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德给我的文件是一份弹道报告。它证实在被害者身上找到的子弹，是由大卫车上查获的那把手枪发射的，绝对没有任何疑问。我早就料到会看到这样的报告，但不是这时候，不应该这么快。而我一个字都无法反驳这项证据。地方检察官等于证实了凶器就在大卫车上，因为它与公寓中大卫女友的尸体弹道吻合。这样的场景一描绘出来，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游戏结束。
“你利用我。”我说，手指蜷成拳头。我的腿分开站成格斗的姿势，肾上腺素渗入我的血液和肌肉，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还有你太太。”戴尔说，“既然现在我们逮到那两名合伙人了，我们不再在乎她了。她可以走人，也不会面临任何指控，因为已经没有用处了。”
“不是他干的，瑞德。我们谈好条件了──u盘换豁免同意书。”
“你跟我并没有谈好条件。”瑞德说，“你试着跟戴尔探员谈条件，但针对柴尔德一案，他并没有公权力。我告诉过你了，我们不会谈让杀人犯自由的协议。在我的办公室别想。我能开出的最优渥的条件是二十年──如果他肯认罪的话。否则，我们法庭见。”
他大摇大摆地朝suv车走去，我本想追上去，又克制住自己。如果我追上去，肯定会把他打晕，并因伤害罪而在牢笼里过夜，这样无助于我为大卫辩护。
“这是个恶作剧，对吧？”肯尼迪说。
“你是大男孩了，比尔。你该表现得成熟一点了。”戴尔说。
肯尼迪下巴一抬，大步走向戴尔。戴尔用炯炯的目光迎接他。
“小子，你想揍我吗？动手啊。我会狠踹你的屁股，再没收你的警徽。”戴尔说。
肯尼迪摇摇头，转向我，说：“艾迪，我跟你保证，这事我完全不知情。”他是真心的。他看起来比昨天还要憔悴、凌乱，头发被雨淋湿，衬衫也是，而我感觉他全靠愤怒才能站着不倒下去。肯尼迪是个很正直的人──他绝不可能知道我会被摆一道，而且这让他痛苦难耐。
戴尔走上前，激他动手。肯尼迪退开来，坐进他自己的深色轿车，然后迅速将车开走了。
戴尔和他的手下纷纷坐上车，驶出机库。弹道报告在我手里变成一个纸团。
我恰恰做了我向自己保证不会做的事。我为了我的妻子牺牲了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克莉丝汀，还雇了一架直升机去弗吉尼亚州接刚下飞机的克莉丝汀──而我辜负了他，深深辜负了他。
我打给克莉丝汀，但她一定在起飞时把手机关机了。屋顶上的雨声有如敲打锡鼓。机库里只剩我一人，因而它成了回声室，回荡着我的呼吸声，以及鞋尖轻点混凝土地面的声响。
思考。
戴尔已经不需要我了。密码、导向合伙人的证据，以及钱，他通通拿到了。他明天就会击垮事务所──只要钱一入账。他会带一组人马在他们的办公室外守候，然后在第一分钱掉进事务所的账户时，分毫不差地冲进去。他现在无法为我提供助力。
瑞德想要万众瞩目的谋杀案，他要为自己建立名声。他希望他的名声能够承载他政治野心的重量，带他到远超过地方检察官的位子──跃升为市长或州长。
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可做。在法庭上决一死战。
我听到似乎由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铃声，好像它在水底。我从口袋取出手机，那铃声在机库里的回音几乎震得我耳聋。
“艾迪，我是比尔。”肯尼迪探员说。他从未在跟我对话时用他的名字自称。“戴尔这么做是不对的，我并没有参与其中。如果我们不能光明磊落地行事，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对不起，艾迪，我希望你知道我很抱歉。我也想让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哪儿。”
“我在听。”
“联邦广场。我打算检查每一份警方与检方的档案，确保你明天上阵时有充足的准备。这大概没办法帮到你的委托人什么，不过我想帮忙。”
“他是被陷害的。”
“我知道你这么认为。该死，搞不好你是对的。不过，听着，我能帮你弄到的东西──留着审判时再用。法官绝不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撤销此案，即使你在预审时变出某种胡迪尼戏法，我听说瑞德已经列好明天下午的大陪审团名单，他们绝对能起诉你的委托人，因为你根本无力反驳。”
“让我来操心大陪审团的事吧──也许有个办法，但我还不确定。重点是我现在要开始干活儿，而我需要你替我做另一件事，我是说如果你真心想帮我的话。”
“当然，你说吧。”
“我需要知道关于被害者的一切信息，不论你能查到什么，我来者不拒。除了在电梯里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吵架的事件之外，检方还没能提出这桩谋杀案的确切动机，而我可不想明天被将一军。如果我是对的，柴尔德是被陷害的。”
“好，我可以调查她的背景，我会尽快回复你。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还想问你一件事。有人跟踪我，是个西班牙裔男人，脖子上有刺青──图案是蒙克的《呐喊》。他用一小瓶强酸警告我，要大卫闭紧嘴巴。我猜他是个打手，暗中替哈兰与辛顿办事。你知道他吗？”
“我只知道事务所的安保小组。戴尔说他已经与你分享了吉尔和他手下的信息。我没在事务所附近见过任何符合你形容的人，我会再查一查。如果你再见到他，就打给我。”
“谢了，如果我看见他，我会打给你。”
肯尼迪的嗓音转为沉重而缓慢。
“对不起，艾迪，是我把你扯进来的。我上个月才加入这个项目小组，他们毫无进展，就找我来检查一遍证据，看看他们是不是漏了什么。虽然戴尔刚才那么说，但如果无法逮到哈兰与辛顿，我们是打算控告他们旗下员工的。应该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了。结果上周末，天上掉下来柴尔德这个礼物。戴尔想要柴尔德认罪协商，但我们必须让他跟事务所切割，替他找个新律师。他问我有没有认识什么人，愿意为了丰厚的报酬而搞定这件事。我提议找你。他说他听过你的名字，然后抽出克莉丝汀的档案。他对每个事务所员工都做了深度的背景调查。你是这份工作的完美人选。艾迪，我很抱歉。”
“我知道你没有设局陷害我。你现在可以帮我。尽可能多拿一些档案，1小时后在我的办公室跟我会合。我需要开始计划明天在听证会上要说什么了。”
我的思绪乱了。电话两端一直沉默着。
“你知道吗，这事儿你可能搞错了。我知道你认为柴尔德不是坏人，但公寓大楼的安保监控画面拍到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寓的人，而几分钟后，就有人发现他女朋友的尸体。她死于多重枪伤，凶器就在你委托人的车上。这些事实让他成为杀手的最佳人选。你确定这件事你选对边了吗？”
“我是个辩护律师，肯尼迪。我没有选边的问题──我只有委托人。”
这是肯尼迪预料中的回答。所有执法机关的人对律师都有同样的疑问：他们怎么能在明知放了罪犯的情况下，还睡得着觉？但若你让无辜的人进监狱，就更难睡得着觉了。嗯，我受够噩梦了。
“别担心，我知道这次我是对的，我能感觉到。1小时后在我办公室见。”
“好吧，不过让我先检查一下，确定那里是安全的。你这1小时要做什么？”肯尼迪问。
我仔细想了一下。回蜥蜴家没有任何用处，再说，我有个主意。
“我要毁掉瑞德的后援。”我说。
“什么？大陪审团吗？你要怎么做？”
“我要去拿我的秘密武器，就算案子走到大陪审团那里，我们也有机会搞破坏。”
“你要怎么做？”
“我要帮柴尔德再聘一位律师。”
位于56街的芬尼根酒馆看起来更像盲人专用的廉价旅馆，而不是酒吧。门上的标示牌写着：我们永不打烊。
我坐在酒吧外荷莉的本田驾驶座上，店内的灯光照耀着犯罪现场调查员诺伯制作的新弹道报告。他根据被害者身上发现的子弹上独特的记号和条纹，证实那些子弹只可能是由大卫车上那把枪发射的。对检方来说这就像一记灌篮。这报告只有一点让我感到困扰：诺伯检验凶器时，发现枪柄有微量泥土，有些泥土还跑进弹匣接缝空隙中，而弹匣可是卡进枪柄里的。我告诉自己晚点再来思考这件事，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这类小细节仍然会令我耿耿于怀。我下了车，走向芬尼根酒馆。
酒馆的窗户由内侧贴了胶带，才进大门就有第二道门，它总是紧闭着，并且被一片绿色厚布帘遮住，那布帘散发腐败的啤酒味和烟味。感觉就像这里的客人都是吸血鬼，不管任何时刻，只要有自然光照进酒吧，所有顾客都会起火燃烧。它以粗野著称，店主派迪·乔允许三教九流的顾客上门。十年前，在酒馆一角看到一帮机车族，另一角看到58乐团的团员，血帮在打台球，第十六分局凶案组一半的警察在吧台喝地狱龙舌兰，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库奇今天晚上有来吗？”我问。
在吧台低头忙碌的派迪·乔抬起头，我一时间无法将他的脸尽收眼底，因为他的头似乎跟银背猩猩的一样大。一把钢丝刷般的胡须挂在他t恤前，胡须末端达到他的肚子，刚好与我的视线齐平。我从吧台边退后一步，这才能比较清楚地看见他英俊的蓝眼睛和一排镶过的牙齿，看过去像是漆黑洞穴般的口腔里叠放着一排金条。
“他在老位子。很高兴见到你，艾迪。你要来杯可乐什么的吗？”
我酗酒的那段日子，派迪总是确保我完好无缺地离开酒吧回到家──所以他知道我戒酒了，或该说努力在戒。
“谢了，不用。我也很高兴见到你，老兄。”
他举起巨大的拳头和我碰拳。我乖乖顺从。感觉就像棉花糖短暂地与大铁球相碰。
我转身离开吧台，经过故障的点歌机，爬上一小段阶梯，来到酒馆最左边的大包厢。库奇被三个喝醉的律师众星拱月，正在大发议论。
“就像我总是在说的，你们绝对不能让委托人上证人席，那是自杀行为。”库奇说，“就拿杰瑞·史朋斯来说好了，他是我见过最好的审判律师。史朋斯见鬼地执业五十年，从来没输过一件案子，而他只让委托人上一两次证人席。”
与库奇同桌的男律师，其中两人与他年龄相仿，第三人是个金发的年轻律师，他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库奇的每个字。我留在原地，让库奇把话说完。他有点耳背，讲话控制不了音量，嗓门大到几乎在街上都听得到。库奇有戴助听器，如果他没听到你说了什么，偶尔会戳他的助听器来示意，例如当你提醒他这一次轮到他请喝酒的时候。
“史朋斯常说，你通过交互诘问来讲述委托人的故事。攻击检方的论证，攻击、攻击、攻击。但你要仔细挑选战役……”
那两个中年律师早就听过这一套了──这是库奇最爱的话题──因此他们开始聊自己的。库奇不以为忤，把注意力转向年轻律师。
“刑法就是战争，小伙子。可是不要跟体制对抗，要跟证据对抗，就好像……他叫什么来着……欧文·卡纳雷克。他会为了掷铜板的结果争到底。小伙子，你听过他的名号吗？”
年轻人摇摇头。
“他是洛杉矶出身的辩护律师，替杀人魔查尔斯·曼森辩护，还差点让他脱身呢。但欧文玩得太过火了，他对所有话都提出反对。他不停地反对反对反对，在直接讯问时反对，在开场陈词时反对──无所不反。他绝对把法官给惹毛了。在曼森案审判期间，他因为藐视法庭而入狱两次。他就是好斗成性。有一回，检察官传唤证人，要求他陈述姓名以供记录。亲爱的欧文一下子就站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回答是传闻证据。证人对他名字的认知，仅是来自他母亲的片面之词！’”
年轻律师礼貌地笑了一下，然后盯着他的啤酒。
我走到灯光下，对库奇点点头。
“哦，小伙子，真正的高手来了。这位是艾迪·弗林。如果你在法庭上见到他，要好好看着他，跟他学习。他是下一个杰瑞·史朋斯。”库奇说。
我跟其他律师互相打招呼，他们跟库奇握手，告辞离开。年轻律师把他的美乐啤酒喝完，感谢库奇给他的建议，然后走了。换我坐下来。
“好孩子，律师资格考试拿了最高分，在法学院也是班上第一名，真正的明日之星。真可惜他对怎么当律师一窍不通，不过他会学习的。就像你一样，艾迪。”
“我在他那个年纪时，你也慷慨地给我建议。我很感激，帮助很大。”
他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我懂什么？”他说。
“那个，我需要你帮忙，库奇。”
“啥？我没听见。”他说，身体倾向我，戳了戳助听器。
我小声说：“明天到法院帮我一下，我就给你1万元。”
“1万？明天？什么案子啊？”这下他倒是耳聪目明了。
“谋杀案，明天是预审。你坐次席。”
他举起双手，望着天花板上的尼古丁污渍，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把注意力转回我身上，等着听更多细节。
虽然他年事已高，但这位70岁律师的敏锐与敬业仍然不输我认识的其他任何律师。库奇对他的委托人真心感兴趣，会设法了解他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保释代理人、他们的孩子和宠物。他靠重复服务一大群客户糊口，这群客户大部分有亲戚关系，专长是低水平的组织犯罪和仓库抢劫。我已经将近一年没见到库奇了，他在这期间老了好多。现在他脖子周围的皮松垮地垂着，衬衫看起来大了一号，头发几乎全白了。他最后几撮染过的发丝像是褪色的记忆，在白色发根的蔓延下迅速化为乌有。
“所以？快点，你要给我讲细节啊。你不告诉我案子的信息，我要怎么准备？你要我负责一半的证人，还是怎样？讲啊，你要我做什么？”
刚才跟库奇同桌的其中一个律师，在玻璃杯里留下一指高的威士忌，融化的冰块把它稀释了。我盯着那深琥珀色的液体，盯了长长的一秒。我不该喝，我告诉自己，可我已经拿起杯子吞下那该死的东西。
“听着，你不用担心。”我说。
“拜托，艾迪，这不公平。你找我一定有原因，所以你要我明天怎么做？”
“在预审中吗？什么也不做。”
“啥？”
“我希望你在预审中什么也不做，我需要你来对付大陪审团。”我说，难以克制住微笑。
“等一下，我在大陪审团面前什么也做不了，我又不能交互诘问……你明明知道。我去了也根本是白去。你记得索尔·瓦赫特勒法官在上诉法院说过什么吗？”
这是库奇最爱的台词之一。我能背出来，但我让他讲。
“他说：‘检察官能够说服大陪审团起诉火腿三明治。’你的委托人在浪费钱，我在那里帮不上忙。”
“我没有要求你对大陪审团说任何话，你只要露面就行了。”
库奇靠向假皮座椅，张开嘴巴仔细思考。
过了一会儿，他坐直身体，用粗粗的手指指着我。
“你不要我在预审时做任何事，但你需要我在场，对吧？然后你要我带着惊喜去见大陪审团？”
“你说对了。”
他摇摇头，笑了。“艾迪，你真是个变态的天才，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好像在一辆玩具车里躲避暴风雨。大雨重击车顶，再沿着挡风玻璃倾泻而下。我告诉自己不能打给柴尔德，因为在震耳欲聋的雨声中，我根本听不见他说话。他刚才有打给我，但我没接。我还无法面对这番对话，除非我有答案可以回应他──除非我找到出路。
我再次拨打克莉丝汀的手机，还是语音信箱。我浏览我的已拨电话清单，点了医院的号码。这次我颇为迅速地就接通了波波病房的护理师。他已恢复意识，愿意配合，不过现在全身充满吗啡，所以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也不让警方跟他说话。我请护理师转告波波我打过电话，还有我很感谢他为大卫做的事。护理师说她会转达。我挂掉电话，把注意力转回西46街。
街上没有半个人，大雨让行人都待在屋子里。我已经在这里停了将近20分钟，没看到任何人经过我的办公室。有几辆车快速驶过，看起来（至少对我来说）不像在侦察地形。我自己来回开了两三次，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人坐在车上，等着我回到办公室。在我看来，这条街是安全的。我不是监视专家，而我已无奈地决定要等肯尼迪。据我所知，杰瑞·辛顿可能已经让他半数的安保人员进入我的办公室，迫不及待地举着枪在黑暗中等我回来。
我迟到了，肯尼迪却尚未出现。我正准备打给他时，看到一辆深色轿车从我旁边开过去，停在前方50米处，就在我那栋楼的门口。
我等待着，看到比尔·肯尼迪高瘦的身影下车，右手臂下夹着一个蓝色塑胶资料夹。本田的喇叭声像是生病的驴子在叫，不过它足以令肯尼迪回头。我闪了闪大灯，下了车，用钥匙遥控锁车。等我过去找他时，已经浑身湿透，藏在外套里的档案也好不到哪里去。雨实在太大了，我们没办法停下来说话，只能跑向我那栋楼的大门口。
今天早上以后我就没回过办公室了，而以正常进出大门的人流来说，我之前在门上布置的预防措施毫无意义。现在没有硬币和牙签让我知道楼上是否有不速之客在等我了。我们进去时发出很大的噪声，而且因为太急着摆脱暴雨，我关门关得太猛，如果楼上有人，一定听到我们进门了。
我们抖了抖衣服，我抹掉脸上的雨水，把头发往后拨，它们黏在我额头上。在寒冷的大厅里，我们呼的气结成雾，脚下已经蓄了一摊雨水。我用眼神示意去我的办公室。肯尼迪点点头，把塑胶资料夹交给我，拔出配枪，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我隔着一段距离跟着他。
我的办公室里亮着一盏台灯。
肯尼迪手掌张开伸出来，要我待在楼梯顶端。他踮着脚优雅而安静地跳向门，双手持枪做好射击准备。我跟过去，与他各在门的一边就位。肯尼迪摇摇头，用口形说我应该待着别动。他用流畅的动作单手压下门把，然后用膝盖把门整个儿打开，冲进房间，手枪举在前面。
雨水沿着我的背往下淌，我更用力地把身体贴向墙面。
我什么也没听见。
寂静无声。
“肯尼迪？”我问。
“安全。”他说。
我呼出一口气，走进办公室把灯打开。我一定是今天早上忘了关台灯，这不像我，我一向都很谨慎。要不是戴尔捧着现金要我当柴尔德的律师，我本来打算这个月用信用卡来付电费。我们抖了抖衣服上的雨水，然后我脱下外套，坐下来读肯尼迪给我的资料夹里面的内容。
肯尼迪带来的文件并没有太多我没读过的东西。只有另外几页证据清单，以及大卫公寓比较清楚的大张平面图。
“你仍然认为你的委托人是清白的吗？”肯尼迪问。
我点点头。
“我不喜欢戴尔那边的事态发展，所以我会尽力而为，但我得知道你为什么对柴尔德这么有信心。”他说。
“我知道事情现在的状况，但我曾直视他的双眼，他不是那种人。事情表面上对大卫不利，是因为有人刻意为之。不管是谁陷害他，都要他为克莱拉之死买单。对了，你还没给我看你查到的被害者资料。”
这位联邦调查局探员把两手插进口袋，再抽出来，然后摊开空无一物的掌心。
“什么都没有？”我问。
“没有报税记录，没有社会安全码，没有在本州的医疗记录，也没有牙医记录。没有出生记录，没有用她的名字登记的手机。我手上仅有的证件是驾照、借书证和提款卡，都是大约六个月前核发给克莱拉·瑞斯的。”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仔细想想，我通常至少能有一项收获，哪怕只是出生证明。她的手机是昂贵的抛弃式手机，她的皮包里有现金──没有信用卡，只有支票账户。显然警方派了一辆车去大卫提供的克莱拉住处。我知道她刚搬去和大卫同居，但她的公寓家徒四壁，没有家具，没有信件，连电视都没有。那个地方没有半张纸。哦，还有那气味，显然在谋杀案前两三天，那整个地方被用蒸气清理过，还是用化学药剂处理的。她告诉公寓管理员她要搬去和大卫住，但管理员说他并没有清理公寓。有人做了这件事，做得很彻底。警方在那公寓里连一根毛发都没找到。”
“几乎就像她整个人被抹消了似的。”我说。
肯尼迪边点头边说：“我必须承认，这让我大惑不解。地方检察官把此案定性为情绪激昂下的疯狂犯罪，但我感觉不像。我倒觉得克莱拉·瑞斯在逃避什么事或什么人，而遇到你的委托人对她来说像中了头彩。这无法证明任何事，不过值得列入考量，艾迪。我只是不知道这些线索能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如果我是对的，这都是布局。”我说。
他把笑意憋回去。“嗯，如果他被设计了，那么这是我见过最高明的陷阱。你的委托人说他在晚上8点02分离开公寓，出门前还跟克莱拉吻别。根据他的说法，他走的时候她还活得好好的。然而格什鲍姆听到枪声、走到阳台，看到流弹使窗户向外爆开，于是打给安保人员──记录上他打电话的时间是晚上8点02分。监视器画面并没有拍到任何人接近公寓，直到4分钟后安保警卫抵达。公寓里唯一的人就是我们死去的被害者。如果凶手另有其人，嗯，他们一定是飞走了。是柴尔德杀了她，艾迪，你为什么看不透？你委托人的辩词是什么？如果不是他在说谎，就是克莱拉·瑞斯朝自己的后脑勺开了12枪。我不认为她办得到，也没有别人办得到，因为那里没有别人了。格什鲍姆没看到任何人逃到他的阳台上，那段时间也没人离开他的公寓──从监视器画面能看到他家前门。如果这还不够，那还有凶器，凶器就在他的车上。面对现实吧，这个男人杀了她。你得停止只看见你想看见的，该看看赤裸裸的事实了。”
肯尼迪说的某句话触动了我的心，但我不确定是哪句。感觉就像发牌员让我看了整副扑克牌一眼，而他在洗牌时，让某一张牌停留在他手上久了一微秒的时间。发牌员会让我看他想要我记住的那张牌──事实上，那是我唯一能看见的牌。其他牌只会是模糊的影子。我在脑中重复肯尼迪刚才说的话，寻找我的牌。
我找到了。
“你说我看见我‘想’看见的，而我想要他是无辜的。”我说。
“我不是有意要如此直白，但你有必要听实话。”他回答。
“但你说对了，那就是关键。”
事实非常简单，它是所有诈骗的基础，那就是人们会相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
肯尼迪伸了个懒腰，他膝盖上的档案因此滑到地上。我站起来活动脖子，然后绕过我的桌子，让脚的血液循环恢复正常。
“我需要你再帮一个忙，而且我要搭便车。”我说。
“去哪里？”肯尼迪问，抬手看了看表。
快要凌晨1点了。
“中央公园西大道。我得看一下犯罪现场。”
“那可能有点困难。”
“那栋大楼是24小时开放，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要搞清楚某件事。如果这事如我预想的那样，我需要你调查克莱拉之死的另一个嫌犯。一个叫伯纳德·朗希默的人。”
“没听过。”
“他在隐瞒什么事。大卫和朗希默有过节，我今天和他谈过话，而他──”我的话突然堵在喉咙里。此时我正站在窗边，隔着百叶窗俯视街道。一辆蓝色福特停在我办公室30米外，驾驶座车窗一定是开的，我能看到缕缕烟雾轻轻飘到车顶之上。
“我们有同伴了。”我说。
“谁？”肯尼迪问。
“我从这里看不见。”我说。我台灯的灯光映照在窗户上，遮蔽了我看司机的视线。
我听到肯尼迪从座位上起身，要过来查看。我回头，发现他注意到台灯映在玻璃上的反光。他朝办公桌走了两步，打算关掉台灯，好让我们能看得更清楚。
我脑海深处有个东西在扩大。不是理论，不是想法，它埋得更深。一种不安，现在正爆发成惊慌。
“不要动，等一下！”我说。
肯尼迪停止动作，手悬在办公桌上方。
“昨天戴尔说要付我钱之前，我在担心要怎么缴电费。”
他看起来一头雾水。
“你不懂吗？我相当确信我没有让台灯开着，有人来过了。”
肯尼迪慢慢拨开散落在我桌面上的文件，好把台灯的电线看清楚。他把电源线从桌上拎起来，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这动作足以让我看出有人对开关动过手脚了──开关底下有条红色电线，直接通往我桌上新钻出的一个洞。
肯尼迪和我互看一眼。我们都无法呼吸，脸上渗出汗珠。
当电源线搁在桌上，开关朝着上方时，那根电线是看不见的。我桌上的洞直径只有两毫米，正好容纳电线。肯尼迪把我的办公椅推到一边，跪在地上，从口袋取出一个小手电筒。他扭转身体，背朝下滑进我桌子底下，就像修车师傅滑入车底。
“艾迪，过来看一下。老天爷，动作慢一点，别碰到任何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躺在他旁边，看向桌底，那里用胶带贴了六个两升装的塑料可乐瓶，位置很深，就算我坐在办公椅上，膝盖也不会碰到它们。红色电线穿过洞后，依次黏在每一个瓶子的瓶底。每个瓶子都装满雾状的液体，底部还贴着铝箔纸之类的东西。
“不论你做什么，千万不要碰台灯。我们要非常缓慢地站起来，拿上你的档案，然后闪人。”
我们确实这么做了。肯尼迪关上我办公室的门后，呼出一口气，把额头上的一层汗水抹到头发上。
“那是个强酸炸弹。瓶子里装的是盐酸。他在台灯开关上设了绊线，如果我们关掉台灯，电流就会流进红色电线，加热每个瓶子底部的铝箔纸。5秒到10秒后，那张桌子会跑到天花板上，而你的整个办公室都会下起强酸雨。你有看过别人把苏打粉丢进一瓶可乐里吗？它会冲到15米高的半空。这两个瓶子里的强酸会呈现过热状态，威力会更强大。”
“是那家伙，我告诉你的那个。”
“我知道。你一提到他，我就对他有怀疑，现在可以证实就是他了。我们得除掉他。”他边说边用手机拨号。
他在等对方接听时说：“就官方立场而言，我不该在这里。也许我可以找斐拉和温斯坦，他们会为我冒险。车上的那个人在等你关掉台灯，他在等着听你的尖叫声。”
我们坐在我那栋楼的漆黑大厅里。肯尼迪一手拿着他的克拉克，另一手拿着手机。他在等斐拉他们就位的通知。
“脖子有刺青的人是谁？”我问。
“我查过了，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别人都叫他葛利托──西班牙语是‘尖叫’的意思。他是为罗沙贩毒集团效命的审讯者及杀手，那是墨西哥规模数一数二的贩毒集团。他们在跟其他贩毒集团开战，但他们成功守住了白线──也就是从博卡德尔里奥穿过墨西哥一路通往蒂华纳的运毒路线。葛利托是南美洲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之一。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里，这些人需要建立声望。他们用凶残与恐惧来扬名立万。葛利托喜欢用强酸，而且从不塞住被害者的嘴巴──他喜欢听他们尖叫。强酸炸弹是他的惯用手法。”
“我不喜欢这些事，肯尼迪。”
“贩毒集团跟哈兰与辛顿有很大笔的金钱往来。我猜他们是来协助事务所解决一些小麻烦的。”
“越来越有趣了。”我说。
“艾迪，我完全不知道贩毒集团会直接参与这件事。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个新闻，他们应该离得远远的才对。”
“想用刀攻击大卫却被波波坏了好事的那家伙，他是墨西哥人。还有戴尔的线人法鲁克不也是被强酸杀死的吗？”
肯尼迪望着地面，说：“有点牵强，不过说得通。这家伙在保护事务所。”
他的手机振动起来，他接听，告诉对方做好准备。
“我们准备好了。斐拉和温斯坦开车经过了，是他没错，不过他让某个人蹲在副驾驶座，很可能是个枪手。我的属下在街上100米外的停车场，他要跑的时候，他们会拦住他。你待在这里。”肯尼迪说。
他举起克拉克，推开大门，冲向左侧，挺着枪大吼，要葛利托下车。
我听到引擎发动的声音，然后是枪声。不同的两组枪声。肯尼迪的克拉克发出尖锐的枪响，另外还有一把猎枪低沉地回应。我从大门边窥探。肯尼迪紧贴在他的车后，葛利托则将车开出来准备从肯尼迪的车旁开过去。我看到葛利托的副驾车窗玻璃下降，他想停下来，顺路解决掉肯尼迪。
我拉开我的信箱，取出一组指虎，然后冲向街道。葛利托的深色轿车与肯尼迪的车齐平。我看到葛利托手里有一把锯短枪管的猎枪，从副驾驶座伸出来，那把猎枪架在某个躲在前座的人头顶。我用尽全力扔出指虎。我离车子只有6米，要击中目标很容易。指虎打到挡风玻璃弹开，留下长长的裂痕。
葛利托踩油门，车子加速从肯尼迪旁边经过，而我已经迈开双腿跑上台阶，躲回大门后。我跑进楼房，用力关上门；还没关紧，它就啪的一声往后弹，打在我的额头上，把我撞倒在地。门后镶嵌的钢板挡住猎枪子弹的位置凹陷变形了。我拉开大门，看到肯尼迪站在马路中央，朝加速离开的车尾开火，子弹击爆车后窗，但轿车只是开得更快，冲向斐拉驾驶的suv车。他们刚才在几家餐厅共享的停车场等待，现在横在狭窄的单行道上。轿车开上人行道，准备从他们旁边冲过去。
我迈开步子赶上肯尼迪，一起沿着街道狂奔。
“他跑不掉的。”肯尼迪说。
轿车从左边的suv车和右边的黑色护栏之间切过时，时速肯定有80公里，把联邦调查局车子的前保险杠都撞掉了。轿车右侧火花四溅，副驾车门脱框砸在人行道上。
suv车倒车准备追捕猎物，肯尼迪和我赶上它，跳进后座。肯尼迪大吼：“上上上！”
斐拉踩油门，我前面的温斯坦举着枪探出副驾车窗。
轿车几乎已开到第八大道的交叉口了。他没有减速，反而继续加速，我看到葛利托倾向右侧，斜向副驾驶座。
就在他开进十字路口前，一具人体从副驾驶座那侧摔出来。它撞到路边停着的车辆再往回弹，朝suv车滚过来。西46街的这一段很窄，两边都停着车，要继续追逐的唯一方式就是碾过从葛利托车上丢出来的那个人。
斐拉猛踩刹车，我的头撞上前座。我们跳下车，目送葛利托扬长而去。斐拉用对讲机联络，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白费工夫。我们追丢了他。
马路上的人停了下来。肯尼迪站在那人旁边，我走过去。从人体瘫软滚过马路的状态可以判断，那人已经死透了。
肯尼迪站在乱七八糟的尸体旁。绿色铺棉外套，浅沙色头发，我跟联邦探员一起盯着这死人。是吉尔，哈兰与辛顿的安保主管。
他的衣服被扯破了，大概是因为从移动的车辆中掉出来。但那不是他的死因。他的右手没有皮肤，我能看到一块块白色的骨头和肌腱，却没有肉。他的喉咙没了，大部分的下颚也没了。
肯尼迪说话时，仍然气喘吁吁。
“他被刑讯，然后被迫喝下腐蚀他手的强酸。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不论葛利托想知道什么，吉尔都告诉他了。”
他转头看着温斯坦说：“向总部汇报，我们也需要拆弹小组去处理办公室。我晚点回来，我得载艾迪一程。”
肯尼迪把车停在大卫的公寓大楼外。他已联络过戴尔，告诉他葛利托和吉尔的事，省略了他在帮我的部分，只说我在桌子底下发现炸弹时，他刚好来找我。根据戴尔所言，罗沙贩毒集团是事务所目前最大的客户。账户里那80亿，有将近60亿属于贩毒集团。他们想确保那笔钱安全无虞，所以出手警告辛顿如果钱不见了他会有什么下场。这没有动摇戴尔的计划，他只是提醒肯尼迪当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