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友之道
1．与老友臧克家的交情
季羡林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种弱点看做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易改，性难移，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他对陈寅恪先生概括出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三纲六纪的说法有一种认同感，六纪之中有一纪就是朋友。
在他的朋友中，清华时的同学好友，是不断联系来往的。非同学的朋友中，曹靖华、姜椿芳、吴作人、冯至、许国璋，都是来往接触较多的。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他也很少去拜访，除非万不得已，或工作需要，他是不大拜访人的。像曹靖华这样在解放后就相知的老朋友，同他交往，季羡林觉得如坐春风化雨中，曹老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所以同曹靖华会面，便成为季羡林的一大乐事。但即使像这样的朋友，季羡林却一次也没去过他的家。
在季羡林的朋友中，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臧克家是他最老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们两人是一致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国内局势变化万千，他们两人始终没有落伍，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相互之间的朋友关系忠诚可靠，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这在交友之道方面是非常难得的。
季羡林每年春节期间，或者在初一或者在初二必到臧克家家中拜访，和他们全家一道，杯酒畅叙，欢度节日。季羡林每次去，总是带些高级点心，或是故乡风味的特产。有时候，季羡林还约他们的共同老乡历史系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一块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几年。他们都已是耄耋之人，觉得每年相聚一次，是很不够的，决心再加一次，便定在“十一”国庆期间。但因为时间太紧，两家相距又有几十里之遥，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
论说，他们并不是搞一个行当，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但因为季羡林兴趣十分广泛，自然也就喜欢读诗，大学期间，就读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感到臧克家的诗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羡林认为，作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诗的形式。臧克家一直重视诗，他觉得这里边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讲炼字、炼句，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都是典型。写诗、写文章，就必须知道我们语言的特点。季羡林觉得，臧克家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臧克家对诗的艺术性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受季羡林赞许。季羡林借评论臧克家诗作艺术性的机会，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觉得，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政治性重视，对艺术性则重视得不够。而讲政治性，也并不是讲得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他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一个是诗界泰斗，一个是学界泰斗，两位泰斗的友谊已经保持了六七十年，而且一直要长存下去。
2．同学加朋友胡乔木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
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陪老同学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羡林的儿子季承那一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时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他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羡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告诉季承，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季承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
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放着一些点滴用的器具。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对于从来不会说谎的他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自然非常难受，这种空洞萦绕在耳旁，使他自己都毛骨悚然。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六十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到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六十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3．同在燕园的昔日清华“三剑客”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虽然并不在一个系，却是好朋友，成了有名的“四剑客”。李长之不在北大工作，而且已于1978年走了。而剩下的“三剑客”在院系调整之后又聚在一起，都在北大工作了。这时，“三剑客”都已成为中年人，家事、校事、国家事，事事萦心，当年的锐气已经磨掉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他们三人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往往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各种会议上。他们一见面，大家哈哈大笑，个中滋味，外人是不足以知道的。“文革”期间，季羡林与吴组缃在“牛棚”中还是“棚友”，就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但是不论何时，“三剑客”都没有颓唐，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晚年也不甘人后，“日暮行雨，春深著花”，仍忙个不停，都有所建树，都是北大乃至全国的知名教授。“三剑客”中吴组缃最大，生于1908年，林庚第二，生于1910年，季羡林是最小的。吴组缃和林庚在文学界都是大名盈宇宙的，有传世之作。
“三剑客”平常很难凑在一起，胡乔木去北大同去拜访林庚的那次，本来有机会相聚一次，但是电话打到吴组缃家，好久也没有人接，吴组缃已经高卧不起了。“三剑客”失去了一次大团圆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团圆过。
1991年，东方学系庆祝季羡林八十大寿，季羡林提出一个要求，凡是比自己大的学者，一律不要惊动，不要邀请。
到了8月6日这天，北大电教中心大楼四百多座位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那一天正是北京三伏天中最热的一天，季羡林怎么也没有想到，86岁高龄的冯至先生大老远从城里赶来了，颤巍巍地上台发言，季羡林抢先下台搀扶，诗人冯至将歌德的诗句改换人称，大声朗诵：
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
——时间是你的财富，
你的田地是时间！
全场对诗人的激情报以热烈的掌声。
季羡林自然也没想到，83岁的老友吴组缃，顶着烈日，坐着轮椅也来了。老友相见，分外激动，在场的朋友们也无不为之感动。
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在觥筹交错中，他不禁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胡乔木，清华的“剑客”于今已飘零成广陵散了。
1994年，季羡林想再组织一次聚会。但吴组缃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再也不能出院。本来几年里他已经几次进出医院了，却都是逢凶化吉，走出了医院。每到这时，季羡林看到后湖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塔影，心里就为朗润园里的这一景而高兴。这一次，他也希望老友能再次出院，结果希望落空，吴组缃永远地走了。面对着偌大一个燕园，风光旖旎如旧，杨柳依依如旧，湖水潋漪如旧，贤俊灿如列星如旧，但少了一个吴组缃，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他的心里便感到不可名状的空虚寂寞，如果名园有灵，也会感到空虚寂寞的。
1994年元旦的时候，季羡林还潜心默祷，祝吴组缃早日康复，参加再一次的聚会。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吴组缃已经永远地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虽然对这个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的控制也已经微乎其微，想努力做到宋人蒋捷在《虞美人》的词里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但是他遇到伤心之事，怎么也不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他感叹道，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
季羡林的最后一位“剑客”朋友林庚，也已经去世。他在世时手已有些发颤，但在几年内依赖助手，仍将《中国文学简史》修改再版，了却了他自己的一个大心愿。
4．旧雨新知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所以，季羡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他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季羡林和姜椿芳相熟是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成立之后，并渐渐了解到姜椿芳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而且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关心。姜椿芳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季羡林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也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多次给季羡林寄票，让他去欣赏昆曲演唱会。
姜椿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也极感兴趣，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季羡林与他合作编纂大百科全书，一直很愉快。季羡林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出版计划要拉自己共同去实现。季羡林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没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季羡林祝他永远安息。
与许国璋的来往，也是从一起编大百科全书以后才开始多起来。从那次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找许国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
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季羡林家里。这些当时尚珍奇的荷兰豆，嚼在自己嘴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季羡林觉得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中的“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其中蕴涵着的醇厚友情于万一。
许国璋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有几次是约季羡林充当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完了答辩，许国璋请他在自己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吃的是涮锅子。许国璋也到季羡林家里去过几次，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有些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不归尤其担忧，许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外，在种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以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的中国人，毕生不说英文，也能在美国过日子，那样的中国人把一块中国原封不动地搬过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带着鸡犬，过着一种同在中国完全一样的日子，笑骂由他笑骂，好饭仍自吃之，究竟有何意义呢？说到这里，季羡林与许国璋都禁不住唏嘘不已，心情非常沉重，欲哭无泪，虽然自己不是“楚囚”，也无“明昌”可话，但却感到“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后来，在季羡林八十华诞庆祝会上，正当他为冯至、吴组缃的到来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出他意料，许国璋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于是一个热烈的场面便产生了：
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在这样的一次祝寿会上，季羡林周旋在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季羡林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不已，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竟至保持了片刻的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在场的新老朋友，无不感动不已。
从一开始认识，季羡林便和许国璋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他们成了知己的朋友。到1994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电话告知，许国璋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不禁“哎哟”了一声。他这种不同寻常的惊呼，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许国璋的去世对他打击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便只有惊呼“哎哟”，表示其哀悼之意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们劝季羡林不用去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最后一面无论如何也是要见的，即使不能走，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当他看到许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他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他想到从此人天睽隔，再无相见之日了。旧雨新知之情，溢于言表。
5．助手李铮和其他人
在季羡林的亲友故旧中，李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
李铮1933年生于北平，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失学。十七岁时，来到东语系，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是1950年。从那时到现在，除“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外，李铮几乎都在季羡林身边，从1978年起成为季羡林的助手。
一进系办公室，虽然环境不错，但一个极为幼稚的孩子，跻身于一大堆知识分子中间，有时是并不自在的。李铮是个铮铮的汉子，自尊心特强。李铮就在季羡林指派下做些事，每做完一件事，总是得到长辈的鼓励。事做完，就看书，学打字。好强的李铮无法摆平自己的位置，难免有些自卑感，一到这时，季羡林便鼓励他振奋起来。有一次，全系师生合影，地点在沙滩孑民堂前，那里摆好了一排椅子，椅子后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凳子，显然椅子是给教职工坐的，凳子是学生站的。李铮看了这种布局，心里犯了嘀咕，当学生吗？不够资格，当教职员吗？更不敢当了，于两难境地中，他最后选择不去照相，季羡林出面劝说半天，李铮还是未参加这全系的第一次合影。季羡林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唉，你这个人啊！”
后来系里组织学习《实践论》，李铮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季羡林便鼓励他发言，在一再催促之下，李铮希望解释一下里边的“道听途说”是什么典故，季羡林笑眯眯地讲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和含义。
在东语系办公室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铮转到北京大学附小教书，到1978年，重回东语系，被任命为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季羡林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从这时开始，李铮协助季羡林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季羡林极高的赞誉。
在学术方面，李铮和令恪一起编成《季羡林著作系年》，还以自己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助季羡林整理稿件，有了李铮的协助，季羡林得以从二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十七篇，编成《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李铮又和胡乃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重新出版的著作中都一一加以改正，这部论著的可靠性增加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其中就有李铮的一份贡献。李铮又协助季羡林编成《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东方出版社编《留德十年》中的《欧行散记》，人民日报出版社编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江苏文艺出版社金林编成的《季羡林自传》，都得到过李铮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至于北大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更是由李铮全力以赴帮季羡林收集整理的，季羡林对李铮的工作感铭至深，他说：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
从17岁到去世，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一方面他从季羡林身上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境界不断提高，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副研究馆员，这个转变是相当不易的。另一方面，李铮一直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不为利，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任劳任怨，季羡林对他从内心里感激不尽，在几部书里都提到李铮，感谢李铮，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他意味深长地说：
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17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实际上，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影响和帮助季羡林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季羡林的助手李铮。不少人都听季羡林说过，李铮是一个现在很少见的天生不会讲谎话的人，没有他，我会分很多心。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在季羡林的学术贡献里，也有李铮的一份功劳。
然而李铮还不仅在学术上协助季羡林，在生活上也帮助季羡林。
1980年，校方考虑季羡林书太多，破例分给他两套六间住房。但季羡林子女都住在市里，家中只有季羡林、老伴和老祖，难以照顾另一套住房。从那时起，李铮就主动提出，自己晚上可以来这套房住，帮助照顾。到季羡林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来家里住宿，李铮才结束了在这套房里“看家”的任务，时间长达七八年。
李铮不光自己，连夫人徐淑燕也出过不少力帮助季羡林一家。季羡林老伴彭德华住医院，是徐淑燕一直守在医院，27个小时没合眼，尽职尽责服侍季羡林夫人。是徐淑燕帮助季羡林买书橱，骑自行车跟在送货的三轮车后面，一直把书橱送到朗润园宿舍。
其他帮助季羡林的人，还有萧淑敏，张淑贞、李玉洁、方方等人。对她们，季羡林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连遭不幸，1989年3月1日，婶母老祖陈绍泽患肾功能衰竭去世，1992年6月23日，女儿婉如因患直肠癌去世，1994年12月6日，夫人彭德华去世。儿子季承不在身边，他在市里有自己的工作。孙子、孙女都在美国，外孙在加拿大。女婿何颐华后也于1996年8月去世。季羡林的亲属还有妻弟彭松夫妇，外甥彭红在北京，也难得一年里聚个一两次。所以，一些非亲属关系的友人，就担负起照顾季羡林的责任来了。
事实上，季羡林对这些友人也是非常仁慈的，他有几次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李铮，四川小保姆张淑贞和她的儿子都在家里住，儿子余波在北大二附中上高中，一天在家吃三顿饭，学费、杂费均由季羡林负担，每月还有50元钱的零花，当然，张淑贞的工资是照付的。至于对友人和学生在业务上的指导和提携，季羡林就更是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了，只是他从来不说，正是铁皮暖瓶：外皮是凉的，内心是热的。
二、生活情趣
1．“养生无术是有术”
季羡林的情趣怎样呢？他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将近百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之时，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羡林虽然已近期颐，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在2002年以前，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羡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羡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羡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季羡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羡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但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儒家的，这是他八十岁时的夫子自道：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对待名利，季羡林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成了他的座右铭，名缰利索，对他毫无诱惑力。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算是儒道互补吧！
1993年，是季羡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月30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二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了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这个比例数字，足以说明获奖之难。季羡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同获奖有份，结果是有两部书获奖。听到消息之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那一本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以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得了奖，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是虚伪，为他所不取。但他更多感到的是惶恐不安，感到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书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只能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在这样的全国大奖面前，他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朝气，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2．不断修身养性
季羡林深知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他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也有四处碰壁五内如焚之时。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一戴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奔来。有诗说“儒冠多误身”，一戴上儒冠就倒霉，“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主要是指倒霉，不是指没有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但中国知识分子又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知识分子的感情又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有时又自卑自弃。总之，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季羡林既然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他很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对个人来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的修养到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小时候，季羡林上过“修身”课，现在没有这门课，他感到非常可惜。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搞了修身运动，季羡林非常高兴。为什么要修身呢？季羡林认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有本能，它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是有理智的，比如吃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在人性的支配下，人会把东西让给更需要的人吃。而人之理智也需要靠修身养性来加以培养。
季羡林的忍让、宽厚是学术界熟知的，真正具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他的忍让和宽厚没有艰苦的修身养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季羡林全家和睦，是朗润园里有名的五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是老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好水龙头。家里人都熟睡之后，水来了，水池子堵塞，水全流到屋子里，“水漫金山”了。早晨起来一看，屋内到处是水。用电话通知了助手李铮，李铮很快赶来了。只见季羡林站在水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他已经倒了好多盆了。放在地上的报纸已经湿了一些，但还算万幸，并未波及书架上的珍贵书刊。一家人在李铮帮助下，好歹收拾干净利索了，当天家里比较肃静，季羡林只是默默不语，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第二天，全家又有说有笑了。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季羡林应邀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长江中的一艘豪华客轮上召开的，会议安排在重庆参观一天。但季羡林在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匆匆参观了一项画展就在午餐后搭机回京了。正好邀请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也要回北京，也同机返京。季羡林、李铮和这位负责人都坐在头等舱里。可下飞机时，普通舱乘客先下，头等舱后下。因为是最后下飞机，机场专用大轿车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等李铮和他上车时，车里几乎无立锥之地。来机场接季羡林的人和李铮都急得不得了，张开双臂保护季羡林，生怕别人挤着老人，也怕老人站不稳。李铮一眼看见那位负责人乘上小汽车飞驰而去，李铮自然十分气愤，而季羡林则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别人说些气话，他也只微微一笑。是不是季羡林就脾气好到这程度，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也不是的。有一次，李铮陪他去广州开会。会后组织参观，大家兴致正高，只见来了一些外宾，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边，想推开靠近展品玻璃柜台的季羡林。这时他一改往日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厉声质问这位莽撞的年轻人：“推什么·洋人来了，我就该躲到一边去吗·”他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上：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的过分热情引起了季羡林的强烈反感。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季羡林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底里的人面面相觑，季羡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忍让和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
季羡林的宽厚并不限于对家人和友人，有些陌生人找到他，求这求那，他也是宽厚相待。许明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我正在与季老谈事的时候，闯进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他的热络，对季老的亲近，弄得我不好意思将未说完的话说完。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机灵的年轻人毫不客气地让我拿着他的相机，替他与季老留影。我当时有些木讷，在他不容置疑的指挥下，按了好几下快门。随后，他又缠着季老，要季老对录音机说几句。季老推托再三，场面有些尴尬，但拗不过这个年轻人的坚持，季老只好对着塞上来的微型话筒说：“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终于，季老拒绝了这个过分热心的青年题词的要求。我开始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记者”怒目而视了，最后他悻悻地走出了门。季老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只不过曾经来过一封信，说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第几期的学员。季老说，这样的外地青年，愿意学中国文化，我又是文化书院的导师，不好推辞啊!
对陌生人的这种宽厚，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这无数的宽厚，又占去了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但愿这些陌生人，不要辜负了他的宽厚和恩泽，也能为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坐拥书城的快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生活中最大的情趣，一是看书，二是看书，三还是看书。
季羡林坦诚地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他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在他看来，书能给人以智慧，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当然，书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远的有秦始皇焚书坑儒，近的有“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在“文革”中季羡林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但他“死不改悔”，仍然藏书、爱书如故，几间大房子都已填满了书。季羡林的书斋是非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册。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他有些书是堪称海内孤本的。所以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不免有沾沾自喜之情。
这些书都是季羡林的朋友，而且是密友。他兀坐书城之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只有他和他的书友在。每一本书似乎都认识他，他一走进书房，书们立即活跃起来，他仿佛能听到它们向他问好的声音，仿佛能看到它们向他招手的情景。窗外虽有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白玉兰花那肥大的叶子上，连这些平常最喜欢的东西，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也听而不闻了。
有些青年人，看到季羡林有这么多藏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他：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季羡林坦白地回答他们，他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书友们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这智慧，他是能深深体会到的。读过的书自然给他智慧和力量，而没有读过的那些书，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力量，把自己的智慧释放出来。如果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神力，他自信会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他愿意为此而努力去修持。
那么要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季羡林自己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但是，他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他非常欣赏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鲁迅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读什么样的书呢·季羡林主张专业书当然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是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会为大时代所抛弃。
在自己的书斋中，季羡林畅快地进行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他相信自己会同书友们自由地互通信息、互通思想、交流感情，自己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到那时，岂不猗欤休哉！
4．猫趣
季羡林从小就喜爱小动物，觉得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所以同小动物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坦然、怡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地别扭。人们对他小时候对小兔的兴趣还会记忆犹新，而到老年，他更喜欢养猫了。
三十多年前，季羡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的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虎虎而有生气，因此起名为虎子。虎子脾气也暴烈，不怕人，谁想打它，不仅不回避，而且要向前进攻，声色俱厉，谁得罪了它，永世不忘。后来，除了家中老祖、老伴和他自己以外，无人不咬。
1981年，季羡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因为是洋猫，起名为咪咪。咪咪一进门，就被虎子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羡林吃饭时，弄点鸡骨头、鱼刺，虎子自己蹲在旁边，瞅着咪咪吃，从不与它争食。虎子还会从外面抓些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给咪咪吃。
季羡林同虎子与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两层棉被，扑到他的双腿上。这时候，即使双腿由于僵卧过久，又酸又痛，他也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下，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咪咪也八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咪咪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几乎无处不便。
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
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频率增加了，范围也扩大了。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书上、纸上，只要从高处往下一跳，尿水必随之而来。季羡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大有乐此不疲之概，心里乐滋滋的。年近九旬的老祖这时就笑着说：你从来没有给女儿、儿子打扫过屎尿，也没有给孙子、孙女打扫过，现在却心甘情愿服侍这一只小猫!他这时也是笑，但不回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何在。
家人终于忍无可忍，主张把咪咪赶走。咪咪被送出门去，关在外边。但晚上睡觉，季羡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过几天，咪咪病得更厉害了，给它东西吃也没有胃口，季羡林看了直想流泪。有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到海淀肉店，买回猪肝和牛肉，想给它吃，一开始，咪咪有点想吃的样子，但一沾嘴唇，又把头缩回去，闭上眼，不闻不问了。后来，咪咪不见了，他到山上、塘边、草丛、树后、石缝，都找遍了，“屋前屋后搜个遍，几处茫茫皆不见”了，咪咪永远地消逝了。他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直到今天回想起来，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从别人那里知道，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此时此刻，它决不呆在主人家中，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悲伤。它们总要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离开人世。从这件事他悟出，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应该向猫学习处理死亡的办法。人生必有死，是无法抗拒的。人是百年过客，总是要走过去的，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接力赛的一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宇宙常规。人老了要死，像在净土里那样，应该算是一件喜事。世界是青年的，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是相反。老年人的天职是尽上仅存的精力，帮助青年前进，必要时甚至可以躺在地上，让后人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
咪咪的死毕竟让季羡林非常悲哀，他发誓一定再找一只同样毛长尾粗的白色波斯猫。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新猫被命名为咪咪二世。后来又有三世，再后来又有了四世，都是眼睛一黄一绿的波斯猫。
猫是季羡林每天喜悦的源泉之一。在白天，看书写作一疲倦，就往往到楼外小山下池塘边去散一小会儿步。这时，咪咪二世、四世便像一股白烟，从草丛里、野花旁，蓦地窜出来，用长而白的毛蹭他的腿，用嘴舔他的裤腿，用软软的爪子抓他的脚，使他步子也迈不开。他努力迈步向前走，猫们便跟在身后，陪他散步，山上、池边，他走到哪，猫便跟到哪。小猫跟季羡林散步，便成为燕园一奇，连张中行都感叹有加。
咪咪四世是新生小猫，是从临清来的。它小小年纪，却极端调皮，有时候简直是无恶不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需要它，它就偏在那时候那地方窜出来，搅得人心神不安，它自己却怡然自得。而二世是个老猫了，脑袋里似乎有一个表。四点前后，他一开灯，它就会在窗台上抓纱窗，窸窣作响，好像在催他起床，让它进早餐。这时，季羡林总是悚然而醒，飞快下床，开门一跺脚，声控电灯一亮，只见一缕白烟从黑暗中飞了进来，先踩他的脚，后蹭他的腿，好像是在道早安。几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因此他对它情有独钟，它对他也一往情深。为它，季羡林写过几句俚词说：
夜阑人静，
虚室凄清。
万籁俱寂，
独对孤灯。
往事如潮，
汹涌绕缭。
伴我寥寥，
惟有一猫。
在老祖、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给了他极大安慰的，就有咪咪二世。
现在，虎子已不在人世，咪咪三世丢了，二世和四世也都相继走了。
定居台湾的梁实秋先生也喜欢猫，甚至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也是他的猫。读到报上发表过的这个消息时，季羡林大为快慰，把梁实秋引为“同志”。两位学者的“猫趣”，堪称为“猫坛”佳话。
5．怀旧之情
季羡林进入老年以后，常常怀念旧人，记忆的丝缕经常挂到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由此经常想到《昭明文选》潘安仁《怀旧赋》中的文句：
霄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
但怀旧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季羡林觉得还没有见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他自己想，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断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而既然有变化发展，走在前边的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和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往往有一个弱点，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的好；觉得过去的时代，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会“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了。但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旧事，就不值得怀，有的一想到还令人作呕，弃之尚且不暇，哪里还值得去怀呢·季羡林的怀旧情感是很浓烈的，他认为，怀旧就是一种有“人味”的表现，怀旧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净化人的灵魂。
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吗·
在季羡林看来，怀旧比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悲剧更能净化人的灵魂，它比悲剧的净化形式，更为深刻，更为深入灵魂。因此，他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寻常。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但他生平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没有“人味”，积几十余年之经验，深知一个人有“人味”也并不容易。因此，季羡林庆幸自己能怀旧，庆幸“人味”支持自己怀旧。
到现在为止，季羡林写过的怀念文章多得不计其数，从老师辈来说，有中国的吴宓、陈寅恪、朱光潜、胡适、汤用彤、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冯友兰、叶公超、何思源、鞠思敏、胡也频、董秋芳，外国的西克灵、西克、瓦尔德施米特；朋友或同学辈的有李广田、章用、许衍梁、曹靖华、王力、姜椿芳、沈从文、白寿彝、丁声树、冯至、周培源、吴作人、胡乔木、许国璋、乔冠华、吴组缃、李长之、郎静山，外国的wala、普拉萨德、室伏佑厚、中村元、池田大作、郑午楼、郑彝元，香港的饶宗颐，韩国的金俊烨、金九；自己的晚辈或学生有李铮夫妇、蒋忠新夫妇、张保胜、王邦维夫妇、李玉洁，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有地方如临清、济南、北京、哥廷根和四十多个他去过的国家，都是他怀旧的对象。正是将记忆的丝缕挂到师友和旧物身上，他从中获得了力量，净化了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鞭策自己的力量，成为他“老骥伏枥”的动力之一。
6．也得念念消费经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中年人中有说他是老保守、老脑筋、不合时宜的，青少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话得从头说起。他因为是名人，所以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也就有人请他来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19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到上世纪末，经过七扣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七百到八百块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羡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三百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19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吃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富极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的原因。
但这三百多块钱，他还要支付全家人的生活费，这一点钱，在北京连供一个人吃饭都捉襟见肘，何况加保姆和她的孩子呢？所以，就这点钱，“老莫”（莫斯科餐厅）、烤鸭之类，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19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谁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着干的，是最犯忌讳的。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几十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每当收到汇款单，他便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就更大了。这样，他手头虽只剩三百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后备军。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过高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四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五百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风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他穿着这种风衣，有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风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几十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她）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有了这样一种穿衣哲学，我们也就看到他的一身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十几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现在工资高了，捐赠也多了。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绫罗绸缎、皮尔·卡丹，自会有人穿；燕窝鱼翅、生猛海鲜，自会有人吃。他们不必一箪食一瓢饮。但他们如果能在食前方丈、一掷千金时，想想季老先生，也为别人多想一想，也为教育想一想。那么，教育的现状绝对不会如此，教育经费绝对不会如此紧张，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就会多起来，教育就有希望了。
7．人生座右铭
进入90岁以后，季羡林屡次闹病，先是耳朵，后是眼睛，最后是牙，至今未息。耄耋之人，闹点不致命的小病，本来是人生常事，他一向不惊慌。但却不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进度被拖了下来，不能如期完成。他自觉自己的性与人殊，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有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说，季羡林写文章比他读得还快。这当然有点溢美和夸大。80岁以后，从1993年到1997年这四年中他用中外文写成的专著、论文、杂文、序、抒情散文等等，其量颇为可观，至少超过过去的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他常说，自己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里“混”。这是通俗的说法，用文雅而又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则是“谋生”。这也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忆过去70年的学术生涯，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迷惑与信心并举，勤奋与机遇同存。他有自己的座右銘，他讨厌说空话、废话、假话、大话，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
季羡林最讨厌说假话，自己则知错必改。他写于1999年7月2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10月16日第7版的散文《两个小孩子》，说到“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3岁识‘之’、‘无’，千古传为美谈。如今这个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面比白居易逊色呢？”文章发表后，《海口晚报》读者张竺夫表示质疑，说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自己是在生后六七个月就识“之”、“无”两字，并非3岁。季羡林知错就改，于10月28日又撰文《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对这一错误予以公开且正式地更正，所言毫无遮丑之意，对一位普通读者深表感激，“张先生提出纠正，对我来说是改正了错误，增加了见识；对读者来说是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文中又说，“但是，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大胆承认错误，虚心接纳指正，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季羡林因此被读者称为“光明磊落真学者，真诚交流是大家”。
他喜欢引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光阴。到晚年，季羡林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陶渊明有一首《神释》，其中有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很欣赏这几句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他也很欣赏：“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
谈到看待自己，他有一篇《我写我》，里面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哲人曾发出狮子吼：“要认识自己！”可见这问题之重要。他称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过高，应该三七开，只信其三。他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勤奋可以算得上。他的勤奋包括把开会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他诙谐地说：“我开会有一个窍门。本来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短的。英文要一分钟，我们有五秒就够。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对不起这个特点，讲话啰里啰嗦，一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加上‘哼、哈、唉’，就像一个人在敲鼓板一样，所以他讲话，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有一次我讲，将来问我是哪一门的专家，我说我可以开一门‘开会学’，我可以写一个几十万字的讲义，可以开课招研究生。”真正的天才他说没看到过，反正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是中才，中等的才。他承认有天才，也有偏才，四平八稳的人成不了天才，觉得自己这个人就有点四平八稳。年轻时有点淘，也打架，什么都干了。后来在社会上磨炼久了，进步了。季羡林认为，他是认识自己的。他经常剖析自己，而且剖析得有点过头。或者说，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比如拿写文章为例。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他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他觉得好。又比如自己写散文，而且已经写了六七十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品行的好坏方面，他自己觉得不通伦理学，也没有深邃的理论，只能讲几句大白话。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他坦白，自己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总起来还是敢于讲真话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精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录，退休无日，路穷有期。
8.“老表走新时”
到2009年为止，季羡林在301医院前后住了四次院，第四次住进去，就没有出去，一直住在里面。
2001年11月12日，季羡林从山东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保姆发现老人的裤子非常硬，告诉李玉洁老师后，她们断定是尿了裤子，但是老人一声不吭。后来老人开始尿血，这才到301医院看急诊，只得住进了该院。这是他第一次进301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李炎唐教授经过缜密检查，确诊没有大的问题，季老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就出院回家了。2002年7月，季老患皮肤病天疱疮，他还是不愿住院，北京大学校领导和李玉洁老师硬是将老人给“押”到医院，这是第二次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9月30日，要过国庆节，老人“闹”着要出院，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让老人先回家观察两天。谁知，回去第一天就开始发烧，第二天早上，高烧达38摄氏度多，到晚上高烧39摄氏度多，第三天凌晨3点多，学校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到301医院抢救。这次老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连身边的李玉洁老师也不认识了。在医院住了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于12月30日出院。回家后，季老感觉很好、很开心，写了篇散文《回家》，不久就发表了，告诉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季羡林已恢复健康，而且还能写文章。
2003年2月21日，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总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又发现左腿患骨髓炎，医院请擅长为高龄老人做骨科手术的梁雨田教授为他主刀，手术很成功，老人不再疼痛，也能自行站立、走路。只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解放军总医院，再也没有离开病房大楼。
医护人员把他的病房布置成了“家”，书房、卧室、办公室三位一体。阳台上是几十个大塑料盒，全是李玉洁老师按照顺序放置的书籍、资料；办公桌上是应时的盆花，一年四季随时更换；桌子和床头上方是许多造型新颖的布制小狗、小猫、小松鼠、博士熊等小动物。为了方便老爷子写作和看书，医院特制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沙发前面。病区护士们，把季老当成自己家的老人，凡是季老生活上需要的，她们都提前想到，尽量办到。护士长刘珍蓉，简直就像季老的亲孙女，把老人照料得无微不至。配膳房的小云和小贾两位小姑娘，知道老人爱吃皮蛋粥，平时总想着多做点给老人送过来，并且三天两头到病房询问老先生想吃些什么。护士认为心理治疗，对于季老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宋守礼副主任医师，三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到季老的病房与他“谈心”，国家大事、天文地理、人情趣事等等，是医生，也似儿子，令老人十分开心。老人专门写了篇以《宋守礼》为题的文章，表示感谢。
老人对医务人员亲人般的照顾非常感动，专门为所住病区写了《白衣天使》，颂扬医务人员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怀，还题写了“白衣天使行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条幅挂在病区办公室，以自勉和励人。
女医师卢文宁热爱专业，喜欢读书，季羡林鼓励她要胸有大志，目光远大，在学业上再上一层楼。医学是个浩瀚的海洋，大学毕业只是基础，硕士毕业也只能算中等水平，只有迈上更高的知识层次，才能有所作为。小卢不负所望，终于以好成绩考取了医学博士。
对清洁工，他也总是问长问短：“什么学历？”，“为什么不读书了？”不久，两个清洁工一个回家继续读书，一个在北京的一所成人技校上学。一个年轻护士为学习英语发愁，到病房请教季老：用什么办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报刊上刊登的英语速成广告可信不可信？季老笑笑，顺口吟出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记住两个字——勤奋。速成也快，速忘也快，成就事业要勤奋、刻苦，别无他途。季老出了书，问李玉洁老师科里的年轻医生、护士都送了没有？没有的赶紧送。老人说：“出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有个护士提出想看看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老人马上让李玉洁买了600本，逐一签名送给医生护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