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手中的地图代表着对一个人对他人的信心，它象征信任与信赖。它不像那些写满字的印刷品，含混不清、矫揉造作，让最相信它们的读者——甚至它们的作者，满心怀疑。
地图在对你说：“仔细阅读，紧紧跟随，永不怀疑。”它还说：“我是你掌心的地球。没有我，你会孤独会迷失。”
确实如此。如果某个不怀好意的人将世界上所有的地图都毁尸灭迹，每一个人都将再次盲目，城市与城市之间也会变得陌生，每一个地标都将成为没有意义的标识，指向虚空。
然而，看着它，感觉它，指尖滑过它上面印着的线条，它还是一件冷漠的东西。地图无趣而乏味，诞生于测量仪与绘图员之手。那一道用扭曲的红线标识出的崎岖海岸，并没有标出沙滩、海洋或岩石，没有谈及船员们在沉睡的汪洋上扬帆远航时，为留给子孙后代而写在羊皮纸或是木板上的珍贵记录。那个代表高山的棕色圆点，在漫不经心的人看来毫无意义，尽管曾有二十个、十个或是只有一个人，为登上它的顶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里是山谷，那里是沼泽，还有沙漠。这是一条河，曾有一个好奇而无畏的灵魂，像握在上帝手中的铅笔，拖着流血的脚步第一次丈量它。
这是你的地图，摊开它，跟随它，然后将它抛弃，只要你愿意。它只是一张纸。它只是一张印着墨水的纸，但如果你稍加思索，如果你稍作停留，你会意识到，这两种事物的组合很少能成就这样一种文件，它如此谦逊，又如此充实，记录下历史久远的希望与传奇的征服故事。
所有曾引领过我的地图都没有丢失，也没有被丢弃，我把它们都装在一只大皮箱里。我保留着驾驶飞机来回英国时用过的地图，保留着和布里克斯同行时的飞行日志。
无论是从速度还是时间来说，那都不是一次创下纪录的飞行。我们不慌不忙地飞着，忽略所有没有必要的停靠，但那不是一次乏味的航行。即便当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月，意大利人美其名曰“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无耻行径已接近尾声，但要从内罗毕飞往伦敦依旧不是一件寻常事。尽管沿途有很多机场，但它们之间的地形——或者说绝大部分，都一样遥远偏僻，就像透过望远镜看到的月亮表面一样，带着虚幻的意味。与月球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危机四伏，但这些地方人迹可及；与月球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同样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
向正北方向飞行，你必须先穿越整个英埃共管的苏丹、整个埃及，以及利比亚的昔兰尼加沙漠。然后你会到达班加西，并为抵达该地而欢呼雀跃。但在那之后，等着你的还有锡德拉湾、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地中海，而那之后，则是法国。不管你是准备欢快地完成这段六千五百英里的航程，还是漫不经心地将其称为英国之行，你都该明白，事实上那根本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伟大的远航。你必须确定航线，必须对天气了如指掌，还必须考虑所有的不利因素。
布里克斯和我出发的时间很适合起飞，但那天的天气却并不适合飞行。大雾在晚上从天而降，清晨时迷雾已经笼罩了内罗毕和阿西平原。城镇、日出和船只都被无边无际又静止不动的云雾隔绝开。它们铺撒在地面上，像悲伤停驻；它们拽住人们不放，像过早抵达的苍白寿衣。布里克斯却觉得它们喜气洋洋。
他抵达机场的时候，随身行李不比参加周末旅行的小学生更多。他的面孔在一堆严肃灰暗犹如哥特雕塑的面庞中，显得天真无邪。当我们都准备好之后，他爬进“豹蛾”机的后座，吹着口哨，抚摸着膝盖上一个长形圆管装的物体，它包在纸中，动起来嘎嘎作响。
鲁塔走到飞机前面转动螺旋桨，我把手放到油门杆上，眼睛探究地看向迷雾，但这不过是出于习惯。我对内罗毕机场的大小、瑕疵和边界，比自己拥有过的那些地毯还要熟悉。疣猪洞、斑马群和火把的时代早已是陈年旧事，如今已是跑道、停机库，再没有人来围观半夜的降落或是清晨的起飞。再没有基库尤孩子注视着鲁塔忙活他伟大而神奇的工作。如今这一切都已是稀松平常。好莱坞出品的电影胶片中开始出现内罗毕的探险故事，专业丛林冒险家们拍摄的照片引发了探险风潮，人们经由内罗毕前往世界的另一端。这正是离开的好时机。
我点了点头，螺旋桨转动起来。鲁塔熟练地退到一边。我没有听见他说“克瓦赫里”，只看见他的嘴唇说出这个词。我也说了声“克瓦赫里”，感觉到他刚才悄悄塞进我储物柜的礼物是一件扁扁的小东西。
现在我还留着这件礼物，一只裹在人造革中的旅行用时钟。后来我才知道，鲁塔为了买它，收集了五百张被我丢弃的香烟优惠券。他不声不响，耐心地在废纸篓、游猎帐篷和停机棚的碎纸片中收集到这五百张优惠券。
时钟记录着时间，如果你定时，它就会响。但它是多么令人伤怀的替代品，声嘶力竭的铃声替代了那把柔和舒缓的声音，它会在日出时分说：“你的茶，门萨希布。”或在很久以前，它曾说：“莱克威尼，该去打猎啦！”
飞行员与飞机之间需要逐渐培养出默契。机翼并不想听从操纵它的手，去不偏不倚地飞，它更愿意追逐风而不是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它的性格中有种自暴自弃的气质，它喜欢与自由嬉戏，向往独立，但它会慢慢舍弃自己的渴望。
当我们向伦敦出发，盘旋上升着寻找迷雾的最高点时，“豹蛾”玩起了它的小游戏。方向舵的踏板抗拒着我的脚掌的踩踏，操作杆几乎以盛气凌人的态度违抗我的手。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坚定的触碰安抚了想要抵抗的冲动，很快我就控制了局面，我和我的飞机同心协力地飞着。
布里克斯已经安顿下来，舒适地在机舱内打着盹，脚放在身边空着的位子上。这究竟是航程的开始还是结束，对他来说没有差别。睡神从不是他的主人，布里克斯才是睡神的主人。想入睡的时候，他就召唤，睡眠应声而来。如果他不想睡，睡眠就会远离他，无论有多晚，无论那天有多劳累。
第一天就很劳累，但只是因为出发的准备工作让我疲惫。夜色在朱巴城找到了我们，我们住在客栈里，虽然看着很像监狱的牢房，却提供了基本的舒适。有一张床，还让我免于蚊子的侵害。
我在清晨起床，发现布里克斯已经离开了他的房间，在飞机前面来回踱步，而飞机围在绳子和木桩搭起来的围栏里，机身是黄色，机翼是银色。天色微明中，它看起来与其说像鸟，不如说像罕有的彩色昆虫，已经死亡，却被保存在厚纸板上。
我们没吃早饭就出发了，在前面等待的土地需要我们拿出大把时间来应付。飞越这片土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飞行体验，但如果怠慢它，就可能以悲惨的飞行事故收场。
不知道现在的飞行条例是怎样的，但在那时候，如果女飞行员无法获得喀土穆皇家空军总部的许可，就不能独自从朱巴飞往瓦迪哈勒。
这样规定的理由颇为冠冕堂皇：迫降在苏德长满纸草的沼泽中，就像迫降在冥河之畔一样；迫降在苏德之外，落在苏丹人和丁卡部落的地界上，就意味着给英国皇家空军带来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搜寻工作。而弥补这项花费的可能，就和寻找到失踪飞行员的希望一样渺茫。
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女人比男人更缺乏躲避危险的能力，但我还是觉得其中包含的绅士作派可能要多过理性。我在内罗毕和伦敦之间总共飞过六次，其中四次是独自完成的（在这之前要向英国皇家空军证明自己的实力），另外一位女士也完成了同样的飞行。事实上，飞越苏德时最大的判断失误是一个男人做出的：已故的厄内斯特·乌代。他在旱季飞越这片土地的时候，耗尽了燃料，不得不迫降在一处坚硬的山脊上。经过几天焦急万分的等待，汤姆·布莱克终于找到了他。汤姆对苏德的了解让他愿意花费几天时间尝试着把一个人从那里解救出来。这次经历对乌代来说已经够糟糕了，但他的机械师却差点死于蚊子叮咬。
如果你能想象一片一万两千平方英里的沼泽，它就像是一只史前熔炉，里面翻滚、蠕动着半成型的生物，那你就对苏德有了初步印象。它是尼罗河不太吸引人的副产品，这地方配得上“凶险”一说，而“阴森”和“奸诈”则可以作为补充。现在你该对苏德有了更明晰的印象。从空中看下去，苏德的表面是平坦、碧绿的，很吸引人，如果你因为被催眠或是被迫降落在那里（而且尽管没什么可能，你的飞机还是奇迹般的没有翻成底朝天的话），你的机轮会即刻消失在污泥中，而你的机翼则很可能会搁置在由腐烂的植物纠结而成的、缓缓移动的厚垫子上——它们还活着，它们到处存在，有些高达十五英尺，下面则是快速流动的黑水。
假设你能毫发无伤地将自己安顿在这片无穷无尽的泥泽中（它的气味在你距离一千英尺开外时就已经扑面而来），再假设你的飞机上装有无线发射器，通过它和喀土穆联络，告知你的方位和其他具体信息，然后，如果你够天真的话，就可以开始期待会发生些什么。但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根本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