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珍惜每一寸时光。
你学识渊博，对中西文化，
最有资格比较衡量。
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
探及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
熟悉季羡林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衣着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春秋是一身蓝涤卡中山装，夏天则或是灰色中山装，或普通白衬衣。这些衣服的式样，从上世纪50年代到今天，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
在衣着方面，季羡林向来是保守的。刚解放时，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异常别扭。而一旦换上了中山装，他则干脆不脱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1994年5月，季羡林去泰国曼谷访问，在泰国华人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宴会上，见到了在清华读书时崇拜的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郎先生已经104岁，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头发花白，但没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稳健，耳聪目明，最吸引他的是郎先生的衣着，仍然穿着长衫。他心里清楚，在解放前，长衫是流行的，它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因此看了郎先生的长衫，心中大感欣慰，联想到了自己：
我身上这一套中山装，久为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士们所讽刺。我表面上置若罔闻，由于某种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点嘀咕。中山装同长衫比起来，还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进博物馆的话，它还要排在长衫的后面。然而久已绝迹于大陆的长衫，不意竟在曼谷见到。我身上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并不那么陈腐落后了。这一种意外的简直像天外飞来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
从这里不难看出，季羡林几十年“顽固不化”，穿着中山装，是有某种心理作用，实际上，他是把中山装看做是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时时警惕着，绝不和世俗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他注重的，不是衣着的华丽，而是心灵和精神境界的超升。
不仅对衣着，就是对家中的陈设，季羡林也绝对不去刻意追求现代气息，甚至给人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是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朴实之外，是什么也没有。就连老伴彭德华，在大都市里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以忠厚待人，人缘最好。张中行到季羡林家里去，最感吃惊的就是室内缺乏现代气息，陈旧。
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
衣服之外，是陈设的朴素，而陈设之外，则是饮食的朴素了。
季羡林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菜，再普通不过。他从来不挑食，不吃补品，不忌口，什么饭菜都能吃一些，他的饮食，品多类杂，吸取的东西往往注重综合性。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始终钟情于少年时代的家乡饮食习惯，绿豆小米粥，几乎与他的中山装一样，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成为他永远不换的美食佳肴。以至人们分不清，这到底是他长寿的良方，还是由于他一介学生的清贫？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修身齐家的一种自我约束？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耿引曾女士，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被季羡林所感动的情景：
（1972年）10月20日，北京已进入深秋季节，天气略有寒意。年过花甲的季羡林先生从燕园出发，辗转几趟公共汽车，按邀请时间准时抵达博物馆展所。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中午稍作小憩，以博物馆食堂提供的四只猪肉白菜包子和一碗稀粥为食，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浏览了上下两层8千平方米的展室，边看边谈出自己对中国通史陈列的意见。
当时季羡林还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工、军宣队批判的对象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参加通史陈列的审查，是明令让“控制使用”的。而通史陈列新变更的内容是突出农民起义，趋炎附势者这时是容易讨好的，但季羡林又一次用自己朴厚的性格顶住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巨大诱惑，决不牺牲学术为自己捞好处，他不附和极“左”思潮，仍然承认让步政策的重要意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齐鲁大地所祟尚的“大丈夫”品格在他身上有非常集中的体现。
几十年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季羡林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简朴，不注重物质享受，不追求物质利益，却有一个极为富有的精神世界。
对于季羡林来说，不仅仅是“朴素衣裳常在眼”，也不仅仅是朴素的陈设、朴素的饮食，因为“朴素”两字已经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中了，很容易就化为具体的行动。
熟悉季羡林的人们记得，那是北京缺水的季节，在季羡林家非常窄小的卫生间里，增添了一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装着满满的颜色有些发黑的水。外人不知道这桶水有什么用处，只是会发现有时只剩下半桶，有时候又是满的。住在他家的亲戚十分纳闷，这些黑色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北京缺水，季羡林就从楼前的湖中提水，用来冲洗马桶、墩布。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让亲戚们感动不已。人们如果都有这样的节水意识，就不会闹水荒了。
3．“微有颠意”寄木石
出生于鲁西北大平原上的季羡林，从小没见过山，曾想象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六岁进了济南，才见到了山，对山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
不知怎么一来，季羡林对山林木石有了一种特殊的爱好。这也许有点奇怪，石头有什么美可言，值得他这样一个大学者去爱好呢？只要是山区，遍地是石头，磕磕绊绊，走路都不方便，让人厌恶犹有不及，哪里会有什么美感呢？
季羡林不这样看。他认为，欣赏奇石，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审美情趣。南南北北，且不说那些名园，即使在最普通的花园中，都能够找到几块大小不等的太湖石，甚至假山。这些石头都能够给花园增添情趣，增添美感，再衬托上古木、修竹、花栏、草坪、曲水、清池、台榭、画廊等等，使整个花园成为一个审美的整体。错综与和谐统一，幽深与明朗并存，充分发挥出东方花园的魅力。他自己所住的朗润园，是明清名园燕园的一部分。燕园中就有多处怪石古石，据说都是明末朱万钟花费惊人巨资，从南方运来的。
石头之受人青睐，是因其奇而美，奇而美在四个字：透、漏、秀、皱，最忌平板，玲珑剔透，才显现奇美。
季羡林不光喜欢大奇石，小石头他也同样有激情，甚至很内行。如他在济南高中教学的时候，在山水沟无意用低价买到一块寿山石中的精品田黄。如雨花石，产在南京，但大名垂宇宙，却由来久矣。他从报刊上读到一则关于雨花石的报道，说有一块石头上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像，宛然如书上画的，或庙中塑的，形态毕具，丝毫不爽。还有一石，花纹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形象生动，不容同任何人、神、鬼、怪混淆。这些都是鬼斧神工，本色天成，非人力之所能为。
他还喜欢用小山小石组成的盆景，一座只有几寸至多一尺来高的石头山，再陪衬上几棵极为矮小却具有参天之势的树，望之就如泰岳，巍峨崇峻，咫尺千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了。
因此，对奇特的石头，不管大块与小块，他都情有独钟，成为他的审美情趣。在眼下，文化一词极为流行，什么东西都是文化，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甚至连盐和煤都成了文化，干脆来一个石文化，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季羡林认识一位原南京东方语专的毕业生周镇荣先生，引以为北大校友。1993年10月，在昆明参加纪念郑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周镇荣赠送给他一块奇石，让他分享了奇石之美。1994年，季羡林在曼谷又参观周镇荣先生创建的奇石馆，更让他大吃一惊。
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花八门，大大小小，方方圆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我搜索枯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带数目字的俗语都搜集到一起；又到我能记忆的旧诗词中去搜寻描写石头花纹的清词丽句。把这一切都堆集在一起，也无法描绘我的印象于万一。在这里，语言文字都没用了，剩下的只有心灵和眼睛。我只好学一学古代的禅师，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想立也立不起来了。到了主人让我写字留念的时候，我提笔写了“琳琅满目，巧夺天工”，是用极其拙劣的书法，写出了极其拙劣的思想。晋人比我聪明，到了此时，他们只连声高呼：“奈何！奈何！”我却无法学习，我要是这样高呼，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
季羡林还听周镇荣讲自己搜寻石头的故事，觉得非常有趣。周先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一听到有奇石，便把一切都放下，不吃、不喝、不停、不睡，不管黑天白日，不管刮风下雨，不避危险，不顾困难，非把石头弄到手不可。“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的古话，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酷爱石头，有“米颠拜石”的传说。季羡林觉得周镇荣之颠，也不在米芾之下。
后来，季羡林在《中国医药报》上读到一篇讲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酷爱石头的文章《石头情结》，感叹王先生到耄耋之年形成石头情结，一旦形成，遂一发而不能遏止，爱石头也到了颠的程度。从此他称朝闻老为北颠，称周镇荣为南颠，南北二颠，顽石之友，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他认为有这样的颠，是极为难见的。究其原因，他认为颠石、颠木，要比颠名、颠利高明不知多少倍。他在给刘梦溪的一封信中说：
一个人“颠”石或者“颠”木，并不容易。那些颠名颠利的人，至死也难以理解。这个境界他们永远达不到的。我微有颠意，只是忙于其他事务，至今也还没有成什么气候。
季羡林“微有颠意”寄木石，连及花草，成为他超越名利羁绊而进入人生化境的一部分。
他住的13公寓楼前，有后湖的一泓水。有一年他去杭州开会，一个朋友赠送给他一包洪湖莲子，他十分珍爱，回到北京后，亲手撒在池塘里，第一年，没有动静，到第二年，水面平平，还是没有一点迹象。到第三年5月，只见一片片的小绿叶露出水面。几年过去，半个池塘都长满了，满眼翠绿的是莲叶，含苞欲放、纵情绽开的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之态，周敦颐的《爱莲说》已有淋漓尽致的描绘：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然而，季羡林不仅仅是爱莲，他本身就体现了荷花的那种高洁品性。周一良先生为这片荷花取名为“季荷”，可谓知底之人。
所有路过这一片荷塘的人，都会对满塘的荷花注目欣赏，透过“映日荷花别样红”和“荷香风送远”的意境，似乎可以看到置身陋室的季羡林，临窗挥笔，出神入化，与大自然已完全融汇为一，红绿相映之中，遐思频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全出，于是在他笔下，一篇篇妙文佳作便呼之而出了。
4．守时的“老农”性格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农时，是每个农民都清清楚楚的。一年里边的二十四个节气，几乎全与农时有关，这也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的。
像老农的季羡林，真像老农那样遵守时间。
每天清晨四点，他便准时开始工作，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准时来到一样。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他从来都是如此，如同时钟，应该说同标准的北京时间的时钟一样准确无误，几十年没有变化，几十年没有一次例外，这是不到一定造化之境的人万万做不到的。
然而这仅是他守时的一个方面。
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清晨，他在家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顶风冒雪，踏雪近一公里，从朗润园赶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去看书，他本人并没有觉得是顶风冒雪赶来，准时在开馆之时进了图书馆的特殊感觉，可图书馆工作人员却都感到十分吃惊，纷纷赞叹他的毅力、勇气和像钟表一样准时的精神。
那是一次约会。童庆炳先生主编的“心理美学丛书”鉴定会和小型学术讨论会请季羡林参加，约好早晨八点半到他家去接。时值寒冬，约请的人特意嘱他在家里等，千万不用出门。可等接的人准时到达朗润园13号时，季羡林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
那是一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华夏审美风尚的演变”课题组请季羡林作讲座，在东方学系会议室，时间是上午九点。等听讲座的人三三两两到达会议室时，季羡林已坐在那里等候了。
那是1990年5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学生会在电教中心组织一个讲座，请季羡林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那天，他本来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应酬，但听说是学生请他，便放弃了那个应酬，和学生谈谈天。到了开讲的时间，季羡林还没有到，与会的人感到有点奇怪，派人出去看，原来是会议组织者一时疏忽，忘了告诉他开会的教室，发现老人正在挨个教室打听会场在什么地方。本来是会议组织者的责任，可季羡林却毫不介意地说，青年人办事，不能要求他们件件办得十全十美，何况还是自己没有找到地方，才耽搁了一会儿。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995年夏天，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邀请季羡林参加建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到了开会的那天，他照例是四点起床，伏案工作了三个小时之后，要到对面那一套房间里去吃早餐，可巧家人不在，又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自己打不开门。他转来转去没有办法，又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竟然打开窗户，纵身从一点七五米高的窗台上跳了下去。他已八十四岁，结果是扭伤了脚。当时，过路的人都关心地问长问短，邻居们也闻讯赶来，问摔伤了没有。季羡林风趣地说：“从上面看并不高，跳下来往上看还真不矮。没有伤着，就是脚跟有点疼。”“这对我的身体是一次考验，证明我的骨头和五脏六腑还结实。”当他在乐黛云教授和助手李铮先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会场上时，与会代表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他应邀又要去郊区参加一个活动，别人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坚持要去，说：“和人家定好的事，不要失信。”最后，他不但忍着脚疼去了，还一拐一拐地跟着走了五六里路。过了几天，闲散下来，到医院拍x光片，发现他的脚后跟骨头摔裂了一条缝。
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守时、守信的人。
5．一把红枣勾起的乡情
季羡林对自己的故乡鲁西北大平原一往情深，他虽然在那里仅住了六年，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池一塘，一乡一邑，一村一户，都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一件细小的事，总难免勾起他的思乡情结。
1992年秋天，季羡林大伯父家的直系孙子季孟祥，从故乡临清到北京去看望他。论辈分，季孟祥该叫季羡林为曾祖父。孟祥是他在故乡孙子辈的人中最喜欢、也最亲近的一个。这一年，孟祥从故乡带了些新鲜的红枣给曾祖父。孟祥没想到，这一把红枣竟勾起了季羡林浓浓的思乡之情。
那一天，孟祥到季羡林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全家人已经吃过了晚饭，季羡林看到孟祥到来，显得非常高兴，老伴忙操持着给他做饭，饭好后，又拿出鸡块、面包、馒头，切开一大块月饼，为远道来的孙子摆了一大堆。一听说孟祥从家乡带来了红枣，季羡林精神为之一振，立刻拿起一颗，放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说：“几十年没吃了。家乡的红枣又脆又甜，很好吃。”
季羡林吃着枣，想起了家乡的一件件往事。他忘不了，叔父和父亲到村南人家的枣林里捡掉在地上的干枣吃；他也忘不了，家乡的一种特产叫“熏枣”，每当红枣收获的季节，临时搭建起的熏枣加工棚，总是白烟缭绕，香飘十里；想着想着，他好像又回到了那阔别几十年的故乡。虽然小时候过的都是穷日子，但那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啊。
故乡里的小伙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被杀掉了。还有个杨狗，季羡林总是挂念着他，还让人捎一些钱给他。当杨狗老人接到当了名教授的小伙伴捎的钱时，激动得两手都有些发抖。
故乡里熟悉的小伙伴是哑巴小和杨狗，但季羡林惦记的绝不是仅他俩人，而是整个官庄，整个临清，整个聊城，整个山东。
季羡林十分清楚，故乡要真正发展，必须注重教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所以，他几十年来经常给官庄小学邮寄图书，有时几十本，有时一二百本。
官庄小学的老师，每当收到季羡林邮寄来的图书，总要小心翼翼地打开邮寄的箱子，每个学生发给一本，学生们把自己得到的看完了，再互相交换着看。
这些图书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看的，连环画，故事书，体裁多种多样。一本本画书，一个个故事，使孩子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有些最精彩的故事，老师还能选出来在全班讲。当教师给孩子们讲高玉宝的故事时，教师讲得动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孩子们听得入神，腮帮两边，泪珠晶莹。
孩子们难以理解，一个大教授寄来的书，怎么就那么适合他们的口味？后来，孩子们才知道，原来是季羡林只要听说有新图书出版，总要自己带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和外孙，一起到书店精心挑选，几个孩子是他的参谋。季羡林体察孩子，心细如此。
1992年，季羡林从弟子段晴那里得知，一位德国朋友准备捐资帮助一所中国小学校，季羡林希望争取捐给官庄小学，季羡林四处活动，德国人终于被季羡林深厚的桑梓之情所感动，欣然同意。官庄小学得到德国友人的资助，季羡林一再叮嘱：这些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让官庄小学多出人才，好为国家多做贡献。
1994年，季羡林获得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那时，老伴生病住院已经数月，正需要用钱，奖金的数目也还不清楚，但季羡林准备捐给官庄小学一万元，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后来官庄小学用这笔钱设立了奖学金，用以鼓励村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季羡林对此很满意，说：这办法挺好；还说：一方面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争取多出人才，同时也要注意调动教师积极性，只有教师认真教，学生才能学好。
一把红枣引起的乡情，一缕缕，一丝丝，永远撕扯不断。不，不光他自己，他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们不忘故乡。季羡林让家里人打电话，叫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的儿子季延宗回家，说家乡的红枣不吃可不行。延宗第二天冒着雨赶回家中。欢乐的餐桌上，季羡林又围绕着红枣，拉开了关于故乡的话题，沙哑的声音，舒缓的语调，总是饱含着一股股浓浓的思乡情，有谁能不被这乡情感动呢？
这种思乡情为什么愈老愈烈，季羡林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越老对故乡感情越深。有机会我一定要回故乡住一段时间。”
故乡水坑里的那个小月亮，似乎在向他招手，呼唤他回去看望。
6．高山仰止
季羡林岂止是爱故乡，他更爱学生。
在北京大学的圈子里，谁都知道，季羡林是“国宝”级学术大师，但他最没有架子，燕园里男女大孩子们渴求知识的青春律动，是季羡林学问生命永远不竭的源泉。但是这绝不是季羡林之所以爱学生的简单因果联系，他爱学生，是出自更为深远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博大无私的胸怀。
季羡林对青年学生非常关心，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学生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北京大学最近一些年来，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如“学海”社、“爱心”社、“修身”社等，季羡林与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社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座谈、作报告，他每次都利用这些机会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95年，“一二·九”前夕，学生们请季羡林谈北京大学的传统。季羡林说：“人们讲北大的传统是科学，是民主，这都对，但依我看，爱国是北大传统的本质。”“五四是爱国，‘一二·九’是爱国，只讲科学与民主并没有揭示出本质。北大还有革命传统，不爱国就谈不上革命。”像他这样讲北大传统，许多人还都是第一次听到。
北大学生的“修身”社团，制定了“修身计划”，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该社团也请季羡林去讲修身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要先学会做人，先从自己的修养做起。我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能做到就不容易。”
季羡林爱学生的基础，是他对学生深刻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虐待，但他没有任何对学生的仇恨情结，他的一双眼睛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和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
1986年冬天，胡乔木找他了解北大情况。
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个，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想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
正是出于对青年的无私的爱心，季羡林引发出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行动：
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他奋不顾身地跳到后湖里，救出一名五六岁的落水儿童，这一项义勇行为本身足可以成为一名英雄；
到校医院去探望和慰问躺在病床上的学生；
寒假里，他请住校的学生到自己家里去吃年饭；
喜欢读书的小保姆返回故乡之后，他不忘给她寄去一些钱，而且注明：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季羡林爱学生，全是出自这样一个信念：“我了解北大的学生，大学生是爱国的。”“大学生是爱读书的，不信你到北大图书馆看看。”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季羡林的性情气质是一个纯粹的儒者，受齐鲁文化的熏陶，他既是文化道德的传授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实践者，他是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儒者，道德文章双修，言传身教兼备，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样。人们感到他虽然是兼融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但他身上从穿戴到神情，不但没有一点点外在的洋味，反而却让人深深体味出一种中国传统学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风骨三者统一融汇而形成的儒者气度。这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装备，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现代文化的深厚营养，而形成的气质和风格。
也正因为此，季羡林赢得了校内外乃至全国青年学子的崇敬。
不知名的青年，会忽然间给季羡林寄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季老：
在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之阳春三月，我们祝愿您：健康、快乐！
季羡林在路上走着，忽然会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学生会问一声“您是季羡林教授吗？”他停下自行车并不是找季羡林有什么事，而只是为了说一句：“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很敬佩您。”
更有一次，是进修生王文宏陪季羡林外出，因为路不远，他们步行。这是当时的细节：
我们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见迎面开过来一辆白色的轿车，汽车开到我们的面前，竟嘎然而停了。这时，只见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他走到季先生面前，双手合掌在胸，向季先生恭敬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了季先生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先生上车，可是却被先生婉言拒绝了，他对先生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又回到自己的车里。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我们走的这条柏油小路虽然又平坦又干净，但是路面却不宽，为了让汽车畅快地开过去，我们尽量靠在路边走，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既听不到汽车的响声，也不见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便奇怪地回头看，这时我们看见汽车在我们身后缓缓而行，既没有太大的响声，又与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顿时明白了，汽车是在随先生而行，缓慢的速度，轻微的声音，表达的是对季先生的敬意。见到这个情景，季先生停住脚步摆手让汽车先开过去。可是，汽车见先生停住脚它也停了下来。当我们再向前走时，汽车才又缓缓地开动。走到岔路时，季先生又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汽车上按了一下喇叭，驾驶着车向另一条路飞驰而去。望着走远的汽车，我心中一阵翻腾，当代的年轻人谁不说是洒脱随意，风风火火呢？这种表现形式是被世人认同的共性，是这位年轻人没有这份活泼，没有这种风风火火吗？不，不是的，他的这种沉稳，这种平静，完全出自于心灵中对于季先生的尊敬与爱戴。
学生们还有更奇特的表达爱慕他的方式。
1998年9月25日，季羡林一早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夜里一点雷阵雨，把地皮打得湿漉漉的一片。因为雨小，没有积水。突然，老人的眼睛突然一亮，瞥见池塘边泥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他一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地上，也看到一行用树枝写的字：
来访98级日语
先是懵然，莫名其妙，接着他恍然大悟：98级是新生，这些男女大孩子们，到他家来，带给他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番深情厚意。孩子们怕打扰他，便用这一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地上。孩子们估计到他会看到，便悄然离开了他的家。孩子们用这种自己发明出来恐怕别人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把对他的深情，送到他这里来，惊出了他的两行老泪。
不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是在山东大学、深圳大学，他的每次演讲，都是掌声雷动。演讲结束，总有一群青年学生将他围得紧紧的，递上一本本或书或本，请他签名留念，他们把“季羡林”三个字深深地、深深地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永远。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两句话用在这里，简直丝毫不爽。
四、永无退休之日
1．桃李满天下
1994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过去40年来在校级担任过党政领导的老同志都被请回学校，与校同庆。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一旦重逢，倍感亲切，握手相对，春风满面。一位过去的校领导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北大哪一个系出的官最多吗？”对这一石破天惊的问题，谁也没有考虑过，当然是谁也答不上来，他就只好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是东方学系！”这位过去的校领导，有统计数字，确确凿凿，无可怀疑。东方学系的人听了，当然都很高兴。
到1996年，东方学系创办五十年，季羡林在北大执教五十年，他培养了多少学生？
当时人们说，季羡林有弟子三千。
此数恐怕不准。
1996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系五十周年及季羡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准确数字是东方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五千名德才兼备的语言、文学和研究人才。这五千名学子，活跃在外交战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有的成为外交战线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光荣使者，有的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有的则辛勤耕耘，成为颇有造诣的东方学问题专家或其他方面专家，为弘扬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做着巨大的贡献。
单就我国解放以后的外交官来说，既有所谓“将军大使”，也有“八路大使”，还有“翻译大使”。
在“翻译大使”的队伍中，出自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12位，曾出使25个国家，他们是：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黄振、华黎明；
驻大韩民国大使张庭延；
驻柬埔寨王国大使李世淳；
驻卡塔尔国大使谭声铮；
驻老挝大使李家忠；
驻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大使秦鸿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
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裴家义；
驻缅甸联邦大使陈宝鎏（女）；
驻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黄振；
驻日本国大使徐敦信；
驻塞浦路斯共和国大使陈振友；
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郑达庸；
驻苏丹共和国大使吴德成；
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驻泰王国大使李世淳；
驻文莱苏丹国大使刘新生；
驻乌干达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张青；
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张真；
驻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李成仁、郑达庸、李留根；
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郑达庸；
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华黎明；
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张真；
驻越南大使李世淳、张青。
这些驻外大使，占与我国建交国家的1/7（1996年），比例是相当高的。
另外，东方学系毕业生中，也有部级干部，如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成仁，少将一级的驻外武官也有一些。
这些外交官和其他行政官员，虽然不一定都是季羡林的及门弟子或嫡系亲炙弟子，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季羡林连续的教育生命的一部分，是其自然延伸。
2．博士、硕士研究生
在季羡林的亲炙弟子中，成名的已不在少数。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王邦维、段晴、任远、王文宏、钱文忠，……日本的辛岛静志（seishikarashima）也是出自他名下的博士。
他叫蒋忠新，原籍江苏武进，1942年生于上海，从1960年进北大东方学系开始学习梵文，便成为季羡林的弟子，他英年早逝，但一生的生活道路几乎都与季羡林有关。季羡林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给了他多得说不完的、令他无法回报的师恩，是他真正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恩师。
蒋忠新在上学期间，便感到季羡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教授架子。1965年毕业以后，他留校工作，在他参加《大唐西域记》校注工作的全过程中，在翻译《摩奴法论》、研究贝叶经的过程中，都得到季羡林具体而细微的指导。季羡林扶持、提携中青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他们作序、写推荐书、鉴定，尤其对青年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勤奋的治学精神，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弟子们。
蒋忠新，生前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任研究员，是该所的业务骨干。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季羡林住在301医院，他几乎失声痛苦。
他叫黄宝生，上海人，1942年7月生，他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中文系报到，被告知调入东语系。在东语系的迎新大会上，系主任季羡林希望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选择梵文、巴利文专业，他受命运安排，成为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
在跟随季羡林学梵文、巴利文的五年中，深受季羡林一丝不苟作风的影响。梵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语汇和复杂的语法，每个名词多达八个格，三个数，二十四种语尾变化，每个动词也按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繁多。季羡林任课时，始终要求学生认准每个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态，最忌讳和反对瞎蒙瞎猜。学生们从老师这里受到了严格的语言训练，深知读解一首古典梵文诗，犹如组装一架机器，大部件、小零件全都要安装准确，整个机器才会运转起来；又像拼板游戏，每块拼板放对了位置，才会形成美丽的图形。这样严格的语言训练，使黄宝生和其他同学养成了认真细致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终生受益。
黄宝生得到季羡林具体的指导，如安排选读梵语文学作品、史诗、往世书、故事文学、古典梵语叙事诗和戏剧，以及梵语佛经《金光明经》、《佛所行赞》、《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事》等等。季羡林所开巴利文课，直接采用英文文本的巴利文文法讲义；并选读巴利文佛典《本生经》和《法句经》等，还结合梵文巴利文教学，向学生们介绍印度古代文化知识以及各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黄宝生、郭良鋆夫妇和他的同学太幸运了，他们能登堂入室，经常拜访季羡林。他们理解季羡林多读书、扩大知识面的深意。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师，或者通读《太平广记》，或者通读《鲁迅全集》，对于名篇名作，多能背诵，因此他们也开卷有益，广泛接触中外各种名著，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黄宝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他叫王邦维，四川重庆人，1950年9月生。他于1979年考入东语系研究生，成为季羡林名下四个梵文巴利文研究生之一。王邦维听季羡林讲过两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向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季羡林通过这个故事，告诫学生，一定要发扬并坚持实事求是的严格精神。另一个故事是：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说：“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
学生们从这些看来卑之无甚高论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受到感染。
王邦维和他的研究生同学在作毕业论文时，选什么作论文题目，季羡林从来都是让他们自己考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选题，季羡林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学生的想法往往被否定，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新想法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的被否定中间，学生们终于变得比较明白起来，题目也确定了。
王邦维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后，其中有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刻本作校勘。其中的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是稀世文物。耿引曾教授为他与北图联系，结果不允许研究生去查阅，但说允许季羡林这样的学者看。这是在1981年，季羡林既是北大副校长，又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还有其他兼职，工作极其繁忙，他知道这件事后，一点都没犹豫，就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后来，王邦维又读季羡林名下的博士生。
当时，季羡林主持着一个不定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西域是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关心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把一些研究工作与西域有关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有话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每次聚会，季羡林必到，而且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认真听，有时也提出疑问。有一次，是博士生王邦维讲博士论文题目，讲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羡林就提出许多质询性的意见。
对毕业论文，季羡林要求博士生特别要注意学术规范问题。他告诉学生们：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季羡林要求学生严谨精细，连引文也不能有丝毫马虎。他告诉学生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是尤其值得学习的。
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学生们从季羡林这里得知，德国学者严谨到要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仅要求引文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
这些教导，使学生从一开始作论文，就努力遵循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核对一个页码，要去图书馆查阅刚刚还掉的书。
王邦维从1979年到现在，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学习和工作，年纪轻轻，曾经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任东方学系副主任，现在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叫钱文忠，江苏无锡人，1966年生。他从1984年入北大东语系，1989年毕业后，又师从季羡林读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他是季羡林的弟子中惟一一个学士论文、硕士论文都由季羡林指导的，这自然是他的荣耀。
在八年求学期间，钱文忠1987—1988年曾在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历史学院留学，其余七年均追随季先生左右，更能贴近季羡林的日常生活，有机会看到季羡林作为人师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下面是钱文忠的一次经历：
1990年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前往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极为寒冷，也已是八十高龄的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为人治学。先到朱先生处，只有朱夫人奚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先生三松堂，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先生处，陈先生倒是在家，见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先生仍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两卷本《陈岱孙文集》正好出版，陈先生从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先生，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
钱文忠记得，一次他陪季羡林散步到办公楼前，恰逢裘锡圭先生低着头走在前面，大概是在思考问题。季羡林低声对他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话时翘起大拇指，微微晃动。
钱文忠记得，一次一个学者评职称，请季羡林和蒋绍愚写评审意见，表格先送到季羡林处，季羡林写好、封好，让钱文忠送交蒋绍愚。蒋绍愚拆开后，愕然说道：“这可怎么办，季先生怎么这么写？”原来季羡林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的底下一格，逼得蒋绍愚只能把自己的意见签在上面了。
钱文忠还记得，一天傍晚，他去季羡林家，老师从书房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知道上海有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我没有见过，真是难得。你回上海，替我看看徐先生。”
钱文忠现在已经是闻名全国的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多次讲座的演讲者，有众多的粉丝了。
学生们从季羡林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泰山般的崇高境界。
3．进修生和外国博士
她叫王文宏，是辽宁人，生于1956年1月。她已经被延边大学中文系聘为副教授了，但一直想圆到季羡林身边进修禅学与美学的梦。她终于在1995年秋天，来到了北大东语系，从季羡林进修。
王文宏的丈夫叫贾锐，是延边大学出版社社长，学中文出身，季羡林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刚强，正直，干练，是一个决不会阿谀奉承的硬汉子。而她与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温柔，纯朴，感情充沛，季羡林认为她感情超过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坏人，而自己是个才女，写诗，写小说，研究美学、文艺理论和禅学，在延边地区颇有名气，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女学者。1986年，通过北大中文系教授刘烜介绍，她认识了季羡林。1995年，以访问学者身份重返北大，投到季羡林门下。
季羡林向来认为，自己对美学和禅学，虽然也看过一些书，并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写成了文章，但自认实际上是“野狐谈禅”，成不了正道的。所以蒙她不弃，从自己受学，使得他经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他甚至觉得，也许是自己那一些内行人决不会说的石破天惊的“奇谈怪论”，使她有了点兴趣？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是没有自信的。
寒假之时，王文宏的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也到北大来了。未未是个12岁的女孩，季羡林觉得她同别的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不一样，面貌秀美，逗人喜爱，但却有点苍白；个子不矮，但却有点弱不禁风；不大说话，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他不相信王文宏说的，这孩子是娇生惯养惯了，有点自我撒娇，他看不像是这样。对这样一个来自长白山下的小女孩，季羡林觉得像谜一样。
有一天，季羡林请王文宏全家和几位朋友吃饭，未未仍然少言寡语。吃完饭，他们步行回北大，因为他居师座，王文宏便从左边扶着他的左臂搀扶着自己的老师。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已经老迈，老态龙钟到非让人搀扶不行的地步，但弟子这一番心意自己明显不好拒绝。就索性倚老卖老，任她搀扶。心里暗觉得好笑，如果再有一个龙头拐杖，岂不有点旧戏台上佘太君或者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派头？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未未一步抢上前来，抓住季羡林的右臂搀扶住他，还示意让妈妈放松搀扶，仿佛搀扶他成为她的专利。
1996年夏天，王文宏已经结业。因为要给老师过85岁生日，特意留下来为老师祝寿。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又一次来到北京，邀请季羡林的一些朋友，为他设寿宴。
寿宴设在圆明园，季羡林旧地重游，觉得已不认识圆明园了。园内游人摩肩接踵，多如过江之鲫，商人们竞奇斗妍，各出奇招，用种种门道，使游人如痴如醉。为季羡林祝寿的人有十六七个，痛痛快快地畅游了半天，福海泛舟，饭店盛宴，他愉快地过了85岁生日。
8月7日，王文宏带未未向季羡林辞行，这样的别离，对于一个感情极为充沛的人来说恐怕会受不了。下面是临别时的一幕，场景中有季羡林、王文宏和未未。
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一个怪人，对人呆板冷漠，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却给我送了一个绰号：“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我自己觉得，这个比喻道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是，我现在已届望九之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天使和撒旦都对我垂青过。一生磨炼，已把我磨成了一个“世故老人”，于必要时，我能够运用一个世故老人的禅定之力，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年轻人，道行不高的人，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现在，未未和她妈妈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口中念念有词，调动我的定力来拴住自己的感情，满面含笑，大讲苏东坡的词：“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又引用俗语：“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自谓“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然而，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文宏……泪珠只停留在眼眶中，间或也滴下两滴。而未未却不懂什么诺言，也不会有什么定力，坐在床边上，一语不发，泪珠仿佛断了线似地流个不停。我那八十多年的定力有点动摇了，我心里有点发慌。连忙强打精神，含泪微笑，送她母女出门。一走上门前的路，未未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伏在我怀里，哭了起来。热泪透过了我的衬衣，透过了我的皮肤，热意一直滴到我的心头。我忍住泪，捧起未未的脸，说：“好孩子！不要难过！我们还会见面的！”未未说：“爷爷！我会给你写信的！”我此时的心情，连才尚未尽的江郎也是写不出来的。他那名垂千古的《别赋》中，就找不到对类似我现在的心情的描绘。何况我这样本来无才可尽的俗人呢？我搀着未未的胳臂，送她们母女过了楼西曲径通幽的小桥。又忽然临时顿悟：唐朝人送别有灞桥折柳的故事。我连忙走到湖边，从一棵垂柳上折下了一条柳枝，递到文宏手中。我一直看她母女俩折过小山，向我招手，直等到连消逝的背影也看不到的时候，才慢慢地走回家来。此时，我再不需要我那捞什子定力，索性让眼泪流个痛快。［66］
这样的场面，连使了定力的季羡林也控制不住，一般人会如何则可想而知了。
王文宏因为这一年来随季羡林进修，经过了无数感人的场面，她亲见许多青年学子围住季羡林，让他签名留念的动人情景。她曾经多次探询原因，季羡林先生何以在年轻学生心目中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何以受到在心目中已经没有崇拜的学生们如此的崇拜？最后，她从乐黛云教授敬赠给季羡林一部著作扉页上写的一段话找到了答案：
羡林吾师：
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学习了您的风范。
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不够。
原来，正是季羡林的风范，是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引发了青年学子们的崇拜热潮。［67］
王文宏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季羡林名下的外国留学生中，日本的辛岛静志博士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是日本大分县人，1957年出生，1987年10月开始从季羡林学汉译佛教经典。
辛岛静志早在1980年季羡林到东京参加印度学、佛教学会议时，就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并下了去中国留学，从事印度学和汉译经典研究的决心。
就在1980年季羡林访日时，日本学者为他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当时人们都知道他是北大副校长、著名敦煌学学者，而对他在印度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却不甚了了。于是便出现了颇有戏剧色彩的一幕：
宴会进入高潮时，原实先生借着酒意问先生：“听说您在德国学习过梵文，教授是哪一位？”先生答道：“在哥廷根，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原实先生又接着问：“您或许就是那位研究梵语不定过去式（aorist）的dschihian-lin先生？”异地遇知音，或者换句话说，自己的成绩得到了他人的肯定，常人至此，早会欢喜至极。先生则仅淡淡地说：“是的。”事后，原实先生告诉我，他简直不能相信，40年代发表了两部德文论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他面前。若不是被原实先生问到，先生必是不会自己提起的。先生是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进北大不久，在北大召开了中日佛教研讨会，日方团长是辛岛静志在东京读书时的老师中村元先生。这次会上，辛岛静志第一次与自己的老师谈话。三人一起去参观北大校园，季羡林与中村元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对话，两人都是印度学权威，学生在旁边听，自然觉得十分有趣。当走到临湖轩前的时候，季羡林回头看了自己的外国学生一眼，微笑着说：“竹林三贤。”
从1989年起，辛岛静志开始作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一套十二卷，是写论文必不可少的，而此书只有季羡林家里有。
这样，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学生每天都在老师的书房里读书，季羡林就像当年的瓦尔德施米特一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异国青年。读书读累了，学生可以随便地翻阅老师书架上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还有梵文的，有时就会身不由己地超越时空，恍惚于古今中外书籍的世界之中。保姆小阿姨会端过一杯茶，把学生再拉回现实。
学生看到，老师的书桌上有本德国日历，有时则放着正在执笔写作中的散文原稿，学生自然也可以先睹为快。在老师的家里读书，总是和美好的景物联在一起，这些是学生永远可以回忆的美好经历。
辛岛静志现在已经成为日本财团法人东方研究会的研究员、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即使是这样，他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要想起自己的老师，想起老师的书房，想起书房前的池塘，这时，他便觉得从容一些、平静一些，有了力量。季羡林教给他的，是远离世俗，平心静气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做人。
异国学生在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退职而不退休
季羡林从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季羡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也退下来了。
当他刚卸任北大副校长之时，他的老朋友臧克家为他衷心地祝贺了一番。因为季羡林是臧克家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解放初，他们互相来往颇多，季羡林住翠花胡同，臧克家住笔管胡同，互相拜访的机会是很多的。季羡林入党之后，成为模范党员，职务也渐渐多了起来，而朋友之间晤会畅谈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到季羡林当了副校长，他只能在春节上午到臧克家家去看望他们，与他们全家团聚半天，共进午餐。行政职务压得季羡林喘不过气来，一天里有时候竟然能开两个会，而学术性的会少，事务性的会多，因此而叫苦不迭。每年年初，会议已经排到四五月份。为此，季羡林也在臧克家面前诉诉苦，他怅然言之，老朋友惘然听之，两颗心是一个感觉。为鸣不平，臧克家在1980年10月写过一篇短文，叫做《兼职太多压坏人》，为季羡林和白寿彝两位大学者打抱不平：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处处需要有学识、有专长的人才。但应当人尽其才，物尽其力。一个人即使博学多能，精力充沛，也难以身兼多职，一个个胜任愉快。是不是应对有专长的同志，给以便利条件，给以充分时间，使他从事专业，发挥所长，做出成绩，贡献四化，其余无关紧要的差事，可以削去。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提携后进，使年轻的同志大显身手，岂不两便？现在，许许多多年轻的人在苦闷待业之中，而老一辈科学家身兼职务达三十二项之多，压得喘不过气来，叫苦不迭。这现象岂不有点怪？
老诗人呼吁：
关于人才的使用，是否也该调一下？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似乎可以休矣。
到1984年，季羡林终于从北大副校长的宝座上撤下来了。臧克家从报纸上一看到北京大学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副校长中，没有了季羡林的名字，心头为之大喜，顿觉老友肩头，减却了一份重量，立即乘兴走笔，致函祝贺。
第二天，季羡林便给臧克家写了一封耐人寻味的回信，信上说：
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臧克家深有同感，他自己虽是诗人，从事写作，但社会活动太多，也使他大感杂务纷纭，不能把精力完全用于所好、所长上。他认为，人到老年，知识、经验丰富了，思想性提高了，见解也成熟了，达到了学术研究的高上境界，是“老更成”了，因此，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别人可以代为之，而学术专业，如吐火罗文，如历史研究，却是几十年精力的结晶，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一个名义就算是一个花环，套在脖子上太多了，虽然光荣，但也能压坏人。所以，臧克家建议，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能专干的。要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宝贵学术研究工作，不要把他们一刻千金的时光，再消磨在会议上，那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但是，季羡林从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又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任期为五年。常委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而且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往上边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有些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还不时要参加这样那样的社会活动，这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牛斗。我看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期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72］
1989年之后，季羡林终于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置上，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了。然而其他方方面面的实职、虚职，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九十多个虚实职务，无数的顾问、专家、委员、主任、主编，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仍然在等着他。
季羡林生命时钟上的弦，永远上得满满的，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