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乔治·索罗斯认为名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坏的事情，名声意味着立刻被人们认出来，意味着不断地被媒体的电话打扰，意味着享受私人生活的结束。名声被视为是对投资者职业的致命打击。
根据《格兰特利率观察家》（grant‘sinterestrateobserver）的编辑吉姆·格兰特（jamesgrant）的说法，并不只有索罗斯一个人躲在隐蔽处，实际上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都如此。流行的观点认为：“财富就像是蘑菇，似乎只有在暗处才能长得更好。华尔街的人们并不想在《纽约时报》的商业版块里解释自己如何赚钱。他们不想让人们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财富，因为他们明白，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敬慕可能会演变为嫉妒，这种事情他们早有耳闻。”
在早些时候，要回避媒体很容易，商业新闻和商业人物对记者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有关索罗斯的报道以前也出现过，但是直到1981年6月，《机构投资者》将乔治·索罗斯作为封面人物时，他才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但即使是那时，关注也只限于行业内部。
《机构投资者》的报道是正面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索罗斯疑惑，到底媒体的关注是不是令人高兴的事。在这篇报道之后的几个月里，索罗斯经历了他职业生涯中唯一的一年亏损。1982年，索罗斯在雇用詹姆斯·马克斯之前，和他进行了数次谈话，索罗斯明确地表示，他发现“出名”的经历很让人不快。
马克斯说：“对于索罗斯来说，公众的关注与金融损失之间几乎存在着因果关系。索罗斯很清楚媒体报道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它会使自己满足于既得的荣誉，只旁观，而不参与其中。他通过媒体和别人分享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如何投资，但是看看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吧！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失去了长期的投资者和朋友。所以，索罗斯步入了非常秘密的阶段。”
1983—1984年，马克斯担任索罗斯的得力助手，经历了这一“秘密阶段”。那段时间，商业记者经常打电话到量子基金，希望了解基金正在做的事情，或是索罗斯和马克斯对一些新闻的看法，这些新闻可能会对华尔街产生怎样的影响。马克斯加入公司的时候，索罗斯跟他明确表示，不要和新闻媒体谈话。马克斯回忆说：“我最后一次上报纸是我来索罗斯基金工作的那天，即1993年1月1日。”事实上，马克斯是一个很友好的人，乐于和记者交流，尽管索罗斯有禁令在先。但在马克斯看来，在公众面前明确一些问题很重要。
马克斯同时向记者明确表示，他的话只能作为背景报道。“我会跟记者说，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事情，或者我觉得自己知道的事情，但是绝对不能说这是我说的。”不能提及他或者量子基金，这就是他的原则。
索罗斯可能感觉到马克斯和记者交流过，他要求马克斯不能泄露信息。有时，马克斯确信，索罗斯知道他就是某篇报道的信息来源。“他总是有办法知道我干了什么，他会说‘天那，这篇报道看起来好像是你写的。’我可能在某天跟他说过支持什么事情，第二天这个事情就见报了。”
1984年，艾伦·拉斐尔加入索罗斯的公司时被告知，永远不要和媒体说话。他照做了。他说：“量子基金被看作是秘密的索罗斯基金，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经常进行相当大的投资，而你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是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抢先。如果你在运作一个全球范围的基金，人们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但你不想让人们轻易地追踪到你，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想买入什么，而每个人都发现了的话，他们会抢在你前面购买，这无疑会让你陷入困境。”
拉斐尔说索罗斯的客户都在美国以外，都非常神秘，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见诸报端。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索罗斯的新闻政策就是没有任何宣传。索罗斯的公司没有新闻发言人，也不会对外发布新闻，拉斐尔说：“我们想要的就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1987年9月却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例外，当时索罗斯被《财富》（fortune）杂志采访，作为封面人物报道，标题为：“股价是不是太高了？”在索罗斯看来，美国的股市不会衰退，但是日本的股市则有可能。不久之后，华尔街股市崩盘。
拉斐尔说：“这就好像出现在《体育画报》（sportsillustrated）的封面上，你的球队备受青睐，似乎对世界杯胜券在握，但是瞬间一切幻灭了。我们开玩笑地说，好像出现在封面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为了实现其他目标，特别是在东欧和其他地区推动开放社会计划，索罗斯不能再隐蔽起来。他渴望得到尊敬，希望那些愤世嫉俗者可以认真地将他看作是一位思想家。他明白，如果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为东欧人民说话，会有助于他在东欧的慈善事业。索罗斯好像在和自己进行拔河比赛。
一方面出于投资的考虑，索罗斯想尽量保持神秘，但另一方面出于慈善的考虑，他又倾向于公开。索罗斯的一段话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拔河的状态：“有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一点，展现自我是有害的，而我性格中的一个缺陷就是有展现自我的渴望，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完全了解。”
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使他攀升到投资的高层中，而在1987年，他已经准备好让公众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充分利用自己最强大的资源，即他的头脑，他现在很有信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要在思想的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过去，他没有取得这一席之地，现在他能成功吗？
索罗斯一直渴望著书立说，渴望对全人类的知识组成有所贡献，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更清晰地呈现给公众。他曾说过：“我的思想之所以没有被人们理解，是因为我不善于解释它们，而且它们确实很复杂。”
尽管出版一本哲学著作仍然是个难圆的梦，但索罗斯很自信，出版一本解释自己金融理论的书还是可以的。冒险尝试之前，索罗斯有点犹豫不决，担心如果将金融理论暴露在公众面前，可能有炫耀的嫌疑。如果，书出版之后，他遇到了更多的金融挫折该怎么办？到那时公众会说些什么？人们会怎么看他的金融理论？
无论如何，索罗斯决定还是冒险尝试一下。
后来成为《金融炼金术》的手稿来源于以前从未见光的写作。索罗斯只需将这些个人的写作准备好公开即可。回溯到1969年，他曾经把后来成为《金融炼金术》书中的几章内容给别人看。有些人看后，一言未发；有些则评论说，这本书太晦涩难懂了；只有很少的人提过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些人都明白，索罗斯想要的是对书的赞扬，而不是批评。
曾经见过这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个人是詹姆斯·马克斯，其实那是装订成册的笔记手稿。他说：“他给了我许多笔记看，这是一个苦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绝对是个催眠的好东西。”
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报》的詹姆斯·格兰特（jamesgrant）算得上是华尔街的智者之一了，但他对《金融炼金术》的评价不高：“我试着读下去，结果却一无所获，我没有看到任何清晰的说明。”
另外一个见过早期章节的人是艾伦·拉斐尔：“这本书应该是供研究生阅读的，而不是大众读物。我们不得不阅读他每一章的草稿，坦白地说，这并不令人兴奋。从读者的角度看，这本书并没有描写如何在10天内挣到巨额财富，这也不是他所做事情的日志，他的思绪一直是在跳来跳去。索罗斯没有让任何人编辑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个错误。”据拉斐尔的说，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schuster）想要为索罗斯提供一个专业编辑，润色全书，这是出版惯例，但被索罗斯拒绝了。
如果说这个手稿完全没有编辑，也不完全正确。索罗斯的老朋友，也是摩根斯坦利的投资策略师拜伦·韦恩曾经很认真地编辑过这本手稿。“索罗斯写的草稿，我会提出修改意见，会认真编辑。有些人说，这本书还是难以理解，我跟他们说‘你们应该看看它以前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