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已经用掉了1小时又15分钟。
我看了看表，上头显示还剩下26个小时。这是一只20美金的液晶显示的电子表，廉价到不行，却是我最喜爱的一只。艾米跟我同一天生日──9月1日。今年生日那天早上，我去接艾米逛街。我跟克莉丝汀从6月底就分居了，如果去皇后区那间我以前跟家人同住的房子，我会很尴尬，于是我跟艾米到外面闲逛。我完全不知道要买什么给10岁小孩，决定让她自己挑。我们在百老汇外经过一间小小的珠宝店，艾米扯了扯我的袖子，她在橱窗上看到一只展售中的电子表。我们进去后，她说她想要两只一模一样的──一只给我，一只给自己。我跟她说我已经有手表了，她妈妈送的。她仍然俯下身，浓密的浅金色长发贴在玻璃柜上，仔细研究她选中的手表。克莉丝汀经常担心我们的女儿是否太严肃了，我没听进去，我认为艾米只是比大部分同龄女孩成熟，拥有成人般聪慧的好奇心。
艾米的小手指在手表旁边抓来抓去，然后说：“爸，你是要去医生那边接受治疗吗？”她指的是我在克莉丝汀的坚持下，尝试报名的隔离式戒酒诊所。店员走到后面，留给我们一些私人空间。
她小声讲完计划，好像这是我们的秘密一样：“我想说，如果我们都有这个手表，就可以设8点的闹铃，这样你就会记得打给我，我们可以聊聊天，或是你可以讲故事给我听。”
她是如此真挚而认真。以她的年龄来说，她的身高算高，可爱又淘气，但更耀眼的是她内心的善良。她的善良在那一天拯救了我，如果我们没买那对手表，我是无法撑过戒酒治疗的。每天晚上，我们的闹铃都会同时在8点响起，然后我就从诊所打给她，对着电话念《爱丽丝梦游仙境》给她听。作为女儿，她比我这个家长称职太多了。
我坐在辩方席上，克制自己不要玩笔，那会让我看起来很紧张。琴恩把高斯坦的学术文章放在我的椅子上。
法官一点也没赶时间的样子，她有权如此。法庭里坐满了记者。因为证人x的生命有可能受威胁，本案没有任何电视报道，只刊载于报纸杂志。法官遇到摄像机出现在法庭里时总会很敏感，他们大部分都不喜欢被拍摄，任何老套的借口能弄走摄像机，他们都乐于使用，法庭里甚至连监控都没有。没有哪个法官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拍到自己说了什么蠢话。
我能感觉到屋内殷殷期盼的氛围，所有听完米莉安开场陈述的人，都晓得此案无望辩护成功。我稍早看到的亚裔黑帮老大已经在摇头了，不晓得这样拖延是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沃尔切克现在应该已经被定罪了。
我没办法再去想艾米，那样我会疯掉。沃尔切克坐在辩护人席，就在我的旁边。阿图拉斯和维克多在我们身后。
我把我的痛苦、疑虑等情绪都吞回去，然后看向我委托人那张邪恶的脸。
“我的女儿在哪儿？”
“她在附近，而且她没事，我会时不时确认她的状况。她现在正在吃薯片，看电视。你稳稳进行下去，也许我会再给你看张照片。”沃尔切克说。
又过了几分钟，还是不见法官的踪影。我的开场陈词很简单，但交互诘问高斯坦博士的部分让我很忧虑，我在脑海中反复预演──提问，回答，提问，回答，试图把我的诘问调整得更完美。
“你，”沃尔切克说，“我希望这个拖延不是你搞出来的。”他一脸不信任。要对这人施以说服技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你知道吗，我父亲是个战争英雄。”沃尔切克看着法庭装饰繁复的天花板，回想着自己的双亲，“他一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干掉了一整队的狙击手，斯大林亲自授勋给他。我母亲是波兰犹太人，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然后爱上了我的父亲──一位英雄。”他想到他的母亲时，表情变得较为柔和，声音也沉了下来，好似在往事中轻轻摇摆：“她给我取名‘奥雷克’，意思是守护者。她在战后没多久便离世了。”
“真可惜，在俄罗斯不好过吧？”我其实想说，一旦我找回女儿，他也活不了多久。
“我父亲在我母亲过世后酗酒，被糖尿病害得两条腿都没了。我推着他到东莫斯科那一带的酒吧，让他喝一瓶伏特加，勋章自豪地在他胸前闪闪发亮。我那时才12岁，没比你女儿大多少，我以我父亲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