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六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三十一俱乐部在世的十四个会员有九个共聚一堂。这一天，天气炎热，有点薄雾，沉滞的空气中夹着蒸发的臭味。首先到达的是格里·比林斯和肯德尔·麦加里，他们分别乘出租车来，但刚好同时下车。两人按格鲁利奥的门铃时，是两点五十五分。进门还没坐下，门铃便再度响起。鲍伯·伯克在三点零二分进门，为自己的迟到而道歉，他是第九个。三点零五分，雷蒙德·格鲁利奥站起来，开始主持这个聚会。
他曾经主持过一次，去年九月弗兰克·迪乔里奥死后，他就成为俱乐部里最年长的会员，因此得主持每年五月的聚会。三十二年来，主持聚会的人只换过两次——从霍默·钱普尼换成弗兰克·迪乔里奥，现在又换成格鲁利奥。
但他没做过、之前也没人做过的，就是在非传统的时间和地点主持聚会。他曾想过这个聚会应该采取的形式，也询问过其他几个会员这方面的问题。结论是尽量不要和过去的形式有任何差异，于是他先以死亡顺序朗诵不在世的会员名单作为开场，从菲利普·卡利什、詹姆斯·塞佛伦斯和霍默·钱普尼开始，直到法兰西斯·迪乔里奥和艾伦·沃特森为止。
“谢谢各位的到来，”他说，“我曾跟各位谈过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而且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也跟其他会员讨论过。我先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事，然后循惯例轮流发言，讨论应该如何处理。三点半会有一个人加入我们的聚会，是一个名叫斯卡德的侦探。希望我们能在他来之前，达成某种共识……”
我提早十五分钟抵达商业街，在蜿蜒的街道上徘徊，打发时间。此情此景让我回想起自己刚到第六分局那阵子，当时警局在查理街，我对格林尼治村还不熟，对于眼前见到的一切感到兴奋，但是在这些奇怪的街道上，我常常是迷路。我以为自己不可能摸熟这一带，在那种区域巡逻，却什么都不熟悉，不过最后我还是弄明白了。
三点半我准时走上格鲁利奥家门前的那道台阶，敲敲那个狮头门环，格鲁利奥立刻开了门，用一脸的笑容迎接我，那种笑容我见过，意味着我们两个分享着同一个秘密。“你很准时，”他说：“请进，这里有一群想见你的人。”
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穿了西装。他们都穿着深色的西装，只有洛厄尔·亨特穿了印度泡泡纱的套装，还有那个在电视台播气象的格里·比林斯打了他注册商标般的领结，外罩一件黄绿色的夹克。格鲁利奥介绍我，我一一和每个人握了手，尽量记住每张脸，也把他们的长相和我已经知道的名字比对一下。要记的不多，九个人之中，我已经见过格鲁利奥和希尔德布兰德，另外我还认得比林斯和埃弗里·戴维斯。剩下的就是亨特、鲍伯·伯克、比尔·鲁盖特、肯德尔、麦加里，还有戈登·沃尔泽。
其余五个人，布莱恩·奥哈拉和他的长子去爬喜马拉雅山了，十天后才会回来。约翰·扬德尔住在圣路易斯，他是八年前搬去的，每年五月的聚会都没缺席过，可是今天下午没法来，因为临时才接到通知，太匆忙了。鲍伯·里普利去俄亥俄州参加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这格·波默罗伊和理查·巴泽里安则已经有约，不能取消。
介绍完后大家坐下来，他们都等着我开口。我看着一张张期待的脸，脑袋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喝杯酒。我深吸了一口气，又吐出来，把那个想法抛掉。
我告诉他们，我很感激他们出席。“我知道刚刚你们稍微讨论了一下情况，”我说，“但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局外人，而且是一个职业侦探的角度，告诉你们一些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说了大概十几至二十分钟，轮流谈到每一桩死亡，推敲其中的一些是否真的是自杀或意外。我不记得自己确切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没有结结巴巴，而且我想我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他们都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就要看各位的决定了。在我列出各种选择之前，我想借这个会议的难得机会，问你们一些问题。”
“比如什么？”格鲁利奥想知道。
“这个俱乐部的死亡率高于一般数字。这也是促使路易斯来找我的原因。我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也对这样的死亡数字感到困扰，还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谋杀的可能性。”
那位有个祖先曾参加签署独立宣言的肯德尔·麦加里说，两年前，他曾过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毫无根据，而且太可笑了。这类电视剧上的情节，搬上屏幕还不错，但在现实生活里实在太荒唐了。”
鲍伯·伯克承认说这个念头也曾掠过他的脑海。第一次聚会曾宣布他生下来双手都有六个指头的戈登则说，过去三十多年来，他的父母和一些家人都过世了，这大概让他对俱乐部的高死亡率没产生什么警觉。同样的，洛厄尔·亨特已经有“数不清的朋友”因艾滋病而去世。他向我们保证，这个俱乐部的死亡率要比他的社交圈低多了。
格里·比林斯说，他曾担心这种高死亡率会不会是一种疾病的结果。“那是一种威胁，”他说，“癌症、心脏病，这些小小的定时炸弹都在你的细胞和血管里，这种事情会让人害怕。可是自杀，是可以选择的，而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私人飞机失事，这个嘛，我没有私人飞机，所以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头上呢？至于谋杀，这就好像被闪电劈死一样，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别去治安不好的地区，别碰别人的老婆，夜晚不要去中央公园，你就不会成为詹姆斯的朋友。你知道吉姆·克罗斯的那首歌吗？”他哼了两句，其他人瞪着他看，他的声音便越来越小了。
比尔·鲁盖特说他曾经强烈感觉到俱乐部里的死亡率太高了，可是却没有因此起疑过。让他困扰的是，他明白到自己这一辈的人都开始一一走向死亡，他也可能比自己预想的更接近生命的终点。埃弗里·戴维斯说：“你知道，我想过同样的事情，可是思考的方向刚好相反。我认为死去一个人就多占掉一个死亡的缺额，既然他们死了，那我就有机会活更久一点。这么想实在没道理，可是当时却觉得逻辑上好像说得通。”
我问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的事情，会不会觉得他们正被跟踪或伺机暗算？是不是常接到打错的、或者是不说话就挂掉的电话？
没人有什么具体的事例。住在新泽西蒙克莱尔市北部的鲍伯·伯克说，以前有一阵子，他家电话常常有咔哒声和杂音，感觉上简直像是被录音，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几个月前，莫名其妙地就忽然消失了。比尔·鲁盖特说，他太太曾经有一阵子经常接到那种不出声就挂掉的电话，觉得很烦，正当他打算有所行动时，才碰巧搞清原来打电话的人是他的一个女友，只是想打电话去他家找他而已。
“你真混蛋啊。”格里·比林斯说。
但那段婚外情已经结束了，鲁盖特说，怪电话也就没再出现了。
我又问了几个问题。有一点我没告诉他们，其实我对他们能提供我的情报并不那么感兴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借着他们的回答，感觉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年龄多大、做什么工作、经济状况如何，但我想需要一些感觉，让我知道他们各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不确定知道这些要做什么。
等他们回答得差不多，我也没什么问题可问之时，我重新整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可以去找警方，无论是找对他们情况略有所知的乔·德金，或任何警方高层人员都行。如果他们对警方的反应不满意，或者希望能因此得到一个全面且优先的调查，就可以直接诉诸媒体。
或者我可以继续我的单独调查工作，进展缓慢，过滤资料，等着某种突破。这可以让俱乐部不致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会员的名字上报。可是这样的调查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过，我建议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他们也必须扮演辅助侦察的角色，和我保持联系，只要觉得不对劲，任何不相关的可疑线索都要随时告诉我。
“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查到什么，”我告诉他们，“但是警方也不能向你们保证。而且他们会把你们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你是指因为媒体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