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艾伯特很失望，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和那个病人一样，因为得不到“外面”的消息——来自内罗毕的消息而怅然。而在内罗毕，人们只想知道伦敦来的消息。
无论你住在哪里，仿佛都必须获得来自别处的消息，来自更繁华的某地。所以这个人，躺在维多利亚湖边的沼泽地里行将就木，却并不关心来生，而更关心此世新近发生的事情。正是这点让死亡如此艰难：尚有好奇心未满足。
假如对死亡的蔑视可以被理解为勇敢，那么艾伯特这位垂死的朋友是个大无畏的人。
他躺在行军床上，盖着一床气味难闻的薄被子，面目模糊。疟疾和黑水热症状对他身体的影响，就像埃及人用药物处理尸体的手法。
我曾见过生动物皮被撑在木杆上，放在阳光下晒干，但艾伯特让我在小屋内看到的濒死躯体比那些皮毛更加干瘪无肉。
这是间小茅屋，有扇围着铁丝网的寻常窗户，寻常的茅草屋顶像棵腐坏的树般掉着叶子，寻常的泥土地面上散落着烧过的火柴梗、纸张和烟草屑。
污秽似乎从没有存在的借口，但有些时候，比如现在，就很难为整洁找到理由。“贫穷，”有句老话说，“是肮脏而非羞耻。”这里的贫穷是缺乏女人的帮助，缺乏希望，甚至缺乏生机。据我所知，小屋里可能埋有大把黄金。即便如此，那也是最为贫瘠的慰藉。
病人名叫伯格纳，或许是荷兰人，又或者是德国人。不是英国人，我想，不管他曾有过怎样鲜明的种族特征，如今都已从他皱缩的头颅上那张近乎恐怖的面容上消逝了。
只有他的眼睛看来还活着。它们很大，在眼窝里移动的时候好像不受身体的约束。它们从病榻上凝视我的样子流露出趣味盎然的意思，几乎算得上忍俊不禁。它们好像在说：“要如此这般才能得见一位内罗毕来的年轻姑娘啊——但你瞧，世事真难料！”
我微笑了一下，笑容有些苍白，我想。然后向艾伯特转过身去：他刚才还在那地方。艾伯特施展出可媲美最高阶印度苦行僧的敏捷身手，没了踪影，留下我独自一人和伯格纳相处。
我在屋子中央站了一会儿，忘记自身，体会着当一个人听见墓穴门在自己身后关上时感觉到的那种恐慌。
这比喻如今看来有些言过其实，但事实上，我这一生都对疾病心存厌恶，几乎到了恐惧症的程度。
这事毫无缘由，不是怕感染，因为非洲已经让我见识过疟疾和其他疾病，时不时地，像是获得某种补偿一样，我能抵御这些疾病。我的恐惧是身体上对病人不可理喻的抗拒，而不是抗拒疾病本身。
有些人一想到蛇就会觉得毛骨悚然，我对疾病的惧怕如同这些人想起树眼镜蛇、巨蟒、鼓腹毒蛇，还有它们的兄弟们，它们都是我生活中的常客，要么出现在林间小路上，要么出现在捕捉大象的时候，又或者，出现在我儿时游荡的灌木丛里。但当我学会了躲避蛇类，我自认为也从此具备了相关的第六感。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能够镇定地面对树眼镜蛇，却无法镇定地面对一个被包裹在腥甜疾病气息中、死亡只在须臾之间的病人。
身处这间小屋，站在这个缠绵病榻的陌生人身边，我必须苦苦挣扎，才能不让自己夺门而出，冲过跑道躲进避难所一般的机舱。一个念头随之而来，如果伍迪依旧奇迹般地活着，那随着太阳每上升一英寸，气温每升高一度，我多耽搁一小时，即便我的拜访能带给伯格纳安慰，也无法冲淡可能产生的悲剧。
那一刻，在南格威的另一端，某个地方，小个子医生想必正将氧气输进另一个人的肺部，假如这个人还活着的话。
我拖过一把椅子，坐到靠近伯格纳床头的地方，想要找些话说，但他先开了口。
他的声音轻柔克制，而且非常疲惫。
“我希望，你不介意到这儿来。”他说，“我离开内罗毕已经四年了，也没什么信。”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努力想挤出个笑容。“人们都善忘。”他接着说，“一群人很容易就忘记了某个人，但如果你身处这样偏僻的地方，你会记得你遇见过的每一个人。你甚至会为从未喜欢过的人挂怀，你开始想念自己的敌人。这些是所有能想到的事，所有有益处的事。”
我点了点头，看着汗珠从他的前额流下。他在发烧。我情不自禁地猜想，下一次不可避免的神经错乱会在何时带走他的神志。
我不知道黑水热的专业说法，但非洲居民对它的称呼再恰当不过了。
患疟疾的人可能经历数年的折磨才去世，承受着寒冷、高烧和噩梦。但是，假如某天，他发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黑色，就知道自己再无可能离开那个地方了，无论他身处何地，也无论他想去往何方。他知道前面有怎样的日子在等待自己，漫长、乏味、无始无终，昼与夜只是交替，不分颜色，不分声音，也找不到意义。他将躺在病榻上，感觉分分秒秒都像由无尽痛苦交织而成的绸带般，经过他的身体，因为彼时，时间本身已成为痛楚。光亮与黑暗也成了痛楚，他所有的意识只为感受这痛楚而存在，任其一次次不间断地侵入他的意识，事实简单明了：他要死了。
床上的男人正在这样死去。他想说话，因为通过交谈才可能忘却自身，如果只躺着思考，就不可能做到。
“海斯廷，”他说，“你一定认识卡尔·海斯廷，他曾当过猎手，然后在恩贡山西面的咖啡种植园里住了下来。我不知道他结婚了没有。他曾说过永远不结婚，但没人相信他。”
“然而，他结婚了。”我说。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撒个有关这位素未谋面的卡尔·海斯廷的小谎似乎也无伤大雅——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给他安排个妻子。
在伯格纳离开的这四年里，内罗毕迅速发展，像成熟的果实般鼓胀开，它再不像过去那样小巧宜人，不再鸡犬相闻，互为知己。
“我就知道你认识他。”伯格纳说，“所有人都认识卡尔。你再见到他时，告诉他他欠我五英镑，某个圣诞节我们在蒙巴萨打过赌。他打赌说永远不会结婚——反正不会在非洲结。他说，你可以到处吹嘘，自己活在一个男性的国度，但你甭指望会在那里找到一个能娶的女人！”
“我会告诉他的。”我说，“我可以让他通过基苏木公路把钱送来。”
“对啦，从基苏木公路送来。”
伯格纳闭上眼睛，薄毯下的身躯因为痛楚而颤动。他就像是个被困在暴风雨中的人，在迎面而来的飓风中寻找到一道庇护的墙，然后继续快步赶路，直到下一阵狂风将他驱赶向另一个藏身处。
“还有斯坦利酒店的菲利普，”他说，“和汤姆·克劳斯莫尔。你该认识他们两个，还有乔·莫里。我还想问问你好几个人的事情，但不急在这一时。艾伯特说你要在这里过夜。当听见你飞机的声音时，我几乎想祈祷你爆了胎，或者飞机上的什么东西出了问题——祈祷一切机缘能让我见见新面孔、听听新声音。这不厚道，但你要是住在这种破地方就会变成那样——或者是死在这种破地方。”
“你不会死在这里的。你会康复，到时候我回来接你到内罗毕。”
“或者干脆到伦敦。”伯格纳微笑了，“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巴黎、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纽约。我的前途越来越广阔。”
“你忘了好莱坞。”
“没有忘。我只是觉得，一口气期望这么多太过奢侈。”
我留意到，尽管他意志坚强、勇敢无畏，但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音量。他仅仅依靠意志力支撑着自己，这努力让小屋内的气氛紧绷着。
“那么，你会留下来过夜的吧？”他的问题带着突如其来的紧迫。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必须离开，感觉到他不会相信我的理由，因为神志不清和顽疾带来的猜忌，会让他以为我只是想逃跑。
我嘟哝了几句，说什么能留下来该多好，如果我能，我会多待一段时间，但还有别的事情——一个飞行员坠机了，飞机要补充燃料……
我猜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些话。他再次开始出汗，双腿在毯子下猛烈抽搐。唾沫涌上他的嘴唇。他开始说些毫无意义的断续话语。
我不能听清楚所有他说的话，但即便是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也没有怎么哭泣或抱怨。他喃喃地说着些微不足道的事，他认识的朋友、非洲的一些地名，有一次他几乎用清楚的句子说到了卡尔·海斯廷和内罗毕。我必须靠近病榻，俯身聆听，感到自己体内涌出阵阵不适。为了让他安静下来，我说着话，但这努力白费了。他伸手抓住我宽松的飞行衣，想拉着衣摆从床上起来。
我想叫艾伯特来，随便什么人都行。但我什么都不能说，也没人会听见。所以我坐在那里，双手按着伯格纳的肩膀，感觉他肌肉的颤抖传过我的指尖，听着他残存的生命从毫无意义的断续语句间流逝而去，未带走任何秘密——或许他根本没有秘密。
最终，我离开他，蹑手蹑脚穿过小屋的门，反手快速将它关上。
后来，伯格纳可能还活了一段时间，还有南格威那个小个子医生为其订购氧气的人也是一样。但我自此再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也无从得知。
数年后，我确实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遇见了一个叫卡尔·海斯廷的人。在那种场合，遇见的人与说过的话到晚饭时间就已从你的人生和记忆里消失。
“有个叫伯格纳的人，”我开口道，“是你的一个朋友……”
海斯廷先生高大潇洒，仪表堂堂。他举起酒杯，在杯沿后皱起眉头。
“你是说伯纳德？”他说，“拉尔夫·伯纳德？”
“不是。”我摇了摇头，“是伯格纳。你一定记得，蒙巴萨的圣诞节，打了一个关于结婚的赌？我在南格威见过他，是他告诉我的。”
“嗯。”海斯廷先生抿了抿嘴唇，苦苦寻思起来。“关于人的事情很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你遇见那么多，记得的却很少。如今说到你讲的这个人……你刚才说他的名字叫巴克？”
我的手边有一托盘的鸡尾酒，所以我伸手拿过一杯。
“干杯！”海斯廷先生说。
我抿了一口酒，记起从南格威起飞的情景，再次看清它的样貌，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那里有帮忙抬氧气瓶的卡韦朗多人，有依旧带着歉意与些许失望的艾伯特，还有那个无精打采的风向袋，它的下端依然被缝着，从木杆上耷拉下来的样子仿佛它是某个小领地可悲的旗帜，那领地太小了，都没人会多加理会。
在这一切之上，是足够的风力与太多的阳光，还有飞机强有力的轰鸣。再过一小会儿，斯皮克湾就将出现，像天空一样深且蓝。然后，就是塞伦盖蒂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