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你把这一切联系，”我说，“你让它们鲜活起来。我不明白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哦，我也觉得做这些事很开心，”她承认，“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幸运的是，赚不了钱也没关系。”
“因为你是个富婆。”
她在皇后区有一套出租公寓，有一家经理公司替她管理。每个月她都会收到一张支票。
她说：“这也是原因之一，是吗？”
“什么原因之一？”
“我有点存款，”她说，“而你没有。”
“你说的这两件事都没错。”
“而且我们住的这套公寓是我付的钱。”
“也没错。”
“这表示你应该赚更多的钱，这样我们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
“你认为就是这样吗？”
“不知道，是这样吗？”
我想了想。“这或许是一个因素，”我说，“不过这个因素只是让我仔细看看自己，我看到一个没什么成就的家伙。”
“你知道，很多你以前的客户不会同意你这个说法。他们或许没办法给你一封用漂亮的公司信纸所写的感谢信，但要比去帮一个品行很差的家具商逃避官司有意义得多。你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可是我却没替自己做多少，其实我该多想想自己的。”我挥了挥那沓信用报告。“我刚刚正在看这个，”我说，“在想trw那些人会怎么记录我。”
“你的账单都付清了。”
“对，可是——”
“你想要执照、办公室和其他这一切吗？全在于你，亲爱的，真的全在于你的意思。”
“哦，没有执照真是太荒谬了，”我说，“好多次都害我接不到生意。”
“还有体面的办公室，还有你手下的一大群职员和保安？”
“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你想要这些，”她说，“我认为你是觉得自己应该想要，可是你不想，让你难过的是这个。可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又回到那一沓信用报告上。进度很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只希望自己能看出些什么来。
道格拉斯·波默罗伊。鲍伯·里普利。威廉·鲁盖特。洛厄尔·亨特。埃弗里·戴维斯。布莱恩·奥哈拉。格里·比林斯。鲍伯·伯克。肯德尔·麦加里。约翰·扬德尔。理查德·巴泽里安。戈登·沃尔泽。雷蒙德·格鲁利奥。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我知道其中几个人的长相。我在电视上看过格里·比林斯，谈论冷锋和降雨的概率。我在图书馆研究的时候，曾看过戈登·沃尔泽的照片（和两位合伙人庆祝他们自己的广告公司成立），以及理查·巴泽里安的照片（和两个他的唱片公司刚签下的羞涩的摇滚歌星合影）。当然还有多年来我常在报上看到埃弗里·戴维斯的照片。
这些年我也曾和雷蒙德·格鲁利奥同在一个房间里，虽然没有正式认识过。另外我认识我的客户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
但我好像可以很快想象出他们的样子，包括那些我完全不知道长相的人。当我看着他们的名字、审视着他们的信用纪录，一个个影像便浮上心头。我看见他们在郊区的自家草坪上推着电动割草机，我看见他们穿着西装，我看见他们弯腰抱起一个孩子往上举。我还把他们放在高尔夫球场上，然后看着他们淋浴换衣服之后在乡村俱乐部里面喝东西，比方说，威士忌，或者结满冰珠高玻璃杯里面的汽水。
我可以看见他们穿着剪裁精良的西装，黎明时分离开他们的花园洋房，黄昏才返家。我可以看见他们站在月台上看报纸，等着回长岛的火车或者往北的都会北线。我可以看见他们在中城人行道上行走，手上提着黄铜镶边的公事包，正要去赴约。
我可以看见他们去看歌剧或芭蕾，他们的妻子盛装打扮而且戴着珠宝，同时他们自己也略带自豪的穿上耀眼的晚礼服。我可以想象他们坐在游艇上，在国家公园里，在自家后院烧烤。
真蠢，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可是我却看得到他们。
“我再等个一两天，”我告诉埃莱娜，“然后我就要打电话给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告诉他这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特例。他那个俱乐部虽然死亡率高，而且凶杀事件出奇的多，但这并不表示有人一个个把他们干掉。”
“你就从那沓信用报告得到这个结论？”
“我得到的是一幅景象，”我说，“里头是十四个井然有序的生活。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黑暗面。奇怪的地方只不过是其中有两个人酗酒，或者豪赌，或者做一些他们不会希望邻居知道的事情。或许这个人打老婆，或许那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裤带。但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根本不符合连续杀人狂的条件。”
“如果他能持续杀人杀了这么多年，”她说，“那他一定执行得非常严格。”
“而且很有耐心，很有条理。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可以维持生活表面的平静，但一定会有些混乱，不可能完全没有起伏。也许会常常换工作、经常搬家。比如说，很难相信凶手可以把婚姻维持那么长一段时间。”
“那这十四个人都做到了吗？”
“不，很多都离了婚。不过凡是离婚的，工作上都显示出一种持续的稳定模式。这群人没有一个像是那种失控的炮弹，但凶手却几乎必然是这样，才能造成这些毁灭。”
“所以凶手不会是会员之一了。”
“那又怎么可能是外面的人呢？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我告诉过你，我去看过弗雷德·卡普的遗孀，她嫁给他大概二十五年左右，她知道他每年都要跟一些老朋友吃一次晚饭，但她以为是他布鲁克林学院兄弟会的聚会，而且她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她也告诉你她不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嘛，活着的人对于自杀的人总是有这类说法。如果你爬上高塔射杀了二十个人，你的邻居会告诉记者你是个安静的好男孩。如果你自杀，他们会说你活得很，完全没有理由自杀。”
“那你认为他的确是自杀的？”
“我觉得应该开始这么想了。”
“大部分的自杀可能都是假的，”我说，“不过也有例外，比方那个实况转播自己自杀镜头的可怜虫。”
“我很高兴我没看到。”
“但即使大部分的自杀都可能是假的，”我继续说，“也不表示这几个人的自杀也是假的。大部分的自杀看起来都像是真的，大部分的意外死亡也都像是真的。”
“你认为沃伦委员会1查明真相了吗？”
1沃伦委员会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后所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认为刺客是精神错乱的偏执狂，肯尼迪遇害并无其他隐情。
“天哪，怎么会冒出这个？”
“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不好奇吗？”
“我想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比奥利弗·斯通的要接近事实得多1。你为什么这样问？你觉得我太快就相信我想要相信的东西了？”
1在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的电影《谁杀了肯尼迪》中，主张肯尼迪被刺涉及政治阴谋，其观点引起极大争议。
“我没这么说。”
“哦，是有可能，不管你说了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曾一直努力想证明某个人真的杀了他们，所以现在很不愿意下结论，说这件案子中唯一的坏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巧合先生’。但或许我一直想下这个结论，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她说，“你给信用良好这件事赋予太大的意义了。”
“我不单是因为他们用万事达卡就屈服，认为他们没问题，而是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整个——”
“我知道，你看着那份trw报告，所看到的只是一大张诺曼·罗克韦尔1的图画。他们实现了美国梦，不是吗？”
1诺曼·罗克韦尔（normanrockwell，1894-1978），美国插图画家。
“我想是的。”
“而你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因为你没办法过那种生活。更让你觉得孤立的是，你根本不想要那种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马修，对吗？”
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铃声救了你，”她笑着说，伸手接了电话。“喂？请问您是哪一位？请稍等，我看他能不能接听。”她用手捂着话筒，“雷蒙德·格鲁利奥。”她说。
“哦？”
我从她手里接过电话，跟对方打招呼。他说：“斯卡德先生，我是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我们应该见个面，你觉得呢？”
没错，是他的声音，宏亮而急促，是他的致命武器。我曾在电视新闻里听过，他对一群记者发表看法，谈到深入制度层面的种族歧视对他的当事人沃伦·麦迪逊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我没记错，麦迪逊深受种族歧视之害，以至于贩毒、抢劫、杀害其他毒贩，还枪杀了六个去他母亲家想逮捕他的警察。
“或许我们应该见面。”我说。
“我明天早上得出庭，下午晚一点怎么样？四点可以吗？”
“很好。”
“你愿意来我家吗？我住在商业街，你听说过这条街吧？”
“我知道在哪里。”
“哦，当然。你曾在第六分局待过对吧？我是住在四十九号，就在樱桃巷戏院的对面。”
“我能找到，”我说，“四点吗？那到时候见了。”
“期待你的光临。”他说。
“明天下午四点，”我告诉埃莱娜，“而且他期待我的光临。搞不懂有什么好期待的。”
“或许跟你在进行的案子无关。或许他想找你当他的调查员。”
“哦，当然啰，”我说，“他听说了我办的把那件维可牢跳高选手的案子，所以想找我去替他工作。”
“说不定他想向你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