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1．灾难终于结束
1976年10月，北京各高校中热闹非凡，长期以来被“四人帮”小爪牙迟群之流控制的北京大学，更是兴奋的热浪一个接着一个，师生们深受“四人帮”之害，现在终于从禁锢中被解放出来了。他们兴奋地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深受迫害的老教授们，更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这对他们来说自然为平生一件大快事，人人心里非常欣喜。
1976年11月，《光明日报》开始揭发批判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抛出的“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指出其实质“是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混淆智育和‘智育第一’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要劳动人民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的奴隶”。这之后，“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所犯下的罪行逐步得到批判。到这时，老教师们才真正舒了一口气，感到精神上是真正得到解放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庄严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
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日发表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宣布：“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特别提出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9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从此，知识分子们终于卸掉了背了好几年的“两个估计”的沉重包袱。
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并规定可以越级（即后来的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将提升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由省、市、自治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在此之后，各高等院校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恢复了职称。
知识分子们又听到了长达12年久违了的“教授”这个神圣字眼。也就在此时，季羡林恢复了一级教授的职称，享受到了中断12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这一年的7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明确了培养研究生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讨论了研究生培养工作，决定在本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学制试行二、三、四年制并行的办法。从此，中断了十几年的研究生高层教育也得到了恢复。
这时候，季羡林回头看了一下自己这“文革”中的十年，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写。
我真是震惊不已。至于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多说。我一个人如此，全国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吗？我又有点后怕，又有点不寒而栗。如果真正让“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结果恐怕要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搞成光板。卫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谓“红旗落地”，是否还有红旗都是值得怀疑的，还谈得上什么落地不落地呢？
季羡林这才意识到，十几年没有发表东西，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从此，他的散文创作激情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一下子又萌发出来了。
2．春归燕园
虽然是1978年的深秋，但季羡林凭自己的直觉，感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他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写《春满燕园》时的情景，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
虽然眼前真正的季节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走在这昔日走惯的曲径上，季羡林的心中却真真切切地溢满了春意。他无论如何也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信步绕未名湖走了一周。
他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重又听到了中断了十几年的琅琅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之中往复回荡着。“文化大革命”中，湖光塔影、象牙塔，都被贴上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成为罪恶的象征，今天终于恢复了名誉，显得像雨后的鲜花那样，更加美丽动人。
此时，季羡林心想，“四人帮”真是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湖水、美景等等，他们都憎恨，对文化也憎恨，这些憎恨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到1976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的威风一扫而尽。真可谓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四人帮”垮台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那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北京城里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人心向背确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季羡林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
季羡林真实地感觉到，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他还没有经历过。虽然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他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他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或者正在改变之中。
就这样，季羡林一边想着，一边走着。
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
他心里最为高兴的是，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的人的权利。季羡林内心里充满了幸福，诗一般美丽的语言，顺着他饱蘸激情的笔尖流淌下来：
春天终于来临了。美丽的燕园又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而且在这琅琅的书声中我还听到了十多年前没有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在这平凡的书声中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千军万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脚步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向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而又乐观的攀登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内心深处的声音吗？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
眼前，就物候来说，不但已经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经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风劲吹、落叶辞树的深秋天气。“悲哉，秋之为气也”，眼前是古代诗人高呼“悲哉”的时候。然而在这春之声大合唱中，在我们燕园里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黄叶丛中，在红树枝下，我看到的却是阳春艳景，姹紫嫣红。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时开满了校园。连黄叶树顶上似乎也开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红红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红。至于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真的变成了红艳的鲜花。整个的燕园变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
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
这就是季羡林心中终于盼来了的那个春天，这几乎是一个永不凋谢的春天，春之脚步是永远不停止的，它留在每个人的心中，给人以温暖，给人以生的希望，活的热情，工作的奔放，劳动的忘我！这才是一个永恒的春！
3．出任副校长
就在季羡林心中的那个春天到来之时，国务院下达了一个对季羡林的任命：季羡林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也是在1978年的事。
这一任命对于季羡林来说是那么突然。对于他来说，三十二年前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由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联合聘任他为北京大学教授、东语系系主任，他就够感到受宠若惊的了。三十多年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文革”中又受了那么多委屈，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刚刚感到自己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还没有完全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北京大学这座饮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又空出了一个副校长的宝座，留给了他——一个农民之子。
北京大学的校史，有人认为（比方说冯友兰先生）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对此，季羡林并不反对。这样一来，北京大学的校史就延伸了两千多年。但是，现在讲北京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任命吴汝纶为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实际上是管业务的副校长，但吴汝纶没来得及到北京大学上任，就去世了。民国建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后来工科学长（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代校长，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是夏锡祺。蔡元培在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既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人物保留了地盘，也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物开辟了道路。后来，是胡适、蒋梦麟出任校长，在蒋梦麟离任期间，傅斯年任代理校长，汤用彤任过文学院院长。
解放后，马寅初、江隆基、陆平、周培源先后出任北大校长，汤用彤、翦伯赞、冯定等学术界的“大腕”出任过副校长。
在这样的一所大学里出任副校长意味着什么，该由有什么样学术贡献的人来出任，难道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三十多年了，季羡林回国以后惟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除了短期出国访问，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北京大学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的心，使他那记忆的丝缕永远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挂着他那回忆的丝缕，他的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北京大学。
可这以前，季羡林是以一位教授和东语系系主任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员的。而现在，他要以一名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了。
他开始履行副校长的职责了。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一个严谨的学者，在严谨地履行着副校长的神圣职责。
4．忙里偷闲著华章
自从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之职以后，各种虚实职务相继不期而至，东语系系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着大大小小几十种辞也辞不掉的职务。而且，还因为他作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作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涉猎的范围那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所、宗教所、文学所、外文所、考古所、历史所、南亚所、亚太所、以及各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都与他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不时地有人向他请教，以至找他的人得挂号，排队，他的时间排得是那么满，远到一年内国内各地开的各种会议，近到一周内校、系两级的各项工作，他都要兼顾到。他的时间太宝贵了，只有清晨四点到七点多钟，这三个多小时是属于他的，可以集中搞一点学术研究，其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全被各种各样的公务和接待工作挤占了。刚刚恢复了的闲不住的习惯——写点什么、思考点什么，被无情地挤占了许多时间，以至白天无法实现。
季羡林要写点散文之类的文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充分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了。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种事，本来是秘而不宣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就难免泄露了。
这个秘密被细心的张学书发现了。张学书一直在校部担任领导职务，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当到副校长。季羡林1962年搬到13公寓，张学书1963年搬进去，正好住在季羡林楼上，两家做邻居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是睦邻友好的典型。张学书比季羡林小13岁，家里人叫季羡林为季爷爷，叫季夫人为季奶奶，也管季羡林的婶母叫老祖。从季羡林当了副校长之后，他们俩人就常在一起开会。张学书发现，季羡林对长而内容空泛的会议不大感兴趣，但是有时却从口袋里随手掏出一张小纸片，在写着什么，张学书以为他对不感兴趣的会还做笔记，但过几天一篇散文发表了，这才发现他是在开会时“一心二用”，利用这时间的“边角废料”构思文章，先在张纸片上写好了提纲，回到家里，一写一抄，一篇优美的散文便呵呼出来了。
不仅在开会时，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散步的时候，他也经常在思考问题，打着腹稿。走着路，他会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小纸片，记上几句。在等公共汽车时，他也会在小报的空白处写写画画。这些常人不会利用的时间经季羡林这么一利用，回家再稍一加工，便点墨成金，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美华章了。
当然这样写出来的“华章”大多是小品、随笔、书评、散文之类的作品，而这期间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还是利用清晨的那三个多小时，不过这是后话了。
5．仍是普通人
因为看到季羡林社会活动多、兼职多，来访客人又连续不断，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因此邻居张学书在与他聊天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干脆来个关门大吉。”意思是客人来时干脆不予理睬，让他们吃闭门羹。季羡林回答了简短的一句话，但却含有两层意思：“做不到”，“那样也不好。”
所谓做不到，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季羡林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他最看不起那些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子老爷”。他曾意味深长地说：
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当秋风过耳边。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的人一出名，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全世界都应该被踩在脚下，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和普通人拉大距离，为此甚至不惜在自家门上贴上来访者禁戒：什么时候不能拜访，什么样的人不能拜访，……季羡林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因此说自己做不到。
所谓那样也不好，是说季羡林从来没把自己划在平凡人之外，认为自己是个平凡人，自己的经历属于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他喜欢与普通人接触，往往能从学生甚至来访者身上发现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从来不把人拒之门外。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忙，所以都不愿意打扰他，浪费他那宝贵的时间，有非找他不可的事，也预先和他约好，排队挂号，在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他。但是有人却不顾这些，也有一些从远方来的拜访者，黑龙江的，广东的，觉得反正季羡林没有架子，所以就硬往季羡林家里闯，什么气功师，武术师，名人崇拜狂，都去找他，其中不乏动机不纯者，季羡林也大多能宽厚地对待他们，对他们晓之以理，讲一些应该持的科学态度。
有一次，一个武术师也闯进季羡林家里，硬要季羡林为他主编的一个武术杂志写篇东西，并出任顾问，季羡林一再向他解释，自己不懂武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来人死缠着季羡林，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又有客人来，才算是解了围，武术师悻悻地走了。
季羡林还有一个小邻居，叫商金林，1983年三十四岁被分到13公寓这个“特区”去住。他是“小字辈”，所以要三家合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进来的第二天，商金林在楼下见到季羡林和老伴彭德华。季羡林走过去和这位新邻居握手，笑着说：“我们做了邻居了。”商金林从他和蔼的表情里，看到了老学者对年轻人的慈爱和关怀。季羡林的夫人则称小商为“商同志”，问他的爱人在哪儿工作，娃娃几岁了，是用煤气罐还是用蜂窝煤？煤气罐在13公寓这一高级知识分子的特区已经普及，但新来的小字辈还要烧蜂窝煤，小商正在为买煤的事犯愁。季夫人告诉小商，她家虽有煤气罐，但为了用热水方便，还得生个煤火炉子，并说可以帮小商买煤。小商听着这浓重的山东口音，感到特别平易、亲切。季先生又问他，生炉子的技术好不好，说如果炉火灭了，可以到他家里夹烧着的煤，比现点火要省事些。
13公寓当时没有公用电话，商金林要打电话，要绕到校东门外的成府街去打，来回少说也得有二站地。有一次，小商匆匆下楼要去打电话，正好在楼门口遇到季羡林，知道他是出去打电话，连忙叫住他，叫他去自己家里打电话。打完电话，季羡林夫妇都说：“不用客气，要打电话就到我家来。”“要打电话尽可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关怀，不仅帮小商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给了他奋进的勇气，而且还从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人者仁也，仁是人之全德！
小商既然做了季羡林的邻居，他的朋友自然就常让他陪他们去见季羡林，这些朋友年长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都是晚辈。一听说有客人来了，季羡林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出来相迎，让座，泡茶，然后还拿出一个本子，请来客签名留念，笑盈盈的情态中，大有可以“偷得半日闲”的欢愉，客人们自然会感到从容不迫，自由而不拘谨。客人要走了，季羡林总是执意把他们送到门外，站在楼前的平地上目送客人远去。客人们自然地会从与老人心灵的交融中，得到启迪、感悟，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季羡林以礼待人，热情迎送客人，连几乎天天见面的邻居也不例外。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概不例外。
季羡林平易近人，记忆力又好，学校里开车的司机，他都能叫上名字，每次司机送他回家，他都要向他们道谢，“谢谢，辛苦了”是他对司机们最常说的话。下车后，他待司机将车调头开动，挥手目送他们很远才回家。
在各种会议上，季羡林从来不抢先发言，或打断别人的发言。他总要耐心地听别人讲完，才慢条斯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季羡林交往多的人不难发现，他和人站着谈话，总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垂手而立，这是有修养的人形成的一种很好的习惯，既有礼貌，又讲卫生。
每年春节，季羡林总是一大早就给邻居们拜年，个别时候邻居们如果先到他家拜了年，他都要想办法找时间回拜，他信守的原则是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季羡林由于待人诚恳，与人交往从不失礼，从而赢得了邻居和其他与他交往的人的交口称誉。
6．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和普通人交往，季羡林从来没有失礼的时候。但是，与亲朋好友交往，季羡林难免就有例外了。
这源于他对摆官架子的人的厌恶，更源于他对那些滥用手中权力的人的厌恶。当有亲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时，他遵守的原则是：原则面前人人平等，能帮上忙的尽量帮忙，帮不上忙的，就不怕得罪人，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具有典型意义。
臧克家是季羡林从上世纪40年代就有密切交往的最好朋友之一。臧先生与夫人郑曼有一小女，名苏伊。1980年代初，季羡林在副校长任上。苏伊因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由郑曼出面，想托季羡林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这样，换换环境，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还可以接触一下浓厚的文化气氛，正可谓两全其美。
季羡林听说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
郑曼女士陪苏伊去见季羡林。见了面，季羡林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苏伊的学历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一个普通高中生，哪里会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这样高深的学术著作？
郑曼和苏伊原以为季羡林只考一考一般常识，一听要考《大唐西域记》，俩人都傻了。回家后，赶紧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来看，进行突击。那时，由季羡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还都没有出版，一个高中毕业生读古文原著，会碰上多少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苏伊算是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过了一段时间，郑曼女士所在的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报考，被录取。她在人民出版社干了一年校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的父亲臧克家先生当秘书。这次苏伊没有去南亚所应考，她们母女认为季羡林按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羡林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季羡林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这使郑曼一家十分感动，永远铭怀。
这一件事，还不够典型吗？原则面前就连至友臧克家的小女，也不能得其后门而入。
另一件事，是为《宗白华全集》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一事，这是在季羡林卸任副校长之后的1995年，但他办事讲原则，于此也可见一斑。
宗白华先生生于1897年，去世于1986年。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而早年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流云》流行于世，他和郭沫若、田汉三人探讨文艺和社会问题的信函被编辑成《三叶集》，以其特有的艺术品位震撼着文坛。后来，宗先生又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研究，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美学、艺术论、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歌德等，所出版的著作和译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意境》、《判断力判断》（上）、《欧洲现代画派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集》等，除去重复的，全部著作也不过四十多万字。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出版《宗白华全集》，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宗先生属于“厚积薄发”一类人，文化积累很丰厚，但作品则寥若晨星。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甘心只出这四十多万字的全集，便挖空心思，不惜人力、物力、精力，在宗先生的遗物中，在一大堆准备处理掉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他在20世纪20至50年代的一大批文稿和讲稿，从中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论著，分成四卷，于1995年正式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编审许振轩先生，在《宗白华全集》出版后，带着这四本书，到北大找季羡林，说《宗白华全集》拟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请季羡林写封推荐信。
季羡林抚摩着这厚厚的四卷本《宗白华全集》，惊喜不已，忙说：“好，我给你们当啦啦队长。”
事有凑巧，第二天，季羡林接到新闻出版署打来的电话，请他出任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副主任兼文学组组长。季羡林考虑到《宗白华全集》有可能放在文学组评审，有点为难了：已经答应给许振轩写推荐信，如果不写，有失信用。但是写呢，自己是文学组组长，写了推荐信不就等于定了调子，其他评委还怎么畅所欲言？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戒说”，不写推荐信，写了封收回承诺的信给许振轩。几天后，许振轩又去找季羡林，告诉他新闻出版署已将此书安排在社会科学组了，季羡林这才特地开夜车，写了满满三页纸的推荐信，肯定宗先生的美学思想应当重新研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评定，因为这部全集收有宗先生60％以上首次面世的著作，这些新面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从而肯定出版社出版其全集，堪称文坛佳话。对《宗白华全集》的态度，又一次证明了季羡林的原则性。
二、笔耕的快乐
1．不凡的动机——要使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社会上就曾经刮起过一阵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各种议论都有一些。当时，季羡林看过一些文章，但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他觉得有些文章简直是不知所云。而且，当时他认为这种空泛的讨论本身无意义，无价值，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季羡林已过“耳顺”之年，早已把“知天命”之年甩在脑后了。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鼓舞时有，叹息亦时有。在“文革”最艰难之时，他甚至悲观到极点，面对现实，有一种“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静”的消极想法。但为时不久，他很快有所顿悟，觉得自己一生要做的事还很多。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
他从个人的观察中发现，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从来不去考虑人生这样严肃的哲学问题，所以只是徒有躯壳地活着，随波逐流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
这些人在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不走运的时候，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有一些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得温饱，然而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终日忙忙碌碌，然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这样的人，同样是浑浑噩噩，昏昏沉沉，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活这一生。
这些人很自然属于芸芸众生之列，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谈起呢？
季羡林认为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出一丝一毫。但是，他又自认为与芸芸众生之流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他和另外一些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与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总而言之，季羡林认为，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可以说，这正是季羡林笔耕不辍的动机，也是他从笔耕中能得到快乐的原因之所在。
笔耕的意义，在于探索真理。季羡林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而季羡林则在笔耕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他曾经说，自己少无大志，不但在中小学里没有立志成为学者，就是在大学，真正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写成几篇，后来是阴差阳错才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的。一旦走上这条路，他却坚持不放。过去在极“左”思想黑云压城的时期，一个人搞学术，现成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名利思想，修正主义。他回想自己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至少有1/4的时间是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消磨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活动中。但是他仍然坚持看书笔耕不辍，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连带他长期工作的东语系，也成了业务挂帅的典型，他却乐此不疲，坚持不改。
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他首先检查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被领导运动的人认为是抓到了点子上，顺利过关。但是检查完了，运动一过，他照样搞自己的“修正主义”：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担心不担心会有下一次运动呢？当然担心，然而他对自己那一套检讨的本领很有信心，也可以说是“检讨有术”，抓自己的问题，一抓就灵，因此也就不过分担心。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而且庆幸自己是一个顽固派。如果不是一个顽固派，而是一度检查之后就真心悔改，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同“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划清界限，那么到头来在科学研究上还能留下什么东西，就很值得怀疑了。所以，他觉得“死不改悔”的顽固派有时候也会有点好处的。
季羡林这样真诚地坦白了自己笔耕不辍的动机：
那么，我搞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为名为利呢？说一点都没有，那不是事实。但是我再三检查自己的动机，觉得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经过反复的验证，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结论，虽然不过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却往往大喜过望，以为人生之乐无过于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钻研，老而不已，置危险于不顾，视饥饿如儿戏，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学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样的动力。
他回头看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真是有点后怕，有点不寒而栗。
决心已下，他不能再有空白。
2．续译《罗摩衍那》
对于季羡林来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自己的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翻译《罗摩衍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进行，不用担心会被当做“毒品”来对待了。这样一来，翻译的速度自然而然也就加快了。
在从事翻译《罗摩衍那》的第八个年头，一个意外的惊喜明白无误地摆在了季羡林面前：印刷精美、装订富丽的《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被他真实地抓在了手中，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他心里自然感到非常喜悦，那种心情不亚于一个孕妇看到自己生产出的第一个婴儿。
在第一篇出版之后，季羡林在1980年夏天应邀去日本访问，随身带去了几本，送给对此书有兴趣的日本朋友，也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汤山明博士等人，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的出版，使季羡林得到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这使他更加鼓足了干劲。
但是，与此同时，季羡林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也越来越多，究竟有多少个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他自己已经弄不清楚。有人大致给他算了一下，大概当时已有五十多个。加之这时他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同他在一起工作过二三十年的一些熟人，看到他的一些科研选题，都有些吃惊，感到莫名其妙。
会也越来越多，以至五花八门，不计其数。有一次，他的老友诗人冯至先生，套用了李后主的词，随口吟出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季羡林听后，捧腹大笑，感到实获己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一点也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从1973年到1983年2月，历十年风雨，呕十载心血，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皇皇巨著，终于全部译完，大功告成了。
在《罗摩衍那》全书最后的《译后记》中，季羡林写下了他十年来的甘苦：
在过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乐；既有险阻，又有顺利；既有内心的波动，又有外来的鼓励。何况，我翻译这一部巨著，并不是单打一。几十年来的环境，使我养成一个同时搞几种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习惯。让我单打一，或者单打一二，或者给我一间清静的屋子关起门来翻译或写作，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什么东西也写不出。在翻译《罗摩衍那》时，也是这样。除了这件事以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好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脑筋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我就是用这种翻来覆去地磨过的刀子翻译完的。
就在翻译工作的后期，季羡林开始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起初，他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进“牛棚”之后，也没有改变，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进入翻译后期，他才逐渐认识到这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的所作所为是同属一个范畴的，二者在最后都失败了。而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终胜利了，享受到与爱妻团聚的幸福。
罗摩的幸福本来与季羡林风马牛不相及，但他自己觉得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仅不时地带给他一些安慰，给他这极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生气，而且也给他的内心灌注了活力，增加了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从中他享受到了人间的幸福，精神上也似乎得到升华。
他兴奋地写道：
总而言之，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了多次心情的波动，终于把这书译完了。我一方面满意，满意这件艰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不满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东坡有句著名的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译文也如春水，我这一只春水中的鸭，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觉得，我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外国史诗的中国诗体。从我的能力来说，目前也就只能这样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后来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来者。我也并不是说，我做这件工作，一无是处。不管怎样，我毕竟把这一部名著译出来了。这会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化，这也会大大地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果我这想法不错的话，我不更应该感到幸福吗？
再进一步，季羡林觉得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从茫然、木然、精神空虚，到毅然、决然、精神焕发，这是他走过的路，但是这一过程，对于大多数老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条必由之路。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反映出解放后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反映出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与英明。他知道，他这面镜子本身，并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镜子，其中照见的东西有美，也有丑，也有善，也有恶。毕竟它是一面镜子，用它既可照出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照出其他老知识分子的影子。顾炎武有两句诗：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他不敢自比苍龙，自比老树，也许可以，他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想到这里，他更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
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24小时，谁也多不了一分半秒，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24小时。我现在就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
3．科研的最佳时段
季羡林自己说过多次，他有一个坏（好？）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它思考问题，便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比方说，他在进行一项大工作的同时，在大工作、大项目的缝隙里，触景生情，灵机一动，写出一些较短的论文。这样的“灵机”是他自己也无法掌握的，有时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灵机”往往是计划外，属于“编外”项目。
而对计划内的大项目，季羡林往往也安排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
在一天里，季羡林进行科学研究最佳的时段，是早晨四点到七点多这三个多小时里。
清晨四点，朗润园里一片寂静，季羡林书房里的灯亮了。他准时地坐在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前。
四周是漆黑的，没有亮光，没有声响。偶尔风吹动窗外的梧桐叶，发出一点声响。时间在不知不觉地过去。坐在桌前的季羡林，时而凝思，时而疾书。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的日本玩偶，藤娘身上。她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浑身上下熠熠发光，而且闪灼不定。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还是一片暗夜。不知怎样一来，不知不觉之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季羡林在诧异，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他从搬进朗润园，这棵梧桐树就在这里了，但那么多年，他竟没有留意，这棵梧桐树属于什么品种。为此，他可以原谅自己，既然不是植物学家，那就不必苛求了。
再远一点，在后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梧桐、垂柳，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这个玩偶藤娘，是日本朋友室伏佑厚先生和室伏千津子夫人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他1980年第一次应邀访问日本时的事。
转瞬间，阳光忽然不见了，真是白马过隙。藤娘身上，已是一片阴影。窗外，透过梧桐和垂柳的缝隙，能看到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就在后湖上面的天空盘旋着，飞翔着，飞过的影子不时地在蔚蓝上面划上一道道弧线。鸽子的影子投到后湖水面，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真鸽子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一般。
朝阳又升高了一些，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坐在书桌前的季羡林头上。他不禁心中一动，觉得阳光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启迪着什么，暗示着什么。他忽然间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晨就是对着初升的朝阳，静坐、冥思、默想，幻想着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想到这里，他联系到自己，竟然没有这样的福分，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却向往之，于是他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翻腾，仿佛自己也有了一种神力，能洞察三界，透视万有了。
稍事休息，季羡林想缓和一下工作了一阵子的紧张神经，心中有了余裕，能够抬起头来，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
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扑人眉字，鸽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室伏千津子夫人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
他又扫视到窗外，太阳升得更高。梧桐树椭圆的大叶，和垂柳尖长的细叶，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居然也相映成趣，大叶与细叶也和谐如一。远处，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鸽影仍在晃动，仍然在划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
室内的近处，窗台上摆着几盆君子兰，虽然是极为普通的青砖色的土瓦盆，但那深绿肥大的叶子，却依然给他增添着绿色生命的神奇力量。
看着这一切，季羡林怡然自得，其乐陶陶。他感到，大地竟是如此可爱，人生竟是如此美好，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真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甚至有了一点灵感，信口念出两句自己并不觉得是诗的“诗”来：
此身合是诗人未？
鸽影湖光八月明。
有了诗人的雅兴，好像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了。
就这样，季羡林在紧张工作之余，调整了神经，得到了休息，又开始了每天清晨第二阶段的紧张工作。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天清晨这3个多小时，成为季羡林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时段。
4．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季羡林从年轻时就发表学术论文，多为考证性的，直到现在，他的学术论文仍多是考证性的。他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解放前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解放后，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
季羡林认为，现在一讲理论，人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他不喜欢抽象的理论之争，因为理论之争的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他对此的看法是：
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对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
他觉得，让他五体投地佩服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因为它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以最为实事求是。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业已足让他心服口服。
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他认为，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他觉得，自己的这种理解，也许是幼儿园的水平，但也许它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外，季羡林认为，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他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如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认识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科学研究的方法很多，季羡林因为最喜欢考证，所以他特别欣赏和服膺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为它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
胡适先生的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时间，尤其在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对此，季羡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哪一个学者，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能够离开假设与求证呢？季羡林论述说：
在开始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但是，光有假设还不够，还要小心求证。因为：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
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羡林提出要反对两个倾向。
一是绝对不能迁就自己假设的结论。
有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说，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火花，于是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都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良心的科学家应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但是个别人却觉得自己的假设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只选一些于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以迁就自己假设的错误结论。季羡林认为这类人是学术骗子，绝对不足取。
二是防止以论代史。有些学者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有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于是在搜集材料时，有利于这一结论的就收，相违的则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他们的“求证”，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在为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这样的态度同样不足取。
在这样的基础上，季羡林自己的科学研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学术文章不管是看来多么肤浅，但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并不是结论，不管它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所以，他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他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而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之时，往往也引起他内心激烈的波动，最终他还是决定忍痛抛弃。季羡林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鹦鹉学舌，非他所能；陈陈相因，非他所愿。他从来不标榜自己的新看法都是真理，他认为，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5．资料的搜集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偏重于考据，他因此而特别注重搜集资料的问题。
季羡林认为，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因人而异，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最常见的搜集资料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
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办法。
比方说，季羡林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就不用这样的办法。他采取的是“眉批法”，把有关的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上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稿纸上，形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比原文要多出好几倍，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季羡林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会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他就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开会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然后分类保存。季羡林注意到，别人也有这样做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
季羡林认为，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因此约略等于陈寅恪先生的眉批。而卡片面积太小，要做到这一地步是办不到的。
季羡林在抄好材料后，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常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不然，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条，而上面记的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所以就会由于它的丢失而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这就不得不黾勉从事。
搜集资料时，季羡林十分注意资料要巨细无遗，他甚至于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但他也十分清楚，资料要搜集到百分之百完整的程度，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他随时警惕，提醒自己，绝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因为这样写成的学术文章，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
与搜集材料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季羡林对此予以严格关注。他认为，只要与自己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著的目录，都必须清楚。否则，前人或别人已经有了结论了，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岂不是贻笑大方，对此是不可不慎的。
对材料的重要性，季羡林常说，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还有个时机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季羡林得到这样一个经验：只要是自已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自己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季羡林从来不感到有什么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眼中，比方说，他写作《中华蔗糖史》翻阅《四库全书》，经常是超越了一目十行的极限，而是一目一页，翻着《四库全书》，“糖”字、“蔗”字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字眼，都自动地往他眼里跳。反之，如果自己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所有这样的资料，对自己可能都是无用的。然而，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谁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一个人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这个人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人又会思考起乙问题来，就可能回忆起自己以前看书时，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而这时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类似这样的经验，季羡林自己也碰到过不少次，而且知道别的人也有相同的经验，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告诫学术研究者：
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多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季羡林几十年从事笔耕，从中，他既有快乐，也有苦恼，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他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几乎和盘托出了。
三、像老农而非老农
1．朴厚的“土包子”
不管是圈里人，还是圈外人，抑或是季羡林本人，都不否认季羡林的“土气”。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土”字的含义简直多极了，土包子、土气、土人、土著、土专家、土话、土仪、土产、土货、土皇帝……这些词，虽然没有太多的贬意，但也没有太多的褒意。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季羡林从德国回国到北大任职伊始，沈从文先生请他吃饭，他看到沈先生用牙齿把捆东西的麻绳咬断，从这一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的小小举动中，他看到的是沈先生的个性。这种个性在达官贵人和“高等华人”眼中，自然是非常可鄙、非常可笑的，但季羡林却正欣赏这种劲头，而且把自己也看做是这样一个“土包子”，但是这样的“土包子”同那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而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丝毫也不比他们低一等。从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季羡林始终以这样的“土包子”自居，且以此为自豪。
从季羡林这样的“土包子”身上透露出来的个性，是他的“朴厚”。
这一点，曾经在朗润园住过一段时间的著名学者、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中行先生，有着切身的感受。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知道是由谁介绍，张中行和这位早已闻名的知名学者，在他的家门口成为相识。在这次结识之前，张中行听到的有关季羡林的见闻，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就是“朴厚”。这次晤面之后，张中行对他朴厚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张中行有清晨散步的习惯，而散步的路线，有时就是后湖边上的幽境，要从季羡林住的13公寓前边走过。这时，季羡林在工作一段之后，往往也要到门口站一站，稍事休息。张中行路过时，如果正好赶上他在家门口，就打个招呼，或者说上几句闲话。
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礼，也许因为，都觉得对方同佛学有些关系。闲话也是走熟路。消极的是不沾学问的边，原因，我想少一半是研究的那些太专，说，怕听者不懂，至少是没兴趣；多一半仍是来于朴厚，讲学问，掉书袋，有炫学之嫌，不愿意。再说积极一面，谈的话题经常是猫。
张中行感受到的，就是这难得的朴厚：从来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朴厚。
是的，不炫耀本身就是朴厚的一部分。
1985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今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筹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邀请季羡林、贾植芳先生为主要嘉宾召开座谈会，住在校内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会议之余，主办者组织专家参观。其中一项内容是参观上海一座著名的寺庙，游禅堂、观大殿，会见颇有地位的住持长老，显然是一位老僧，还应邀吃一顿闻名上海的高级午间素餐。季羡林深有佛学功底，在如此众多的与佛家有关联的活动中，换一个人，正是发宏论高见，甚至即兴连类而及，去道掌故，说逸闻之处是太多，太方便，也太对题了，特别是在与住持长老会面时，盘道论经，进行高层次对话，是可以显学识、露经纶、表现学问高深、知识广博的，然而他没有去高谈阔论、指手划脚，去显示学问家的样子，而是以一个普通人自居，这种不见学问的学问，正是朴厚的表现，从这朴厚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他脸上总是含着平和的浅笑，一切都深蕴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做作而为，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是融汇于包容在深层文化、高度修养、自在人格中的一种“天然自成”的形象。
在朴厚中，季羡林还透露出几分执著，像一个老农对农事的执著一样，季羡林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让人更为动情。
在这方面，张中行又有很深的体会。
是不久前，人民大学出版社印了几个人的小品，其中有季先生和我的。我有个熟识的小书店，是一个学生的儿子经营，为了捧我之场，凡是我的拙作，他都进一些货。爱屋及乌，这次的系列小品，他每种都进一些货。旧潮，先秦诸子，直到《文选》李善注，因为其时没有刻印技术，也就没有“签名本”之说。有刻印技术之后，晚到袁枚的《随园诗话》，顾太清的《东海渔歌》，也还是没有签名本之说。现在是旧潮换为新潮，书有所谓签名本，由书店角度看利于卖，由读者角度看利于收藏。于是而有签名之举，大举是作者亮相，到书店门口签；小举是作者仍隐于蜗居，各色人等（其中有书商）叩门求签。我熟识的小书店当然要从众，于是登我门，求签毕，希望我代他们，登季先生之门求签。求我代劳，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季先生名位太高，他们不敢。我拿着书，大约有十本吧，去了，让来人在门外等着。叩门，一个当小保姆的年轻姑娘打开门，我抢先说：“季先生在家吗？”小保姆的反应使我始则吃惊，继则感佩。先说反应，是口说“进来吧”，带着我往较远一间走，到大敞的门，用手指，同时说：“不就在这里吗？”这话表明，我已经走到季先生面前。季先生立着，正同对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说什么。再说为什么吃惊，是居仆位的这样侍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距离世间的常礼太远。……这常礼由主人的名位和矜持来，而季先生，显然是都不要，所以使我由小保姆的直截了当不由得想到司马温公的高风，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言归正传，是见到季先生，说明来意，他毫不思索就说：“这是好事，那屋有笔，到那里签吧。”所谓那屋，是东面那个书库。有笔的桌上也堆满书，勉强挤一点地方，就一本一本写，一面写一面说：“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签完，我说不再耽搁，因为书店的人在门外等着。季先生像是一惊，随着就跑出来，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谢谢。来人念过师范大学历史系，见过一些教授，没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一时弄得莫知所措，嘴里咕噜了两句什么，抱起书跑了。
季羡林朴厚的事本够感人，用张中行这朴厚的笔一写，就更为感人了。张中行与季羡林交往，感到他是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张中行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找到第二位。
这样的“朴厚”，被认为保持着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他的普通，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让人悟到，一切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他是那样的单纯，单纯到不染纤毫的自然，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也都简化到最平淡处，但正是从这朴素中，使人感受到他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他的朴实的力量，使人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当工作有了成绩想向他表白时，到了他那里忽然就觉得不必诉说，他的沉着，他的稳重，连同他的朴实，使接近他的人只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2．“朴素衣裳常在眼”
对季羡林的朴厚，和他交往达半个多世纪的好友臧克家，也是十分赞佩不已的。臧老曾在上世纪80年代作过一首《赠羡林》的诗，说：
年年各自奔长途，
把手欣逢惊欲呼。
朴素衣裳常在眼，
遍寻黑发一根无。
到1996年，季羡林85周岁华诞前夕，臧老又赋诗《长年贡献多——贺羡林老友八五华诞》：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
海外十年，心系祖国，艰险备尝，
写下的日记何只万行？
你的人，朴素非常，
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
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