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街的长度只有两个街区。在布里克街往南一个街区处，由第七大道朝向西南斜伸出去，与巴洛街平行。第一个街区是的街道两旁都是三层楼高的红砖建筑，属于联邦政府机关。大部分都是住宅，但一楼有些是出租店面。有个橱窗挂着律师的招牌，下面还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我也涉猎古董”，橱窗里是一些古董和文物。隔两户是一家健康食疗法餐厅，菜单上有豆腐、海藻，其他还有什么则没有提起。
经过贝德福德大道之后，就到了商业街的第二个街区，这儿的建筑风格更加多样。不同高度、形状、风格的建筑挤在一起，就像高峰时间地铁车厢里的拉环一样。而街道则好像对于这种风格的突变感到困惑似的，在街区尽头忽然向右急转弯接上巴洛街，在此戛然而止。
樱桃巷戏院就位于这个突然转向之前的街区中段，雷蒙德·格鲁利奥的房子有四层楼高，两扇窗户很宽，位于一排住宅的最尾端，另一头接着一排较宽矮的建筑。我爬上一段阶梯，门上有个狮头形状的铜门环，我正要去抓门环的时候，看到了门铃，于是把手移过去按了门铃，不知道有没有响，总之我没听到那扇厚重的门后没有任何声音。正打算回去敲门环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是格鲁利奥本人。
他是个高个子，大约六英尺三三寸，瘦骨嶙峋。头发原本是黑的，如今已褪成铁灰色，而且长过衣领，肩膀上搭着一片卷发。时光就像漫画家的笔在他脸上留下痕迹，加长了他的鼻子，凸显了他的眉骨，让他的两颊更凹陷，下巴更突出。他打量着我，然后灿然一笑，好像看到我真的很高兴，好像有人对这个世界开了个超级大玩笑，而我们两人就身处这个笑话之中。
“马修·斯卡德，”他说，“欢迎，欢迎。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让我进门，一面道歉着说家里很乱。其实对我来说还好，那种乱还不至于让人不舒服——嵌入式的书柜里书多得挤不下，都堆到地板上了，有扶手的单人沙发椅上放着一叠杂志，维多利亚式的沙发椅背上搭着一件西装外套，同一套的西装裤则穿在他身上。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袖子卷了起来。脚上套了一双凉鞋，勃肯牌1的，看起来很怪，因为鞋子里头还穿着一双和那套黑色细条纹西装搭配的黑色袜子。
1德国著名休闲鞋品牌。
“我太太在萨格港1，”他解释说，“明天下午我要去跟她会合，然后星期一早上再赶回来出庭，除非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工作太多了忙不完。我有可能真的会打，赶出城去度周末，然后再赶回来，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就算是休息吗？”
1sagharbor，美国纽约州东部一旅游景点。
“有些人一向如此。”
“有些人会去参加拉卡车比赛，”他说，“有些人会拉朋友参加安利的直销。有些人相信地球是个中空的球体，里面那层发展了一整套的文明。”他说着耸了耸肩。“有些人就是不断结婚。你结婚了吗，马修？”
“实质上结了。”
“实质上，我喜欢这个说法。我可以叫你马修吗？”我说没问题，“你叫我雷蒙德就行了。‘实质上’，我想意思就是住在一起吧？哦，你是个没执照的私家侦探，为什么不能当个没执照的配偶呢？我猜你之前结过婚。”
“没错，结过一次。”
“有孩子吗？”
“两个儿子。”
“我猜都长大了吧？”
“是的。”
“我结过三次婚，”他说，“跟三任太太都有孩子。我现在六十四岁了，可是有个女儿今年三月才满两岁，而她有个下个月就满四十岁的哥哥。他真差不多可以当这个小妹妹的祖父了。天哪，我有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他摇摇头，一副苦恼的样子。“等到我八十岁，”他说，“还得付小孩的大学学费。”
“据说这样会让你保持年轻。”
“那是自我解嘲，”他说，“都忘了给你倒饮料了。你要喝什么？”
“无味苏打水就行了，谢谢。”
“毕雷1行吗？”
1法国南部产的一种冒泡的矿泉水。
我说很好。他在餐室的餐具架边倒饮料，两个玻璃杯都装了毕雷矿泉水，他自己那杯里加了爱尔兰威士忌。我认得那个酒瓶的形状，是詹姆森牌特级的。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也喝这种酒的人是个职业罪犯，在地狱厨房1开了家酒馆。他喝的时候是不加苏打水的。格鲁利奥把饮料拿到前面房间来，腾出一张椅子给我，然后自己坐在沙发上，长长的腿撑着。“马修·斯卡德，”他说，“前几天我听到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完全陌生。其实我很意外，我们过去几年所走的路居然没有交会过。”
1hell‘skitchen，指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得孙河。
“事实上，”我说，“有的。”
“哦？别告诉我你当过我的证人。我总说我绝对不会忘掉任何一个有敌意的证人。”
“我从没被传唤去替你的案子作证。不过我曾在刑事法庭大楼和那附近几个餐厅见过你，里德街的罗吉尼餐厅，还有公园道的一个小法国餐馆，现在已经没了，我忘了店名。”
“我也忘了，不过我知道你说的那家。”
“还有，几年前，”我说，“在五十二街地狱厨房西边的一家夜间酒吧，你曾坐在我的邻桌。”
“哦，天哪，”他说，“就在一个爱尔兰实验剧场的楼上，两边都是烧毁的楼房，街对面是个布满瓦砾的空地。”
“就是那家。”
“老板是三兄弟，”他回忆着。“他们姓什么，我想说莫里森，不过不是。”
“莫里西。”
“就是莫里西！他们很野性，红色胡子留到胸膛，冰冷的蓝眼珠让你觉得随时都有死亡会发生。谣传他们跟爱尔兰共和军有关系。”
“大家都这么说。”
“莫里西。我这些年很少去那里，大概加起来最多两三次。我想，我每次在那里都是醉醺醺的。”
“嗯，我有一阵子常常泡在那里，”我说，“每个人到那里都是醉醺醺的。每个人都很规矩，莫里西三兄弟会看着，不过你四下里看看，也绝不会以为自己是在参加卫理公会的草坪宴会。”
“想必是二十年前了。”
“差不多。”
“当时你还是警察吗？”
“不是，不过刚辞职不久。我搬到那个区，就在附近的酒吧喝酒，现在大部分酒吧都不见了。到了半夜所有酒吧都已经打烊，我却还想喝酒时，莫里西永远敞开大门。”
“下班后去喝杯酒可以放松神经，”他说，“天哪，那阵子我喝得比现在凶。现在多喝两杯我就会想睡觉了，以前酒是我的燃料，喝下去可以支撑我整天整夜。”
“你就是在那里学会喝爱尔兰威士忌的？”
他摇头。“你知道那句形容成功的谚语吗，‘英国式穿着、犹太式思考’？哦，虽然不押韵，不过我要加上‘爱尔兰式饮酒’和‘意大利式食物’，这两个原则我是在格林尼治村学到的。我在白马酒吧和狮头酒吧，还有对街的蓝磨坊学会喝爱尔兰威士忌。你在第六分局的时候知道蓝磨坊吗？”
我点头。“食物不怎么样。”
“是不好，很差。蔬菜都是罐头的，而且都是那种有凹痕的烂罐头，不过他们的牛排价钱只有别处的一半，只要你的刀子够锋利，能切得动。”他笑了，“如果你想跟一群朋友喝到打烊时间，那真是个他妈的好地方。现在那里改名叫农庄，食物改善多了，可是你也别想进去安安静静喝一杯，因为你会连自己的说话声都听不到。那里的顾客全是我老婆那个年纪的，有的还更年轻，天哪，他们可真吵。”
“他们好像就喜欢那么吵。”我说。
“那些噪音一定对他们有种魔力，”他说，“可是我从来没搞懂是什么。我唯一的反应就是头痛。”
“我也一样。”
“听听，”他说，“我们简直是两个糟老头。你比我年轻多了，你五十五岁，对吧？”
“看来我脸上写着自己的年龄。”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研究过一些你的事情，”他说，“你应该不惊讶。我想你也做了同样的事。”
“你的信用评分相当好。”我说。
“哦，让我松了一口气。”
“还有，你是六十五岁。”
“我几分钟前说过，对不对？你可不是从我那份资料的标题下方看来的。”他往后靠，一只手伸长放在沙发的椅背上。“我是三十一俱乐部年纪最大的，当然除了霍默之外。霍默·钱普尼是建立我们这一章的人。”
“我知道。”
“当时我三十二岁，替法律救援会工作，正考虑要加入格林尼治村独立民主党员团，同时尝试打入政坛。麻烦的是，我发现那个改革民主党员团比民主党更可恶，老民主党团根本狗屁不通，不过至少他们有自知之明，而改革派人士则是一小撮伪善的狗屎。谁知道呢，如果我懂得跟着他们往上爬，我可能就会成为埃德·科赫1。”
1edkock，纽约市前市长。
“说不定。”
“弗兰克·迪乔里奥比我大十个月左右，我不太了解他，但是我喜欢他。很诚实可靠。你知道，他死了。”
“去年九月。”
“我在《纽约时报》看到了讣告。现在我看报纸，第一个看的就是讣告版。”
“我也一样。”
“我就是这样定义中年的，当你拿起早上的报纸首先是翻看讣告，那你就进入中年了。弗兰克突然死的时候，我心里告诉自己，哦，格鲁利奥，该你准备随时要走了。”他蹙起眉头，“好像下一个就会轮到我似的。结果没想到轮到的是艾伦·沃特森。很好的人，很正直，凶手刺死他只为了他的手表和皮夹。没想到福瑞斯特山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一带的街头犯罪近来显然增多了。发现他的是一个私人保镖，有必要的话，你根本不会去雇保镖。”
“时间的征兆，”他说，“很快到处都看得见。”他往下看着手上那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我接到了费利西亚·卡普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她告诉我她是弗雷德·卡普的遗孀时，我还没明白过来，弗雷德·卡普？天哪，谁是弗雷德·卡普？是律师、黑帮混混，还是激进分子？别忘了，我只是每年跟他吃晚餐时碰一次面，三年前他从他办公室的窗子跳楼自杀后，我从此没再见过他。所以我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她继续说，有个侦探去找过她，这个小子告诉她说她丈夫可能根本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的。她在某个俱乐部的名单上看到我列在上头，她认得这个名字，所以就抱着希望打电话来，希望我能注意一下这件事。”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努力隐藏自己的无知，当时我根本完全摸不着头脑，然后我告诉她，我会看看自己能查出些什么。当然我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对你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就打电话给你。”他露出迷人的微笑，“于是你就在这里了。”
“于是我就在这里了。”
“你的客户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你不是律师。你没有保护消息的特权。”
“我们也不是在法庭上。”
“没错，当然不是。我必须假设你的客户是我们在世的会员之一，除非你是受雇于某个会员的遗孀或者其他人。”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脸。“我不会泄漏出去的。”片刻后他说。
“我的客户或许愿意让你知道他是谁。但我必须先问过他。”
“‘他”，你用这个代名词，不太可能是寡妇。不过我想你说不定你很狡猾，马修，你是个狡猾的人吗？”
“基本上不是。”
“我怀疑。不过，反正一定是会员，对吧？还有谁会知道其他所有会员的名字呢。不过我猜有些人会跟自己的太太公开讨论俱乐部的事情。”他又笑，这个笑容淡多了。“应该说是我们的第一任太太，”他说，“就算你第一次离婚什么教训都没学到，至少也学会了谨慎。”
“谁雇用了我很重要吗？”
“或许不重要。我喜欢知道所有关于人的事情——陪审员、证人、对方律师。你知道，这是为了预习。法庭的戏剧性或许让我成为巡回演讲的热门人物，但我是靠开庭前的家庭作业赢得官司的。我喜欢打赢官司。”
他问我还要不要再加点毕雷，我说不用了。
他说：“马修，你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有个人正一步步要把我们全杀死吗？或者这也是机密？”
“这个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死了。”
“我不需要一个侦探来告诉我这个。”
“有几桩谋杀，几桩自杀，还有几件意外可能是安排的。所以看起来不完全是巧合。”
“嗯。”
“但也有可能是巧合。凶手大概肯定是你们其中之一，可是没有动机、没有钱的诱因，至少据我所知没有。或者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没有，”他说，“早些年我们谈过，要买箱不错的波尔多葡萄酒，留给最后在世的人喝。后来我们认定不管是谁最晚死，都老得无法享受这箱好酒了。此外，这样好像不太适当，甚至是轻浮。”
“所以凶手一定是疯了，”我说，“而且不是突发性的疯狂，因为他持续了很多年，一定是长期发疯。可是你们十四个人看起来都神智很清楚，生活也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