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被吓坏了，”我说，“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心有余悸。但不管眼前的雾有多浓，我都不会放弃我的允诺，我会扫除这些障碍，讨回公道。”
“你什么都没告诉警方吗？”
“我有意误导他们，没有说我知道非常关键性的信息。我坐在那儿回答有关吉姆印刷生意的问题，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杀。那名杀手犯了个天大的错。这和满月牵动潮汐之类的古怪氛围无关，他受命枪杀一名中年男子，卡其裤，防风外套，和红色马球衫，他的确杀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因为这会关系到我和米克·巴卢，把我们两个一起扯入这宗连环杀人案调查的漩涡中。他们会追问尸体埋到哪里去了。而这可不是说出来就没事的，我会被控有意隐瞒肯尼和麦卡特尼被杀一案，并且参与了尸体的遗弃过程，我们到米克农庄的后园挖土坑的那天晚上，已经违反了一系列法律了。”
“你会丢掉你的执照。”
“这是最轻的，我可能立刻被起诉。”
“我没想到这个。”
“我想我应该是犯了好几条重罪，”我说，“而且我们载着放在后车箱里的尸体越过了州界，所以极可能联邦都会起诉我们。但即便如此，如果说向威斯特坦白会对事情有益的话，我想我会甘冒被指控的危险讲说出来。”
“这又不能让吉姆活过来。”
“当然不指这个，而是说有其他任何的益处，也不可能因此就逮到凶手。吉姆只是误闯了这场帮派火并的无辜局外人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帮派的利益倾轧。”
“看起来是这样，从新泽西库房那边的状况看起来是这样。如果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会退出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别太自责。”
我没有回应，这话她说过不只一次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说，“很多案子警察很在行，但牵涉到帮派之间的仇杀则不同了，就算他们走运，碰巧知道了是谁下的令，是谁扣的扳机，他们仍无法立案送交法庭。”
“我想他们对组织性的犯罪束手无策。”
“也还不至于完全束手无策，组织犯罪调查条例赋予他们相当的权力，过去这些年来他们也因此办了好几宗大案子，清除了不少黑帮分子。他们可以找个人戴上隐藏式录音机搜集罪证，他们也可以说服某人出卖他的老板，但立刻会几个联邦调查局官员大声抱怨，说再也没有好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通常很有效，他们所掌管的卧底工作也开始实施，比如租个杂货店，开始收集赃物来，接着便是抓住那些进来卖貂皮和电视机的家伙。”
“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也一定会面临很多压力。”
“我相信这正是他们喜欢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但好在警方也在做同样的工作。也许有些和我同辈的警察不同意这一点，但我认为纽约市警局的表现比我在职那时候好多了，他们干得有声有色，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顺利逮到杀吉姆的凶手。”
“看得出来，”她说，“你对他们有所保留，这让你很困扰。”
“我想如果告诉他们我会更加困扰，那我就得解释很多事情，包括我带的这把枪从是哪儿来的。”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没有人问起吗？”
“我不是嫌疑犯，没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链始终是拉着的，餐厅和街上都挺凉，但中城北区分局的小格子房间里却又闷又热，我一直等着威斯特跟我说，把外套脱下来吧，这样舒服点。但他一直没说。”
“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才是凶手预定的目标……”
“那他们马上会问我几百个问题，那就什么都得说了，包括这把枪。‘这把枪是吧？嗯，你们已经得到凶器了，我这把是点三八，不是你们要的点二二，你也看得出来这把枪最近并未用过，我还没去办理登记，因为这时我两天前才从揍我肚子的一个小子手上弄到的。’”
“对了，你肚子情况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没吃晚饭，中午之后你就粒米未进。”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这样。”
“怎么这种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饿成这样，吉姆会怎么说。”
“他会说别这样，”我说，“但我不觉得饿，现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里就翻腾起来。”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我会跟你说的。对了，有现成的咖啡吗？喝杯咖啡我倒还受得了。”
“真正让我感到困扰的是，”我说，“我毫不考虑地就决定不说实话，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药茶。此时我脱去了防风外套，取下了枪和肩带，之前我还脱了马球衫，卸下防弹背心，然后再将马球衫穿回去。防弹背心被我挂到椅背上，枪和肩带则暂搁厨房整理台上。
我说：“我当了很多年警察，然后当了多年的无照私家侦探。最后我拿了执照，只因为这样工作起来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较合理。但还有一个原因，这纯粹是我个人私下的理由，有了执照我会体面一点。”
“你以前从没提过。”
“是的。”
“我们结婚时，”她说，“我说过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前几天我刚刚才重新想过一遍，你说我们都不必因此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在一起，那一张婚约为什么要造成改变呢？你一直以来就是个体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词不恰当，应该说我拿执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为正常社会的一分子。”
“结果呢？”
“这正是我始终做不到的事，”我说，“你也知道，在我当警察那些年里，我对这个系统的很多幻想早就破灭了。有人说如果你在肉品工厂工作过，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肠。警察工作跟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导怎么去违反规定。我学会了抄近路，学会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伪证，我也收贿赂，洗劫尸体。但我知道还是有某种东西，在我的个人道德逐步腐蚀的时候，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种关联，但我知道这并非直接来自于我对这个系统的关注和理解。
“之后我递了辞呈，退了出来，”我继续说下去，“你也很清楚，这件事我做得决然，前一天还是警察，第二天就不是了。但从另一层意义来说，一切仍是延续不变的，我在内心里仍是个警察，区别只是我没有了警徽和纳税人付的薪水而已。我仍用同样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记得纽约五个区的每一个警员，我自己接案子自己调查并收取报酬；我也付钱给在职警员以换取资讯，把他们当成我的线民。”
“这我都记得。”
“唉，这么多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我说，“警察局那些我记得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乔·德金是目前唯一在职的真正朋友，但他并不是我当警察时就认识的。我当私家侦探好几年后才和他结交，而现在，连他都动不动把退休挂在嘴上，他也迟早会这么做的。”
“如果今天是他而不是威斯特问你这些问题呢？”
“我是不是还会撒谎？可能吧，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我可能因为对他撒谎而觉得不好，也可能他会比较容易察觉出我有所隐瞒。说到这里，我想威斯特也可能早就察觉出我有所隐瞒。”
“太复杂了，不是吗？”
“非常复杂。我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一个人。‘我叫马修，我是个酒鬼。’这两句话我说过多次了，让我自己都开始深信不疑了。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还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容易明白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抄近路，照自己的规矩行事，我学会怎么做这些事，但一直没学会怎么不做这些事。我谨慎地违犯法律，但我同时又用我的手来执行并维护法律，我自己充当法官和陪审团，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在扮演上帝。”
“你做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谁都不难为自己找到个理由，重点在于我做过非法的事。我为罪犯工作，跟罪犯合作，但我一直不认为自己真是个罪犯。”
“呃，当然不用这样想，你根本就不是个罪犯。”
“我都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了。我告诉自己，我所做的事是正当的，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这样断言。我心里浮现的说法是‘道德界线’，但我知道自己并不确定所谓的道德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也不确定是否真的有所谓的道德界线存在。”
“你当然有，亲爱的。但世界一直在变，不是吗？”
“我唯一赖以生存的信念是，”我说，“‘别喝酒，并且参加聚会。’吉姆说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其他所有的事就自然会正确，会自己上轨道。”
“你做到了，事情也的确像吉姆说的。”
“嗯，吉姆的话是对的。他还告诉我，事情总是会有结果的，上帝的意志总是会实现。我们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发现上帝的意志，你安心等待，静观其变。”
“你以前就引用过吉姆说的这句话。”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我说，“我猜，这是上帝的意志，他要吉姆今晚死去，要我活下来，否则事情不会是现在这样，对吧？”
“对。”
“有时，”我说，“你很难知道上帝真的在想什么，往往你还怀疑他根本就没用心留意过。”
我们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很久以前，生命中的另一段岁月里，她是个应召女郎，我则是个已婚的警察。我之所以走近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是个很好的说话对象。从某种程度来说，我猜那是她行业的部分专业要求。毕竟，身为应召女郎，总得让付钱的男性觉得好交谈才行。但对我们两个而言，事情似乎远远不止于此，我感觉在她面前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她喜欢的真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装扮出来的另一个人，更不是我以为这个世界要我扮演的另一个人。
也许，这同样也是她专业要求的一部分。
谈到吉姆时我喝着咖啡，她在一边喝着草药茶。我说到我戒酒初期时的往事，那是我和她中断联络多年且尚未重新发现彼此的时候。“刚开始，我只觉得他是个很和善的人，”我告诉她，“而我只祈祷他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因为我并不准备真把酒完全戒掉，他最终会是个又对我失望的人罢了。然后，我开始希望在聚会中能看见他、想找到他，这时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匿名戒酒协会的化身，是代表清醒的声音。而事实上，他参加戒酒只比我早不到两年时间，我戒酒满九十天时听了他两周年的心得感言。现在回想起来，两年哪算什么？一个人戒酒两年不过才刚刚清理掉他脑子里缠绕的蛛丝罢了。所以说，当时他也不过刚刚上路而已，但从我当时的感受来说，他已滴酒不沾到让我有压力。”
“那现在他会跟你怎么说呢？”
“他现在会怎么说？他不会再跟我说话了。”
“如果他还能说呢？”
我叹了口气，“‘别喝酒，参加聚会。’”
“你现在要去个聚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