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可能不一定知道，季羡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模糊学感兴趣。1986年，他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看雾，就浮想联翩，他想明目张胆赞美浓雾的人恐怕不会多，但想不到自己在这高山王国的首都却对浓雾大唱起赞歌来：雾能把一切东西，美的、丑的、可爱的、不可爱的，都给罩上一层或厚或薄的轻纱，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从而带来了另外一种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的美，一种朦胧的美，一种模糊的美。他又想到，一些时候以前，当第一次听到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还说过几句怪话：数学比任何科学都更要求清晰，要求准确，怎么还能有模糊数学呢？后来了解了模糊数学的内容，反而觉得模糊数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有大量模糊的东西。承认这个事实，对研究学术和制订政策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大自然中怎样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东西更多。连审美观念也不例外。有很多东西，在很多时候，朦胧模糊的东西反而更显得美。月下观景，雾中看花，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吗？在这里，观赏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纵横六合，神驰于无何有之乡，倾注于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么样子，它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比那些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要好得多，而且绝对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模糊性正是东方人综合的思维方式的表现。“模糊学”和“浑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是有无限前途的学科。到1990年代中期，他特别注意到苗东升和刘华杰合著的《浑沌学纵横谈》一书，其中有一段话：
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模糊学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诞生出来的，正如美国学者扎德所说：“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
季羡林认为，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是世界上模糊性最强的语言。他举唐代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两句诗为例：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他认为，这样描绘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凉之感，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然而并没有失去其感人之处。两句诗十个字，列举了六样东西，全是名词，没有一个动词。用西方的语法来衡量，连个句子都成不了。六样不相干的东西平铺直叙地排列在那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说不清楚，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诗人没把它们排好位置，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给了读者。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决不会相同。读者有绝对完全的自由放开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如果把六样东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就会限制读者的自由，美感享受为之减少。这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方式或模糊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季羡林很推重陶东风在《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中对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解释。陶东风的解释是：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诗，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体被隐去，可以是诗人，可以是别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动词“举头”、“望”、“低头”、“思”等词都没有时态的限制。它的时间性是灵活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补充。如果你把诗的主人公理解为诗人，那么，时间当在过去；而如果你设想自己正置身于诗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么，时间也可以是当下。这是由于汉文原文时态不确定，人称不确定等原因所致。一旦译成英文，就把这不确定不落实的一切都确定了。人称确定为“我”，使原诗不确定的人物关系变得确定，只能理解为李白自己了。不确定的时态限定为过去时，使诗的意境大为逊色，“望”本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而译成了“发现”，就使之变成一个终止于过去的动作，“思”也如此，一个连续性的“思念”变成了“突然想到”，不能不使人感到沮丧。这样一来，原文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也就丧失净尽，审美经验也就受到了影响。
季羡林将模糊理论引入，从模糊语言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两种思维模式产生的文明是不同的，表现在语言方面，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最典型的代表。在这方面，他很欣赏申小龙对两种语言的分析，申小龙的观点是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焦点视”语言，谓语必然由限定动词来充当，而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抓住句子的主干，整个句子格局也就纲举目张，这就像西方油画一样，采用的是严格的几何形的焦点透视法，而汉语句子的认知心理不是“焦点视”，而是“散点视”，汉语句子的思维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流水句的格局，很像中国画的透视。季羡林认为这种观察是非常细致而准确的，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
季羡林认真分析西方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与西方思维注重分析背道而驰的模糊学、混沌学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不行了，世上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对的好，绝对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办不到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季羡林和许明谈到的混沌学的著作，是指美国学者格莱克写的《混沌：开创新科学》。季羡林不仅对此书感兴趣，而且对此书的书评也感兴趣，他对周文斌在《光明日报》（1990年11月8日）发表的书评仔细地阅读，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话：
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扭转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即只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夸克、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它把相距甚远的方面的科学家带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种分工过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亦使整个数理科学开始改变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模糊学、混沌学是西方以前没有的科学，从模糊数学开始，以后又有模糊逻辑学、模糊语言学。人们天天说话，但没注意到自己的语言是模糊的。如说天气好，怎么叫好？天气暖，怎么叫暖？长得高，怎么叫高？这件事情好，怎么叫好？都是模糊的。人可以对这些问题仔细分析，追根问底，但是要讲清楚却很难。因此，混沌学被誉为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之后，20世纪科学的第三个伟大的发现。
而西方模糊学、混沌学的兴起，正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2．对中国文化特点重新认识
季羡林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经常驻足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文之前。其中有几句话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除了这段碑文，陈寅恪先生还为王国维写过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也有一段话：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当时，他对这些话的理解是，觉得它与王国维之死挂不上钩。因为王国维在溥仪被逐出宫时曾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惨变，义无再辱。”因此与罗振玉、柯绍忞等相约同殉，但未果，他认为这是耻辱，到1927年，韩复榘兵临北平城下，他不想再一次受辱，于是自沉于昆明湖。所以季羡林认为王国维是一种忠君思想，同什么“俗谛”、“思想自由”、“文化”有什么关联呢？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没有得到认真解决。
后来，他又对陈寅恪说的“中国文化定义：三纲六纪”，觉得非常奇怪。
最近一些年，季羡林读到时贤纪念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对王国维之死作了一点解释，但有点隔靴搔痒，没搔到痒处，于是便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观念·理念——笔者）者。
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诸父、诸舅、族人、朋友、师长、兄弟。这些话未免迂腐，也有糟粕，如“夫为妇纲”之类。君臣也不存在，但国家与人民却差堪比拟。所以，对这段话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字面，而应深入其内里。三纲六纪把一个人在社会中发生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处理人际关系。
这一点，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说得更为明确，他说：“中国文化所以能延绵数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实乃受两个因素所驱使，一是文字，二是纲纪，即礼也。依我多年所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个关系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季羡林认为，饶宗颐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意见是“英雄所见略同”。
因此，季羡林在此基础上解释王国维之死与重视人、重视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中国文化特点有关，既然中国文化偏重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的骨架是三纲六纪，所以王国维之死表面上看是臣殉君，但从更深一层的内涵上看，说他是殉中国文化更为合情合理。
即便在今天，在国内讲安定团结，在国际讲“和为贵”，主张和平。而人际关系、国际关系都要有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此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纲纪犹如大街上的红绿灯，没有红绿灯，大街上会何等混乱，一想就明白。所以中国的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证。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
这种伦理关系具体到每一个人，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从一个人的修养，一直到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就是因为中国儒家文化的重点是人，重心是解决人的问题，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就会安宁，才会发展。
在此基础上，季羡林反对只发展经济不注重道德建设的现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头几年有一种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并不笼统地反对这种说法，但认为不全面，真正的理想，应该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化和经济相结合，那么文化能发展，经济也能发展。他希望有远大眼光的企业家不应追求在财产后边加“0”，而应该贡献给国家，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能够做到经济和文化互相搭台互相唱戏，是最好的。
3．人学
人际关系属于人学的范畴，季羡林重视人际关系，自然也重视人学。
人学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科学，牵涉到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中国，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人学”这一概念的是近代学者廖平。廖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他生于1852年，卒于1932年，早年受学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曾任教尊经书院、四川国学院，撰有《知圣篇》、《群刘篇》，又有《今古学考》、《孔经哲学发微》，其中有些论点受到康有为推崇，并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加以继承。廖平的著作《孔经哲学发微》中提到了“天学”、“人学”、“王伯学”等概念。“天学”是研究六合以外之学，“人学”则是“六合以内之学”，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学问。他认为《春秋》是“王伯学”的经典，“治国学”以《王制》为之传；《尚书》为“皇帝学”的经典，“平天下学”以《周礼》为之传；这些皆属于“六合以内”的事，所以称“人学”。“天学”的经典则是《诗》、《乐》、《易》，“游神变化，不可方物”。廖平还认为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教）皆归“天学”。廖平的著作编为《六译馆丛书》，但《孔经哲学发微》未编入其中。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战后，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始，兴起了大谈文化的思潮。二战后，又从存在主义的著作开始，大谈“人论”、“人学”。文化和人学相联系，文化是人的产物，而人也是文化的产物。关键是人是什么的问题。
人类对自己是什么的初步答案，周辅成先生认为早在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时代，就提出了古埃及人对“人”的看法：它以奇特的形体让人知道，人并非是不朽的东西，它是从兽转化来的，有聪明的头脑，有勇猛的体力，人是智勇双全的东西。
而季羡林则从他独特的“天人合一”论观点入手来谈人学。
他认为，人类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成为“万物之灵”。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今天，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了。但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人有点像孙悟空，一个筋斗跳十万八千里，神通可谓大矣，自以为到了天地尽头，在五根大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这如来的手心，对人类来说，就是人类本身。
原因在于人对于自己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躯体，了解得实在太可怜了。这样一个“人”，不管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所知不多。
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人对躯体确已有所了解，对人体骨骼，甚至骨头的数目，都能了解；对脉络，甚至对血液流动的规律，也都能掌握。但是一进入神经领域，人类便捉襟见肘。光靠解剖刀无能为力，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解剖刀一下，也立即变为死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也只有望刀兴叹了。至于人体特异功能，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等，在人类历史上都逐渐有所了解，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改朝换代，到今天，则促成了全球大震荡，几乎有一个民族就要形成一个国家。其根源何在，也是无法说清楚的。
至于人与天的关系，人类没能处理好。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口口声声要“征服自然”，但一旦触犯了大自然，它的惩罚却是十分严峻、十分可怕的，今天已有许多冷酷的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人还在懵懵懂懂，包括一些有权势者，还“错把杭州当汴州”，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季羡林认为人学的关键是解决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兼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问题，而中心环节是“人”，把“人”弄清楚，而“人学”尚矣。
季羡林提倡不要忽视“人性”的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抽象人性论，而抽象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开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了。
他从宋赵与旹《宾退录》卷九中摘了一条笔记：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则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这几篇文学作品确实碰到人内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灵魂，使人受到感动，得到“净化”。原因就在于文学作品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之外，还有个“人性”的问题。清代诗人赵瓯北高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说的就是这种“人性”。李白、杜甫的诗到今天，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让人读来仍感觉新鲜，中国和外国都还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其原因就在于能触到人的灵魂，引起共鸣，而能引起这种共鸣的就是这个“人性”。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4．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
季羡林既然是个“大杂家”，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事实上，季羡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是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启动，开始于1978年。局内人都知道，季羡林在一开始，就大力支持首任总编辑姜椿芳先生，出任《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那时，他已身兼数职，《罗摩衍那》的翻译还未竣工，但仍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1979年7月召开《外国文学》卷第一次会议，他又兼任了南亚文学主编。
与季羡林联系的编辑人员，从来没遭到过拒绝，要求他办的事无不答应，甚至一些琐碎的小事也乐于帮助解决。
但季羡林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坦诚地解剖自己说：
我对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我最初确实认识很不够。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我记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庆，在广州，在杭州，当然也在北京，我参加的会内容颇为复杂，宗教、历史、文学、语言都有。姜老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惟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但是，说句老实话，同样内容的讲话我至少听过三四次，我觉得简直有点厌烦了。可是，到了最后，我一下子“顿悟”过来，他那种执著坚忍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
《外国文学》卷在进入撰写阶段以后，碰到了不少困难，因此有人表现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主张推迟编写，因为条件尚不具备。1980年7月，编委会在莫干山开会。冯至是主编，季羡林是副主编。季羡林力主编写工作不能推迟。他不仅审稿，而且还自己写稿，《跋弥》、《佛本生故事》、《迦梨陀婆》、《罗摩衍那》、《印度巴利语文学》、《印度俗语文学》、《五卷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而这些辞条都是在1980年就完成了的。
1982年《外国文学》卷2册相继出版，季羡林又写了一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评价》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1982年第5期上。他肯定了这部360万字的大著作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而参加编写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学与科研机构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特书。就在这篇文章中，季羡林提出了他的“百科全书”观：其一，论述应当客观、全面，应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不以“政治态度”定优劣，论取舍；其二，资料必须准确、丰富，要有最新资料，反对固步自封；其三，东方与西方，大国与小国，要正确对待，既重视第三世界，破除欧洲中心论，又不轻视西方；其四，按成就和贡献大小确定是否立条及条目字数，各国的条目和字数要保持相对平衡；其五，文体力求一致；其六，译名务须统一。这些观点被认为丰富了《大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和编写体例，特别是前四条，完全是亲身经验的实践的总结，没有一本现成的书可以借鉴。
1982年，季羡林又出任《语言文字》卷的编委会主任委员，并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这时他工作更为繁忙，对大百科的工作却热心如故。
对《语言文字》卷的编写工作，季羡林和吕叔湘都全力支持，并加以鼓励。季羡林对编写人员动情地说：“椿芳同志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不能后退。”他自己身先士卒，写了《吐火罗语》、《印度伊朗语族》、《宰利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达罗毗荼语系》等辞条。
1985年12月，为了修改许国璋先生的两个辞条，季羡林亲自出面。出门那天，天气阴冷，北风呼啸，似乎有意阻止他出门。但他毫不在意，只穿中山装，戴一顶鸭舌帽，不加风衣，也不披大衣，要不到车，便与编辑人员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学院。汽车上没有人让座，他就一直站着。到了许国璋家里，他恳切陈词，与许先生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许国璋叫了一部车把季羡林送回家。
在这之前，季羡林虽然与许国璋有交往，但并不算很多，通过大百科全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这也可以说是大百科全书的一个副产品吧。
5．投身于中国文化书院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正成气候，后来的“文化热”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在系内外、校内外几个老教授季羡林、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楼宇烈、朱伯崑、庞朴等先生的支持下，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一样，是学者的讲学之所，与官方所办的正规学府有一定的区别。中国从唐代始兴书院，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以乾元院为丽正书院，当时的任务是校刊、收藏“古今之经籍”，以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并荐举贤才和提供建议，供皇帝参考和选用。这是官办的书院。私人办的书院则是贞观九年（635）在遂宁县所办的张九宗书院。宋初，大力兴办书院，书院规模也逐渐扩大。宋代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号称“四大书院”。南宋时，书院遍及全国，每一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处，石鼓书院是李士真讲学处，应天府书院是戚舜宾的讲学处，岳麓书院是周式讲学处，后在南宋由朱熹仿白鹿洞书院，设立学规。元明清三代，书院或兴或废，持续不断。
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旨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裨益。但它并不是像历史上的书院那样是某一学派的讲学之所，而是继承北京大学的传统，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可以在这里讨论，甚至交锋。一群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真正是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
书院创办之时，季羡林便被聘为导师，后来一直是该书院的名导师之一，并被聘为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1994年是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之际，十年来它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季羡林兴奋地说：
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季羡林本人为中国文化书院所做的贡献，一方面是他为书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作学术演讲，谈治学经验，另一方面，又为文化书院主持学术著作的编撰与出版。仅在最近一些年，由季羡林任主编的大型丛书，就有《神州文化集成丛书》，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对象不限于大陆，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在里边，原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读者越多越好。在已经出版的文化交流类中，十部著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在日本》、《中国文化在朝鲜》、《中国文化在越南》、《中国文化在欧洲》、《中国文化在美国》、《中国文化在苏俄》、《丝绸之路》、《徐光启与利玛窦》、《孔子与伏尔泰》，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季羡林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
人们不会知道，在为中国文化书院主持项目的同时，季羡林还在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撰写《东方文化集成》担任总主编。工程已于1995年启动，准备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用十年时间，撰写出版五百种著作，涵盖东方各国文化，内容浩博，规模宏伟。此工程最初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承担，其出版必对弘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出版社有所更动，现在已经出版了100多部，还在陆续出版之中。
这就可见季羡林为中国文化书院付出的劳动是多么宝贵了，其工作之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点，从季羡林为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编成的《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一书的《序》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我们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
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分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
正因为创业之艰难，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对书院取得的成就，书院人都是很珍惜很自豪的。在21世纪到来之后，书院人更为深知自己肩头担子之重，因为新世纪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给中华文化、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而在它来临之前，书院要为此做好准备。他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目标把他们拉到一起，年老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因此，面前虽然还有困难，但季羡林认为，老中青三代非常团结，目标一致，事业正义，认识又一致，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同心协力，就会克服困难。对书院的前途，季羡林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理毕竟胜利”，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游的一句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6．出任《传世藏书》总编
几乎在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持重大项目之时，另一个大型图书出版工程也在第三个战场进行着，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组织并全额投资1．5亿元人民币制作的古籍整理工程《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是国家“八五”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之后二百多年来，最大最系统的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启动于“八五”计划期间，由季羡林任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城、戴文葆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并组成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克勤、刘波、李频出任。全国二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参与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至清末要籍一千种，总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一百二十三册。
该工程的初衷，是感叹中华典藏丰伟，但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便想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喜读书的普通人，足不出户，能随时阅读，汲取知识，充实思想。
这样一个大工程，困难多矣。经费筹措难，排印难。此书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但为了读者方便，有巧不取，决心横排、简体加标点，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千百倍工作量，就使工作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在关键的时刻，季羡林为工作委员会打气，鼓之以真情实感：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于是，编写人员有了劲头，他们下决心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坚信“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在工程启动之后，编撰人员少娱乐，少贪睡，不闲适，多工作；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候，一本书标点了，编辑了，校勘了，会忽然因为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只得一切从头另来。
这样一件出版界的大好事，偏偏有人无端非议，指责设计时专注在“藏”，但并不实用，不收选本，不收注释，很可能成为有钱人摆在书柜里的装饰，于弘扬中华文化用处不大。也有人指责季羡林好大喜功。其实，季羡林早就功成名就，学界泰斗的地位早已确定，现在什么也不干，这个地位也不可动摇。对这样指责的人来说，他们的逻辑依然是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不然，该做何解释呢？
当全书出版工作告竣之后，季羡林于1996年10月11日晚上九点半，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济南，10月1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北大教授季羡林、中国建行山东分行为山大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的“《传世藏书》捐赠仪式”，季羡林为母校捐赠了一套，建设银行山东分行捐赠了一套，每套价值六万八千元。
目前，这两套书已经编码启用，以文史哲见长的山东大学莘莘学子，已经享受到季羡林贡献给中华民族这份厚礼的精神营养，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将依赖这套丛书而诞生。山大学子们衷心感谢季羡林老学长！
7．出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撰
这是又一个战场，又一个宏大的项目，就是编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主持人、总编撰是季羡林，因为此工程的策划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出版工作委员会认为，担此重任者，非季羡林莫属！
修撰这套大型丛书的起因，是因为《四库全书》虽网罗典籍3461种，70309卷，号称中国传统文化之总汇，但此书并不全，这也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因为大量不合清王朝口味的，或列为存目，或遭禁毁。仅列存目的，就有6793种，93551卷，约占当时传世典籍的一多半。加之清中叶以来，多有国难，文献散亡，存目者十丧三四，如再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开发利用，且有继续亡佚之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这一理由，策划者决定出版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出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组成了以季羡林为总编撰的编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收录了散藏在全国和欧、美、日等国家的200余家图书馆四库存目书4000种，6万余卷，分成约1200册，分为百卷（总目），经、史、子、集四部，尾卷（索引）。这部丛书收录的，其中有三成是孤本，许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实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必备，堪称保存古代文献之盛举。
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比比皆是。
对研究哲学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的有李贽《藏书》、《续藏书》，张居正《太岳集》、王廷相《雅述》、《慎言》，吕坤《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方以智《药地炮庄》、颜元《存学编》、《存性编》，李塨《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辨业》、《恕谷文集》，李颙《四书反身录》、《二曲集》，黄宗羲《南雷文定》等。
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引人注目者有《元典章》、《皇元圣武亲征录》、郑麟趾《高丽史》、雷礼《皇明大政记》、傅维鳞《明书》等。野史笔记杂录中姚汝能《安禄山事迹》、陶宗仪《草莽私录》、黄瑜《双槐岁钞》、田艺蘅《留青日札》、陈全之《蓬窗日录》、焦竑《玉堂丛语》、何良俊《四反斋丛说》、朱国桢《涌幢小品》、文秉《先拨志始》、蒋平阶《东林始末》都很有价值。
地理类值得注意的有刘侗《帝京景物略》、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崧《百城烟水》等。
文学类有郎瑛《七修类稿》、吕子孝《玉霄仙明珠集》、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孙枝蔚《溉堂集》、万钶《诗经类考》、胡应麟《诗薮》、沈雄《古今词语》、叶燮《原诗》等诗文评著述都很值得注意。
其他如小学类《四声切韵表》、《黄公说字》、《汇雅》，目录类《国史经籍志》、《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医家类《难经经释》、《临证指南医案》、《医史》、《疮疡经验全书》，天文算法类《算法统宗》、《勾股述》、《天经或问后集》，农家类《沈氏农书》，艺术类《法书通释》，刑法类《洗冤集录》、《刑统赋》，杂家类《西学凡》、《辨学遗牍》、《天主实义》、《灵言蠡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释家类《佛祖统记》、《南宋元明僧宝传》等，都是极有价值的珍贵典籍。
四库存目书之价值如此重要，近代以来学者多有肯定和使用，如梁启超、陈垣、郑振铎、谢国桢等人都是。因此，“四库存目书可以说是珍品杂陈，琳琅满目，难以尽数”。
对这样有价值的大型丛书，也有人出来横加指责，什么名字便不通啦，大就一定好吗？什么既不经济，也无必要啦；什么在文化史上将流为笑谈啦。好事者批评说：“好大未必能成其大，急功未必能成其功。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正不必一见‘大’，便为吹嘘，替它做广告”，甚至作打油诗说：文化弘扬事可歌，急功近利反蹉跎；真知灼见千般少，充数滥竽一个多。
对这样的讽刺、挖苦，急于想读书的读者忍受不了，丛书编委会、工委会自然更忍受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宽厚出名的季羡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他不理解，为什么做几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为有利的事，偏偏有人出来反对，他写信给发表讽刺画、文的《读书》编辑部说：
我本来想充当一次哑巴，现在已经逼到哑巴头上，不说话不行了。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总怀疑，你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四库全书》。你们不妨驾临图书馆去翻阅几分钟，这样总比闭着眼睛瞎说要好，这样也能保护你们自己的面子。
他又说：
我只是感觉到文化学术界这样的一件大事，事关我们全体的名声，我不能不说几句话，私心不能没有一点，但是主要出之公心。
最近几年，季羡林写《糖史》，不管春夏秋冬，不顾酷暑严寒，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四库全书》，《糖史》中的很多资料，就来自《四库全书》。
连着两天，季羡林给《读书》写了两封长信，道出了读者和编者们的心声，使他们有了信心，感到这样的话由他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
是的，没有人能阻挡住这一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的推进，从1994年开始编撰，1995年首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国内外名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快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世界周刊》、《澳门日报》、《商报》、《大公报》、《联合报》等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和《传世藏书》一样，季羡林相信“真理毕竟胜利”。而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还未杀青，季羡林又担任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的《胡适全集》的主编。
季羡林就这样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开拓，这正应了曹操的那首《龟虽寿》诗所说：
老骥伏枥，
志在于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四、道德文章
1．光风霁月
中国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喜欢讲气象，气象本是指大气中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状态的统称，有时也在景象、光景的意义上使用。但理学家所讲的“气象”均不是指这两方面的意义，而是指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境界。程颐为程颢作《明道先生行状》，说：
先生资禀即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这里程颐所说，均属程颢的“气象”，显系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兼而言之。另有黄山谷（庭坚）说理学家周敦颐：
濂溪先生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这样一个对周敦颐气象的评价，可以说是抓住了本质，所以这个评价深得后来理学家的赞许。
这样的话，用来评价季羡林，也完全适用，毫无夸张。
季羡林道德境界之高尚，在学术界一直传为美谈，学人多有品评，这些品评多是将道德文章放在一起，这里姑且做一个集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季羡林不能整，他是国宝。民盟中央主席、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教授说：要学习季老的优良品德，因为季老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著名外国文学家、诗人冯至先生借用歌德的两句格言诗改为第二人称献给季羡林：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时间是你的财产，你的田地是时间。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均对季羡林有极高评价，如称他为“元老级的东洋学者”，“东亚，包括日本，最伟大的印度学家”等等。
张中行先生说：他会得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国际友人韩素音女士说：我真是幸运，能与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季羡林教授相遇，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我对他的尊敬和称赞愈益增长。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成果，他从来没有放弃坚持一切都要优秀的原则。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他这样谦虚，可以让人们跟他谈论那些他其实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话题。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他毫不追求权力、财富或者被人颂扬，他整个地献身于他的国家和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榜样。
张学书说他俭以养德，爱国情深，律己谨严，待人以礼。
彭定安说：他脸上含着平和的微笑，平易近人极了。一切都深蕴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是融汇于、包容在深层文化、高度修养、自在人格中的一种“天然自成”的形象。他真正是学贯中西古今，然而从穿戴到神情，竟没有一点外在的洋味，却深深地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学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风骨三者统一融汇而形成的儒者气度，这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装备，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现代文化的深厚营养而形成的气质与风格。
白化文为季羡林八十岁生日献寿联有“岱岳华巅”、“宗师鹤寿”句，首嵌“岱宗”二字，译为“学界泰斗”。他又为季羡林八十五岁生日献寿联一副：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谢方说：他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简朴，却拥有一个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
谢冕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黄伟经说：他那质朴的穿着、随和的举止，一下子让我这个晚辈大大地缩小了跟他的距离，在我心里增添了一种亲切感。他自幼至老都有着“乡下人”的朴实、执著、勤奋、坚忍、耿直，和作为学者的睿智和宽容。
袁行霈说：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
刘烜说：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圆融之智，与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加上山东大汉的倔强的民族精神，融汇贯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季羡林的名字，将作为21世纪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闪烁着光彩。
梁披云为季羡林题写的条幅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世界开太平；对联是：德寿无量，日月长明。
叶稚珊说：没有人会为他的沉默而拘束，同座的人都会分享到一种熨帖平淡的温暖和宁静。不在乎他说了什么没有，很在乎他来了，满是智慧的大额头有几分像寿星的季先生来了，气氛就不一样。
许明说：第一次去见季老时，心中并没有那种惶惶不安的朝圣感，这往往是后生的迂钝之处：不知自己正在与历史遭遇，季羡林是注定要写进中国学术史与中国文化史的。
乐黛云说：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学习了您的风范。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太不够。
王文宏说：季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头上的光环是由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等等组合而成，这光环散发的光彩已是夺目照人，他为一代一代的学子指明了学术之路，然而光环的底蕴还有一束潜在的灵光，那是来自先生心灵的照射，这心灵之光便是先生不同于一般学者不同的风范，是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
辛岛静志说：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他治学的方法，还有他治学的态度，做人的准则。无论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先生的言行总会引导我远离世俗，让我心平气和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做人。
陶东风说：季老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又坚持非常专门的（甚至可以说是冷僻的）学术研究、兼具思想家与学问家性格的学者，这一点使我获益匪浅。
李春林说：先生的气质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他既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实践者，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儒者应该道德文章双修，言传身教兼备，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样。
这一段段毫无联系的话，用不着刻意追求把它们加以逻辑化，就让它们是散落的珍珠好了，不用人为地把它们用绳子串起来。但是，从这种朴素的排列中，完全不难看出季羡林那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般的道德，如光风霁月般让人肃然起敬。
季羡林的道德文章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2003年9月9日9时4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说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渊博的学识和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堪称学界楷模。在不到两年的2005年7月29日上午9时许，他又到解放军301医院康复楼探望季羡林先生，祝贺他的94周岁生日。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温家宝还特别说到他“最喜欢的话：真情”，“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季羡林坦承“三真”是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这次短时间的探视和拜访，揭示了季羡林的两个优秀品质：爱国主义和“三真”。在这之后的8月17日，温家宝又写亲笔信，对季羡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誉他“先生苦学不倦，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学问深刻，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实为人中麟凤。先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尤为人之楷模。先生的人品深为我所景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人品道德。2006年8月6日温家宝第三次去给季羡林祝寿，给他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说季羡林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还对他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到2008年，季羡林一年获得国外三个重要荣誉，是对他道德文章的充分肯定。1月27日，据《印度时报》网站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日前批准了2008年度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padmaaward）授奖名单，包括印度本国在内全世界共有135人获得这一大奖，在这135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获奖者当属97岁的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印度媒体用“‘莲花奖’首次跨越喜马拉雅山”来形容这次特殊又迟到的授奖。
5月12日，日本学士院正式聘任季羡林先生为客座院士。至此，季羡林先生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得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身份的中国籍会员，也是国际印度学领域获此殊荣的第三人。在他之前，唯有两名法国印度学领域的学者sylvainlévi（1863—1935）以及louisrenou（1896—1966）曾获得此项殊荣。
9月27日，德国哥廷根大学颁发证书，授予季羡林教授、博士为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证书说：
值此2008年第一届国际校友返校之际，哥廷根大学授予季羡林教授、博士2008年哥廷根校友荣誉称号。
季羡林生于中国，1935—1945年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1941年获梵文博士学衔，上世纪80年代，他撰写《留德十年》，为哥廷根大学在中国塑造了形象，由他描述的德国学术生活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一直延续至今。
哥廷根大学校长库尔特·冯·费古拉教授、博士
哥廷根2008年9月27日
2．学者散文的风格
季羡林一生和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最初他并非一开始便创作散文，他最早是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是他十七岁在家辍学时创作的，用希逋的笔名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进入高中三年级，他写论文《现代文艺的使命》，但文章未及发表。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他首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老妇》、《世界的末日》、《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等散文名篇，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的《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从这时起，他便喜欢上了散文这一形式。后来，他又于1931年翻译了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pearsallsmith）的《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其中末节有“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几句颇有印象派绘画式的风格对他产生了影响，并有意师法这篇散文，于1933年创作了他的散文处女作《枸杞树》，发表在同年12月27、3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这篇文章写他高中毕业进北京参加高考的经历，文章很耐读，报纸分两天把它发表完，这给季羡林以极大的鼓励，从此写作散文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坚持到现在，有六十多年散文创作的经验了。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结集出版的就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香港）、《季羡林散文集》（中文版，日文版名为《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季羡林小品》、《万泉集》、《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季羡林散文选集》、《赋得永久的悔》、《怀旧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絮语》（其中散文占一半），《留德十年》、《季羡林自传》、《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也可归入散文一类，另外还有几部在编排中。
日本汉学家依田熹家在《季羡林散文集》日译本的《译者后记》中，曾这样评价季羡林散文创作的价值：
读了这一系列文章以后，笔者感到它恰好传达了从五四运动直到现代，在动荡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尤其是季羡林先生这样将中国自古而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和西欧最高学术水平集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是代表了这一方面的典型。日本关于这一方面的介绍虽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多，而且像这样几乎跨越了那整个时代的例子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
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的上乘之作，可以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他被诗人牛汉谑称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季羡林的散文被当做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缩影，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散文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特点，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变迁过程中，蕴含着的一种流动着的一贯的人格精神。有人将他的散文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前期（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抑郁隐晦，中期（五、六十年代）明快昂扬，后期（七十年代后期至今）朴实无华。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的散文仍有一种贯彻始终的统一的风格。
季羡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广有涉猎，都有所汲取。《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肩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他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他写文章，哪怕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使用一种风格，而是尽可能地把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结果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这样写出来的散文，或如行云，舒卷自如；或如流水，潺湲通畅；或加淡妆，朴素无华；或加浓抹，五色相宜。长达数千字的，不厌其长；短至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的，不觉其短；全都灵活方便，得心应手，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描绘风景，都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在他笔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封一邑，都能焕发光彩，增添情趣。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彩，因小见大，余味无穷，兼师东西，独辟蹊径。
近代浙江金华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评价《左传》的佳处，在于老健者，笔能截铁，句可掷金；风华者，华锦天章，灿然炫目；变化者，叙事或预点于前，或齐列于中，或悬缀于末，不为一律，无非神妙；波澜者，或引诗词，或说梦兆，或详卜筮，其最得意者，在追述旧事中故作奇峰插天，即平叙者，亦必一唱三叹，淋漓尽致；……又评论《战国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结，单刀直入，脱尽装点，且其气雄力劲，笔秀神清，词腴而不肤，色妍而骨俊。评论《史记》说，笔端变化，或起或伏，或即或离，纵横出没，不可捉摸，有识者读之，知一索可贯千钱，得贯之具，虽数万散钱，无难瞬息约束之矣，所以纵令篇幅广长，端绪纷错，而章法脉理无不显然可见。
读季羡林的散文，大体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感觉。宗璞说他的散文，对于整个大自然都是心有灵犀，相知相通的，这些对自然的领悟，形成他散文的特色。张颐雯评价说，他的散文淡淡然全无雕琢，浑然一体，在沧桑的底子上，有种明澈与乐观的精神存在。这是“渐近自然”的至高境界，这种人生的达观态度和哲思的智慧，绝非单纯文字技巧可以达到。李侃评论说：这些散文，真挚、平易、亲切，在朴实中蕴涵着佳美，在静穆中饱含着热情。
季羡林的散文能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可以从唐彪的这段话得到解释：
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文成之后，自以为辞意皆己出也，他人视之，则以为句句皆从他文脱胎也。非熟之至，能如此乎？是境也，惟亲至者乃知之，能言之也。
季羡林的散文就带有这种性质。有人请教季羡林，写散文要注意些什么？他回答说：照我的体会，写散文要注意艺术上的提高。比如开头、结尾都不容易，作者要背点古文，还应做点传统的语言训练，比如做对子。所以他的散文朴实、淳厚，技巧用得使人感觉不出来，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充满着睿智，饱含着独特的人生经验。他的散文，看来质朴无华，没有什么雕刻和修饰，实际上光彩照人、韵味无穷，这正是他运用语言高超之处。
当然，季羡林的散文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它是作者真情实感的体现。他自己说：
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
结果，他真有所感，就开始动笔写文章，所以他始终强调一个“真”字。在“真”的原则指导下，他又采用像谱乐曲那样的写法，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得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就使这些散文是为情而造文的佳作，而非为文而造情的滥制品，能启人心锁，打开心结。使人读起来，能深深体会到，亲切似长者，真诚似友人，宛如故人正促膝交谈，于不知不觉中，被那充盈的激情擒住双臂，在无垠的雪地里随心所欲地跳起了华尔兹。
总之，季羡林的散文，饱含诗情画意，其中感人肺腑的激情和扣人心弦的文笔，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准的，之所以能达到高质量和高水准，是由于他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没有激动，也就是没有灵感，他是从不提笔写散文的。用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也就是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
季羡林的散文，之所以充诸报端和文艺刊物，其散文集一本又一本，一编再编，一版再版，其原因正在这里。
可以借用彭定安的一段话，对季羡林的散文作一个总的评价。他认为现在有一种“学者散文”的说法，季先生的散文足以当之，这是因为：
先生的散文，从年轻时写的早期之作，到现今已属耄耋之年所写文字，都贯穿着一种文如其人的平实素朴的风格韵味，有真挚之情，而且丰厚深沉、委婉细腻，然而却又深蕴浅露，平实朴素地表达出来，有对中外风情、人事世势、师生友朋、学术艺文等等的观察、记述、感应和评议，但也都是平实素朴而底蕴深沉，其情之发也，风物人情自然之感触反应，真理之阐释也，是高屋建瓴、识见独具，然亦以明白晓畅之形式出之，有真情实感在，有事理在，然而无丝毫做作、无些微卖弄，是真的情感、真的学问，像自然、像事物、像真理本身那样素朴……我们正可以提出“清新俊逸”四字来标示季先生散文的风格，而文能至此，却非仅仅文字之功所可得，而是思想、情感既真且深，即有“内秀”才可。先生之文，无论是情感、思理、感怀、言志、述事、评人，还是状物、写景、玄想，都是本色天然，又经过惨淡经营，但又不露痕迹。
……先生散文的叙述话语和范型，都是口语化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像日常言谈那样平易，然而思想情感与评议又是融汇中西思想文化的，语言是经过加工锤炼的，而且，时来抒情之笔，逸兴飞思，走笔龙蛇。所以，总体上畅顺而有韵致、淡而有内秀，整个叙述，跌宕起伏、逶迤婉转，像中国的淡墨画，像中国的古琴笙箫奏出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还有一点，先生的散文，总是透着一种深沉不露的幽默感，这是文章的吸引力源泉之一，这是他对人间体事、人情世态以至学术艺文参透彻悟后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意的曲折而自然的表露。
正因如此，季先生的散文，在叙事记人，是写他者，但在这过程中，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篇篇都潜隐着他自己：他的身影，他的思想情感、价值标准、行为准则、道德信条、人生态度、审美理想等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可读之处和学问所在。
3．直面对“我”
人生确实是个大舞台，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
拿学者层面来说，就有多种多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分为“真”、“伪”两类。商品有真有假，学界也差不多，确有真学者，他们往往是默默耕耘，晦迹韬光，与世无忤，不事张扬。但他们不像禅宗“不立文字”，也写文章。与真学者相对的就是伪学者，这种人会抢镜头，爱讲排场，不管耕耘，专事张扬。他们当然会写文章，但他们的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有的则塞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词语，同样是不知所云。他们实际上都是以艰深文浅陋，以“摩登”文浅陋。对这样的伪学者，季羡林当然不曾赞一词，他们的文章，他不敢读，不愿读，读也读不懂。
拿老年人来说，有些人愁这愁那：一方面为子孙积财，甚至不择手段；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身后着想，修造坟场，筹建祠堂；这是有钱人的事。没钱的老年人心事也不少，想为子孙积攒钱财，又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财积不成，又良心难安，等到大限来到之时，还是两手空空，抱着无限负疚的心情，去见阎罗大王。
季羡林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老年人，所以他时时剖析自己，直面对“我”。
季羡林首先剖析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但他们又是极难对付的家伙，感觉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候，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知识分子是“面子”的主要卫道士。与面子有关的是处世，即隐居或出仕，有人标榜自己无意为官，实则相反。“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高卧隆中，表面是隐居，实则最关心国家大事，“信息源”非常多，《隆中对》表明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却又偏让刘备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就是因为一个面子。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本来贫无立锥之地，却偏喜欢拼命，拼这一身老骨头，称这为“骨气”。中国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鉴于此，季羡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但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有一个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
剖析完中国知识分子，季羡林又剖析自己。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人对自己的“我”本应十分了解，然而却不尽然。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己，所以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季羡林自己觉得是认识自己的，但剖析自己有点过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不多，反而是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在文学作品方面，自己满意的也屈指可数，连散文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在品行方面，他有自己的看法，对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的标准是：
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他坦诚地解剖自己说：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季羡林之所以是一个“好人”，原因是他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思想都必须改造。思想改造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而他则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
思想改造必须结合道德修养一块进行。季羡林认为，道德应该从责任感、是非感两方面来谈。是非、责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就是关系到祖国，关系到人民，关系到世界，也就是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主义。这是大是大非，责任也在这个地方。为此，季羡林一再提倡弘扬爱国主义的问题。
而爱国主义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日本军国主义、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就是。而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爱我们的国家，中国受别人的侵略，起来反抗，这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是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爱我们祖国的文化。
季羡林本人这两种爱国主义是都具备的，且深入到具体细微之处，如在一次罕见的大旱之中，忽然下起了一场春雨。这是1995年4月13日，季羡林一大早就坐到隔成一个小房间的阳台上，准备同一种“死文字”拼命了，这本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或“梵文、巴利文”。而阳台顶上有块大铁皮，雨敲铁皮的声音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原因何在呢？
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梁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
这显然是爱国主义情怀所致。因为在季羡林看来，乡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山东有山东的乡土，具体到一县有一县的“乡土”，这同爱国主义有紧密联系，你要知道本县、本省、本国可爱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爱国主义，就应该从“乡土”讲起，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确实伟大，确实值得爱，到这时候，爱国主义才是真的。所以，当他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他钻研着古老的文字，决心为国争气争光，两种爱国主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思想家中村元博土在为《季羡林散文集》的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最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中国学者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取得了梵文和南亚研究的成绩，日本人觉得过去对中国的南亚研究评价已经过时了。怎么能说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这正是深层次地弘扬爱国主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邓文宽和荣新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出版之际，季羡林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书是在国内外众多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严肃认真，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汇中西，贯通古今，阐幽发微，细入毫发，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一大贡献。“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当然，季羡林也不限于在大是大非方面进行道德锤炼，直面对“我”。他不仅要求做到“大德敦化”，也要求做到“小德川流”。
他个人观察到，老年人喜欢讲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个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结果如何？一想便知。他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时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一看，老人家的发言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悬河泻水”哩。因此，他对老年人主要是对自己，提出了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既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人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本是老年人的优点，但是以此为包袱，便会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结果唠唠叨叨，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平常和人谈话，他一般总是保持一米的距离。道德修养之细致入微，非一般人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