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轻的医生、护士，他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无声的支持。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每次换药时都刺骨般疼痛，但他总说笑不停，调节气氛。季老把照顾他的护工也当成家庭成员，不但付工资，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让护工从心里感觉跟他是一家人。
李玉洁告诉说：老爷子虽然住在医院，但工作还如同平时上下班一样。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对一日作息时间作了非常科学的安排，并坚持了3年，雷打不动，保证每天上午、下午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老人写作有个特点，在吃饭、输氧和休息时，对写作内容先行构思，动笔时思路如泉涌，一气呵成，两个小时能写2000字左右，基本不需修改。他依然起得很早。王岳川跟季羡林先生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季羡林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
2005年春天，季羡林心脏不太好，301医院给他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现在，除了左腿患骨髓炎外，他身体基本没有大的毛病，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思维敏捷。
季羡林先生住到301医院以后，到2006年8月7日为止，李玉洁在病倒以前，一直陪伴在那里。她介绍说那时候，“先生每天依然起早，看书、看报、写文章、写日记，一切都和在家里一样。他依然早起写作，生怕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锻炼有点‘懒惰’，舍不得时间呐。先生的心态就更好了，每天谈笑风生，说自己是一块老表，经过擦油泥，修理小毛病，又可以走一段日子了。”李玉洁老师是这样介绍季羡林先生在301手术前后的情况：“90多岁的人动大手术，全身吊着，还笑着问我们都哭丧着脸干什么？我们当然笑不起来，他就说我已经超额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手术以后，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我们以为他难受，谁知他一开口，说的全是保护环境、国际关系、美伊战争、中国的发展等等。他说境界要自己摆好。”每天，医生为季老冲洗骨髓炎手术以后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一冲至少半个小时。冲洗过程让周围的人不忍心看下去。可当医生在操作间隙询问季老疼不疼时，他总是平静地躺在治疗床上，手抓着被单，坚定且温和地回答：“不疼不疼。”工作人员非常心疼，季老反来劝慰他们：“说不疼虽是假话，可是即便说疼就能减轻疼痛了吗？那还不如干脆说不疼，别让大夫有顾虑、太紧张啊。”“季老就是这样，即使说谎，也是真心为他人着想！”李玉洁这样说。
他自己在病中，还特意嘱咐年轻人要注意两条：“一是身体，有了身体才能工作，要自己疼自己；二是多补充自己，多有点收入。”
季羡林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除了行走方面不太方便，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但是脑子非常清楚，思路极其清晰，目光还是非常清澈，最近他给自己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号，自称自己为“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能看出他是非常乐观对待疾病的。老人家说自己活到百岁是有信心的。这令大家都非常高兴。季羡林常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8岁，108岁是茶寿。到今天，他的基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看的不是很多，主要是别人在给他念。但是有时候仍然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些东西。李老师是个有心人，她有时候会故意把许多古诗词念错，结果老爷子一下就听出来了，其实这是李老师一种非常用心的做法，这样可以激发老人的记忆力。对老人的记忆力不断地给予一种刺激，对老人家的脑筋有好处。老人家都能反应过来，李老师说有些诗词她是故意挑的，相当冷僻，但季羡林都有记忆，说明季羡林当年的根底相当深厚。
三、三大洲游踪
1．列国之游
季羡林平生不喜爱出游，但他也到过大陆以外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真正称得上见多识广，国际社会、域外风情、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见闻是异常丰富的。
他出游这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三种情况：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出国参观访问；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其他会议；应邀进行讲学活动。有时候，三种情况也有合而为一的时候。
作为代表团成员，季羡林的出国访问主要有：1951年，参加由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和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的中国赴印度、缅甸访问文化代表团，时间长达几个月；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任团长）、白寿彝等人一起，参加伊拉克“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访问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1980年，任团长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1985年，作为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1986年，任团长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在同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成员访问尼泊尔，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季羡林到各国参加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有：1955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1959年，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相当于国家科学院）五十周年大会”；1980年，应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之邀赴日本参观访问，参加“印度学佛学会议”；1985年，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87年，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1999年3月26日，应圣严法师邀请到达台北，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召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人的素质学术研讨会”，27日直接到法鼓山参访。早晨，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溪堂，眺望远山绿景环绕，与83岁的北京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嗑起花生闲坐，寻人间一处静谧。29日至31日一连三天在台北图书馆参加会议，29日上午9时半举行开幕典礼，“法鼓大学校长曾济群一一介绍与会贵宾，其中当介绍来自大陆北京，中国人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88岁的季老神采奕奕地向大会挥手致意，一时之间现场响起温馨的掌声。”为大会主讲的题目是：《关于人的素质几点思考》，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并表示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会议间隙拜谒胡适墓、傅斯年墓，分赠蔡德贵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给朋友们；在拜谒胡适墓时，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应邀出国、出境讲学主要有：1985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印度文学在中国”的学术讲演；1986年，应中村元、室伏佑厚邀请访问日本，与中村元会谈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问题，并应早稻田大学邀请，作“东洋人之心”的讲演，应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邀请，作“经济与文化”讲演；1988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讲“吐火罗文剧本与中国戏剧之关系”和“从大乘佛教之起源看宗教发展规律”；1991年，应金俊烨博士之邀，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杨通方教授，于中韩建交之前访问韩国，访问汉城和古都庆州，访问了许多大学和韩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应陈贞煜博士、郑午楼博士等人邀请，赴泰国曼谷东方文化书院，并主讲“天人合一”问题，后又参观曼谷大皇宫、法政大学等；1995年，承金俊烨博士推毂，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之邀，和国家教委、北大等单位负责人士，再次访问韩国。
就是这些访问，构成了季羡林一生中的许多重要经历，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难忘怀的，有印度缅甸之行、尼泊尔之行、非洲之行、苏联塔什干之行、日本之行、韩国之行、泰国之行。在这些终生难忘的访问中或在访问之后，他写下了许多篇游记，使后人得以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历史风貌，记下了这位文化使者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2．印度、缅甸之行
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第一次是在刚解放不久，以后他又多次访问印度，多次访问缅甸，这些访问组成了一组游记散文：《初抵德里》、《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琼楼玉字，高处不胜寒》、《难忘的一家人》、《孟买，历史的见证》、《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佛教圣迹巡礼》、《回到历史中去》、《深夜来访的客人》、《海德拉巴》、《天雨曼陀罗》、《国际大学》、《别印度》、《重过仰光》。
对印度的参观访问所写成的游记，敷陈的大义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友谊，时移世变，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变化，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大义”。通过这些游记，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音容笑貌，会重现在眼前，回荡在耳边，成串的红色、黄色、蓝色、棕色的花环会重新戴到脖子上，花香会永远存在。季羡林深深地感觉到：
（中印）友谊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但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他永远难以忘怀，印度朋友中有旧知，也有新交。对旧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新交，是“乐莫乐兮新相知”。各有千秋，各极其妙。又是戴花环，又是涂香油，新闻记者、电台录音记者、摄影记者，一拥而上，相机重重，灯光闪闪，一团团热烈紧张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十分兴奋、十分动人、十分愉快的访问。
1978年，由王炳南任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印度。季羡林在德里大学大谈中印文化交流，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始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他认为要早得多，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屈原的时代。在这次讲话中，他引证屈原《天问》中“顾菟在腹”，这句话，“顾菟”虽有人解释为“蟾蜍”，但汉以来的注释都说是兔子。月亮里有兔子的神话极为流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罗痆斯国》就有“三兽窸堵波”的记载：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唯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蕰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窣堵波。
季羡林指出，在汉译佛典里，这个故事还多次出现。根据种种迹象，这个神话很可能就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写入屈原的著作中。那么，中印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两国人民引以为豪。这个观点，他后来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详加申述。他的讲话在当时的听众中，引起了师生的广泛兴趣，师生们把他围了起来，热烈地讨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人甚至问到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这部书的情况。
在印度的几次访问，季羡林游览了德里、孟买、象岛、阿旃陀、桑其、那烂陀、菩提伽耶、阿格拉、加尔各答、巴特那、新德里、科钦、特里凡得琅、科摩林海角、瓜廖尔、占西、博帕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尼克坦等许多著名城市，参观过泰姬陵等名胜古迹，结识了许多朋友。
到缅甸参观访问，次数不比到印度少。他对缅甸的印象有两方面，一是这里华侨多。仰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有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这里的中国味就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他们一方面同本地人和睦相处，遵守本地的法令，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二是仰光的大金塔。它是仰光的象征，在云霭缥缈之中，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金光，这金光把周围的一切楼阁殿堂、一切人物树木都化成了黄金色，这金光仿佛弥漫了整个宇宙。季羡林曾赤着双脚，走过两旁摆满了花摊的长长走廊，一步步登上去，终于走到大塔前。脚踏在用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透心地凉，里边有大大小小的殿堂，有各种各样的佛像。善男信女们就长跪在这些神像面前，闭目合掌，虔心祷祝，有的烧香，有的泼水，有的供鲜花，有的点蜡烛，有的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在对佛爷说话。这些对于精通佛学的季羡林来说，都是十分有趣的。
然而还有更为有趣的，那就是印度的神牛、鸽子和缅甸的乌鸦，这也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
1951年季羡林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繁华的大街上第一次见到了神牛。
在全世界上似乎只有信印度教的国家才有这种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动物。当时它们在加尔各答的闹市中，在车水马龙里面，在汽车喇叭和电车铃声的喧闹中，三五成群，有时候甚至结成几十头上百头的庞大牛群，昂首阔步，威仪俨然，真仿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对人类一切的新奇的发明创造，什么电车汽车，又是什么自行车摩托车，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的一切显贵，什么公子、王孙，什么体操名将、电影名星，什么学者、专家，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法律、法规，全不放在眼中。它们是绝对自由的，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愿意在什么地方卧倒，就在什么地方卧倒。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车辆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从公元前就有的马车和牛车，直至最新式的流线型的汽车，再加上涂饰华美的三轮摩托车，和上下两层的电车，无不具备。车声、人声、马声、牛声，混搅成一团，喧声直抵印度神话中的三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几头神牛，有时候竟然兴致一来，卧在电车轨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闭上眼睛，睡起大觉来。于是汽车转弯，小车让路，电车脱离不了轨道，只好停驶。没有哪一个人敢去驱赶这些神牛。
这种奇观来自于印度教中的神牛崇拜。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是4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而成。据印度教传说：毁灭大神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修成无边法力，然后跨上一头白色的雄牛，到处惩恶扬善。印度教徒一看到牛，就自然会想到湿婆大神可能正骑在牛背上，因此牛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就成了神的象征。有的人特意在自己家门口放上牛爱吃的食物，引牛光顾；有人甚至喝牛尿，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样看来，大街上牛的悠然自得，就十分自然了。
就在这一年，季羡林在缅甸仰光看到的乌鸦之多，使他感到无限惊异，他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原因在于：
据说，缅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杀生到了可笑的地步。乌鸦就乘此机会大大地繁殖起来，其势猛烈，大有将三千大千世界都化为乌鸦王国的劲头。
在离仰光不太远的伊洛瓦底江口，季羡林看到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乌鸦群，大约有几万只，停泊在江边，大小船的桅杆上、船舱上、船边上，到处都落满了乌鸦，漆黑一片。除陆上的之外，空中盘旋的更多，数目甚至要超过地上的几倍，简直就是乌鸦的世界，乌鸦的天堂，乌鸦的乐园。甚至在清凉宫、哈奴曼多卡古王宫里，季羡林也看到大群的乌鸦，唿哨一声，王宫宝塔的背面飞出一大群，一片黑影遮蔽了半个天空，又是唿哨一声，一下子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可真够季羡林惊奇的。
然而还有更惊奇的。那是1985年3月，他去印度新德里参加《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的国际诗歌节，住在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第十九层楼。一天，他去开会，走时忘了关窗子。回来时一开门，听到有鸽子咕噜咕噜在叫，原来是两只野鸽，乘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到房间里来做了不速之客。两只野鸽就在沙发下面亲热着，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看到人来，竟也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逃避的意思，更没有一点内疚之感。原来是印度人决不伤害动物，野鸽对人也从来不怀戒心，习惯于和人和平共处。从这里他悟出：古今中外有些哲人主张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人与鸟兽和睦相处，相向无猜，谁也离不开谁，谁都在大自然中有生存的权利。对此，他感慨很深，说：
我是衷心地赞成这些主张的。即使到了人类大同的地步，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同过去完全不同之外，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与鸟兽的关系，也应该大大地改进。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也不是素食主义者。人类赖以为生的动植物，非吃不行的，当然还要吃。只是那些不必要的、损动物而不利已的杀害行为，应该断然制止。
类似于在印度缅甸见到的神牛、乌鸦、野鸽，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季羡林也碰到过。
3．苏联塔什干之行
1958年到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已是秋天。
塔什干是当时苏联东方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人口居全苏第四，面积居第三。这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为了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城市穿上节日的盛装，大街上，横过马路的成百成千红色布标，用中文、俄文、乌兹别克文、阿拉伯文、日文、英文以及其他文字，写着欢迎祝贺的词句：祝贺亚非人民大团结，祝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常青。成千上万的灯盏将城市装扮成不夜城。季羡林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就住在纳瓦依大剧院旁边专为召开亚非作家会议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塔什干旅馆。里边全是崭新的现代化设备，外表却保留着民族风格。墙壁是淡黄色的，最高的一层看来像个凉亭。整个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幽雅、美丽。
会议开幕的那天，代表们从塔什干旅馆出来，到纳瓦依大剧院开会。路上受到塔什干人民非常热烈的欢迎，握手，签字，拍照，到处是一片热闹景象。会场里，气氛更为热烈。
气氛本来就非常热烈的大会会场，现在更热烈了。成千成百的红领巾分三路涌进会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队红领巾走上主席台给主席团献花。这一队红领巾里面，男孩女孩都有，最小的也不过五六岁，还没有主席台上的桌子高；但也站在那里，很庄严的朗诵诗歌；头上缠着的红绿绸子的蝴蝶结在轻轻地摆动着。主席台上坐着来自三四十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他们的语言不同，皮肤颜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现在都一齐站起来，同小孩子握手拥抱，有的把小孩子高高地举起来，或者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大团结。我注意到许多代表感动得眼里含着泪花。
开幕式之后，每天的会议都是在纳瓦依大剧院进行，代表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发言，愤怒控诉殖民主义的罪恶，呼吁世界和平。
季羡林在塔什干住了近三个星期，会议结束之前，又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访问了五天，之后又回到塔什干。
塔什干是一座有名的葡萄城。葡萄架比遍地都是的玫瑰花还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架葡萄，撑在房子前面。葡萄品种据说有一千多种，而且都是优良品种。秋天正是葡萄熟了的时候，家家门口或小院子里，都累累垂垂地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黄的、红的、紫的、绿的、长的、圆的；大大小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像是一串串各色宝石。每天的餐桌上都有肥美的葡萄，季羡林觉得其味道是无法形容的，语言文字仿佛失掉了作用，可以说它像山东肥城的蜜桃，像江西南丰的蜜桔，像广东增城挂绿的荔枝，像沙田的柚子，像各种各样最甜最美的水果，但又不全像这些东西，它就是它，塔什干的葡萄。
吃着葡萄，季羡林的思绪又飞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题。
这一种个儿不大的果品还让我们回忆起历史，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古代去。在汉代，中国旅行家就已经从现在的中亚细亚一带地方把这种绝妙的水果移植到中国来。移植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塔什干呢？我不能不这样遐想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二千多年以前葡萄通过绵延万里渺无人烟的大沙漠移植到东方去的情况，想到我们同这一带地方悠久的文化关系，想到当年横贯亚洲的丝路，成捆成捆的中国丝绸运到西方去，把这里的美女打扮得更加美丽，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快乐幸福。就这样，一直想下来，想到今天我们同苏联各族人民的万古常青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心里面思潮汹涌，此起彼伏。我万没有想到这一颗颗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宝石，竟有这样大的魔力，它们把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一幕一幕地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
这也正是一个文化使者出访异域的任务所在。当他即将要离开塔什干回国之时，他怀了惜别的心情，站到旅馆五层楼的凉台上，想把这里的东西再多看上一眼，把对塔什干美好的印象牢牢地带回国去，把塔什干会议的精神带回国去，让中外人民的友谊像永不凋谢的鲜花一样，永远散发芳香。
4．西亚、非洲的访问
1962年，季羡林访问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1964年，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结果是写成了散文《处处花开夹竹桃》、《战斗吧，非洲！》、《在兄弟们中间》、《马里的芒果城》、《巴马科之夜》、《科纳克里的红豆》、《五色梅》等名作。
在伊拉克，季羡林和吴晗、白寿彝等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庆典，受到当时伊拉克总理的接见，和巴格达市长会谈，参观《一千零一夜》里巴格达窃贼逍遥过的街区，凭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经历千古风云的遗迹，漫步巴格达鲁沙非沿江大道，聆听渔舟唱晚，品尝底格里斯河的烤鲜鱼，还游览美索布达米亚中部平原的椰枣林，……然而最使他难忘的，还是巴格达市的夹竹桃。因为夹竹桃把他和巴格达与关于童年故乡的回忆联系到一起了。
在巴格达，这个别具风格的城市里，季羡林看到了说不出有多么古老的底格里斯河，也看到了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看到了最新式的美国豪华汽车，也看到了《一千零一夜》中描绘的那种驴子。驴子没有鞍子，没有缰绳，光溜溜什么也没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骑在上面，手里只拿一根小棍，就用这仅有的武器，在现代化的汽车洪流中，指挥着以执拗闻名全世界的驴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竟像指挥自己的两条腿一样。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旅馆、会场，代表团一行感到的都是伊拉克人民的温暖和热情。而季羡林正从内心里感激伊拉克人民热情的招待时，蓦然一抬头，会看到一团绿蜡似的竹子、红霞似的花朵，他的眼睛顿时一亮，仿佛闪起了一片光：这不是老朋友夹竹桃吗？一看到这自己熟悉的夹竹桃，仿佛又遇到了知己，身处异域的感觉会一扫而光。
几天之后，季羡林又来到开罗。开罗也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城市，尼罗河纵贯全城，波光帆影与摩天大楼相映成趣。夜里，霓虹灯把尼罗河照成一条火龙。博物馆里充满了巨大的石棺和古代帝王的木乃伊，又把他的思维带回到四五千年以前。在这里，同在伊拉克、叙利亚一样，阿拉伯人相信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话：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阿友谊确是古老，又深入人心的。
在离开罗不远的苏伊士运河边，季羡林又看到了家乡的那种夹竹桃：叶子特别大，枝干特别粗，绿油油地长成堆，长成团，花朵虽不多，却红艳异常，朝霞似地在高高的枝头上闪闪发光。于是，一个连贯的、不再是隐隐约约的感觉终于形成了：夹竹桃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
在埃及，季羡林还访问了塞得港，感受到埃及人民一团温暖热情的气氛。
到阿尔及利亚，季羡林进行了七天访问，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游踪，接触过政府要员、军队军官、大学校长和教授、中学教员、工人、农民，还有十几岁甚至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用法语交谈，处处感到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在寓所的感受是更为深刻的：
每当傍晚，我们访问完毕回到我们所住的人民宫的时候，这幸福的感觉总变得更加浓烈。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这里正盛开着月季花、藤萝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月季花朵大得像中国农民吃饭用的大海碗；藤萝花高高地挂在树顶上，一片淡紫色的云雾，看样子像是要开到天上去。整个园子里高树浓荫，苍翠欲滴；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在胜利以前，这园子是外国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不许阿尔及利亚人进来的。欣赏这些美妙绝伦花木的只是那些骄横恣睢的眼睛。花木有灵，也会负屈含羞的。然而现在住在这里的却是中国兄弟。于是这些花木棵棵都精神抖擞，摇摆着花枝，毫不吝惜呈现出自己的美丽，来迎接我们。古树仿佛更绿了，月季花的花朵仿佛更大了，藤萝也仿佛更想往高处爬。浓烈的香气使我们陶醉。连喷水池里琤琮的流水声都像是在那里歌唱我们的兄弟情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回想到白天里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幸福的感觉仿佛在我心里凝结了起来，久久不能入睡。这时花香透过窗帘涌了进来，把我送入梦中。
从阿尔及利亚，季羡林一行又来到了马里。马里首都巴拿科和著名芒果城珂里可乐，都使他终生难忘。
马里是一个气温极高的非洲国家，中午大约要有摄氏五十度的高温，炎阳就像是一个大火轮，高悬中天，把炎热洒向大地，洒向一切山之巅，一切树之丛，一切屋顶上，一切街道上，整个大地仿佛是一个大火炉。就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季羡林他们在体育场参加非洲青年大会，听身着戎装的青年们振臂高呼控诉殖民主义滔天罪行的口号。他们还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参加马里朋友举行的招待会。
在芒果城珂里可乐，在临近尼日尔河的榨油厂和造船厂参观。这里，数人合抱的木棉高耸入云，树上开满了大朵的花。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树，也开着大朵的红花，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朝霞，一团红云，像是落日的余辉、燃烧的火焰，把半边天染得通红。地上落满了红花，他们就踏着这些花去参观，感受马里人民的热情与友谊。更难得的是那巨大的芒果树，肥大的果实挂满枝头，浓黑的阴影铺在地上，整个公路两旁都是这巨大的芒果树。离开珂里可乐的时候，他们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和这里的人民告别，一个老妇人操着邦巴拉语突然冷不防从一个芒果摊子旁边飞跑过来，和中国客人告别。
回到巴马科，在经过一天的炎热之后，终于迎来了夜晚。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炎阳已经隐退，可气温仍在摄氏四十二度左右。
季羡林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中外人民友谊的象征，那就是甘蔗和茶树。过去殖民主义者曾大吵大嚷，说要帮助马里人民种茶树和甘蔗，结果，钱花了无数，人力费了无数，却不见茶树和甘蔗的影子。而中国专家不声不响，终于让甘蔗和茶树在马里生了根。细长的甘蔗和矮矮的茶树，同高大的芒果树长在一起，浓翠相连，浑然一体，成为中马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
有一天夜里，代表团的几个成员在中国大使馆小院里闲谈，周围是一些不知名的花树。他们刚一坐下，就有一股幽香沁入鼻中，像是桂花。闻着这像桂花的香气，季羡林的心一动，立刻有一股乡思涌上心头。本来是平静的心，竟有点乱起来了。乡思很难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使人愉快的，还是使人痛苦的。
乡思并没有结束，飞机把代表团送到了非洲的最后一站几内亚。在几内亚，代表团一住就是两个星期。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是大西洋岸边的明珠，黑非洲土地上的花园。白天，这里有水光潋滟的波光，夜晚，有如万壑松声、万马奔腾似的浪涛声。芒果树长满了大街小巷，一棵棵参天的棕榈，直插云天，最难得的是科纳克里的红豆。
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代表团成员到科纳克里植物园去捡红豆。中国人对于红豆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送给它一个异常美妙动人的名字：相思子。王维还有一首诗：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这都会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脑海里浮起一些美丽的联想。他们来到红豆树下，在枯黄的叶子中，干瘪的豆荚上，红豆火焰似地鲜红，像撒上了朱砂，像踏碎了珊瑚，闪射出诱人的光芒。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捡着红豆的时候，蓦地听到有人搓着拇指和中指在我们耳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们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黑色西服、身体魁梧的几内亚朋友微笑着站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脑海里像打了一个闪似地，立刻恍然大悟：他就是塞古·杜尔总统。原来他一个人开着一部车子出来闲逛。来到植物园，看到有中国朋友在这里，立刻走下车来，同我们每个人握手问好。他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就又开着车走了。
他们手里的红豆仿佛增加了份量，增添了鲜艳。科纳克里的风物之美，这里人民的心地之美，仿佛都集中到这一颗颗小小的红豆上面了。它仿佛就是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的结晶，连大西洋的涛声、芒果树的浓影，也都反映到这些小东西上了。
科纳克里既是海之城、树之城，又是花之城。处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就连代表团住的院子里，也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粉红色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这些花季羡林都是第一次看到，颇有“看花苦为译秦名”之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花园众花丛中有几株五色梅，虽被挤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致淋漓。
季羡林从小种过五色梅，所以在这里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直觉地认为它是从中国来的，感到自己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
季羡林还到金迪亚去访问，沿途山青水秀，柳暗花明，路多长，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有多长。那些金黄色的大桔子，像马头那样大的不知名的水果，都引起他们的注目。
西亚、非洲之行结束了，但中外人民的友谊却永远地留在了季羡林的心里。
5．日本的三次出访
季羡林于1980年有一次，1986年有两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两次是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1986年的另一次是率代表团赴日本赠书。主要经历是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这两次访问，所去的地方有东京、京都、箱根等地，他在这些地方真实地摸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心。
季羡林自己说过：他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又由于过去在济南遭受日本人欺凌的个人经历，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通过这两次访问，他改变了看法，通过与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和对京都诗仙堂、箱根的参观，他仿佛真正看到了日本人的心。
室伏佑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1959年，他就作为日本首相的私人秘书，陪同前首相石桥湛山来中国，与周恩来商谈中日建交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他已来华一百多次了。他的大女婿三友量顺博士是研究梵文和佛典的，他和他的二女儿法子和三友曾于1970年代末又一次来华。两个孩子访问北大，拜访了季羡林，当天晚上，便由室伏佑厚先生做东，在北海仿膳堂聚会。这之后，他便和季羡林有了多次联系，并于1980年邀季羡林访日，在日费用全由他负担。
在东京，季羡林下榻在新大谷饭店。在这里的重要经历是第一次见到了日本梵文和佛学权威、蜚声世界学林的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博士。中村元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宇井伯寿、和辻哲郎的弟子，著述宏丰，已出版《中村元选集》二十巨册，获得过日本文化勋章。其《比较思想论》中文版出版后，颇受中国学界推重。中村元对季羡林非常尊重，以兄事之。他经常倾囊购书以致经济拮据的佳话，使季羡林深受感动。
在东京，季羡林应邀到早稻田大学作了一次“东洋人之心”的学术讲演。在万丈红尘的东京住了几天之后，便在室伏先生和法子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去京都参观，中村元已在那里等候。
京都是日本的故都，各种寺院不少于一千五百所。在京都的活动有两项：一是参观寺院，有名的寺院都到了；二是参加日本国际佛教讨论会，会见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寺院里见到了一位一百多岁的老僧，谈话中，开口闭口总是提到李鸿章。季羡林对寺院的印象也很深：
在参观佛教寺院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日本当和尚实在是一种福气。寺院几乎都非常宽敞洁净，楼殿巍峨，佛像庄严，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清池如画，芙蕖倒影，幽静绝尘，恍若世外。有时候风动簷铃，悠扬悦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西方的极乐世界难道说就是这个样子吗？
然而印象更深的是从京都到岚山的路上，在有名的“诗仙堂”里的所见。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在1643年所写的《诗仙堂记》记载，创建人是1583年出生的石川丈山，他自然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受过中国文化很深的熏陶，能写汉诗。到56岁时，石川辞官建诗仙堂，将中华诗人36位的小像刻在壁上，并写诗各一首于像侧。36位诗人是：宋陈与义、黄庭坚、欧阳修、梅尧臣、林逋，唐寒山、杜牧、李贺、刘禹锡、韩愈、韦应物、储光羲、高适、王维、李白、杜审言，晋谢灵运，汉苏武，晋陶潜，宋鲍照，唐陈子昂、杜甫、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卢同、李商隐、灵澈，宋邵雍、苏舜钦、苏轼、陈师道、曾几。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排列也不严格，既选有隐逸诗、僧人诗，也有儒家诗、官吏诗，花样颇多，总的倾向是符合石川的隐逸心情。36位诗仙都是中国著名诗人，可见中国诗歌对石川影响之大，可见他沉浸于中国文化之深。
在诗仙堂中其他的轩堂里，还可以看到石川手书的《朱子家训》和“福禄寿”三个大字、“既绝”两个大汉字。石川深通汉诗，酷爱中国儒家思想。从诗仙堂整个气氛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之深、热爱之切。我相信，今天来这里参观的中国人，谁都会萌发亲切温暖之感，自然而然地想到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谊之既深且厚。回天无方，缩地有术，诗仙堂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祖国，不禁发思古之幽情了。
诗仙堂的大门用竹竿编成，门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三个汉字：诗仙堂。门上有匾，横写三个汉字：小有洞。门内是石阶，尽处是木结构房子。园子不大，但房屋整洁，结构紧凑，庭院中有小桥流水，通幽曲径，枝头繁花，水中涟漪，林中鸟鸣，幽篁蝉声，使季羡林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祖国，置身于江南名园之中，进入了一个清幽的仙境。小园中的中国味是那么浓烈，什么啸月楼、残月轩、跃轩、老梅关，到处是汉字匾额、堂名、轩名、楼名。这对他来说，无一不亲切，无一不熟悉，心中油然升起故园之情。
寺院中印象最深的还有设在京都附近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是唐代中国和尚鉴真主持过的有名寺院，现仍保留着初建时期的金堂、讲堂，还有鉴真和尚夹纻坐像和不少木雕佛像群。在这一座清静肃穆的大寺院里，到处是扶疏的花木，掩映的竹石，宛然一处人间仙境，但季羡林心中却只是思潮腾涌，片刻不停，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千里，遍照三世，神驰四极，对眼前的景物有时候竟视而不见。他看到的只是日本人民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怀着极端虔敬的心情，到这里来参谒，他们面容严肃，脚步轻轻，唯恐惊扰鉴真高僧。鉴真为日本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把他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去，去日时，他在船中受难七十余次，终因海风侵袭双目而成盲圣，到今天他圆寂已经一千多年，但他仍然活在日本人民心中，天天受到他们的礼敬。
到箱根之后，季羡林他们住在王子饭店，受到室伏佑厚先生一家的盛情款待，游览了芦湖。当时，已是晚饭过后，万籁俱寂，月色迷蒙，缕缕白烟像柳絮一般缓缓飘来，又像白练浮空，伸手即可抓到，这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遨游在阆苑仙宫之中。同来的中村元博士告诉季羡林，日文的“箱根”，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函谷（关）”。两次在箱根游览，自始至终都有中村元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陪同，季羡林感到是一种幸福。室伏先生的外孙女叫朋子，是取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中国话。这更使季羡林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感情之深，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中日友谊的种子。
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季羡林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有神话，又有现实；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当前；既显得很远，又显得很近；既令人惊诧难解，又令人感到顺理成章。最重要的是通过访问，他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他们几乎都有一颗对中国人民诚挚的心。他们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曾经帮助过日本这一件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后来极少数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又表示真诚的内疚。季羡林多次为这样一颗颗的心而感动。他感到，从我们中国人嘴里说出的和耳朵里听到的“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句话，表示了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绝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洞的话。
从三次对日本的访问中，从和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中，从和中村元等人的交谈中，季羡林不仅真正地希望，而且真正地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心，对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句话，他馨香祝之。
6．泰国的皇宫和韩国的汉城（今首尔）
访问泰国是1994年的事。访问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
季羡林先在曼谷东方文化书院作“天人合一”的讲演，受到与会者如郑彝元等先生的发言支持。然后，在陈贞煜博士、郑彝元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泰国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出席了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欢迎宴会。
季羡林作为贵宾，参加了华侨崇圣大学的开学典礼。出席者多为各方显贵、各国驻泰国使者，因此场面极为庄严隆重，又因为国王要御驾莅临，更使场面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在这次会上，季羡林由陈贞煜博士介绍，先和德国驻泰国大使用德国茄门话寒暄，又与印度驻泰国大使用英文聊天。之后又由郑午楼介绍给国王陛下。
最让季羡林感怀的是参观皇宫。因为他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看到的皇宫不少。北京的故宫自不用说，印度仅莫卧儿王朝皇宫，就看过两个：阿格拉的红堡和德里的红堡。红堡都是用红色岩石筑成，建筑风格是伊斯兰式的，简单明了，线条清晰，令人一目了然，毫无拖沓繁复浓得化不开之感；所有拱门，不论大小，所有窗子，不论大小，上端都是桃形，也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俄国，有克里姆林宫；在德国，有弗雷得里希大帝的“无忧宫”，他也都看过。
各国皇宫都有各自的特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们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国皇宫气象万千，巍峨雄伟，大气磅礴，庄严威武，惊心动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属于阳刚之美。无忧宫和红堡，气势稍差，格局狭隘，可以近观而不宜远望，雕梁画柱，墙上、柱上，镂金错彩，镶宝嵌玉，盈尺之中，有无限风光在，差堪归诸阴柔之美。而到泰国皇宫门口之时，在潜意识中对各国皇宫加以对比，产生了一种德国接受美学学派所说的“期望视野”，隐隐约约地想找到类似于中国故宫的东西。
我脑海里似乎就晃动着北京故宫的影像，上面还罩上了一层极薄极薄的无忧宫和红堡的影子。踏进了大皇宫的大门，然而，第一个印象就带给我了一点淡淡的失望：宫门一不巍峨，二不精致，只是比普通邸宅的大门大了一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走了进去，庭院也并不宽敞。这同我的期望，即使是朦胧的期望吧，是有极大的距离的。我真感到失望，感到落漠（寞）。然而，当我走近一些宫殿时，我看到一些柱子上镶嵌着宝石之类的东西，闪出了炫目的光辉。墙壁上则彩绘着壁画，烟云缭绕，宫阙巍峨，内容多半是《罗摩衍那》中的故事。原来泰国王室与罗摩有什么渊源，所以印度古代英雄罗摩十分受到崇敬。皇宫里壁画上画着罗摩的故事，也就丝毫不足怪了。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目为之明，耳为之聪，深悔刚才的失望与落漠（寞）了。
之后是走进崇高宏伟的玉佛宫。这里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殿非常高，仰头上望，宛如走进欧洲哥特式大教堂，藻井高悬云端，一尊庞大的玉佛，高踞在神龛里，慈眉善目，溢满慈悲。季羡林眼看着陈贞煜博士跪在大理石的地上礼拜佛，他自己虽然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诚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怀有敬意，除了个别的阴森古怪的邪教外，任何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的。像陈贞煜博土这样一位泰国知名政论家及法学者，历任泰国法官、法政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国会议员及制宪委员，担任着世界薄伽梵圣诗联盟副主席、法政大学教授，精研法律哲学、民法及比较法，对孔子学说也有独到见解，但他照样也在这里虔诚地礼佛，而季羡林坐在大理石地上，立即也感到神清气爽，颇能分享大殿中跪在地上的善男信女的天福了。
在曼谷，季羡林还参观了杨海泉开办的泰国北榄鳄龟湖动物园和周镇荣创建的奇石馆。泰国的华侨华裔，知名者颇不少，郑午楼博士是公认的华人领袖，著名银行家、慈善家，曾荣获泰王御赐一级白象大绶勋章。他通晓泰、中、英文，担任过泰国银行公会主席、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委员，泰国中华总商会和美国旧金山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会长。他还热心倡导中华文化，对泰华侨社会有重大贡献。郑彝元博士也热心中国文化研究，著有《儒家思想导论》，是海外研究儒学的重要著作。杨海泉和周镇荣自然也是华人中的佼佼者。这些著名华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
绍述文化今鉴古——
卿云霭霭，邹鲁遗风。
作圣齐贤吾辈事，
民胞物与，人和政通。
世变沧桑俱往矣！
忠荩毋我，天下为公。
静、安、虑、得，勤观照，
辉煌禹甸，乐见群龙。
忠孝礼义仁为本，
发聋启聩新民丰。
从杨海泉先生的这首词里，季羡林看到了泰国华人的奇迹般的伟大事业，给寰宇的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给世界文化增添了光彩，给炎黄文化增添了光彩，给泰华文化增添了光彩。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季羡林的两次韩国之行，都是到汉城（今首尔）。不论是1991年中韩建交以前的那次，还是1995年的这一次，他对汉城的记忆，不用粉刷，依然如新，情景巨细，历历在目。韩国经济腾飞之迅猛，工业技术之先进，农村田畴之整齐，山川草木之葳蕤，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汉城的摩天高楼耸入蓝天，马路上车水马龙，日夜不息。深夜灯火光照夜空，简直可与东京有名的银座相比，更令他难忘的是韩国人民之彬彬有礼，韩国朋友之眷眷情深。但是，金俊烨博士的盛情款待也好，汉城的美丽、繁华也好，虽免不了增加他内心的激动，可在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却是怀乡思家之情，其势汹涌澎湃，不可抗御。
这一切都说明，不管是在德国的十年，还是四十多个国家的亚、非、欧三大洲访问，外国再好，也不如自己的祖国，这又应了季羡林的那句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越是在和祖国文化联系多的外国城市，越容易勾起他的思乡思家之情，在汉城一切美景似乎都吸引不住他，就是这种怀乡思家之情在作怪。他的根在中国，因此他最近几年立下宏愿大誓：除非万分必要，不再出国。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祖国各地，家乡故里，那里留下了他更多的足迹。
四、华夏足迹
1．祖国各地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长白山麓，敦煌石窟，香港澳门，家乡故里，……都留下了季羡林的足迹。他去祖国各地，或是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或是应邀讲学。
季羡林所到之地，不管是大西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石林，还是大西北的天池、火焰山、敦煌；不管是东北的长白山、延吉，还是西北的西安、兰州；不管是华南的香港、深圳、澳门，还是华东的上海、南京、绍兴，还是华北的北戴河……，他都一往情深，对祖国大好河山倾注了无比的热爱，他歌颂过春城昆明、鬼城丰都、上海的菜市场、瑶琳仙境的富春江、延吉风情、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还有黄山、石钟山、虎门炮台……
尽管各地风景各异，姿态万千，但季羡林都能从中读出一片爱国心，读出一片自豪情。
在西双版纳，他爱那里的清晨，爱那里的月夜，爱那里的白云，爱那里的青山：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里却风和日暖，花气袭人，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春季吧。我最爱这里的清晨。当一百只雄鸡的鸣声把我唤出梦境的时候，晓星未退，晨星正浓。各种各样花草的香气，在雾中仿佛凝结了起来，成团成块，逼人欲醉。我最爱这里的月夜，月光像水一般从天空中泻下来，泻到芭蕉的大叶子上，泻到累累垂垂的木瓜上，泻到成丛的剑麻上，让一切都浸在清冷的银光中。芭蕉的门扇似的大叶子，剑麻的带锯齿的叶子，木瓜树的长圆的叶子，阴影投在地上，黑白分明，线条清晰。我最爱这里的白云，舒卷自如，变化万端，流动在群山深处，大树林中；流动在茅舍顶上，汽车轮下。它给森林系上腰带，给群峰戴上帽子。每当汽车驶入白云中的时候，下顾溪壑深处，白云仿佛变成了银桥，驮着汽车走向琼楼玉宇的天宫。我最爱这里的青山。簇簇拥拥，层层叠叠，身上驮满了万草千树，肚子里藏满了珍宝奇石，像是一条条翠绿的玉带，环绕着每一个坝子，千峰争秀，万壑竞幽。——我最爱这，我最爱那，我最爱的东西是数也数不完的。
在绍兴，季羡林在鲁迅小时候的天堂——百草园里，看到的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但他觉得这些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桌子的每一个角、椅子的每一条腿，鲁迅都踏过、摸过、碰过，他从这些东西想到了鲁迅那战斗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仿佛成了一块铁、一块钢、一块金刚石，刀砍不断，石砸不破，火烧不熔，水浸不透，凛然立于宇宙之间，给人带来无限的鼓舞与力量。
在敦煌，季羡林虽然没有看到崇山峻岭，幽篁修竹，看到的只不过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千岁老榆树，高高耸入云天的白杨，金碧辉煌的牌楼，开着黄花、红花的花丛，但给他的印象却是沙漠中的绿洲，戈壁滩上的明珠，一片淡黄中的浓绿，一个不折不扣的世外桃源。他看过了敦煌莫高窟的千佛洞，那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五光十色、云蒸霞蔚的景象；想到的是艺术家们前后共画了一千年，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动人心魄的艺术瑰宝。一想到先人的这些业绩，总感到无比兴奋、震惊、感激、敬佩，他也想到今天在敦煌创业的几十位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偏僻的沙漠里，忍饥寒，斗流沙，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为世界上爱好艺术的人们创造了条件，使敦煌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热门的学科。
在兰州，他想到甘肃是我国文化宝库之一，敦煌的大名久已蜚声国际，而另一个宝库拉卜楞寺则国内、国际知者甚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那里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献，不但是我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之宝。拉卜楞寺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理应得到关心，使它同敦煌一样放射出辉煌的光芒。在兰州，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与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有一种传言，说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南开大学的讲坛上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满。会前会后有些学者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些地方上的代表希望确立他们从事敦煌研究的主导、核心地位，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全国性、世界性的学问，不能拘于一域。
季羡林在这次会上提出，日本学者的话虽然有偏，但却可以鞭策我们奋起、团结，努力开拓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不能因此也提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敦煌吐鲁番再加上古代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显学。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确有成绩，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地位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全国各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都有热切的愿望，要求组织起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团结协作，振兴中华。所以，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此语一出，中外学者无不折服。经过审慎的努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学者，终于完成了国内学术界的大事，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使中国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吐鲁番的火焰山下，季羡林看着百里戈壁，寸草不生，遍布沙粒。极目天际，不见人烟。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这些沙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天堂里的火或地狱里的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火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人就处在这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看着这一切，季羡林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竟在这样一个酷热似地狱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高昌城，而唐朝玄奘，就在去西天取经途中路过高昌。玄奘当年在这里是什么情景，他想象不出，但他大概每天也就奔波于一片淡黄、一片酷热之中。他一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对玄奘的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功绩，备加称赞。
季羡林畅游黄山，那里景色之奇丽瑰伟，使他大为惊叹，窃念大化造物，天造地设，独垂青于中华大地，那里的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松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无不千姿百态，石破天惊，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古脑地、毫不隐晦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人不得不称奇。怪石有名的就不可计数，什么虎头岩、郑公钓鱼台、莺谷石、碰头石、鲫鱼背、羊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鹦哥石、飞鱼石、飞来石，……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更为黄山增添光彩。云海有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再加上一进山就看到的温泉，组成了一幅黄山组画。只见它大则气势磅礴，神笼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这真是灵气所钟。在黄山这样一个灵气所钟的地方，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他因此而更加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
到富春江边，季羡林很自然地背诵起从小就能背诵的梁代文人吴均的一篇名作《与宋元思书》：
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峰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业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束条交映，有时见日。
背到这里，他感到富春江也是天地的精英，是灵气之所钟，这样的瑶琳仙境，同样使他惊叹。祖国大地，江山如此多娇，他的幸福之感，骄傲之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富春江，更增加了明丽，增加了妩媚，仿佛是一条天上的神江了。
在深圳，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参观了深圳大学、沙头角、蛇口特区、西丽湖度假村、银湖度假村、深圳湖游乐园、香密湖度假村，以及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53层的国贸大厦，他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他想的最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必须赶上形势的发展，人的思想最容易保守，许多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观念、想法，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准则，正确无误，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用不着改变，也改变不了。然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世界却是日新月异，现在是大家都承认的“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缩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参观深圳，季羡林受到的启发是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开拓。
2．还乡时的快乐
对于自己的故乡临清、济南，季羡林更有无限的深情。
从六岁离开临清后，他虽也回去过，但时间极短，一直到1982年，他才真正到故乡畅游了一番。
在聊城，在临清，有许多事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他的心有时候激动得似乎要蹦出来。他一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想到自己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他就忧从中来。他曾用稿费捐助过家乡，但始终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为此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这一次还乡，他忽然发现，他的家乡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农民富起来了的一个缩影，他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他的全身。
在临清市招待所，他看到的是南国的青翠和红艳，再也没有过去的黄色和灰色。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参观了临清一中和聊城师范学院之后，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临清一中的男女学生们坐在课桌旁，鸦雀无声地在学习，个个精神专注，在读着什么，写着什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聊城师范学院是聊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虽然还存在创业维艰的情况，还存在非常多的困难，甚至聊城这地方，有点闭塞，有点土气，学院很小，显得有点幼稚，生活条件有困难等等，但是闭塞中有开通，土气中有生气，有生气，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微小中有巨大，幼稚中有成熟，未来的希望也就蕴藏于其中。因此，季羡林衷心祝贺聊城师范学院。他的这次还乡，是十分快乐的。
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我虽然不能同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谈谈话，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上，从他们的笑容上，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满意的，他们是非常地快乐和满意的。我的眼睛一花，仿佛看到他们的笑容都幻化成了一朵朵的花，开放在我的眼前。笑容是没有颜色的，但既然幻化成了花朵，那似乎就有了颜色，而这颜色一定是红的。……于是我眼前就出现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辉，残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种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时分的东天的朝霞。
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市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他多次回到济南，并写下了怀念济南的人和事的文章，《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怀念衍梁》、《怀念丁声树同志》、《忆念胡也频先生》、《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从解放初期起，他就和何思源先生同为北京的山东中学校董会成员，念念不忘为山东教育出力。
1996年，在他八十五岁生日过后两个多月，他于10月11日又一次回到了济南，来参加为山东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举行的《传世藏书》赠书仪式。在赠书仪式上，他动情地说：我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回到母校的，所以一方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主人。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心里非常激动，古人说：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现在可是乡音、鬓毛都改了呀。他把自己担任总编的《传世藏书》一百二十三巨册，赠送给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为自己的母校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季羡林曾在1992年为临清一中校庆题词：
春风化雨
追踪杏坛
又在1995年为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题词：
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以示祝贺。
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季羡林不仅为母校贺岁，而且亲临济南参加校庆活动，几乎累病了。他在《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年华诞》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说：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1926年，他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他自己不知置身何处。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他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那时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让他更是感到十分滑稽可笑。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山大的校友，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说：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教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几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75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新中国建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le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了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季羡林认为，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对一个人来讲，100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他这个做了75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这都表达出他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的眷眷情深。
还乡时有快乐，思乡时也有快乐。
3．燕园之爱
季羡林到老年以后，经常是既怀念家乡，也热爱燕园，两种感情经常交织在一起。
1989年，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么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1994年，他又写道：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树，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冰层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窜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
1995年，他在汉城回北京的飞机上又写道：
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在中国我最爱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爱的地方是燕园；在燕园我最爱的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过的楼房的底层，两个单元，房屋六间，大厅两个。前临荷塘，左傍小山。我离开时，虽已深秋，塘中荷叶，依然浓绿，秋风乍起，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摇摆。塘畔垂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小山上黄栌尚未变红，而丰华月季，却真名副其实，红艳怒放，胜于二月春花。刚离开几天，我用不着问：“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现在却怀念这些山水花木。
我那六间房子，决不豪华，也不宽敞。然而几乎间间都堆满了书，我坐拥书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烦恼。书已经多到无地可容，连阳台和对面房子里的厨房和大厅都已堆满，而且都达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尽书潮滚滚来”。我现在怀念这些不会说话又似乎能对我说话的书。
但面对自己在燕园的家，就是在最美好的良辰美景，他也仍然会想到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他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他实感到有甜美在，因为：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