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穿越黑暗的飞行结束之时，有种已成定局的决然感。在数小时远离尘世的轰鸣声中与你切肤相伴的一切，戛然而止。飞机前端向下，两翼紧拽着地面上更牢不可破的气流帘幕，机轮触地，然后引擎叹息着陷入沉默。当生长在世俗世界里的牧草与盘旋的尘埃出现，在蹒跚而行的人类与扎根的树木无限的耐心面前，飞翔的梦想突然消失。自由再次弃你而去，片刻之前你曾拥有的双翼不亚于猎鹰，甚至比鹰翼更为迅捷，如今它们再一次还原为铁与木，呆滞而沉重。
距离破晓还有一小时，南格威的空地出现在地平线上。隔着一千英尺的距离看来，摇曳不定的火把光只不过划出了一条窄窄的跑道——蔓延不绝的广袤原野上一条细小的伤疤。
我盘旋了一周，看着火焰屈服于渐长的风势，以推断风向。移动的人投下阴影，交错在空地上，变幻不定，最终定格。
轻轻牵引油门，让引擎发出放松的低鸣。我将机头对准指路的火光，直到地面在机身下渐渐加速，然后机轮触到坚硬的土壤，在一团混乱的烟尘和闪烁的橙色光芒中，飞机被猛然推向跑道。我熄掉引擎，在座位上稍作休息，让耳朵适应寂静的空茫。
因为生命正消逝其间，所以空气凝重不堪。人声穿过跑道传来，越来越响。习惯了飞机深沉的轰鸣，它们听来就像芦笛尖锐的颤音，或是竹林里的哨声。
我爬出驾驶员座舱，看着一群模糊的人影背对跳跃的火光走近。以他们的举止和衣着判断，我能看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黑人——卡韦朗多人，他们半裸着健壮的大腿。跟在他们后面的两个白人则踩着更为快速迫切的步伐走过空地。
有辆老爷车在某处轰鸣着发动了引擎，老旧的活塞和轴承的声音像敲击的鼓点。炙热的晚风在空地周围的刺柏和灌木丛间徘徊不去，夹杂着沼泽地与维多利亚湖的味道，还有野草丛、酷热旷野与纷乱灌木丛的气息。它抽打着火把，紧攥住机身。但这风里还夹杂着孤独以及迷惘，仿佛它的经过只是无果的过场，甚至都没带来有关雨水的承诺。
我靠在机身上，看着一个矮胖的人在摇曳不定的火光中走来，他的脸逐渐变大，最终定格在我的面前。那脸长在灰发下，肌肉松弛，一双棕色的眼睛像是困在皱纹织成的蜘蛛网里。
这张脸的主人微笑着伸出手来，我握住了。
“我是医生。”他说，“是我发的信号。”他朝站在他手肘边的另一个白人侧了下头：“这位是艾伯特。有什么需要都找他：茶、食物，随便什么。都算不上好货色，但你请便。”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转过身，嘟哝着去料理患者了。夜色中，箱型福特车正缓慢踉跄地穿过跑道，过来装载氧气。在他的带领下，走来半打卡韦朗多人，随便哪个都强壮得足够拎起小个子的医生，其实单手就能抄起他，就像抄起只小山羊。但他们都尽职地垂首站在他身后，相隔一小段距离。我想这距离保持得如此精确，一定是出于纯粹的畏惧与诚挚的敬重，这两者完美地掺和在一起。
“你来得很早，”艾伯特说，“很及时。”
他高大瘦削，穿着带污渍的灰色衬衫与打了很多补丁的宽松灯心绒裤子。他的语气中带着道歉的意味，好像我这个来自遥远而浮华的内罗毕文明的访客，有权觉得自己受到的招待逊色于预期。
“我们修理了跑道。”他说，“尽我们所能。”
我点点头，看向一张清瘦而黧黑的脸庞。
“干得不错。”我想让他宽心，“比我料想的要好。”
“我们还装了个风向袋。”他扬手指向一根纤细的杆子，底下围着半打火把。杆子顶部挂着一个由廉价“美国”棉布缝制的圆筒，颤巍巍的，看着像条被锯下来的睡裤腿。
在这样的风力下，风向袋应该完全鼓起，但相反，它藐视基本的物理定理，只是垂着，对风力与风向显示出不知羞耻的漠然。
走近些我才发现，风向袋的底端用针线尽可能牢地缝住了，如此这般，作为一件本该用来指示风向的工具，它还真不如一条睡裤来得有用。
我向艾伯特解释了这个技术性失误，在火把暗淡的火光中，满意地看到他的脸庞放松下来，展露出我怀疑是许久以来的第一个微笑。
“是‘短袜’这个词，”他说，“让我们弄不明白了。我们没法想象，一双像样的袜子脚趾上会有洞——就算是风向袋也不应该啊！”
在陷入深思的小个子医生的帮助下，我们解开了氧气瓶的带子，从前排驾驶室将它抬了下来，放到地上。它虽不是重得可怕，但卡韦朗多人欢快地捡起它朝福特车走去的样子，让那只厚金属做的气瓶看起来轻得像一卷铺盖似的。
正是这种身体的强壮和对劳动的自愿，让卡韦朗多人成了东非最驯良可靠的劳动力。
他们的原始居住地边界模糊，原本自埃尔贡山向南，延伸约两百英里，直到维多利亚湖东岸，但他们四处迁徙，一路交友、打工、欢笑，使得原本偏僻羞怯的小部落成为现今到处可见的种族，眼力不好的游客到了东非，还以为所有土著都是卡韦朗多人。这种误解本身并无害处，但最好别被纳迪人、索马里人或者马塞人这些火暴脾气撞上，这些人的种族主义虚荣心可绝不亚于英国人最引以为豪的自尊。
虽然卡韦朗多人并无种族意识，却有起码的知足常乐意识，且单从这乐观的认知中就能获取源源不断的快乐。他们是非洲的脚夫、全能劳力、享傻福的傻人。其他更有信念的部落指责他们不仅不实行割礼，还吃未经过合法屠宰的肉。他们带着温和的漠然。他们对白人文化入侵的抵抗是消极的，主要策略就是痛快地吃、尽量地生。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才是令人生畏的妙计。
我运送的氧气卸下了，然后看着这么一群高大强壮的人将我的飞机团团围住，带着叫我受宠若惊的好奇打量着机身上的条纹。其中最高大的那个，张嘴盯着飞机足有一分钟后，突然仰头大笑起来，那声量要是没让最靠近的土狼惊起，也让它颜面无光。
我用斯瓦希里语让他解释这个笑话，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根本没有什么笑话，他说，只是飞机这么光滑，机翼又这么有力，让他想笑！
我不由得想到，要是有如此体格的卡韦朗多人具备与之相应的智慧——或者我该说，和他们的白人兄弟同样的狡猾，非洲将会是什么模样。
我猜，通往南格威的道路会宽阔敞亮，沿途设有加油站；维多利亚湖边会布满休闲度假村，由铁路与内罗毕和海岸相连；竞争激烈的铁路公司大概会大肆宣传自己为卡韦朗多线或者基库尤线。未开发的乡野将由蛮荒之地变成满是郊区民宅、海滨小屋与热门沙滩的乐园，在炎热的天气里，它们全都散发出芬芳气息，那种欧洲式的微妙香气。但变化的精髓所在是时间，我们只能等待。
据艾伯特——我的这位依旧带着歉意的东道主说，小个子医生起码还要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达真正的南格威矿场，他的病人就躺在那儿的茅草棚里，病得太重，无法移动。
我们听着福特车的声响渐渐消失。“医生试了所有办法。”艾伯特说，“节食、药物，甚至巫术，我想。现在又是氧气。生病的家伙是个挖金矿的，肺完了，心脏很弱。他还活着，但上帝知道还能活多久。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又陆陆续续地死掉。这儿是有金矿，但不会兴旺发达的——除了丧葬业。”
如此悲观的预言似乎并没有答案，但我觉察到，说这话的时候艾伯特至少带着近乎酸涩的微笑。我又想起了伍迪，寻思着在回内罗毕的路上是否有哪怕渺茫的希望能够找到他。或许没有希望，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可以得体地抽身，我就立即离开。
我看见飞机稳妥地停在跑道上，接着，我和艾伯特一起经过火把走向停靠点，晨曦中火光已变成萎靡的粉红色。
灰色的光线正要撕开黑暗，不消片刻我就能看清显现在荒凉的开阔与几乎无畏的孤寂中的几间茅草棚、几件老旧的仪器，还有瓦楞铁皮盖的储藏室。瘪着肚子的狗无精打采地在尘土中伸懒腰，穿过周围那些刺柏树纠缠的树枝，旷野像遭遗弃的舞台背景，污秽泛黄。
我没看见妇女，也没看见孩子。在毒辣的非洲烈日下，这片土地没有人类社会的暖意，整个区域甚至没有笑声。
艾伯特带我走进最大的一间茅草棚，许诺要去沏茶，满怀希望地表示，我或许不会觉得茶太糟糕，因为，仅在八个月以前，他的仓库刚接到来自基苏木一家印度商店的补给。
他消失在房间后面的出口，我靠在椅背上四处打量。
防风灯放在被当作桌子的长木板中央，烟囱破了，布满煤烟。长木板由两个反扣在泥地上的大桶支撑，木板后面的架子上稀稀拉拉地摆着些牛肉罐头、蔬菜罐头和罐头汤，绝大多数是美国出产。木板一头堆着几本旧《笨拙》，在我座位对面的椅子上放着一本《伦敦新闻画报》，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十月。
有台无线电，但想必已经静默了数月：真空管、电线、电容器以及调节器都带有频繁却显然不见效的修理痕迹，最后一股脑堆在板条箱里，箱子上写着：途经蒙巴萨。
我看见装着黑砂的罐子，砂里应该含有黄金，或者含有如此的希望。别的罐子上标着我不认识的神秘符号，但怎么看都是空的。一面墙上钉着张设计图，一只蜘蛛从茅草屋顶上垂下来，然后又回到它呈完美几何图形的网内，并未被打动。
我起身走到窗前，窗户不比一只小茶盘大多少，下半部分装着铁丝网。阳光下，零落的灌木与丛生的野草在地上投下交错的阴影，就在阴影最浓密的地方，一条胡狼正在垃圾堆里满怀希望地搜寻食物。
我回到座位上，情绪低落，还有些许忧虑。我又想到了伍迪——起码是对伍迪的事觉得纳闷，因为实在没什么事情好想。
那条胡狼让我想起一个并不让人宽慰的结论：在非洲绝无半点浪费。尤其是死亡，从来不是浪费。狮子留下的会成为土狼的盛宴，之后的残羹冷炙则会成为胡狼、秃鹫，甚至蚀人烈日的佳肴。
我从飞行服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想要试着摆脱袭来的睡意。但这只是徒劳，好在艾伯特不久就回来了，端着放满茶具的托盘。我睁开眼睛，看着他忙碌。我注意到他的神色再次变得忧郁而深沉，好像在他离开这间屋子的时间里，某种旧的愁绪，又或者是某种新愁绪开始在他的脑海扎根。
他把托盘放在长木板上，摸索着从架子上拿下一罐饼干。阳光，浓郁而强烈的阳光，开始为小屋内寡淡的色调增添暖意。我俯身吹熄了防风灯内的火焰。
“你听说过黑水热吧。”艾伯特突然说。
我从椅背中直起身来，将烟头在泥土地上踩熄。我的记忆闪回到恩乔罗农场的童年岁月。正是在那些时日里，“疟疾”与“黑水热”这类词汇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意识中，随之而来的是晚到一步的果阿或是印度医生，当地土著们惊恐地散播瘟疫的传言，死亡，还有黎明到来前，在我们硅镁矿和围场边雪松林里进行的无声葬礼。
那是阴郁气氛弥漫的黑暗时光。童年时代的所有微小快乐：游戏、与纳迪玩伴之间的友情，全都黯然失色。光阴变成了重负，直到尸体都被挪走，青草重新在墓地的新土中扎根，女人们清扫干净死者留下的空屋，直到能重新看见阳光。
“我们这儿有个人，”艾伯特说着将茶递给我，“得了黑水热。请你帮忙带氧气来要救的那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这个人没可能了。医生无计可施，也不能移动得了黑水热的人。”
“对。”我将茶杯放回桌上，记起得黑水热的人要是被挪动就会死亡，但如果被单独留下，基本上也一定会死亡。
“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说。
一定还有些别的话可说，但我不知说什么了。我所能想到的是，我曾将一名患黑水热的病人从大象聚集的马松加莱尼运送到内罗毕的医院。
我永远都不曾知道，那段航程中有多少小时是和一具尸体同行的，当我降落的时候，那人已经死了很久。
“有什么可以效劳吗……”所有的话在这种场合都是陈词滥调。惟有那些老套又无用的话才最可靠：“非常难过”，还有，“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他想和你说话。”艾伯特说，“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我告诉他你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天，明天早上走。他可能都活不了这么久，但他想和外面来的人说说话，我们南格威这儿的人都有一年多没去内罗毕了。”
我站起身来，都忘了喝茶：“当然，我会和他说说话。但我不能留下，有个飞行员在塞伦盖蒂的某个地方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