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是什么？”特奥多雷斯科很真诚地问道。
索罗斯耐心地解释：“你从我这儿拿钱，你有一个董事会，然后你做广告说你有钱，人们到你这儿申请，然后你把钱分发出去。”
索罗斯说他想邀请特奥多雷斯科来领导他的基金会，索罗斯会捐出100万美元供他使用。特奥多雷斯科认为，将外部的基金会引入罗马尼亚，这个想法很奇怪，也很困难。
1个月以后，当索罗斯再度回到罗马尼亚的时候，他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特奥多雷斯科似乎对是否接受这个职位很犹豫。索罗斯问他：“建立这个基金会，你是否需要什么帮助？”
“是的，”特奥多雷斯科答道，“我需要帮助，我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基金会。”
没关系，索罗斯说。他知道谁可以帮忙——桑德拉·普拉朗。“你一定要见见她，她是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尽管有一点点神经质。”
索罗斯回到纽约后打电话给桑德拉·普拉朗：“你觉得我的基金会怎么样？”
“什么基金会？”她很困惑地问道，根本不知道索罗斯在说什么。
“你想去罗马尼亚建立基金会吗？”
索罗斯看起来是在给她提供一份工作，桑德拉·普拉朗感觉很兴奋。最后，索罗斯正式邀请她担任基金会的第一位执行董事，普拉朗欣然接受了。1990年4月，索罗斯和特奥多雷斯科又见面了，他们达成一致，由特奥多雷斯科担任基金会的首任总裁。
现在，两个最主要的位置已经有人担任了，基金会的建立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会正式开始运作，名为“开放社会基金会”。桑德拉·普拉朗于9月到达罗马尼亚，担任她的新职务。
在特奥多雷斯科看来，与索罗斯相处不太容易，因为索罗斯这个人没什么耐性。索罗斯想尽快把钱花掉，然后转向其他国家、其他项目。特奥多雷斯科习惯于对话，他回忆说：“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像老板一样。”他这里的“老板”是带有贬义的，指那些希望员工不需要很多指示就能立刻投入工作的人，不给员工问老板问题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奥多雷斯科开始对索罗斯充满敬畏。他研究出了一个关于乔治·索罗斯的理论：索罗斯似乎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修养。特奥多雷斯科觉得了解索罗斯的秘诀在于将他想成是与自己竞争的人，而不是与对抗。这个想法是特奥多雷斯科从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那里学来的。
要从零开始创立基金会并不简单。按照惯例，第一步是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同时也要宣传第一批奖学金。尽管革命已经结束，但是罗马尼亚还是疑云重重。1991年1月2日，当索罗斯资助的第一批60位学者到达布加勒斯特的火车站，准备前往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一位学者哭了起来。她承认，看到报纸上的广告时，她认为那只是一个玩笑。那时，仅有一些身居高位的罗马尼亚人才能出国，而她绝不是那样的人，这就是她为什么哭了。
甚至连那些在基金会工作的人都觉得，在基金会开放氛围里运作是很困难的。安卡·哈拉西姆（ancaharacim）是一位高挑的、颇有风韵的女人，1990年10月，30岁的她开始在基金会担任项目协调员，到了1993年，她接替桑德拉·普拉朗担任执行董事。当年，她的预算高达600万美元。
哈拉西姆的成长环境使她相信，每一项活动都应由团体制定决策。但是，在基金会的工作冲击了她的这个思想。她脸上的笑容掩盖了她开始时所感到的恐惧。到了1994年，她已经能够说：“我已经完全被灌输了基金会的意识形态，我甚至能将这种意识形态付诸我的私人生活，我负责更多的工作。现在，我已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我必须给别人授权，这比主管事情还要难。”
索罗斯始终不能让人们忘记他曾经在匈牙利生活过，至少在罗马尼亚不可以。1994年，罗马尼亚拥有2310万人口，其中，240万是匈牙利人。对于有些罗马尼亚人来说，一个在匈牙利出生的亿万富翁来到罗马尼亚，宣扬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和开放社会，这仅仅是以伪装的方式让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反抗政府。
基金会建立后不久，索罗斯就受到了攻击。一些报纸指责索罗斯试图将有180万匈牙利人居住的特兰西瓦尼亚“卖给”匈牙利。基金会力图保持公平，不特别优待或者歧视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居民。但是，这很不容易。在罗马尼亚的克鲁日市，有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请，基金会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们提供赞助，这使得资助的比例似乎有些失调。
然而，索罗斯对这些攻击视而不见。基金会的官员没有得到索罗斯的任何指示，他们只能采用尽可能公开的方法来予以反击。在遭受这些攻击前，基金会从来没有公布过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但是攻击开始后，基金会就把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单公开了。安卡·哈拉西姆说道：“这是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仅仅只是将特兰西瓦尼亚卖给匈牙利人，我们也做了好事。”
1987年，索罗斯决定在前苏联开辟一片新的慈善领域，他将前苏联称为“典型的封闭社会”。那一年的3月，索罗斯开始和前苏联政府协商，也就是前苏联释放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sakharov）的3个月后，萨哈罗夫是前苏联异议人士的代表人物。索罗斯希望他们能允许自己在前苏联建立一个据点，他心存抱负，希望能推动经济改革。
那一年，索罗斯向美国的苏联政治避难团的成员征求意见。莫斯科出生的科学家亚历克斯·戈德法布（alexgoldfarb）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和索罗斯第一次见面是在索罗斯的纽约公寓里。戈德法布和他的朋友充满疑虑：“我们实际上很消极，我们觉得这样的努力马上会被克格勃扼杀的，无论你如何聪明，他们都会比你更聪明。”索罗斯消除了他们的消极情绪。
实际上，索罗斯做到了。1990年，他建立了“开放的爱沙尼亚基金会”，并且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了类似基金会，旨在提供工商管理培训，为学者提供旅费补助、奖学金和英语语言培训，其中的一个管理培训项目由索罗斯的老朋友赫塔·塞德曼（hertaseidman）负责指导，培训对象是从阿尔巴尼亚到苏联的劳动者，内容是企业管理技巧。1994年，管理培训项目完成了一个审计项目，35个俄罗斯人接受了该培训。塞德曼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断地发展，他们需要当地的专业人员提供服务，而这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事情。”
1992年9月的狙击英镑中大获全胜，索罗斯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宏大的项目，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1992年12月，索罗斯宣布了他的一个最大的资助项目，捐资1亿美元，支持苏联的科学家和科学研究。
索罗斯的项目旨在减缓人才外流。当时，已经有5万名科学家离开苏联，放弃了他们的研究，以便在利比亚或伊拉克这样的地区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这生动地说明了索罗斯努力在做的事情。当美国和欧洲对于如何帮助俄罗斯的不断瓦解的科学团体不知所措时，索罗斯已经向前迈进，开始了他的资助项目。
从1987年开始，索罗斯在东部地区陆续建立了索罗斯基金会办事处，他的开支急剧上升。1990年，他加大了对东欧的投入，建立了中欧大学（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校园设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来自22个国家的400名学生在这所大学就读，中欧大学是索罗斯的梦想，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项目。
到了1994年春天，索罗斯的慈善帝国已经发展壮大，在26个国家设立了89个办事处。此前两年，他已经捐出了将近5亿美元，并且承诺会再捐出5亿美元。
一些观察索罗斯的人认为，索罗斯慈善事业唯一目的就是获得更好的信息渠道，这样他可以更加谨慎地投资。一位多疑者注意到，在索罗斯欧洲基金会召开的会议上，其投资的国家的内阁部长都会前来参加。
甚至特奥多雷斯科也相信，索罗斯推行慈善有双重目的，通过基金会的工作，索罗斯可以接触到一些人，使得他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经济。他说：“通过基金会花钱之后，索罗斯变得更加成功，两者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
1992年9月成功狙击英镑之后，索罗斯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他们想了解索罗斯的投资方式，然而索罗斯没有兴趣泄露自己的秘密，因此他采取了一个策略，转移媒体的注意力：他让记者同自己一起待在东欧，以此分散媒体的注意力——花在他投资上的时间更少，而花在他资助项目上的时间则更多。
有个英国电视纪录片制作小组似乎乐于关注索罗斯的慈善事业，他们在1992年12月3日做了索罗斯的专题报道。他们报道索罗斯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说自己已经很少做投资了，“我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资助项目中，具体来说大约80%~90%的精力。我和我的办事处每天都保持联系，但是我实际上并不制定任何决策，我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事实上，我发现花钱比挣钱要难得多。”说到这里，乔治·索罗斯咧嘴一笑。
飞机在布拉格降落，索罗斯下了飞机。捷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赶上了索罗斯，其中的一位记者问索罗斯：“请问你是怎样的一位资本家？”
对此，索罗斯答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我投资别人经营的企业，所以确切地说，我是一个批评家。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我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批评家。”摄像机又一次捕捉到了索罗斯大大的微笑。
索罗斯在布拉格四处走动，视察他的基金会以及中欧大学的校区，索罗斯表现出了极大的满足感：“我已经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钱，所以我打算加快我的慈善活动。我在考虑将2.5亿美元尽快花出去。”
2.5亿美元！很少有人像索罗斯这样轻易地捐出这么多钱。但是与政府官僚比起来，做同样的事情时，索罗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行动前不用获得各种各样的批准。
在中欧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索罗斯站在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havel）的旁边，这位持不同政见者成为了总统，索罗斯站在一个麦克风的后面，麦克风对于他来说太高了，看起来好像是挂在他的鼻子上。索罗斯将右手放在上衣口袋里，左手做手势。
“最初，我承诺连续5年每年捐出500万美元给中欧大学，也就是总共2500万美元。而我们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人群中的学生听得懂英语，知道这是鼓掌的时候了。
索罗斯避免通过资助项目将自己塑造成偶像人物，他当然也想要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但是他并不主张在他所支持的机构里，张贴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他并不想通过基金会传播自己的思想。1994年春天，笔者访问了东欧的索罗斯基金会，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索罗斯的书。即使是在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也看不到他的一本书，尽管这所大学号称馆藏丰富，这所学校被命名为“中欧大学”，而不是“索罗斯大学”。
索罗斯曾宣称：“我不想死后留名，我只想影响现在发生的事情。”
对于索罗斯来说，帮助别人比挣钱要让他更快乐。他似乎有了新的生活追求。索罗斯决定巩固他的18个基金会，于是在1993年9月，索罗斯雇用了阿莱·奈尔（aryehneier）作为基金会第一任领导，在奈尔接手之前，基本上是索罗斯一个人管理基金会。只有他知道每个基金会发生的事情，而每一位工作人员也只处理一小部分业务。然而，一段时间之后，索罗斯明智地做出结论，随着基金会的不断壮大，必须有人来接手，将不规范的基金会变得井然有序。
在负责开放社会机构之前，奈尔曾担任了12年的人权观察执行董事，在那之前，他在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工作了15年，其中有8年担任执行董事。
1993年末，索罗斯感到很满意。《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poker）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曾陪同索罗斯在东欧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行，他说：“当我从他后面大声问他，如何诙谐地说明他在德国和中国之间的活动的复杂关系时，索罗斯会转动他的座椅说：‘你就写苏联帝国现在叫做索罗斯帝国。’”说完他就转回身去，自己笑了。
索罗斯的帝国不断扩张，活跃在很多地方，索罗斯似乎感觉自己应该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他很难遵循行程表，他可能一时兴起，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这让那些已经为他安排好计划的人十分恼怒。1992年末，他原定于从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飞往维也纳，但是当他登机时，他突然改变计划，告诉飞行员说：“去伦敦。”
飞行员做了个鬼脸，笑了，想起自己花了2个小时准备飞往维也纳。他说：“索罗斯先生，您是我见过的最有挑战性的乘客。”
从一个项目奔波到另一个项目，索罗斯似乎想尽力弥补损失的时间。零零碎碎的项目，不管多么重要，都不如大项目能够吸引索罗斯。索罗斯要的是影响，而且必须立刻产生影响。
米克洛斯·瓦莎里解释说：“如果事情已经在进展中，并且行之有效，那么索罗斯对这个项目就没有多大兴趣了。他的决策不一定都是最佳的，但是他能及时纠正自己，一旦发现事情不对，他会坦白承认。”
蒂伯·瓦莫斯（tiborvamos）曾经在匈牙利的索罗斯项目中工作，他将索罗斯在慈善工作中的冲动和易变归因于他的“证券交易头脑。仅仅在说一句话的时候，他都可能会改变主意，这真的是证券交易头脑。
在9点半的时候，买入纺织品工业的股票，15分钟后全盘抛售，然后又买入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和他谈论长期的影响，或者不是立即见效的工作时，索罗斯会有点不耐烦”。
到了1994年春天，因为慈善方面的努力，索罗斯已经在西方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新闻周刊》将他的慈善事业称为“一个人的马歇尔计划”，并且该计划广受好评。1982年，从他第一次将钱交给基金会起，他的年度捐赠从44.8万美元增长到1992年的53万美元。1994年，索罗斯捐赠了3亿美元给他的基金会，较前一年的1.838亿美元的捐赠有显著的增长。
索罗斯清楚，东欧和苏联要达到真正的开放，要做的还有很多。
单枪匹马的作战让索罗斯有很大优势，他可以制定自己的决策，而不用提交建议给他人，更不需要他人的批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曾担任波兰和苏联政府的经济改革顾问，他说道：“乔治·索罗斯的运作方式很灵活。并不涉及大笔资金，只要有一小笔钱，就可以发挥大作用，例如支付某人的机票和旅费。世界银行要做到这些可能得花费两年的时间，而索罗斯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
由于索罗斯在东欧和苏联的慷慨捐赠，《新共和》（newrepublic）将他称为“整个苏联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外国人”。《商业周刊》封面报道索罗斯，将其称为“莱茵河与乌拉尔地区之间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公民”。
即使声名鹊起，20世纪90年代早期，索罗斯似乎对于资助努力的缓慢进展仍感到沮丧。他开始时希望自己擦亮一根火柴，能够点燃一场革命：“我觉得自己比预想的陷得更深，正因为如此，到头来，让人疲乏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