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警方询问了很久，先是那名接到九一一报警电话赶来的穿制服的警察，接着是一名便衣。我根本记不得他们问了什么以及我回答了什么，因为询问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我一部分的心思拼命地想集中，以接收耳边所不断响起的各式话语，听清楚别人问的问题以及我嘴里说出的回答。其他部分的我则漂浮而去，穿过时光隧道，想象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一个“如果可能”的未来，一个因为我做了不同的事而让吉姆仍然好好活着的未来。
我十一二岁时，曾被一只棒球击中前额，整整的一天时间都带着轻微的脑震荡在漫步游走。现在的感觉就像当时一样，好像周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羊毛，陷身在浓雾里，我没真正接收到什么外来的信息，就像做梦一样，只是把这一切直接铭印到记忆深处，混乱，模糊，而且支离破碎。
浓雾散去时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我看着墙上的时钟，这里是中城北区分局二楼的一个正方形房间，我模糊地记得自己坐上一辆蓝白相间警车，被带到这里。其实这段距离步行就可以了，这个分局在第八大道西边的第五十四街上，离幸运熊猫非常近。
我想这整个分局的人一定都知道幸运熊猫这家餐厅。警察很奇怪，都喜欢吃甜甜圈，但他们也同样动不动就进中国餐馆，因此该分局的警员一定有不少人是幸运熊猫的老主顾。这让我那个“如果可能”念头又多了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不恰巧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当时也去用餐？这样的话，那名杀手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走了。
九点四十五分，这是事发后到现在我第一次注意时间。我和吉姆见面是六点半，我们谈了大概一两分钟，我去了厕所，上了厕所，然后从里面冲出来……之后三个小时就这么不见了，仿佛不曾存在一般，完全不见了。我一定在这里站了或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等着有什么事发生，等着有人来告诉我需要怎么做，我八成表现得极为合作，完全没有知觉。时间这样流逝，也不觉得烦躁或难受了。
“马修吗？这儿，为什么不坐下来呢？我们得再重来一遍，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没问题。”我说。
这位探员叫乔治·威斯特，瘦得骨骼突出。尖鼻子尖下巴，留着一副精心修剪的胡须。他是那种毛发又黑又浓的人，我猜他今早起来一定刮过胡子，但现在又需要刮了，这他自己也知道。他习惯性的会摸摸自己脸颊或下巴，用手指划过毛喳喳的腮帮子，好像随时检查自己是不是又该刮胡子了。
此人年约四十，五英尺十英寸高，深棕色的头发，同样深棕色的凹陷眼睛。我留心并记住了这一切，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不会有人要我描述负责办案的探长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会要我描述凶手，但这一点我完全帮不上忙。
“很抱歉耽搁你这么久，”威斯特说，“但你知道操作程序就是这样，你也当过警察，对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了。”
“我好像在局里见过你，你和乔·德金很熟，不是吗？”
“我们认识多年了。”
“现在你为自己工作。”我掏出皮夹，给他看我的执照。“不，不用，”他说，“你以前就让我看过。”
“这种事不容易记得住，包括你出示过什么证件，还有出示过给谁看。”
“是啊，每个人好像都想弄清别人的底细，这样的经验累积下来，很容易会让你有自动出示证件的习惯。你一定累坏了吧。”
是吗？我自己没感觉。
“而且急着回家。”他摸摸下巴，摸摸脸颊，“死者是吉姆·马丁·费伯。”他看着卡片道，然后是吉姆家的住址，他印刷厂的名字和住址，每念一条就抬眼看看我，确认一下。
我说，“他太太——”
“贝弗莉·费伯太太，住址一样，我们通知她了，事实上，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到她那里去了，请她做一次正式的辨认。”
“我也得去看看她。”
“你得等休息过后再去，马修，你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惊吓。”
我应该跟他说，所谓的惊吓已经过去了，我又找回我自己了，不管是好是坏全都回来了，但我只点了点头。
“费伯是你朋友吧。”
“我的辅导员，”这个说法他没能听懂，我也很后悔这么说，因为又得重新解释。倒也不是有什么不好解释之处，尽管所谓的匿名戒酒协会顾名思义有不泄露成员姓名身份的传统，但这只是为了不打扰人的正常生活。“我aa的辅导员。”我说。
“aa是指那个匿名戒酒协会对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任何人都可自由参加，我不知道你还得有人辅导。”
“可以不必，”我说，“辅导员是你加入之后视自己的需要找的，兼有朋友和咨询两种身份，就像犹太教里拉比一样。”
1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会的领袖。
“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吗？负责指点你，防止你犯错，是不是这样？”
“不完全是，”我说，“匿名戒酒协会不考核不奖惩，唯一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你自己忍不住又喝了酒，辅导员是一个陪你谈话，听你倾诉的人，他可以帮助你保持清醒。”
“我个人倒没这样的困扰，”他说，“但很多警察有，这一点也不奇怪，每天总得面对各种压力。”
你想喝一杯时，每种工作是都是压力。
“因此你们两个约好一起吃晚餐，你心里有些解不开的事，需要找他谈谈？”
“不是这样。”
“你结婚了，他也结婚了，你们两个却星期天晚上把各自老婆丢在家里，约好到一家中餐馆吃饭。”
“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这样。”我说。
“真的？”
“真的，很少例外。”
“所以说这是例行了？这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标准程序吗？”
“协会没什么标准程序可言，”我说，“除了别再喝酒，而且严格来说这也不是你所谓的标准程序。我们的周日晚餐起于我们辅导关系开始之时，是某种建立相互了解的方式，但多年下来，变成只是一种单纯的友谊关系。”
“‘多年下来’，那他担任你的辅导员很久了吗？”
“十六年。”
“真的，十六年？这十六年时间你一杯酒也没喝过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
“你仍然参加聚会？”
“是的。”
“那他呢？”
“他之前也很少缺席。”
“意思是他最近不去了？”
我努力想找到一个较周全的答案给他，他也看出了这一点，于是脸红了，“抱歉，”他说，“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是吧。”他低头又看看卡片，“每个周日晚上，而且是同一家餐馆吗？”
“都是吃中餐，”我说，“但餐馆不一定。”
“为什么选中餐？有特殊的理由吗？”
“只是习惯而已。”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每一周都选一个不同的餐馆，而且见面之前才决定。我想弄清楚的是，谁知道你们两个今晚去那里？”
“没有其他人知道。”
“我听说你们并没预约。”
“你是说和幸运熊猫？”
“是的，我想也不会有谁到那里吃饭还提前预约的，中饭可能还需要，平时上班时间，中午生意还不错的。可是周末的晚上，那里空得你都可以带枪去打野鹿了。”
“或打人。”我说。
他盯着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他深吸一口气，接着问我是谁选了这家餐馆。
“这很难讲，”我说，“让我想想。他先提议去五十八街上的一家，但那家关门了；然后我提议去唐人街，他说那里太不方便了，我想，先想出幸运熊猫的人应该是他。”
“那是什么时候？”
“就在昨天，我们在电话里决定的。”
“还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他记了下来，“之前你最后一次见他是……”
“星期五晚上，聚会时。”
“也是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是吗？然后你们昨天通了电话，今天按约在餐馆碰面。”
“是的。”
“你跟谁说过你们在哪里吃饭吗？”
“可能跟我老婆提过，但我不能肯定。”
“除此之外呢？”
“没有了。”
“那他有告诉他太大吗？”
“可能吧，他很可能告诉太太和我约好了吃晚餐，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具体地说去哪里。”
“你认识他太太吗？”
“只是见面打招呼而已，这十六年来，我见她可能都不超过二十次。”
“你们两家不来往吗？”
“我和吉姆是好朋友，仅此而已，我和埃莱娜跟他们夫妻俩吃过两三次饭，绝对不会超过这数。”
“埃莱娜是你太太？”
“是的。”
“那他们处得如何？”
“吉姆和老婆吗？”
“嗯，他跟你谈过吗？”
“最近没有。”
“那就你所知……”
“就我所知，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就算不太好，他也不会直说？”
“我想是这样的。”
“那就你所知，他和谁有过矛盾？”
“吉姆和谁都处得好，”我说，“他是个很和善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任何敌人。”
他语带怀疑，这是警察的通病，“就算有，”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生意方面如何？”
“生意？”
“嗯，他是搞印刷的，不是吗？在这个区有家印刷店？”
我掏出我的名片来。“这就是他替我印的。”我说。
他用拇指抚摸着名片上凸起的字，也许他想知道这张名片是不是该刮刮胡子了。“印得好，”他说，“这张给我可以吗？”
“当然。”
“你对他生意方面有任何了解吗？”
“我们不常提到这个，不过两年前他曾说到考虑停业。”
“不想做了是吗？”
“他做烦了，我猜大概生意清淡得令人提不起劲来，有一阵子，他想加盟开个咖啡吧，每次看到这附近又有新店开张时，这种念头就会浮现一次。”
“我妹夫也开了一家，”威斯特说，“做得不错，但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我妹妹和妹夫两个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给搭进去了。”
“总而言之，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继续他的印刷业务。有时也会提到退休，但我从不认为他真会立刻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