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首先，为了向古老的东道主表达敬意，它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它承载了一条重要信息、一车痛苦以及一机舱的死亡，穿过非洲的夜色。
“狮子、来复枪——还有愚蠢。”他这样简单地讲述了这个故事，确实很简单。
故事中没有任何出众的角色，甚至包括那头狮子。
它是头老态龙钟的狮子，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准备好了死于非命，而不是寿终正寝，但它和所有自由的生物一样拥有自尊，所以它等待的时刻来了，尽管称不上什么光辉时刻。
击中它的那两个人和一般人一样冷血，或许更少些人性。他们开枪射击，却没让它毙命，而是将无情的照相机对准它的痛苦挣扎。这是微不足道的、愚蠢的，却也是冷血的罪行。
当汤姆·布莱克放弃在内罗毕的凯旋式降落，转飞穆索玛附近的营地时，一个人已经丧生，另一个血肉模糊，无助地躺着，他能活下来纯粹是因为运气。第三个白人和两个土著男孩在沉重的帆布担架旁，无力地念叨着咒语，试图以绷带、碘酒和水来施行魔法，抵抗坏疽。照相机成了一堆玻璃与金属片，狮子死了，但如有神助般，它竟获得力量发动了最后的攻击。结果就是，留下一具尸体和一条待挽救的生命——如果还能救活的话。
送信人转达了这个消息，然后基苏木发出电报。消息送到，回复说，将死者的遗体火化，骨灰带回内罗毕。
火化是个圆滑的词，用来掩盖将人体放进火里炙烤的野蛮真相。有些殡仪馆配备带银把手的焚化炉，在它们的印刷品和广告中，“火化”是成功的措词。但在非洲大草原正午那毫无遮挡的烈日下，它也不过是个委婉的说辞。矛盾的是，人们为了获得永恒，就必须保存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木头被收集起来，火点上了。
那个伤者被包裹在绷带和伤痛之中，时不时地闻着那意味深长的烤肉味。当地土著早已消失无踪。
汤姆·布莱克呢，因为对生命太过热爱，所以对死亡毫无耐心。他蹲着等了整个下午，偶尔从一小口温热的威士忌获得慰藉。铅笔般的黑烟升起，用它那恼人而又清晰的笔迹，没完没了地书写着它那悲惨的小故事。
如果曾有秃鹫出现——这些虚伪但很有民主精神的哀悼者不错过每一个葬礼，那它们的出场并没有被提及。没有眼泪，也没有祈祷书。第三个猎人完成了这次半途而废的狩猎，但他无话可说，也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这场悲剧因为缺少谈资而引不起谈论的兴趣，也缺少讽刺意味来发人深省。当可怜的骨灰被扫进一只坑坑洼洼、毫不神圣的饼干罐子时，故事进入了高潮。故事的最后一幕由薄暮的微光和几缕轻烟织就，并在一架闪闪发光的飞机冲向天空时正式落下。
伤者活了下来，讲述（我想应该不会吹牛）他和狮子遭遇的场景，至于他同伴的骨灰，我猜现在已经安息在一只透着希腊式优雅的骨灰坛里，埋在远离所有野兽踪迹的地方。或许在骨灰坛上还有张照片，由于镜头的神奇力量，万兽之王垂死挣扎的痛苦被凝固其中。如果当真如此，那些在这个原本毫无意义的场景前停下脚步的人，或许会觉得其中透露着一个道理：并不深奥，但值得思考。不管死亡以何种方式降临在何种生物身上，它都该获得尊重。
非洲式的悲剧，凄惨的琐事。你有什么看法？
汤姆·布莱克抿着咖啡，向杯中凝视，好像那是个水晶球，因他自己讲的故事而轻笑起来。
“要分辨不同的骨灰，需要一种技术，”他说，“只有我和古埃及人知道。所以，不要发问，只要记住，飞行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带上火柴和饼干罐。你当然要去飞行，我老早就知道这点。我能在星图上看出来。”
“鲁塔，”我说，“我想放下这一切，去学飞行。”
他站在宽敞的马房里，身边是一匹刚梳洗过的小公马。它耀眼得就像荡漾在水面的波光。鲁塔的手里有把刷子，上面夹杂着小公马的毛发。鲁塔用手指慢慢挑出马毛，然后将刷子挂到挂钩上。他看向马厩门外，不远处是梅涅盖火山，山腰上围着一片没有分量的云朵。他耸了耸肩膀，拍了拍没有灰尘的双手。
他说：“如果我们必须飞，门萨希布，那就飞吧。我们早上几点开始呢？”
斯巴达，古希腊仅次于雅典的伟大城邦，好战的斯巴达人从小就对孩子进行严酷训练。
指埃德加·爱伦·坡创作的《乌鸦》。
原文为斯瓦希里语。
门萨希布，斯瓦希里语，是对女士的尊称。
埃尔达马勒温，肯尼亚的乡野小镇。
指道格拉斯·黑格将军（1861—1928），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军陆军元帅，他在作战中蔑视新式武器，常常导致大量士兵伤亡。他的父亲老黑格在苏格兰经营酿酒生意。
吹笛人，来自格林童话《魔笛》，吹笛人用笛声带走了城里的老鼠，后又为报复城里不守诺言的居民而带走了他们的孩子。
理想黄金国，原文为西班牙语，南美部落中流传着黄金国的传说，吸引很多西班牙殖民者前往寻宝。
加拉哈特，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以圣洁高贵而获得圣杯。
穆索玛，位于坦桑尼亚。
毛拉，伊斯兰教中，对高级神职人员的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