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我睡得很晚，醒来时埃莱娜已经出门了。留在厨房桌上的字条上说我爱待多久都没问题。我自己弄了早餐吃，看了一会儿cnn，然后出门散了一个钟头的步，正好赶上中午在花旗银行总公司大楼举行的聚会。聚会完了我去第三大道上看了一场电影，再步行到弗里克博物馆看了一会儿画展，然后乘公共汽车沿着列克星顿大道往下城走，去距中央车站一条街的地方参加五点半的聚会，看着下班赶车的人潮勇敢地在大公司包车中间穿梭。
那个聚会的主题是讲“第十一阶段”——如何借着祈祷与冥想探究上帝的旨意——大部分讨论内容都惊人地形而上。聚会结束后，我决定招待自己乘一次出租车。结果连着两辆车都从我身边疾驶而去，等到第三辆终于停下时，一位穿着定做套装、系一条飘逸的蝴蝶结领巾的女人用胳膊肘把我往旁边一顶，抢先我一步钻进车里。我既没有祈祷，也不用冥想，却不难探究上帝对此事的旨意：他要我乘地铁回家！
口信纸条叫我回电话给约翰·凯利，德鲁·卡普兰，还有凯南·库利。我突然想到这三个人的姓氏缩写都是k，真巧，要是港家兄弟再打给我，那就更妙了。第四个口信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了个号码。怪的是，我回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它。
我拨了那个号码，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电话铃响声，而是一个讯号。我想电话大概被切断了，于是挂上再重拨一遍，当那个讯号声再一次出现时，我按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挂断。五分钟不到，我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听筒，tj说：“嘿，马修，大哥，怎么样？”
“你装了寻呼机？”
“吓你一跳，对不对？大哥，一次拿到五百块，你想我会去干吗，去买储蓄债券？他们现在大特价，买一个寻呼机，外加头三个月的服务费，才一百九十九。你要不要一个，我可以陪你去店里，叫他们好好招待你。”
“我看我再等一阵子吧。三个月以后呢？他们会把寻呼机收回去？”
“不，是我的了，大哥。不过我得付很多钱保持通信。不付钱，机器还是我的，只不过你打来的时候，什么反应都没有。”
“那有它也没啥意思嘛。”
“可是街上很多黑鬼都有寻呼机。随时带在身上，可是从来没听到它们响，因为他们没有缴月费。”
“月费多少钱？”
“他们跟我讲过，忘了。不要紧。我是这样想的，等三个月到了，你一定会帮我缴月费，因为你要我随传随到！”
“我为什么要你随传随到？”
“因为我是不可或缺的，大哥！我是你行动小组里的重要资产。”
“因为你很有办法。”
“你看，你这不是懂了吗？”
我打电话给德鲁，但是他不在办公室里，我不想打到他家里吵他。我没有打给凯南·库利或约翰·凯利，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等。我到街角上买了一块比萨和一杯可乐，到圣保罗教堂参加那天的第三次聚会。我记不得上一次一天参加三场聚会是什么时候的事，不过肯定有好一阵了。
并不是因为我有想喝酒的感觉，想喝酒的念头从未真正远离过我的脑海。也不是因为我觉得问题很多很烦，决定不下。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我的感觉是一种精疲力竭的疲乏感。在弗龙特纳克旅馆熬了一整夜，现在结果终于出现，不过它的效果又因为两顿饱餐和九个小时未被打断的睡眠打了折扣；但我整个人仍深陷在那件案子里。我全力以赴了一段时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当然，它并没有结束。凶手尚未被指认出来，更不要说逮捕。我所做的，是自认为无懈可击的侦探工作，而且也已有了重要斩获，但事件本身离结案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无论疲惫与否，我都还有承诺要履行，而且路还很漫长。
因此我去参加另一场聚会，去一个安全的、可供憩息的地方。休息时间我和吉姆·费伯聊了一会儿天，聚会结束后和他一起步出会场。他没有时间喝咖啡，我陪他几乎走回到他的公寓门前，结果我们俩站在街角又谈了几分钟，之后我才回家。但我还是没有打电话给凯南·库利，不过我打给了他哥哥。我在和吉姆谈话间提起他，两人都不记得上个星期曾在任何聚会中看过他，于是我拨了彼得的号码，但电话无人接听。我打给埃莱娜，聊了几分钟。她提到帕姆·卡西迪来电说她不会再打电话来了，因为德鲁告诉她这段时间最好别跟我或埃莱娜联络，她想通知埃莱娜一声，好叫她放心。
第二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德鲁，他说一切进展顺利，凯利虽然难缠，却不会蛮不讲理。“如果你想许愿的话，”他建议，“那就快祈祷那家伙钞票多多。”
“凯利？在刑事组钞票多不了的。收不到贿赂金。”
“不是凯利，老天。是雷！”
“谁？”
“那名凶手，”他说，“用钢丝的那个家伙啊，老天！难道你自己的雇主讲话你都不用心听吗？”
她并不是我的雇主，不过他并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希望雷钞票多多。
“这样我们才能叫他理赔。”
“我比较希望看到他这辈子都被关在牢里。”
“对，我也这么希望，”他说，“可是我们都明白刑事法庭是怎么回事。不过，有一点我他妈的可以保证，只要他们敢让那个狗娘养的无罪开释，我就可以送他上民事法庭，叫他把每一分钱都吐出来。不过他得有钱，这样做才有用。”
“很难讲。”我说。我知道住在日落公园区的百万富翁寥寥无几，但我并不想跟卡普兰提起日落公园，况且我并不能断定那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如果我们对付的其实有三个的话）全都住在日落公园区里。但谁知道呢，很可能雷在皮埃尔旅馆租了间套房也不一定。
“我真的很想找个人来告，”他说，“那两个禽兽可能用的是公务货车。要是能找到一个有资产的被告，就能替她弄到一笔像样的理赔金，经过那种事，她应该得到。”
“而且这么一来你的‘公益’行为也会符合‘成本效率’，对不对？”
“那又怎样？有错吗？老实说，这件案子里我真的不是最关心自己的利益。”
“知道了。”
“她真的是个好女孩，”他说，“坚强，有韧性，但又有一种纯真的本性，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了解。”
“那些禽兽可真是整死她了。她有没有给你看他们对她做的事？”
“她跟我讲了。”
“她也跟我讲了，而且还给我看了。你以为事前知道可以让你心理有个准备是不是？告诉你，视觉震撼还是吓死人。”
“真的，”我说，“她有没有把剩下的也一起给你看，好让你彻底了解她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你的思想实在很脏，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说，“大家都这么说。”
我打电话去约翰·凯利的办公室，别人告诉我他去法庭了。我报上名字，接电话的警察说：“哦，他正想找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传呼他。”过了一会儿凯利便打来了，我们约在郡法院外面街角一个叫“诉讼案件记录”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似乎是曼哈顿下城典型的酒吧餐厅，顾客群从警察到律师不等，装潢总是用很多黄铜、皮革和暗色木头。
凯利和我从未谋面，这一点在约的时候两人都忘了，但其实半点都不难认，他长得就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我一辈子都在听这句话。”他说。
他从吧台上拿起啤酒，我们到后面拣了张桌子坐下。我们这桌的女服务员有个朝天鼻和极具感染力的幽默感，而且认得我的同伴。他问她今天的辣香肠如何，她说：“对你来说太瘦了，凯利。点个烤牛肉吧。”我们点了烤牛肉裸麦面包三明治，牛肉切得很薄，堆得老高，配菜是酥脆的炸薯条和一小碟山葵根酱，辣得你直掉眼泪。
“这地方好。”我说。
“没话讲。我都在这里吃。”
吃三明治的时候他又点了一瓶摩森啤酒，我点了一杯奶油苏打水，女服务员一听便摇摇头，于是我改点了可乐。我意识到凯利虽然没讲话，却注意到了。等女服务员把我们的饮料端来时，他还是说了：“你以前喝酒？”
“你父亲提过吧？我认识他的时候喝得还不算凶。”
“不是他告诉我的。我打几个电话，到处问了一下。我听说你喝了出麻烦，后来就戒了。”
“可以这么说。”
“我听说是去戒酒协会。那个组织很好，听到的都是好话。”
“它有它的优点，不过如果你想喝杯好酒的话，最好别去。”他隔了一秒钟才明白我是在说笑话。他笑了，然后说，“你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那位神秘男友。”
“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
“你不打算告诉我任何有关他的事？”
“对。”
“没关系，我不会在那件事上跟你过不去。你能劝她来，这一点我佩服你。证人跟她的律师手牵手一起来，我不是很喜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承认她这么做很聪明，而且卡普兰也不算太痞。若是上了法庭，他包准把你当猴儿耍，不过管他的呢，那是他的工作，他们全是一个样儿。你能怎么办，把全世界的律师都吊死？”
“有人会觉得其实这个主意不错。”
“这个房间里有一半的人都这么觉得，”他说，“另外一半就是律师自己。管他呢！卡普兰和我同意对媒体严格保密，他说你也会同意。”
“当然。”
“如果我们能把那两个变态狂的长相画出来就好了，可惜我安排她和一位画家聊了半天，唯一的成果就是他们两个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张嘴。对耳朵她就不太肯定了，觉得他们都各有两片，可是又不能保证。现在我们手上有的，就是这三桩案子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已经正式把它们当做连环谋杀案件来处理，不过你说让它上《每日新闻》有什么好处？除了把老百姓吓得屁滚尿流之外，还能得到什么？”
中餐吃完，我们并没有久待。他两点得回法院去给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作证，这类公务令他的案牍永远堆积如山。“他们彼此杀来杀去，你实在很难去在意，”他说，“或是让你想拼了老命去破案逮凶手。我他妈的真希望他们赶快让这玩意儿合法化，而且我对耶稣发誓以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种话。”
“我从来没想到会听一个警察讲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