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六年，如果没有意大利政府的许可，你不能从任何意大利领空飞过。你应该在跨国边境上通过海关检查，此话不假，但意大利人想的却不是这么回事。
意大利人的想法建立在带着渴求的疑虑之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外国人（当然包括英国人）在飞越利比亚的时候会受得了那里新建立的法西斯堡垒的诱惑，而不拍下几张照片作为纪念。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人要是知道一个飞行员（事实上大多数都是如此）其实对一块肥皂和一缸热水的方位更感兴趣，他们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官方的推理似乎是这样的：如果飞行员对要塞表露出兴趣，那就是犯了间谍罪；如果飞行员对要塞没有兴趣，那就是犯了不敬罪。对衣冠楚楚的海外兵团来说，后面一项罪行更叫他们不快。
宏伟的沙漠堡垒、闪闪发光的飞机、粗眉大眼的战舰，这些代表战争的事物大大启发了罗马帝国的后裔们，就算没让他们变得骁勇善战，也起码让他们拥有了戏剧化的行事风格，反正在意大利人眼里这两者都是一回事。有时候，我觉得让意大利人面对敌人不可动摇的胜利史，一定是对他们耐心的极大考验。他们接受检阅时的队伍可是非常华丽壮观。但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要说这其中的缘由，一定是这片卡鲁索的故土已经享受了太久的象征式生活，难以分辨那些花腔的虚实。如果一曲咏叹调可以抚慰一颗好战的心灵，一条挂在任何胸膛上的绶带都可以让将军心满意足，那么，所谓胜利的定义，也不过就是胜利本身。
但我认识的一个人曾极大地提升了意大利的地位，我敬重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敬重他，他就是刚去世的巴尔博将军。巴尔博将军是法西斯阵营中的绅士，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逝世无疑是命运为贯彻该阵营的整齐划一而做出的安排。
我和布里克斯飞往英国的时候，他还在担任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方长官，但他去南部沙漠做例行视察了，所以无法帮助我们尽快离开埃及前往利比亚，以前他帮过我两次。
不管意大利军方的效率有多差，但是橡皮图章和矮小的意大利军官后面依旧存在真正的强权。他们把我和布里克斯扣留在埃及，拖了一天又一天，就是不签发允许我们经过边境进入利比亚的许可。他们没有理由，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而他们除了扣压我们的护照外什么事都不做的疯狂劲儿，让布里克斯得出了颇有深度的结论：“不确定性”比地狱还可怕，手握三分钱职权的意大利人则会对社会造成莫大威胁。
这段经历带给布里克斯的收获不止这些，还有一段小插曲，能使不够坚定的人吓得魂飞魄散。
布里克斯每天晚上吃过晚饭都会离开谢菲德旅馆，一头扎进蜂巢似的开罗。他是个爱交际的人，喜欢呼朋引伴，憎恶孤家寡人。他的人生无数小悲剧中的一项就是：无论夜晚降临时的友情多么令人欢愉，没过几个小时他就会再次陷入孤独——起码是精神上的孤独。他的朋友们仍在他身旁，围坐于一张放着酒瓶的桌子，但他们都懒洋洋地东倒西歪，一言不发。他们不再举杯了，也不再低声抱怨世事无常，或者高歌活着的喜悦。他们沉默、疲惫、伤感，而他们的愁云惨雾中坐着铁打的布里克斯——一座为清醒而建的悲剧性的纪念碑，像突出海面的岩石一样苍白。最后布里克斯离开他们（在付完账单之后），到夜晚的喧嚣中寻觅安慰。
一天，布里克斯在开罗遇见了一位老友，一位履历过硬的绅士。他是约翰·埃尔科克船长的弟弟（埃尔科克船长则和阿瑟·布朗上尉一起完成了首次飞越大西洋的飞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小埃尔科克似乎从未被任何酒瓶中倒出的液体击垮，他也是布里克斯最渴望征服的终极目标：一个从未喝倒的人。
在某个酒吧——我不记得是哪个，要是问布里克斯和埃尔科克，他们未必记得更清楚——开始了一次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历史性会晤，时间和空间即刻化为乌有。在两位好友间的桌面上，整部人类历史被肢解，它发霉的残骸被装在空空的冰桶里扔掉。国际争端在谈笑间灰飞烟灭，透过两个倒扣的酒杯，他们还预见到了世界的命运。这是一场辉煌的冒险，但我的参与部分要到黎明时刻才到来。
门上的第一声巨响传来时，我正在谢菲德旅馆的房间里睡觉。要在平时，我早该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找到我的飞行服。要在平时，那阵敲门声该意味着有人在某片棉田里迫降了，可能是乌干达中部，然后他们联系内罗毕，要求飞机备用零件。但这是在开罗，那阵急促的敲门声一定来自布里克斯的拳头。
我摸索着开了灯，披上一件长袍，小声诅咒了几句。但当我打开门时，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醉得东倒西歪的布里克斯，他甚至都没有摇晃。我很少看见这么清醒的人。他很严肃，很苍白，像带体温的死神。他在瑟瑟发抖。
他说：“柏瑞尔，我真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必须叫醒你。一颗脑袋滚得离身体有八英尺远。”
对付说这种话的人有几种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就是拿过一个镇纸（能找到罗丹的“沉思者”微缩版尤其好）敲打他们的后脑，然后尖叫——永远都别忘了，尖叫的作用仅次于镇纸。
谢菲德旅馆是开罗最开化的旅馆之一，它应有尽有：电梯、餐厅、一个宽敞的大堂、鸡尾酒吧，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舞厅酒吧。但它没有准备镇纸，倒是有一个埃及风味的绿色花瓶，只是我够不着。
“那群傻瓜傻站在那儿，”布里克斯说，“就知道盯着血泊。”
我回到床头，坐了下来。这是我们在开罗的第六天，布里克斯和我几乎每小时都打电话询问前往利比亚的签证是否已经盖章，每次都得到一个“没有”作为回答。这正让我们逐渐崩溃，经济状况和神经系统都是如此。但我原本以为，“非洲最令人敬畏的白人猎手”还能撑得稍微再久一些。而当我坐在床头，布里克斯只是靠在墙上，一身皱巴巴的衣服正等着酒店仆从的精心打理。我怀着对这种状况的满腔伤感叹息了一声。
“坐下，布里克斯，你病了。”
他不肯坐。他用手搓了把脸，然后盯着地板。“于是我就拿起头，”他喃喃地说着，声音很低，“把它送还给身体。”
他真这么做了，可怜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一把椅子，当天色渐亮，他的意志也愈加坚强，直到后来，我终于弄明白这出悲剧的来龙去脉。但这事发生在布里克斯与埃尔科克相逢后回到旅馆的路上，所以，居然有了点喜剧的意味。
那晚上布里克斯并没有落单。酒一杯接一杯，话一句连一句，他终于遇见了臭味相投的同类。凌晨四点，两个不知是否还能站直的人握手道别。布里克斯的一面之词表示，他径直走向谢菲德旅馆——就算一个完全清醒的人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布里克斯表示，他的意识很清醒，但思绪相当复杂。他说，他不相信幻觉那一套，但有两三次踩到了挡道的小型不明动物，只是在回头看的时候才意识到，灯光昏暗的街道上，阴影竟然会如此戏弄人。
等他走到距离谢菲德旅馆两个街区远的地方，正走得好好的，却看见有个人头在他脚边，已完全脱离了身体。
游猎时，布里克斯的镇定就没离开过他，那当口也同样如此。他只是觉得，岁月不饶人，彻夜买醉也让他比以前晃得更厉害了一些。他挺起胸膛，准备继续前行，这时发现还有其他人正围成一圈站在水泥人行道上：他们正盯着那颗脑袋，傻兮兮地议论着。这让布里克斯骤然醒悟过来，人和脑袋都不是幻觉：有个人在电车快速通过时摔倒在电车轨道上，身首异处。
没有警察，没有救护车，没有人想做些什么努力，只是目瞪口呆地站着。布里克斯虽习惯了暴力，却无法习惯悲剧面前的冷漠。他跪在人行道上，抱起那颗头，将它归还给它的身体。那是一具埃及劳工的尸体，布里克斯站在他旁边，用瑞典语对着那帮看客破口大骂，就像一名勃然大怒的预言家痛斥他的信徒。等到有关当局抵达后，他才离开自己可怕的岗位，悄悄穿过人群，紧闭双唇走向谢菲德旅馆。
他瘫倒在椅子上给我讲这个故事，窗外，开罗清晨的车流开始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我叫了咖啡。喝着咖啡，我心想，只要人的基本礼教端正得还能战胜六小时的朗姆酒带来的恶劣影响，那么这个世界毕竟还存着些希望——要应付朗姆酒这种恶魔可比别的酒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