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慈善是他最不会想到的事情，因为他不太喜欢“慈善”这个词。可问题在于，他的巨额财富如何才能花掉呢？索罗斯本人是犹太人，所以帮助自己的犹太同胞不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索罗斯从来没有否认抑或掩饰过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只是将它暂时搁到一边。他以前一直在刻意避免给以色列捐钱，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多伦（danieldoron）后，他才给多伦的耶路撒冷智囊团捐了一小笔钱。后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尔·奥佛（gurofer）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这位投资家能建立一个基金会，希望借此帮助前两年涌入以色列的50万苏联犹太人。但索罗斯坚决反对这个想法，并中断了他们的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帮助以色列·奥佛回忆说：“在索罗斯的思维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索罗斯在寻找一片天地，以期能够成为“拯救苍生的人”。他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分水岭就是从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
离开匈牙利后，他才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起初是在英国，然后在美国。为什么不为东欧和前苏联的人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索罗斯决定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推动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目标。
乔治·索罗斯资助东欧和前苏联的革命。革命不是发生在路上或大街上，而是发生在平民的思想中，这种革命是平和的、缓慢的、渐进的，但又是坚持不懈的，最终，革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的诞生，无论如何，计划是这样的。
有些努力会成功，有些则可能会失败。索罗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和他的慈善发挥最大影响的地方至关重要。如同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一样，他要利用自己的财富重新规划欧洲的政治版图。
索罗斯知道，仅仅靠捐款，他是无法改造东欧和前苏联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要给东欧灌输热爱西方的观念，毕竟，西方才是开放社会这一概念繁荣的地方。
索罗斯反对那些不习惯别人随便花钱的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是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多棱镜的不同角度看乔治·索罗斯，政府领导人对索罗斯的反应比较积极，而反犹太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排外集团对索罗斯则持否定的态度。”
的确，索罗斯要想在这些东欧国家取得立足之地不太容易。罗马尼亚人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也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在斯洛伐克，因为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太人，他陷入双重不利的境地。
而在西方，他也不是安然无恙，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拿”富有的西方的钱去帮助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当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英镑上，并且赢了赌注时，人们愤怒地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镑去帮助东方。对于这个批评，索罗斯欣然接受：“我真的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东方，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东方，所以我很高兴能代表西方人去做这些事。”
并不是每个英国公民都不满索罗斯的慈善举动。当尼尔·麦金农（neilmackinnon）被问及，对人们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的身上“拿”走12.5英镑支持东欧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回答道：“以这个价钱换取自由真的是很便宜。”
实际上，索罗斯最初的慈善尝试开始于1979年，那是在南非。当时他认为开普敦大学似乎是实行开放社会理念的地方。因此，他为黑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大部分被用于资助已经入学的学生，而不是资助新生。他撤回了给这所学校的资助。他后来解释说：“南非充满了泪水，如果不与体制相容，做任何事情都举步维艰。”而在东欧，索罗斯感觉自己有更多的优势。
当索罗斯决定专注于东欧时，他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示范点，他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自己的故乡匈牙利。凑巧的是，走强硬路线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kadar）政府中一些立志改革的人士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需要外国资金帮助他们的政府。其中之一便是费伦克·巴萨（ferencbartha），他当时负责政府的经济关系。1984年，巴萨和索罗斯见面，索罗斯说，他有兴趣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随后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指导他们的是乔治·艾克塞尔（georgeaczel），匈牙利政治局中唯一一位犹太成员，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同时也是总理卡达尔的知己。
索罗斯选择令人敬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米克洛斯·瓦莎里（miklosvasarhelyi）作为自己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索罗斯和瓦莎里于1983年初次见面，当时瓦莎里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瓦莎里曾是1956年起义中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nagy）的发言人，也是圈内人士。
瓦莎里猜测，建立索罗斯的慈善基金会，成功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希望提升自己在国外的形象，以求获得西方的贷款和硬通货；但不利的一面是，索罗斯所面对的这个国家，以往没有外人经营慈善基金会，更不用说让外人推动开放社会。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基金会的计划，他们也不会给他很大的自由，但是索罗斯却坚持要保持独立性。索罗斯反抗说：“我将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托付的人。”但是这些政客的反应却是：“索罗斯先生，你只管把你的钱拿来，我们将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索罗斯想捐200万~300万美元，但是对于这些政客来说，这笔钱太微不足道了。政府倾向于支持科研，但是索罗斯倾向于资助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从事艺术的人。政府希望基金会提供设备，但是索罗斯却想要资助个人。
最终，索罗斯和巴萨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之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道：“太好了！现在你的秘书处可以告诉我们对外文化关系部，你们想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现在坚决主张，新的索罗斯基金会隶属于文化部的管辖。让匈牙利的谈判代表感到震惊的是，索罗斯起身离开他的椅子，走向房门，他不会签署这些文件。他说道：“很遗憾，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却一事无成！”他是个精明的谈判者。当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匈牙利官员同意给予索罗斯基金会更大的独立性。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承诺在可预见的将来，每一年出资100万美元用于基金的运转。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每年900万美元。
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伟大突破归功于捐赠复印机这件事，从此索罗斯基金会被确立为积极寻求改革的力量。在那之前，匈牙利当局一直严格控制任何机器，因为一旦落入地下组织的手中，他们可能会用于煽动反动言论或行动。在匈牙利很少有人见过复印机。索罗斯决定为匈牙利的图书馆、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400台复印机，但是前提是匈牙利政府同意不会监控这些机器的使用，只有这样索罗斯才会捐赠。无论如何，索罗斯赢得了政府的同意和保证，可能这一切都是因为匈牙利政府急需硬通货。
匈牙利政府对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越来越不信任。成立之初的4年，即1984—1988年，基金会被政府禁止在大部分匈牙利媒体上做宣传。大部分媒体提都不能提“乔治·索罗斯”或者“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和基金会在匈牙利得到的宣传极为有限，但即便如此，政府还是感到不安。1987年，他们的不安终于爆发了。
基金会给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供了奖学金，那位记者想要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匈牙利总理马加什·拉库奇（matyasracozi）写一本传记。传记即将面世，《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杂志刊登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消息，该杂志是匈牙利唯一一家被允许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媒体。不巧，当时的总理亚诺什·卡达尔（janosqatar）看到了这条消息后觉得：“这不可能！明天，索罗斯要资助给我写传记的人。”卡达尔立即将《世界经济》列入被禁媒体中。
政府对自己和基金会的无礼待遇让索罗斯怒不可遏，他已经准备关闭索罗斯基金会了。“接下来的两周气氛非常紧张，”瓦萨里回忆说，“最终事情解决了。”《世界经济》又可以为索罗斯和基金会做宣传了，而且拉库奇的传记最终也得以出版，但是那是在风暴平息了之后。
1988年，卡达尔以及他所有的党羽几乎都被推下台，不久之后，新的领导人执政，索罗斯应邀与新上任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什（karolygros）见面，这标志着基金会现在受到政府的优待了：索罗斯从来没有被前一届领导人接见过。
好景不长，这种良好的关系只持续到了1989年，政府中的反犹太情绪已经昭然若揭了，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索罗斯在匈牙利受到的右翼批评比在其他任何东欧国家的都要尖锐。1992年9月3日发表的一篇8页的文章用了醒目的标题：“白蚁正吞噬着我们的民族——对索罗斯政权和索罗斯帝国的反思”。索罗斯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会被民族主义者吓倒：“这些人实际上是想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封闭社会。所以，我真心反对他们，并且也乐意与他们为敌。”
1994年，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基金会成立10周年，此时基金会运作的项目已经达到了40个，主要支持图书馆和健康教育，提供奖学金，优先考虑出国留学和培养青年人的项目。索罗斯基金会甚至有个项目支持学校举行辩论。蓄着黑色胡须的基金会主管拉兹罗·卡杜斯（laszlokados）说：“这里的人们对辩论这个概念很陌生，人们习惯于接受命令，而没有任何争辩。”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索罗斯基金会的负责人却感觉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卡杜斯说：“还有很多的结构和思想需要我们改变。你可以建立一个政党，建立议会，实施自由选举，实际上这些已经存在于现在的匈牙利。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开放社会，仅仅是开放社会的起点而已。”
对于通过基金会的项目达到的目标，索罗斯非常坦诚地说道：“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运动反对政府来直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间接地削弱教条主义的思维体系来达到目的。不同思想的碰撞才是民主的本质所在。”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基金会之后，索罗斯决定扩展他的慈善活动。1986年，他来到了中国，梦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基金会。但是他没有成功。索罗斯发现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伦理观，而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帮助，这个人会对你感恩戴德，忠诚于你，并且下半辈子都指望你来照顾他，这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在中国遭遇挫折，但索罗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
1987年，他将慈善事业推广到了前苏联，1年之后，他来到了波兰，1989年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挑战是在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人们忍受着贫穷的折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人的平均月收入是50美元，1994年3月我来到罗马尼亚，看到单调的百货商店前排起长队，人们等着购买廉价的、政府补贴的牛奶。在这个百货商店里，西方可以买到的商品，寥寥无几。几年前，高达400%的通货膨胀率吞噬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购买力，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到国外寻求生计。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革命爆发。索罗斯和纽约人权观察署的官员谈话，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必须做些什么，否则这些人将会自相残杀。”
战斗还没有爆发，但是索罗斯感觉，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他是对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的警察对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示威者开枪，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随后，大规模反政府的游行和示威活动蔓延到罗马尼亚的其他城市，齐奥塞斯库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天之后，即12月21日，示威游行在布加勒斯特展开，保安部队对示威者开枪。次日，军队力量加入反抗者。有一组自称“救国阵线”，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推翻了政府。
齐奥塞斯库见势不妙，赶紧逃跑了，激烈的战斗爆发了。军队受到新政府的支持，极力镇压忠诚于齐奥塞斯库的势力。1989年12月23日，逃跑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被逮捕。两天之后，军事法庭迅速判决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犯有屠杀罪，被执行枪决。这时是索罗斯进入罗马尼亚的最佳时机，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小组在1990年1月前往罗马尼亚调查情况。
罗马尼亚出生的桑德拉·普拉朗（sandrapralong）加入了这个小组，担当指导和翻译。1974年，年仅15岁的普拉朗来到瑞士，后来到了波士顿，就读于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弗莱彻外交学院（fletcherschoolofdiplomacy）。她熟悉纽约人权观察的工作。
动身离开美国之时，普拉朗接到索罗斯的一个电话，说他要资助在费城的兄弟们的兄弟组织（brother‘sbrother），当时这个组织给罗马尼亚输送药品和其他物资。“我想要付钱给他们，将药品运送到那里，但我不想药品落入到其他人手中。”索罗斯问她是否能够帮忙，通过官方渠道将药品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普拉朗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索罗斯接着决定在1月份亲自前往罗马尼亚，希望可以在那里建立基金会。对于基金会的管理者，索罗斯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年39岁的阿林·特奥多雷斯科（alinteodoresco）。
1989年12月22日，反抗真正开始，特奥多雷斯科发现自己家门外停着5辆载满警察的汽车，电话线被切断，他被软禁在家中，实际上像个囚犯。特奥多雷斯科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索罗斯，他对基金会也完全没有概念，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无怪乎他和索罗斯在1990年1月6日的第一次见面进展得并不顺利。索罗斯没有事先预约，就登门拜访特奥多雷斯科。陪同索罗斯的还有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米克洛斯·瓦莎里（klosevasari）。
特奥多雷斯科那一整天都很忙碌，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同事告诉他：“外面有两个美国人等着见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特奥多雷斯科却无动于衷。“哦，去他们的。”这就是他不太礼貌的反应。在罗马尼亚革命之后，很多美国人蜂拥而至，告诉特奥多雷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有钱，想要帮忙。所以，特奥多雷斯科让索罗斯他们在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最后，秘书急匆匆地跑进特奥多雷斯科的办公室，告诉他那两个人还没走。
“让他们进来吧。”
亿万富翁和他的助手走了进来。
“你好，我是乔治·索罗斯。”
“好的。”特奥多雷斯科反应平平。
然后，索罗斯介绍了瓦莎里。
特奥多雷斯科听说过瓦莎里，知道他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曾入狱，在东欧地区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人物。由于瓦莎里的出现，特奥多雷斯科愿意给索罗斯一些时间。亿万富翁没能让这位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动心，但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却给他留下了印象。
第二天，三人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酒店共进早餐。这位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第一次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最后，乔治·索罗斯切入了正题。
“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他这样开场。
“好的。”特奥多雷斯科只能想出这样的答复。
“我想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