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跨下肯尼迪的车，进入大卫的世界。
中央公园11号的大厅，像是百万富翁春梦中的场景。大理石地板、古董家具，接待柜台左边有个镶着橡木板的私人图书室，各种奇花异草散发着同样异乎寻常的香气，背景音乐是古典乐──肖邦。接待员一周赚得的小费，大概比我的年薪还高。她个子高挑，金发，温煦的脸庞拥有像加了蜂蜜的牛奶一样的肤色。她的指甲艳红得不可思议，与她脸上的红唇搭配成套，它们就像停在黄金海岸沙滩上的两辆法拉利。
接待柜台左侧的电梯由四名安保警卫看守。他们长得很像，貌似我在早前的监控画面中见过他们。每个人都重达100到110公斤，而且体脂率很低。他们晒得很黑，肩膀像两个篮球，没有脖子。头发剃得很短，浅蓝色的制服熨得很平整，腰间佩有克拉克、对讲机和手机。我猜他们原本是警察或是军人，他们看起来全都像是可以手叉着腰，以护卫石像之姿站上一整天。
我不理会右侧警卫投向我的目光，把注意力转回接待员身上。
“嗨，我是跟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比尔·肯尼迪一起来的。我们需要看一下犯罪现场。”
“现在调查未免太晚了，我们接到警方的指示，不让任何人靠近那一层楼。肯尼迪探员，你有证件和搜查令吗？”接待员问。
肯尼迪还来不及回应，我就截住了话头。我不想露出马脚，让接待员发现我们其实跟警方不是一伙儿的。
“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搜查令，女士。那间公寓仍然是犯罪现场。”
她考虑了足足一秒，然后缓慢摇头。此时，电梯里走出一个西班牙裔男子，他穿着灰西装以及与安保警卫相同的浅蓝色衬衫。他走到柜台里面，接待员告诉他现在的状况。
“两位先生，我们可以看一下证件吗？”穿西装的男人问。
肯尼迪亮出证件，我把两手插进口袋。
“我叫艾力克斯·马德拉诺，是这里的安保主管。”男人边说边仔细看肯尼迪的警徽和证件。
“你是柴尔德先生的律师吗？”他问我。
他的问法让我觉得，假如我敢骗他，他马上就会识破。
“没错，我代表柴尔德先生。”我说。
“我会亲自带二位上楼。柴尔德先生在这里备受景仰，只要我们能帮上忙，请尽管开口。”
肌肉和须后水组成的铜墙铁壁分开来，肯尼迪和我跟着马德拉诺走向电梯。他从腰间的钥匙圈上挑出一块抛光的塑料片，在控制面板上的感应器前挥了一下，控制面板瞬间亮了起来，马德拉诺把电梯叫来。门开了，我们踏入有柠檬香的电梯里。四面墙都镶着镜子，地板上铺着瓷砖，天花板是晶亮的橡木板。马德拉诺再次在感应器前刷了一下卡，接着选择楼层。
“如果有自己的感应卡，是不是能够去任何一层楼？”我问。
“的确。我们是良好的社区，鼓励敦亲睦邻，所以会举办不同楼层间的聚会、社交活动。当然，三十五楼还有健身房，它的楼上是水疗池，地下室有酒窖。”
电梯里播放着跟大厅一样的交响乐，我猜整栋楼都在播放着。
我们抵达大卫的公寓所在的楼层，电梯发出悦耳的音效，我查看了一下监控摄像头，它藏在电梯东北角的顶端。
电梯门打开。
音乐持续着。
我们发现自己站在长方形的平台上，它比电梯井稍宽，大约有15米宽。东北角的那扇门是格什鲍姆家，西北角的门则通往大卫的公寓，电梯右侧还有一扇门，无疑是通往楼梯。两间公寓的门边各有一张古董桌，桌上的银盒里有手帕、一盆新鲜水果，以及一瓶名牌护手霜。一座雨伞架插着几把雨伞，伞面上有“中央公园11号”的标志，两张桌子旁还各有一面镶着漂亮桃花心木框的全身镜。我感觉这里的住户在离开他们的楼层之前，会把握机会再一次检视自己的外观，然后才公开亮相。
马德拉诺走向西北角的门，那扇门被蓝白相间的警方犯罪现场封锁带挡住。他再次从长裤口袋取出钥匙圈。
“这是柴尔德先生的公寓。”他说，同时在五六十把钥匙中寻找正确的一把。肯尼迪从外套口袋掏出一把橡胶手套，递给我和马德拉诺各一双。肯尼迪和马德拉诺都毫无困难地戴上了手套，我则觉得拿着档案的同时做这件事很有难度。
最后马德拉诺找到对的钥匙，插进锁孔，把门打开。这间公寓完全符合我对曼哈顿精英的想象。开放式空间，白色和米色的家具与偏灰色调的厚地毯搭配得宜。这搞不好是迪奥的设计，克莉丝汀一看就会知道。客厅区是超大的开放空间，几张6米长的沙发像蛇一样摆在房间中央。室内弥漫着一股陈腐、不太好闻的金属味，那气味萦绕不去，像在提醒着这些墙壁之间曾发生过暴力的死亡事件。即使风从破掉的窗户灌进公寓，也驱不散那股气味。我在客厅区的一端看到白色地砖的起点，便朝着它延伸的方向走。凶案现场在厨房，有一块地砖破了，现在地上有一块凹陷，破碎的地砖积在凹陷处，沾满巧克力般的暗红色污渍。枪击产生的血液喷溅痕迹由污渍中心向外扩散。血似乎会在特定物体表面逗留──永远无法完全清除干净。
在破掉的地砖下方大约40厘米处，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滴血。
犯罪现场解除封锁前，没有人可以做清洁工作。正常来说，警方会封锁现场几天或者几周，这取决于他们的调查进度。当犯罪事件发生在被告的家里时，警方通常会封锁现场更长时间，这样一来被告就不能用这个地址申请保释，进而提高保释的难度，因为被告不但要付钱给保释代理人，而且如果亲戚不愿或不能收留他们，他们还得花钱找地方住。
大多数时候，这一招很管用，被告会直接放弃申请保释。
我蹲下来仔细看那小小的血滴。这滴血看起来直径大约两三毫米，颜色很深，形状完整。就我看来，自从离开克莱拉的身体后，它没有被人踩过、抹开过，或以别的什么方式扰动过。
我往后站，不疾不徐地检视整个现场，确保厨房里其他地方没有血迹。确实没有。尸体所处位置前方约两米外的窗户玻璃上，有个被子弹射穿爆裂开的大洞，风从那个洞吹进来。在撞击之下，安全玻璃炸开来，细小的碎片由阳台往陈尸的位置飞散。碎片在延伸到有血迹的破地砖前就停止了，大部分玻璃落在阳台上。我穿过玻璃上的破洞站到阳台上。我很庆幸自己穿着大衣。我把领子合拢。大雨已止息，但阳台仍因为淋了雨而相当湿滑。我上下查看，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爬进这间公寓，或是从上方垂降到阳台。楼上的阳台太高了，砖墙表面还因糊了灰泥而非常平滑，不管是手或脚都没有着力点。在我下方，中央公园周围点缀的路灯在树木掩映下透出微光。我们离得好近，我都能闻到青草味了。街道这一侧与公园之间隔着两车道马路，我却感觉伸出手就能摸到公园内屹立的橡树的树叶。阳台俯瞰着一块僻静的草坪，它比小联盟的球场面积略小一点，一排高树篱把它和公园里的步道隔开来。草坪右侧角落有一棵橡树，树干周围散布着一堆空啤酒罐。你花了3000万买下公园景观房，得到的却是青少年和酒鬼。
肯尼迪和我各花了5分钟，分头检查公寓里的每个房间，搜寻血迹。什么也没找到。
我从带来的档案里取出法医报告，翻到尸体示意图。多数法医报告里都会有事先印好的标准女性躯体图，法医会标上枪伤的位置，侧面图上则标记子弹穿入身体的角度。除了头部的枪伤以外，克莱拉的背部也中了两枪。第一颗子弹嵌在她的脊椎里，大概立刻就使她丧失了行动能力。第二个射入伤口离脊椎很近，但这枚子弹穿透她的身体，由胸廓下缘射出。她的胸腔偏左侧标记出射出伤口。
我把图交给肯尼迪。
他再次仔细研究报告，然后望向现场。
“子弹的轨迹微微往下。”他说。
但我完全没在听他说话，我望着挂在厨房墙上的一幅裱了框的建筑平面图。蓝色的底纸上用白色线条描画，左下角有个签名。先不管签名，这张图看起来很眼熟。我翻着检方的档案，直到找到一幅犯罪现场的素描，它标记出被害者尸体在公寓里的位置。
马德拉诺仍在大门边等待。我招手要他过来。
“这是我所想的东西吗？”我问。
“对，这是一幅克劳迪奥的作品。大楼里每一间公寓都有这么一幅。楼主和克劳迪奥是好朋友，1981年大楼翻修时，是他负责设计的。每位住户入住时都会获得一幅裱框蓝图。”
“不，我对设计师不感兴趣，我想问这是公寓的精确平面图吗？”
“是的。住户不得随意改变结构。”
我呼唤肯尼迪，他进入厨房区，站到我们旁边，然后他意识到自己很累，便拉了张高脚椅坐上去。已经凌晨2点了，他看起来筋疲力尽。
“马德拉诺，如果我成功说服肯尼迪找一个探员，在两三小时内带着照相机和一瓶发光氨上来测血迹，你能确保他们可以进来吗？”
“我再有1个小时就该换班了，我……你应该知道纽约市警局严词警告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上来吧？”
肯尼迪正准备说话，我拉拉他的外套要他安静，我要诱使马德拉诺多说一点。
“我认为这对我的委托人可能真的很有帮助。你说大卫在这栋楼名声很好？”
“是啊，可以这么说。我有一个主管叫柯里，大概一年前，他的6岁小孩得了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保险不给付这种疾病的治疗。大楼管委会让柯里在大厅张贴募捐海报并放置募捐箱，他需要筹出40万的医疗费。一周后，他募到25000美金。这栋楼的住户很有钱，而且颇为慷慨。当时柴尔德先生去外地出差了一阵子，当他回来看到海报时，他联络管委会，与柯里碰面──问他需要多少钱，还有那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柯里说治疗可以延长他孩子的寿命──大概五年。不过也就这样而已。”
马德拉诺换了个站姿，抹抹嘴巴。
“嗯，柴尔德先生上网研究了一下，找到一位专家。接下来一转眼工夫，他已经把柯里全家送去日内瓦，付了超过100万美金进行实验性治疗。六个星期前，柯里的孩子已宣告痊愈了。”
肯尼迪和我互看一眼。
“我想说的是，这么做能帮到他吗？”
“我认为应该可以。”我说。
“只要这事不传出去。”他说。
我微笑，转头看向肯尼迪。“好，这是你的属下要找的东西。我们走之前先偷瞄一眼就好。”我说，并取下墙上那幅裱框的蓝图。
我们的调查尚未给出我正在寻找的答案，但我有信心，联邦调查局的鉴识人员会让我的假设显得可信。此时我就只有一个假设而已，不过它说得通。
“你知道要让鉴识组的人找什么吗？”我问。
“知道，包在我身上。”肯尼迪说。
“太好了。我需要你再帮个忙。”
“你好像对于要我帮忙乐此不疲。”肯尼迪说，不过他没有紧咬不放。我知道我逼他逼得有点紧，但我想这是他欠我的。他的眼袋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黑了，但他的态度颇为警醒。他开始怀疑柴尔德是否真的有罪，想搞清楚再查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纽约市警局里有没有人能帮你个大忙，而且不会跑去向瑞德通风报信？”
“我是认识一个人，不过为什么要从纽约市警局找人？”他问。
我把档案中的一页递给肯尼迪。
“我需要这辆车的追踪记录。联邦调查局无法登录那个系统，对吧？”
“对，我们不能。不过这么一想，我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个人能不能登录那个系统，但我可以试试。”他说。
“这很重要，我开始拼凑出真相了。我全靠你了。再有7个多小时预审就要开始，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东西要检查。”
“什么东西？”
“处理犯罪现场警察的监控画面。”
“去我的办公室吧，你们可以在那里看。”马德拉诺说。
我们离开大卫的公寓。肯尼迪按了按钮叫电梯来，然后站在后方，等着马德拉诺锁门。我看着装在电梯组上方的监控摄像头，然后稍微后退，停住。
“你在做什么？”肯尼迪问。
“监控画面拍到大卫最后一次离开公寓后，稍微迟疑了一下。他本来要走了，又在这里停顿，然后转回身面向门。”
我审视着那扇门，但马德拉诺庞大的身躯挡住我的视线，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我蹲下来检查地毯，心想也许大卫弄掉什么东西，它滚到桌子底下了，但我什么也没看见。
“你在找什么吗？”马德拉诺问。
“不算是。大卫刚走出公寓的时候，曾经停下来转身。今天我在看视频时看到的。我以为他可能掉了什么东西，或是……我不知道。”
“如果他掉了东西，应该会被清洁员捡到。我们可以看视频确认。”马德拉诺说。
“视频中看不到，被大卫挡住了。”我说，指着摄像头。
“嗯，我们可以看另外那个摄像头。”马德拉诺说。
“哪里的摄像头？”
“对准楼梯间的隐藏式摄像头。”马德拉诺说，指着西侧墙面上的通风口。
马德拉诺的办公室位于大楼地下室，看起来更像电视台的主控室，一面墙上有15个平面荧幕，各自显示大楼安保系统的实时画面。这个房间再往里走是警卫们的更衣室，荧幕后方则有六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计算机和电话。
“所以，当大卫的邻居格什鲍姆先生打紧急求救电话，那通电话是接到这个房间里的某个人，对吧？”
“对。”马德拉诺说。
“安保系统记录了通话的日期和时间？”
“对，还有处理警方警报的安保人员。”马德拉诺说。
“你的意思是？”肯尼迪问。
“当有住户拨打紧急求救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系统会向911发送消息，告诉他们我们接到电话。除非5分钟内，我们的接线员联络911，跟他们说一切正常，否则纽约市警局会派巡逻车来确认状况。这算是一种自动保险机制。我们这栋大楼里有二十位左右曼哈顿的大富豪，如果有一伙人想抢劫我们，他们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安保控制室瘫痪。所以如果某个住户或是工作人员设法拨打紧急求救电话，即使我们可能失去能力，911那边还是会知道有紧急状况发生。只要我们不阻止他们，警察就会赶过来。”
“这些我并不知道。我这里只有一笔记录，说发现尸体时警卫通知了911。肯尼迪，你能帮我弄到那条消息的记录吗？”
“我会尽力而为。”
“我能不能看看纽约市警局取证的那台监视器的完整视频？我想确定视频没被剪辑过。”我说。
马德拉诺遣开坐在荧幕前的警卫，开始从硬盘放出视频。不久后，我们正前方的荧幕就变成空白，接着画面出现，几名警卫在敲格什鲍姆家的门，然后开门进去。
“等一下，我倒下画面。”马德拉诺说。
“不，没关系，就接着放吧。”我说。
一名警卫从柴尔德的公寓里走出来，打了通电话。有几分钟时间什么事也没发生，因此马德拉诺拉动时间轴，直到第一组警察抵达。马德拉诺出现在画面中，他让那两个警察进入柴尔德的公寓。他快进画面，我们看着马德拉诺以快动作在走廊上来回踱步，直到警探抵达，后面跟着一组穿白色连体服来处理证物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我仔细看着每个人的动作，并要求马德拉诺放慢速度，让我能看清楚每个警察。有几段时间荧幕上一个人也没有，因此马德拉诺可以继续快进画面，真实时间的1分钟只花不到3秒就在荧幕上播完。马德拉诺快进了20分钟后，我叫住他：“停。”
马德拉诺立刻按下暂停。当下我就知道，早上在法庭里我有好牌可以打了。
“我在看什么？”肯尼迪问。
“我不确定，”我说，“但我要查清楚。我需要看全天的监控画面。可以复制一份给我吗？”
安保主管摩挲着下巴，“我想没什么不可以吧，警方也拿走了一份一整天的视频。哦，你也要复制一份通风口摄像头的画面吗？”
“先让我瞧一瞧。”我说。
“警方怎么会没有拿通风口摄像头的视频呢？”肯尼迪问。
马德拉诺清了清喉咙，看着鞋子，然后抬起头回应肯尼迪。
“听着，这栋楼里住了很多有钱有名的人。我们监视一切，但在很多方面来说，我们视而不见，懂我的意思吧？狗仔队一直想收买这栋楼里的某个人，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有妓女、毒贩，或另一个名人造访某间公寓。我们领取优渥薪水来保持沉默，眼睛不乱看。一年前，通风口里还没有摄像头。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公认楼梯不必受到监视，结果后来发生了盗窃案，我们逮到了那个家伙，为了取折中，我们在每层楼装了隐藏式摄像头。警方没有要求看这个点位的视频，我们也没主动拿给他们看。只有这个摄像头会拍到通往楼梯的门。这是平衡措施，很多住户不想活在监控之下，这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让他们既有安全感又能低调。”
在选单中翻动并且输入日期和时间来搜寻后，视频出现在控制面板上方的荧幕中。那是以侧面视角拍摄的。我们看到大卫和克莱拉进入公寓。马德拉诺快拉，直到我们再度看到大卫，他拎着背包，戴着兜帽。马德拉诺放慢速度，回退，播放。大卫没弄掉任何东西，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双手。他转身背对门，朝着电梯走，离开了画面。
“停。”肯尼迪喊道，“你有没有看到？”他问。
“没有。”我说。
马德拉诺回退，重播。
“就在那里。”肯尼迪说。
“什么？”我问。
“你可以放大吗？”肯尼迪问。
“当然可以，哪里？”马德拉诺问。
联邦探员指着走廊上的镜子。马德拉诺用键盘两侧的两个大型旋钮来聚焦在镜子上头。特写画面现在有点模糊了，不过大多了。
“再放一次。”肯尼迪说。
视频播放，我看到时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气。
“见鬼了。”马德拉诺说。
我们三人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定定地盯着马德拉诺暂停在荧幕上的画面。
“你确定警方没看过这段视频？”我问。
“确定，他们从主摄像头上已经取得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了。”马德拉诺说。
“那你要把这个交给地方检察官吗？”肯尼迪问向我。
我考虑了一下，摇摇头。我不希望预先提醒瑞德有这项证据。它无法证明大卫是清白的，但如果操作得当，可能为他搏得一线生机。
“不，这个最好在法庭上曝光。尽人皆知、乱七八糟。”我说。
大卫·柴尔德一定听到我试着把本田停在蜥蜴家车道上的声音了。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前，两手插在口袋里，右腿颤抖。
“我洗清罪名了吗？”他问。
“还没有。”我从狭窄的驾驶座爬出来。
我们隔着两罐能量饮料和半壶咖啡对坐，我告诉他在机场发生的所有事。难怪大卫没去睡觉，这饮料的味道像汽油和柳橙汁的混合物。我没告诉他葛利托的事，他不需要更多压力。
“认罪协商的条件是二十年徒刑──或是与他们打官司，冒险被判终身监禁。地方检察官现在有弹道报告了，它能证明在你车上找到的枪，与击发子弹射杀克莱拉的是同一把。我读了弹道专家皮伯斯博士的报告，内容相当可靠。唯一引人注目的点是皮伯斯在凶器上找不到序号，但那不会对我们有利。”
他试着说话。我能看到惊慌在他腹部累积，让每条肌腱都绷紧，把每条血管都拉长，扼住他的呼吸。他颓然垂下头。
接着，他再次让我相当意外。
“至少你太太没有危险了，我是指法律方面。这整件事起码有这一个好的结果。根据先前地方检察官在法庭上的表现，我已经看出来了。我很清楚。他绝对不会跟我谈条件的，我就是知道。”他说，双手握拳砸在桌面上。
他长叹一声，舒展手指。然后他的身体似乎放松了，就像看着某人松开一个压紧的弹簧一样。
“我很庆幸你的家人平安无事。”他说。他是真心的。
“事务所对克莉丝汀的威胁有如芒刺在背，在这场官司落幕以前，威胁都不会消失。你有方法能伤害事务所，在这种威胁永久铲除之前，他们都不会停下来。你唯一的机会就是明天打赢官司，并且祈祷项目小组在事务所找上你之前先拿下他们。”
“但你的太太已经脱离危险了，她安全了，你可以直接走开。去陪你的家人吧，我……我能体谅。”
即使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大卫还是在为其他人着想。
“不。”
“为什么？”他问。
“因为你需要帮忙，因为我已经够让你失望了。我认为你该叫地方检察官下地狱。这不是好的法律建议，但说实话，我也不算什么高明的律师。”
“是吗，那你擅长哪方面？”大卫问。
“诈骗，设局，行骗。我几乎已经搞懂你是怎么被陷害的，但要证明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是有一项有潜力的新证据，不过我得运用得宜。”
我告诉他我看到的通风口那里的隐藏式摄像头拍到的视频内容。
“我……我……不记得了。”
“我不认为从你的角度能看到它。你一定是莫名感应到了，因为你转过身，停下动作。”
“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克莱拉在试着帮助我调整那方面的性格，强迫症。我猜有的时候确实有效。”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其余的故事。除非我们能解释布局，否则这件事不会成功。”
我去过一趟大卫的公寓后，开始建立一套理论──关于他是怎么被陷害的。但仍然有太多不确定之处以及没有答案的疑问。我没掌握到全貌，还没有。我也不觉得告诉他我认为一切是怎么发展的有任何意义。首先，整件事太复杂、太冒险──能成功算是奇迹。目前为止，我们找到一个对方的失误，我肯定还有别的。
“你跟朗希默见过面了吗？”他问。
我给大卫看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他看起来对你很不爽。”大卫说。
“是啊，事有蹊跷。他有女朋友吗？”
“我不知道，大概有吧。”
“我无法排除他的嫌疑，但目前我还摸不透他扮演什么角色。”
我的脑袋突然掠过一阵剧痛，让我看不见东西。我已经超过24小时没睡觉了，而且看来今晚我也不会获得有质量的睡眠。我闭起一眼，忍住疼痛，坐直身体，把蜥蜴咖啡杯里残余的咖啡喝完，那个杯子上写着“蜥蜴都是裸体办事”。时间已近凌晨3点，天空正准备由烟黑色转为预示早晨的颜色。
“他是唯一有钱又有权势做这件事的人。”大卫说。
“可是为什么？商业战是一回事，谋杀又是截然不同的事。你认为他真有这么冷血吗？他会为了陷害你而杀死一个无辜的女孩？”
大卫摩挲下巴，然后又觉得这是个馊主意，迅速抽了三张湿纸巾开始清洁手指。
我试着拨打克莉丝汀的手机，这大概是第二十次，还是没回应。我告诉自己她们没事，她们是飞往荒野，飞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所以没有信号也是可能发生的。
“那明天会怎么样？”大卫问。
我把档案收好，站起身，准备去蜥蜴的沙发上，至少试着睡一下。
“我们要战斗。目前我们的筹码还不足以胜利，希望肯尼迪会挺身而出。事实上，我确信他会的。我把他留在你的公寓大楼了──他在过滤视频，试着厘清几件事。他也在试着找到某些能帮助我们的信息。那不容易取得，不过他会办到。”
“所以他是有决心的类型。”
“我不会这么形容，他比较像是顽固的浑蛋。”
柴尔德上下打量我，摇摇头。
“我知道你会尽力而为，但怎么看这场听证会都对我不利。陷害我的人会确保这一点。”
我把档案放在茶几上，重新坐下来，揉了揉太阳穴。
“大卫，总是会有机会的。”我说。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不，因为你的律师是我，而我不认为你杀了任何人。我确定这是事实，但仅有真相是不够的。这件事与真相无关，任何审判都与真相无关，而是关于什么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这是一场游戏，明天我们志在必得。”
大卫站起来伸出手，对他来说是很勇敢的动作。我跟他握手。
我在蜥蜴的沙发上躺好，却睡不着。我把这一天下来发生的所有事回想一遍──梳理克莱拉谋杀案的布局可能以哪些不同方式铺展。我打给肯尼迪。
“你还醒着吗？”我问。
“我醒着。我在等别人向我汇报。我想我可以弄到你需要的所有东西。”
“好极了。介意我跟你说一件事吗？”
“说吧。”
“车祸，大卫的车是被刻意撞上的。无论是谁策划的这场车祸，都知道安全气囊的残留物质很容易被误判成枪击残留物质。”
“有道理。”肯尼迪说。
“那你可以查一下吗？”
“查什么？”
我叹气。“我先前得直接向大学购买网络上的论文，也许陷害大卫的人也是从同一个来源取得的信息。”
“好，我会查一查。你还让我查另一个人有没有涉入谋杀案，他叫什么来着？”
我告诉肯尼迪我对伯纳德·朗希默所知的一切。
“我从没听过这号人物，不过……”他停顿。
“什么？”
“你说朗希默把儿童色情照片传到对他不友善的博主的计算机里，借此除掉他们？”
“是啊，他很变态。”我说。
“这也许没什么，也许有什么。我看过去年戴尔和那个线人法鲁克面谈的视频，他们多半都在谈事务所、谈它的历史、本·哈兰被杰瑞·辛顿带坏了什么的。不过在某个时间点，戴尔向法鲁克提出他作证的交换条件。法鲁克说除非他能获得豁免权，否则他要抗辩到底。”
“意思是……”
“意思是法鲁克声称他从没看过那些非法照片，他说他是被陷害的。”
“帮我查一下朗希默，看看你还能挖出什么。”我说。
肯尼迪把呵欠憋回去，说：“还有什么吗？”
“你早上7点可不可以打电话叫我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