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说，”雷·加林德斯说：“这太简单了。你清清楚楚记得这个家伙的长相，要把他从你脑袋里挖出来画在纸上，得花多少时间？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差不多吧。”
“比起那些不知道运用自己眼睛、又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的目击证人，这个简直太容易了。一星期前我碰到过一个证人，一遍又一遍说我眼睛画得不对。哪里不对呢？太大？太小？两个眼睛分得太开还是靠得太近？是斜的吗？是杏仁形状的吗？眼皮是下垂的吗？告诉我些东西吧，因为光说我画错是没用的。我试了这个，又试了那个，这里改变一点，那里保留一点，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说我把眼睛画得不对。你猜结果是什么？”
“什么？”
“她从没看过那对操他妈的眼睛。那个家伙戴着一副镜面太阳眼镜。她花了快一个小时才想起来，而这个家伙曾经就站在地面前，拿枪指着叫她把手举起来。‘眼睛不对，’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对眼睛。’是啊，只不过她根本从没看过，哪有什么好忘记的？”
“至少她还知道要找你，”我说，“我坐在一个有你画的画像的房间，一直在遗憾没有他的照片，却没想到可以来找你。”
“有时候我们对眼前的事物就是会很盲目。”
“我想是吧。”
画完我要付钱给他，他不肯收。“我想我欠你一份情，”他说，“埃莱娜所为我做的一切。我曾带我妈妈去埃莱娜的店里，现在她嘴巴里口口声声说‘我儿子是艺术家’。可是当初我找到这份警察局的工作时，她并没有特别高兴。说到工作，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是说警察局的状况？”
“哦，警察局的状况是不一样了，不过我指的是我的工作细节。他们要我改用电脑画图。”
“你是说像监视工具软件？”
“不，不是那个，”他说，“比监视工具软件更灵巧，你可以稍微改变嘴的形状，把头拉长，让眼窝更深陷，凡是能用纸笔画出来的都做得到。”他解释那种电脑软件的功能和用途。“可是那不是画图，”他说，“不是艺术。”
他笑了，我问他笑什么。
“听听我刚刚用的字眼，”他说，“每次埃莱娜说我的工作是艺术，我总是纠正她。现在我开始觉得她是对的。跟你说，我帮那位欧洲老太太画的人像，跟我以前的工作都不同。你知道她吗？是个埃莱娜的顾客，她的家人都死在集中营了。”
“埃莱娜跟我提过。我不知道你已经开始替那个老太太画了。”
“到目前为止见过两次面，这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累的工作了。她不记得任何一个人的长相。”
“那你怎么可能画得出来？”
“哦，记忆就在那里，但如何探索和挖掘是一个问题。我们从她父亲开始。他长得什么样子？问不出什么来，因为她也没有答案。她最多只想得起他很高。好吧，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很和善，她说。好，于是我开始画。他的声音很低沉，她记得。我又多画了一些。有时候他会发脾气。好，现在我就画了一个有低沉嗓音正在发脾气的高个子和善男子。到了夜里，他会坐在厨房餐桌边记账。好，太棒了。就画下这个情景吧。然后我们继续，偶尔我们得停下来，因为她哭了，或者她看不见纸上的图像，或者就是累了。相信我，等到画出来，我们两个都累垮了。”
“于是最后你画出了一张脸？”
“最后我画出一张脸来，”他说，“可那是谁的脸？看起来像那个被送进煤气室的男人吗？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这幅画出自她的回忆，而她得到了一张对她有意义的图画，所以又有什么差别呢？那幅画看起来跟照片一样好吗？这个嘛，说不定更好。那是艺术吗？”他耸耸肩，“我得说，我认为是。”
“那这个呢？”
“你说这家伙？”他往前倾，吹掉画像上的一些橡皮擦屑，“这个不必是艺术，他长得也不艺术。”
我去复印店把那幅画像复印了两打。我觉得画得很像。底稿我交给埃莱娜，不过告诉她不必挂起来。我交给tj一份副本，他拾抬眉毛，宣布说肖特是个难看的痞子。
接下来几天里，我拜访了大部分俱乐部会员，有的去过格鲁利奥家，有的没有。没有人同意tj的意见，但也没有人认出肖特是个失散多年的表亲之类的。
“他长得实在很平常。”鲍伯·伯克说，“不是那种在人群中会特别起眼的脸。”
他们有几个人说他看起来好像很面熟。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告诉我，他以前可能见过肖特，不过也很难说。“这个城市每天会见到的人太多了，”他说，“只要在曼哈顿中城走几找街，你眼前经过的人会比一些小城居民一整年看到的还要多。高峰时间走过大中央车站，你会看见几千个人，可是却没有真正看到任何一个。我们会真正看见几个人？无论有没有意识，我们会看见的有几个人？”
在硬汉雷蒙德·格鲁利奥商业街住宅的起居室里，他斜乜了一眼那张画像，然后摇摇头。“他看起来有点眼熟，”他说，“可是印象很模糊。”
“我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
“很疯狂，是吧？他恨我们恨得愿意付出一生来杀掉我们。因为他不是那种某天早晨醒来觉得不痛快就拿一把枪冲进邮局的人。这是一种花上一辈子的工作。”
“没错。”
“而我们看着他，”他说，“唯一能说的只是他看起来有点眼熟。他会是谁？怎么会认识我们？”
“你可能会从什么地方想起他？”
“不知道，我们唯一会聚在一起是每年一度的晚餐。或许他曾是坎宁安餐厅的侍者，我们说过那时他该是几岁？十六岁吗？那他不可能是侍者。说不定只是打杂的小工。”
“说不定你们克扣了他的小费。”
“不，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我们这些人很慷慨的。”
纽约当地的“美国一百家餐厅和饭店工作者联盟”的办公室是在第八大道，离餐厅街只有两个街区。我跟那里一个名叫格斯·布朗的男子谈，他听到我想寻找一个二十年前就歇业的餐厅里的职员，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餐厅工作今非昔比了，”他说，“尤其是侍者工作。以前的侍者都是做一辈子的，他们知道顾客的名字，也知道该如何服务。现在的侍者是哪来的？都是演员。‘我名叫司各特，与您共享美妙的用餐经验。’猜猜看有多少比例的从业人员在‘演员平等权力协会’也有档案资料？”
“我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