他实在讨厌，我那个大哥。”
“那是一种病。”
“你是说那种习惯。”
“通常我们都说那是一种病。我想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
“他戒毒了，你知道。他本来瘾很大，后来戒了，然后又开始酗酒。”
“他告诉过我。”
“他戒酒戒了多久？一年多？”
“一年半。”
“你以为他可以戒这么久，一定可以戒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