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过昔兰尼加的希腊人称其为赫斯珀里得斯。热恋着妻子的托勒密三世称其为贝勒尼基。我不知道又是谁将它更名为班加西，但这已不是这座古老城池经受的第一次文化浩劫。班加西的基石由建造者与征服者的墓碑堆积而成，它的大部分历史仍深埋在手工搭建的石头地窖中。
城市位于锡德拉湾与沼泽荒野之间的狭长地带，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城市投下的影子不断改变着形状。曾经，这道影子纤细而微小；曾经，这道影子变得宽阔，最高处装饰着城堡堂皇的尖顶。曾经，有个修道院每天将它寂静的轮廓变成冷峻的剪影投射在默默无言的沙丘上。现在，尽管城堡和修道院依旧存在，但它们的影子已经被溶解在杂乱的现代建筑群中。影子曾改变过形状，并且将继续改变，因为班加西身处通往战争的路途上。战神将这座小城踩进泥土中，而它再次倔强地复生，只是缩小了规模，但这都只是暂时的。这是一座拥有灵魂的小城——或许是一个肮脏腐朽的灵魂，但拥有灵魂的城市不容易消亡。
班加西像东非的所有港口一样喧嚣而原始，它既疲惫，又聪慧。它的繁荣一度依赖商队穿越沙漠带来的象牙，以及将珍宝、鸵鸟毛和不值钱的玩意儿卖给另一个慧眼识珠的世界，但如今，它的生意平淡无奇，或者说是所剩无几：只不过是等待着另一场战争经过，而且心下明白，除了为军队提供落脚点之外，实际上自己一无是处。
布里克斯和我在天黑前几分钟降落在班加西，那里的意大利机场很是不错，飞机库也同样如此。后者尤其合我的胃口，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飞机会立即被拖走，锁进飞机库（事实也确实如此）。而布里克斯却煞风景地提醒，监狱正等着我们。
“如果他们够宽宏大量，”他说，“我们会为忽略最后那一座堡垒蹲至少五年牢。这可是大不敬！”
但什么事都没有。阿姆塞特驻军那狂热的效率似乎只是三分钟热度而已，还没等任何人发电报给班加西当局，通知他们我们即将抵达，而且必须经过三座堡垒，这效率就已经烧完了。根本没人在乎。
当然，我们还是要费尽唇舌，向各式官员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更别提我们为什么还活着。但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对他们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他们有些无动于衷。
允许我们前往旅馆的指令到达后，我们离开了这一路上要经过的最后一幢政府大楼，雇了一辆菲亚特出租车，车上的阿拉伯司机在我们走近大楼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在门外埋伏。司机想必清楚，班加西所有的旅馆都没有空房间，但他打算将这条令人沮丧的情报循序渐进地透露给我们。他开车到了一家又一家旅馆，手握方向盘，脸上挂着某种意料之中的坏笑，用一口糟糕的英语喃喃地说：下一家旅馆可能会有房间。但是哪一家都没有。墨索里尼的军队比我们早一步到达，班加西已经被五万只锃亮的军靴占领。
最后我们决定放弃。我们又饿又渴，累得半死。
“随便找个地方。”布里克斯说，“任何地方，只要有两间房就行！”
这个“任何地方”是班加西肮脏的边缘地带，窝藏着来自二十个民族的落魄者与失意者。矿渣被倾倒在路边，随即被遗忘，有时肯定也被穿行或践踏。“任何地方”要经过蛛网般的小路和破落街道才能抵达，那里弥漫着贫穷的气息，充斥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才有的凝滞之气。“任何地方”是任何城市都有的地方：人渣聚集的垃圾堆。
我和布里克斯坐在出租车后座上，疲惫渐成绝望。出租车减速，转弯，然后停下。
我们停在一座两层高的方形泥土房前面。只有几扇窗装着玻璃，有些遮着破布。没有一扇窗内有灯光。这房子透着哑然的本质，带着呆傻的疲惫表情盯着街道。
我们的司机朝开着的大门挥动手臂，门内渗出昏黄的光亮。“啊呀！”他说，“我是你们的福星呢。不是吗？”
布里克斯没有答话，只是付了车钱。我们走进四面都是墙的院子，里面还晾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空气一片死寂，闻起来也毫无生机。
“好地方！”布里克斯说。
我点了点头，但我们都不觉得这话好笑。我们傻傻地站着，我穿着一件早已不是白色的白色飞行服，布里克斯穿着皱巴巴的裤子和看不出形状的衬衫。我们全身上下都透着外乡人的气息，也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几乎都带着歉意，我想。
院子尽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她将手中燃烧的蜡烛举到我们眼前，她的脸混杂着好几个种族的特征，却没有一种特别明显。那只是一具带双眼的皮囊。她开口说话，但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她的语言我们两个都没听到过。
布里克斯用双手比划着，要求找两间房，女人很快点头，带我们进屋上楼。她带我们看了两间房，中间甚至都没有间隔的门。每间都有一张铁床，上面铺着黏糊糊的毯子，床头放着不带枕套的枕头。其中一间房有一个搪瓷水盆，与之配套的水罐则放在另一间的地板上。所有的东西上都蒙着层污垢。
“全世界的疾病都生存在这里。”我对布里克斯说。
他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们也是，直到明天。”
他随女主人下楼，希望能找到食物和饮料，我则用手帕洗着脸，直到能再次辨认自己的面容。然后我也跟着下了楼。
我发现他们都在屋后一间发霉的小房子里，看来就像牢房。房间里有一只炉子、两排架子，墙上爬满蟑螂。布里克斯已经拿到一罐汤和一罐三文鱼，他一边开着罐头，一边和那个疲惫的女人交谈。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共同语言，虽然两个人都不是很熟练，但已经够用。
“我们说的是荷兰语。”布里克斯告诉我，“可能你还没注意，这里是座妓院。她是老板。”
“噢。”
我看了看那个女人，看了看墙上的蟑螂，又看了看布里克斯。
“明白了。”我说。
好像事情理当如此：这地方是座妓院，这女人是这里的老鸨。虽理所应当，却很难让人觉得心安，我想。事物间如此的关联，肮脏不堪。
布里克斯将汤罐头打开，倒进一口锅里。妓院老板将她娇柔的肩膀靠在墙上，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她穿着一条破烂的紫色长裙，它挂在她身上的样子，透着她那一行特有的风情。尽管如此，我觉得要改变还是易如反掌。给她穿上围裙，洗掉她脸上的彩色面具，她就是个合适的主题，所有画家都可以用她来表现被奴役的女人的那种悲苦、绝望和孤寂。她原本可以当裁缝、农妇、女佣，还有清纯不再的酒吧招待——她原本可以做任何工作，但为什么选这一行？
布里克斯递给我一盆汤，仿佛这是一个让她退下的暗示，我们的女主人走出房间，留下一个没有温度的微笑。她老早就忘记了微笑的涵义，只是她的身体依旧保留着微笑的机能。像一只操控不得当的木偶，她的笑过犹不及。她走了，拖鞋的脚步声被黑暗中的走廊吞噬。但是那刻意而脆弱的微笑依旧悬在我眼前：孤立无援，几乎触手可及。它在房间里飘浮，就像孩子们在马戏团赢来的彩色廉价饰品，它们曾被视若珍宝，直到破碎。我感觉，如果你伸手触碰这个妓院老板的微笑，它将支离破碎，落在地板上。
“你心事重重。”布里克斯说。
他喝着他那碗汤，看来也一样。“几个世纪前，”他说，“班加西被称为赫斯珀里得斯：众神的花园。”
“我知道。但花园需要打理。”
布里克斯拿出一瓶白葡萄酒，是某个意大利士兵留下的，后来者忽略了它的存在。我们用搪瓷杯喝着葡萄酒，解决掉汤和三文鱼，进餐的同时还要与蟑螂打持久战。
木头餐桌将这间房子的烹饪史都记录在它表面的油渍中，一支蜡烛插在瓶中，还有一只煤油炉，四面墙都没有窗户。很难不拿这里和开罗的谢菲德旅馆做比较，但我们谁都没提。
布里克斯更喜欢谈论妓院老板。凭借潜质作家的耐心，凭借糟糕的荷兰语，他已经从她嘴里套出了人生概要。这人生还是保持在概要状态比较好：太过污秽和悲惨，甚至都无法承载起一个传奇故事的框架。
六七岁的时候，她从父母身边被偷走，坐船到了非洲。她记得船身漆成白色，一路上她都晕船，其余的都不记得了。有时她会遭到毒打，但并不是经常。她不记得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恐惧和折磨，也没有留下任何快乐的记忆。她告诉布里克斯，一切记忆都不清晰。她没有任何恨意，但是近来，那些没有地名和时间的早期记忆，却开始侵蚀她的思维。
“她要到大约十六岁，”布里克斯说，“才知道自己被卖到了妓院。我读到过白人被奴役的事，但从未遇见过受害者。在别人告诉她之前，她都不知道那是奴役，只以为生活就该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