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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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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罐子车开进深圳站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三十八分。不知道是谁在军列进站前,一直在车厢里用口琴吹奏着那首撩人的《军港之夜》。当军列突然停下时,《军港之夜》也突然中断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愣怔了一下。后来的三十年,当这些老兵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都说不清他们当时愣了那么一下,是因为那动听的乐曲被“无缘无故”打断了,还是因为潜意识中明白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到了。愣了那么一下,是因为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陌生偏僻简陋而又那么有名的深圳,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命运……自己真的将要在这里度过一生?他们不无忐忑。他们越过那个硕大站牌,向四下里打量着。

站台上整齐地停放着几十辆来接运这些退伍转业官兵的重载军用卡车。

值勤军官首先下了车,吹响了哨子,大声传达命令:“到深圳了……全体下车……下车了……”第一个车厢门被“轰隆隆”地拉开,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车厢门……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开了。显得异常疲倦的战士们都站了起来,都拥到打开了的车厢门口,但他们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立即很兴奋地跳下车去。他们只是保持着沉默,很安静地看了一眼站台上挂起的那个硕大的站牌上写着的“深圳”两个大字。一直到值勤军官再喊了一次:“下车了……全体下车……”他们才慢慢地挪下车去。

宿营地的清晨是宁静的。前边是丘陵,后边也是丘陵,左边右边还是一片起伏不止的丘陵。退伍兵们都住在帐篷里。不远处的岗位上,仍然站着两个哨兵——只是他们已经不再持枪了。而这里清晨的宁静和他们过去军营里的那种宁静和他们家乡清晨的宁静,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青灰色的雾霭同样淡淡地笼罩着眼前这一片山林土坡。

这时,两辆红旗轿车正缓缓地向这片帐篷所在地驰来。

在临时指挥部的一顶帐篷里,石长辛几近赤裸地睡在地铺上。一个哨兵慌张地冲进帐篷,叫了两声“石副师长”。

石长辛忙从被窝里跳起。

哨兵慌里慌张地向他报告:“市委领导来了。”

还在蒙眬中的石长辛问:“市委领导,哪儿的市委领导?”

哨兵说道:“当然是深圳的市委领导。”

石长辛一听,所有的睡意都驱散了,慌忙穿起衣服来。等他穿着整齐,冲出帐篷,就见到师政委陪着几个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他忙向那几位“领导干部”中个头最大、最有领导气质的一位敬了个很标准的军礼,喊道:“报告宋书记,基建工程兵×××师副师长石长辛着装完毕,听候命令!”

师政委顿时笑了起来:“你这个石长辛!谁是宋书记?你瞎喊什么呀!”

宋梓南说:“看来,当市委书记,还得是大个儿。当官也是大个儿占便宜啊!”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原来,那个个子最大的、外貌最像领导干部的却是周副市长。

宋梓南笑着对石长辛说道:“走吧,陪我们看看大家去。”

石长辛和师政委带着宋梓南等一行人走进大部队的临时驻地。走进一片帐篷的“丛林”。他们看到有人在通往一顶大帐篷的道上拉起了一道白床单。走在最前边的石长辛刚想撩起床单,给市领导开道,却从一旁突然响起一声女孩儿的惊叫声。

所有人都马上站住了。

一个女兵从那白床单里跑了出来,脸红耳赤地向石长辛报告:“报告副师长,我们……我们正在洗澡哩……”

不一会儿,五个女兵湿着头发,光脚上趿拉着拖鞋,手里抱着脸盆和各种洗漱用具,一字排开,整齐地站在各位领导面前。

宋梓南颇有兴趣地问:“你们都多大了?”问下来,这些女兵最大的才二十一岁,大都只有十九、二十。“都跟块块一般大啊。”宋梓南心里暗自掂量了一下,不禁对面前的这些小女兵产生了特别的爱怜和关切。

走过女兵们的大帐篷,宋梓南语重心长地对石长辛说:“有你们这支有生力量,我们这些当市长、市委书记的,心里就有底儿啦!”

石长辛忙说:“请市领导放心,基建工程兵能吃苦,能打硬仗,今后市委市政府指到哪里,我们一定会坚决打到哪里。”

宋梓南低下头,稍稍沉吟了一下却说:“长辛同志,我要纠正你一个说法。今后在深圳,不是市委市政府指到哪里,你们才打到哪里。深圳和国内任何地方不一样的是,市委市政府是不给任何企业派活儿的。活儿,要你们自己到市场上去争、去找。今后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是,你们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去找市场……”

晚上,在临时指挥部的帐篷里,坐满了各团各营来的主官。帐篷外,风声一阵强似一阵。

上午,市领导走了后,市委书记兼市长宋梓南说的那一番话,让石长辛和政委琢磨了好长时间。当兵二十多年,他们从没有见过一个领导不喜欢下级对自己做这样一种表态的:“领导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但宋梓南却立即给予了纠正,竟然还说了这样的话:“深圳和国内任何地方不一样的是,市委市政府是不给任何企业派活儿的。活儿,要你们自己到市场上去争、去找。今后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首要的问题是,你们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去找市场。”石长辛心里有点紧张,上边不给派活儿,这一个师的队伍今后怎么带?找市场?市场是什么?它又在哪里?他觉得必须立即向团营连的主官们吹一下风,让他们也警惕起来,有个思想准备。但政委觉得,不必那么紧张。这些话,也就是书记那么一说而已。市里能不给派活儿吗?深圳不是共产党的地盘?既然是共产党的地盘,在这地盘上所有的活儿还不都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手里?他们说给谁干,还不就给谁干了?如果他们不给这两万退伍兵派活儿,他们接收了他们干什么?“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吧。领导嘛,总是先把困难说得大一点多一点,到时候他们能不管吗?”政委不同意马上召开会议传达书记的话,不要先慌了阵脚。但石长辛觉得,宋书记的提醒是战略性的,不能掉以轻心。最起码也得摸摸营干部们的思想底,将来好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政委没跟石长辛坚持,他觉得,他终究是要去北京的,这个师的全盘人马今后好歹都要交到石长辛手里。做好做坏,还是应该由着他,别人说什么都不管用。

于是,一个通知下去,团、营、连三级干部都来了。恰如政委预料的那样,宋梓南说的这番话,在部队的这些基层干部中间引发了极强烈的不安和困惑。他们原来就对让他们退伍转业到这个几乎跟农村一样简陋的深圳感到相当的迷茫和不安。原来还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改革试点,深圳将会有大量的建筑工程活儿派给他们来做。现在连这一点的希望都不可能实现,还要他们自己去“找活儿干,找饭吃”。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到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深圳来呢?

四营长张万斤的嗓门儿最大:“不给我们派活儿,让我们自己去找活儿,啥意思?你不给我们派活儿,那让我们上这儿来干啥?我们是部队!”

一个团长纠正道:“我们已经不是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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