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现在怎么想呢？”
“她想离开这里，只是没有钱。她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家，她觉得可能是荷兰，但是她不知道。她说那里有结着果实的树，有时候会很冷。就知道这些了。我觉得她为了记起更多，都想得有些傻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悲惨的事情：就像早上起来不记得自己是在哪里过的夜，甚至更糟糕。想象一下，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她的母语是什么？”
“那也是个谜。”布里克斯说，“她从一个荷兰水手那里学了荷兰语，然后又在不同的妓院里学了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其他各种语言。她把它们都混到了一起。”
“唉，这真叫人难受，但你什么也帮不了她。”
“我能尽绵薄之力。我打算给她一些钱。”
当我们还在开罗的时候，布里克斯在一家理发店被抢了两百英镑。这几乎是他从上一次游猎中赚到的所有收入。我猜他还剩下五十英镑，但我知道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博爱主义者。我想，任何想要从布里克斯身上讹到一英镑的人都必须冒生命的危险，或者就是缺胳膊断腿。但如果有人问他讨一先令，那他一定能拿到二十。
“是你的钱，你的高尚情操。”我说，“但你怎么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布里克斯起身耸了耸肩：“任何下场像她这样凄惨的人，都不会愿意说真相的吧。但我觉得她说了一部分真话。不管怎么讲，你都别指望拿几英镑就买到真理。”
我们上楼，想要睡一会儿。我将床垫从床上扯下来，直接睡在弹簧上，一件衣服都没脱。大约十分钟以后，就听见布里克斯在他那间房间的地板上发出如雷的鼾声，我知道，他一定觉得地板就和这些年来他当床睡的林地一样舒服。
我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以什么方式将钱捐给那个女人，用以反抗这世界的压迫。我猜当他告诉我这个打算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总之，当我们凌晨四点三十分准备离开她这间悲伤破烂的道德败坏之所，我们的女主人已经起床在厨房忙碌。
我看不出她的脸被新的希望之光点亮，或者相比昨夜，她的双眼中闪现着更为振奋的光芒。她沉默寡言、不修边幅，正像一个典型的被遗弃的女人。但她煮了一壶茶，又以愤怒的姿态挥开桌上千年不散的蟑螂。当我们喝完茶，走出院子，走向依旧漆黑的街道，这个妓院老板在门口站了很久，烛泪不停滴到她手上。这是我们在众神的花园里见到的唯一的光亮。
我们越过锡德拉湾，先在的黎波里，然后在突尼斯降落。最后，我们终于再次看见青色山脉，抵达沙漠的尽头，也抵达了非洲的尽头。
或许，当我从突尼斯机场起飞的时候，我该盘旋一两周，并摇摆机翼以示敬意。因为我知道，尽管非洲会万古长存，却不会再是我记忆中或者布里克斯记忆中的样子。
对于离去又复返的人们来说，非洲永远不会保持原样。它不是一片充满变迁的土地，却有万千情绪。它并不无常，但它不仅照顾人类，也照顾着各类物种，它不仅仅哺育生活，还哺育着文明。非洲目睹过消亡，也目睹过新生，所以它可能意兴阑珊，可能不为所动，可能温情脉脉，也可能愤世嫉俗，一切都弥漫着因太多智慧而生的倦怠。
今天，非洲可能像是块只在一步之遥的“应许之地”，但明天，它可能再次成为黑暗大陆，变得封闭、孤傲，突然对自伊甸园时代开始就依附于它的劳苦大众失去耐心。在各大洲组成的大家庭中，非洲是静默而沉思的姐妹。几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就像流浪骑士一样不断前来献殷勤。但她都一一谢绝了，因为她太过睿智，对他们的锲而不舍也略觉厌倦。
盛气凌人的迦太基人曾将非洲视作他们的一个省，他们的明日帝国。这个希望被今日早已不再是罗马人的罗马子民毁灭，而他们撤退时的脚步，又比恺撒在骑兵阵前的撤军更不坚定。
所有的国家都声称拥有非洲，但没有人能够完整地拥有它。将来它会被征服，不是屈服于纳粹或法西斯，而是臣服于能和它比肩的坚贞，臣服于懂得它并能分辨财富与成就的睿智。非洲与其说是原始大陆，不如说是储藏基础和根本价值观的宝库；与其说是蛮荒之地，不如说是我们不熟悉的召唤。不管它用多么醒目的野蛮装点自己，那都不是它的本质。
“我们会回来的。”布里克斯说。我们当然会，但当我们飞向地中海的撒丁岛，突尼斯的海岸线还在我们机翼下方，非洲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我们的离去，或者它根本就不在乎。所有的一切终将重归它的怀抱，甚至是我们这样无关紧要的存在。
我们找到了撒丁岛，然后抵达卡利亚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后一个法西斯要塞，却足足扣留了我们两天。首先，我被怀疑不是女人，而是伪装的男人。其次，由于我们的护照上都有过埃塞俄比亚的签证，所以他们推断我们两个一定都是间谍（显然也都不够聪明）。最后，审问者终于决定放行。
他们释放我们时的不情愿几乎催人泪下。这里又是一群荣膺“全球最佳着装军队”奖的军官与士兵，闲得骨头发慌，数星期来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待着外国飞机的降落，这样他们不仅能获得敲击扁平橡皮图章的机会，还能将上面的乘客团团围住，并将他们当作俘虏关起来。我们在离开卡利亚里的时候计算了一下，原本不出一周就能完成的六千英里航程，意大利军方让我们多耽搁了足足十天。
在卡利亚里和戛纳之间，我们遭遇了整段旅程中真正危险的天气。蔚蓝的天空变成了不断膨胀的云团堵在风口，雨幕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豹蛾”自信地承受着这场挑战，但当风速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的时候，我们还在撒丁岛上空。我采取超低空飞行，知道海就在前方某处，尤其清楚这岛上只有一个机场——它就在我们身后某处。法国的海岸线仿佛比我们在内罗毕起飞那一刻离得更加遥远。
我转身朝布里克斯微笑，他也回以同样欢快的微笑：也就是说，毫无笑意。我意识到，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乘客要保持镇定可比飞行员难得多。尤其是对布里克斯这样的人来说，他向来习惯于自力更生，不管是什么情况下都喜欢亲力亲为。但眼下他只能坐在那里，和行李一样无用，也和行李一样无助，知道我们没有可以用来导航的无线电或者特殊设备。
迫降是不可能的，勉强尝试的结果只会让保险公司委婉地表示，保险合同已“一笔勾销”。身后的暴风雨也已经像陷阱般合拢，我们只有横向飞往海面。我将机头保持在航线上，机身倾斜二十度。飞机就像被困在飓风中的纸屑，控制着地球的自然力量再次向觊觎它冠冕的人类宣示其所有权（同时也表达了它的蔑视），我也感受到了所有飞行员都感受过的无力感。
保持在一百码的飞行高度，我们看见陆地碎裂为海洋，看见海洋用苍白绝望的手臂拽着狂风。蓝色的地中海不再是旅游手册里的地中海，而是尤利西斯的海洋，狂风挣脱风神的控制流窜其上。所有的风都挣脱了枷锁。
“现在不可能降落。”布里克斯说。
我摇了摇头：“从碰上暴风雨那一刻起就没可能了。我们不能一直飞这么低，所以必须上升。”
我尽可能仔细地测量了偏离的角度，重新将航向设为戛纳，然后开始爬升。我们向上飞，一英尺一英尺地上升，但感觉丝毫不像飞行，而像和看不见的敌人赛跑，他们不断朝我们挥拳，即便在黑暗中也招招命中，每击中一次，飞机就发出一阵呻吟。
在五千英尺的高度，仍是一片昏暗，七千英尺、八千英尺，依然如此。我开始觉得天色本该这样，但“豹蛾”这个名字货真价实，它伸出利爪顺风暴的脊梁往上爬，到一万英尺的时候，终于找到了顶点。它找到的这片天空如此湛蓝宁静，好像扑闪翅膀就能将它击成碎片。我们在白色的云堆上滑行，就像奔驰在雪地里的雪橇。光线亮得让人目眩，就像夏天照射在北极的光芒，事实上那也是北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转身来看布里克斯，但他已经带着孩童般的信念沉沉睡去，坚信这样明亮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任何灾难。
至于我，我无法确定偏离角度是否计算正确。“零高云幕”（ceilingzero）这个词顾名思义，人人都懂，但对于飞行术语来说，还缺少一个同样简单的词汇来描述对云下状况的一无所知。“零高地板”（floorzero）似乎不是什么好词，但我拿它来抛砖引玉，以同样的慷慨，我决定用“跳云”（cloud-hopping）来形容飞行员在云朵间寻找空隙下降，避免因盲目而坠机的努力。
我们滑行的这一片白色平原上无边无际，也没有空隙。它由水汽凝成的冰组成，耀目的光线，以及空气中的舒畅与寂静，让人们不相信也不希望下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要相信下面的世界不存在很容易，几乎都要祈祷这是真的。但此刻沉迷于这种微妙的虚无主义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偏离航道，即便只是几度，也很可能导致我们降落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的海岸上——甚至，可能是无所不在的海洋。
我正准备再次检查仪表——只是出于习惯，因为此刻没有参照物来重校指南针，它们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豹蛾”开始剧烈震动，把布里克斯从睡梦中惊醒。他在强光中闭上眼睛，低声咒骂着。
“我们到哪儿了？”
一分钟以前我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刚才的颠簸只能说明下面是山脉，而且是科西嘉岛的山脉。虽然我从没根据无法触摸（更别说无法看见）的东西判断过我的方位，但这次我做到了。
我在座位上松了口气，宣布一个小时后将抵达法国海岸，并让布里克斯注意看海岸边的阿尔卑斯山。但我们根本就没能看见。一小时后，我们从洁白的冰雪世界下降，从一千英尺的高度看见戛纳就在十英里开外。我们在巴黎过夜。第二天中午，汤姆·布莱克、布里克斯和我坐在伦敦梅费尔区，身边围绕着便利舒适的现代文明，同为非洲举杯。因为我们知道，非洲已离我们而去。
有一天，布里克斯会与它重逢，我也一样，但它依然离我们而去了。再看见它不代表能再活一次。你总是可以重新找到过去的那条小路并漫步其上，但你所能做的不过是说：“啊，是啊，我记得这个转弯！”或者是提醒你自己，虽然你还记得这令人无法忘怀的山谷，但这山谷早已不再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