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1．风暴前奏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指不同行业之间是很难相互了解的。没想到，在同一所大学里，隔系也如同隔山。
就在季羡林在南口乡下以领导者的身份在进行社教时，北京大学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是从哲学系开始的。北大是高等学校社教的试点，而哲学系则可以说是试点的试点。
哲学系的社教，在党总支内形成对立的两派，以王庆淑为首一派，以聂元梓为首一派。聂元梓一派，在社教中受到批评和“围攻”，对此，她如鲠在喉，时刻在寻找机会报复。报复的对象不是王庆淑，而是支持王庆淑的陆平。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聂元梓在等待机会，在陆平身上开刀。
时机终于来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文化大革命”纲领《五·一六通知》，在与会者不能表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得到通过，《通知》最后是毛泽东本人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有强烈战斗性的号召，当时发表时是用黑体字排出的，以引起全国对“最高指示”的重视。毛泽东号召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除了《通知》之外，会议还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其他的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任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调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这些决定不是在中央全会做出的，需要中央全会追认。
紧接着，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5月18日发表的讲话，以后被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通篇大讲政变，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是搞反革命政变的人物。此外，林彪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毛泽东，其中有一段话，在全国产生过长时间的影响，他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在讲话中，几乎声嘶力竭地嚷着：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什么时候，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个人迷信”活动。
《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正式发表以前，已不胫而走。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北京大学，政治神经极为敏感，有些人已经在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聂元梓等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康生，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悄悄地来到北京大学。在曹轶欧的直接授意下，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大饭厅东墙南端，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文笔极为平庸，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透的理解，但它到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认为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连同北京大学党委、中共北京市委，都在搞修正主义，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北京大学党委提出的对文化革命的“积极领导”，是“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实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此大字报于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北京大学校内一片混乱，最初是在大饭厅周围，然后扩大到三角地带，再后是扩大到学生宿舍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既有大量支持聂元梓的，也有少量支持陆平的。晚上，党委书记陆平发表讲话，强调聂元梓在社教运动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希望全校能团结在党委周围。还有人透露内部消息，陆平校长说聂元梓是个妖精。消息传到学生宿舍区，写过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年幼无知的学生，立即又写出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并检查自己跟错了聂元梓的立场错误。
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确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为组员。康生几次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进行煽风点火，这就使支持聂元梓的学生又有所增加。
6月1日晚间8点，毛泽东亲自批准以新华社消息的名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并指示康生第二天见报，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广播之后，燕园内立即沸腾起来，师生们几乎一边倒向聂元梓，对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几天来反反复复，折折腾腾，年幼的学子们，今天听人唆使，去支持聂元梓，明天又听人唆使，反对聂元梓，到这时总算统一到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之下，全校拧成一股绳，合力对付陆平了。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农村参加社教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
2．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大灾难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北大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北大党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首先在北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了，从此，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假共产党”，并由此而兴起了揪“假党员”之风。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市委宣布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珮云的职务，并派出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这在全国又一次引起剧烈震动，产生了广泛而长时间的影响。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派工作组一事后来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谴责。
由于“运动”逐步深入，北京大学实际上从5月底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大多数参加农村社教的师生于6月初回校。他们回到北大后，看到的燕园已经面目全非了。据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说，他一回校，看到在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大标语：“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哲学系的教授自然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也不是一概而论，被分成两组，一组是问题严重的，冯友兰、张岱年、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楠森、朱伯崑、吴天敏等人，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黄子通等，实际上宗白华、黄子通没过多久也被揪出来，成为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在哲学系形成了以冯定、王庆淑为首的所谓“黑帮分子”。他们每天到一院去扫地、拔草，并随时接受批判。
而在东语系，名教授本来没有哲学系那么多，在全国名气大的是一级教授季羡林，二级教授马坚、金克木，其他知名者是刘麟瑞、徐祖正、刘振瀛、陈信德。这些学者中首先被揪出来的是陈信德和马坚先生。
陈信德被怀疑为日本特务，他因此而被抄家，抄家时被抄出一面“太阳旗”，更加证明了陈信德的“特务身份”，陈信德这个日语权威自此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了长期的折磨。
马坚先生被揪斗的起因是由于邬裕池老师。邬裕池老师留校任教后于1965年去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言文学。1966年初，邬老师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马坚先生，谈他到达开罗以后在大学进修的感受，当然也感谢恩师马坚先生的辛勤栽培和教育，表示要好好利用宝贵的进修机会，刻苦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绝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
在一次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业务会上，马坚先生说到他不久前收到邬裕池从开罗寄来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文字很好，出国后的阿拉伯语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教研室的老师们向他学习。作为教研室主任的马坚先生，在教研室内鼓励青年教师积极上进，钻研业务，本是无可厚非的，表现出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一代的厚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文化大革命”一起，这封信便被当成马坚先生引导青年只专不红、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真实“罪证”。
东语系有人把邬裕池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师生们愤怒起来。“文化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作为代表已被揪出来，打倒在地了。另一是反动学术权威，东语系的学术权威主要是一、二级教授，但他们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是一般学术权威，师生们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把邬裕池老师的信一公布，师生们的眼睛“亮”了，看清了东语系的反动学术权威原来就是马坚先生！
马坚先生作为“革命对象”的身份一旦被确立，便被当做埋藏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遭批判。北京大学校内各系普遍出现了乱批乱斗干部和老教授的现象，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力求对此有所控制，但无济于事，终于酿成了6月18日四处抓人，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在哲学系学生所住的38号楼的东门楼梯台阶上，设立了“斗鬼台”，包括冯友兰先生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权威，均在被揪斗之列。一天之内，数十名干部和教师，被“革命小将”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被拳打脚踢，强行游街“示众”。他们的人格遭到野蛮的污辱。神经衰弱的人，已不堪忍受这种污辱。只有一些修养到“真人”境界的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白天挨完了揪斗，晚上回到家里，则念开了《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据说，冯友兰先生从《逍遥游》里悟出：你揪斗我的人，无非是鲲鹏展翅九万里，我挨斗，则是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你们斗我是一种自由，我挨斗也是一种自由。对这种传说，无须证明是否真实，但事实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不达到一种“真人”境界，确实是很难熬过去的。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这种非人性的批斗赶到现场加以制止，但无效。当晚，张承先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他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说这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要求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全国仿照执行之后，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运动也就不像初期那样轰轰烈烈了。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听信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汇报，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要统统驱逐之。这一次，刘少奇等人成为明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后台，而所谓群众运动，不再有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根据林彪的理论，群众运动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天然都是合理的。这样，工作组时期尚有的法制因素，便荡然无存了。法制社会一去不复返，全国陷入一片无法无天的混乱之中。
在北京大学，工作组灰溜溜地被赶走了，聂元梓成为校革委会主任，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这时，北京大学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搞“上揪下扫”，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要“上揪”；老教师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下扫”。揪斗、游街、劳改、关押、殴打、抄家、“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戴高帽子，以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干部、教师受到疯狂迫害。
在哲学系，有一天教师们正在开会学习，忽然有一支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大踏步走进来，大喝一声：“你们全给我站起来！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我讲话！我们是红卫兵，任务是革你们的命。”
真是无独有偶，东语系马坚先生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冲击：
他两次被抄家。第一次，马坚没有思想准备，正在书房里埋头翻译《阿拉伯通史》一书，他看到进来一些学生，还以为他们是来问功课的，就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当他们大喝一声，勒令他交出“黑材料”，交代“黑关系”时，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但他临危不惧，反而很冷静。他讲他没有“黑材料”，只有些学术著作和参考书，都在书架上；也没有“黑关系”，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都是公开的，摆在桌面上，挂在墙壁上，谁都看得见的。作为“战利品”，他们抄走了一批翻译手稿、资料和银行存折。他们看到存折上存款很少，很快就还回来，部分手稿和资料一直到运动后期才归还。但是，《悬诗》和《阿拉伯文学史纲》的部分译稿，以及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件汇编和纪念册（包括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已无法追回。抄家之后，就是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游斗，接着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有系一级、室一级的批斗会，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宿舍也召开批斗会。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阶段的文化革命群众性的过激行动，是满意的。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没想到自己在战略上大错特错了。顷刻瓦解的，并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堡垒，而是道德斯文。北京大学作为堂堂的全国最高学府，本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讲礼义廉耻的文化圣地，但文革一来，斯文全部丧失，野蛮代替了文明，粗暴代替了善良，兽性代替了人性，流氓作风代替了学生的书卷气，残酷无情代替了人道主义。这一切，使那些当时年幼无知只知盲从的学子们，每每想起，就会汗毛直竖，一想起自己做过的一些亏心事，脸上会一阵阵发红。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3．情形不妙
季羡林从6月4日回校之后，在有过一段观察之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资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想到知识分子的春天刚来到就逝去，春天再也不可能永恒了。这次运动又是对准知识分子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自己自然也在被批之列。他当时虽然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他确实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尽管运动来势迅猛，但他并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逐渐“深入”，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不断在“文化革命”中升级，不少的一部分人，理智完全丧失，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正像古人所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就在这样的时候，奇怪的逻辑出现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实际上应该说是绝大的蠢才，发明了这种逻辑：只要是“春”字，代表的肯定就是资本主义。而季羡林写过《春满燕园》的著名散文，就被非常合乎“逻辑”地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的毒草。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
这样，季羡林从南口北大社教基地回到北大之后，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有一天，季羡林去看大字报。突然间，他看到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这是矛头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内容却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批判他歌颂春天的散文《春满燕园》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季羡林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
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这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
年幼无知的“革命小将”们，受到“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最高指示的蛊惑，他们把几千年来形成的尊师重道优良传统一扫而光，开始向自己的恩师们开刀了。恩师们一个个或者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成为“黑帮分子”。季羡林是双重身份，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党员系主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范畴，这就使他毫无疑义地成为“黑帮分子”，在数目不小的北大“黑帮分子”中，虽然属于年轻的，但份量却是重的。
到这时，季羡林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性，真正感到情形不妙。
4．自投罗网
情形虽然不妙，但如果季羡林能沉住气，稳住步子，还是有可能“蒙混过关”的。但季羡林偏偏有着山东人的耿直性格，有不平他就想鸣，而这是很危险的，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这意味着什么，会遭到什么样的迫害，是季羡林始料不及的，也是怎样估计都不会想到的。
就在聂元梓等人在“四人帮”的唆使之下，篡夺了北大领导权之后不久，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与整个北京市的“群众组织”相对应，一个是“天派”，一个是“地派”。天派是“新北大公社”，地派是“井冈山”。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两个组织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所以这两个组织是真正的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又互相指责对方为“保守派”，两派之间互相攻击，斗争逐步升级。
从北大的具体情况看，新北大公社的头头是聂元梓，人们给她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外号“老佛爷”，隐喻她手段之毒辣可与慈禧太后相媲美。她本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1964年来北大工作，社教运动中就与陆平作对，但失败很惨，文革中她有了权力，又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一手遮天。在社教中，季羡林就与此人打过交道，深知此人不学无术，语无伦次，却又心狠手辣。
在工作组没被赶跑之前，季羡林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被赶跑，他本也可以逍遥自在下去的。但他是一个颇爱打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这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他觉得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其实他并不真知道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便有点“蠢蠢欲动”了。
也是事有凑巧，有了一个偶然的机遇。
有一件事是出乎季羡林意料之中，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那就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挺身而出，与“老佛爷”作对了。季羡林在这之前对周培源先生并无太多了解，只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季羡林渐渐发现，周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为了与“老佛爷”作对，周培源先生干脆参加了对立面“井冈山”，并成为其领导成员。
一次，北大的两大派在大饭厅（即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公开辩论，两派头头都坐在主席台上。周培源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周先生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巅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像，但季羡林心里却充满了敬意。
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季羡林也上了“牛劲”，虽然他属“猪”，不属“牛”，却有了“牛脾气”。他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住“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东语系的两派分别是“公社红九团”和“井冈山兵团红九纵”，这是因为东语系在北大的排列序号是“九”，便有了“九团”、“九纵”之名。这一来不打紧，一下子成了“老佛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真是自投罗网。
这之后，季羡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多次被揪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污辱和攻击。
据乐黛云教授回忆，在1968年仲夏一个十分炎热的下午，她亲眼看到过季羡林被游斗的场面。
那时，“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们都蹲在烈日下拔草，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质询和批斗。我作为一个摘帽右派，被认为是没有多大“政治油水”的死老虎，因而被编入“一类劳改队”，在北大附小抬土。那天收工后，我从东门进来，走到湖畔水塔边，正好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们俩人都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做“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征。先生吃力地向前走着，一缕血红的残阳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脸上。我陡然与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和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铭刻在我心里，时时警醒我以更宽厚更仁爱的襟怀处事待人。
与此同时，东语系的另一个学术权威马坚先生，则被两派竞相批斗，被轮番批斗。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马坚先生有时是主要被斗者，有时是“陪斗者”。马坚先生对这些批斗和形形色色的恶作剧，既很认真，又很不认真。对无理指控和不实之词，他必据理力争，严加驳斥，决不委屈迁就，苟且偷安地胡乱招认了事。有人指责他反党、反毛主席，他驳斥说：我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写的文章就是证明，毛主席还说过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们为什么要给这种合作抹黑呢？马坚所指合作很好，是胡乔木让季羡林转达给马坚的话：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这是解放后不久发生的事，马坚先生说出这些，使指责他的人无言可答。对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马坚先生极为认真，而对他业务第一的指责，他则不那么认真。
事实是，不管认真，还是不认真，只要被确定为“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无论如何也难逃批斗的。
对于季羡林和马坚这样的重点人物，仅仅开批斗会，游斗，还是远远不够的。“老佛爷”们知道，除了批斗，他们还有在家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也不该由他们掌握，于是，他们也就被关进了临时集中营——牛棚。
从此，季羡林开始了自己的“牛棚岁月”。
二、“牛棚”岁月
1．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季羡林跳出来反对“老佛爷”聂元梓的动机，是既简单，又复杂的。
在《春满燕园》被批判之后，气氛稍微平静下来。他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他因此而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他能继续逍遥下去，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这时的季羡林，觉得当时自己无异于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与太子建之子胜奔吴，到达昭关之时，关吏想抓他。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到了江边，有一渔父乘船，知伍子胥之危急，乃渡伍子胥过江。过了江，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剑作为对救命之恩的答谢，渔父说：楚国有法令，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渔父不肯受剑。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显然可以平安无事了。
而对于季羡林来说，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季羡林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而有时候，他的胆子又特别大，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住东厂的特务机关杀人之处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变态。他个人认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往往就表现在变态上。
“文革”中分派之后，季羡林恰恰是变态起了作用。
他看到“老佛爷”仗着后台江青能通天，便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这不是什么人性，甚至连兽性也没有了。季羡林便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时，季羡林也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又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因此，他就怀着冒险、侥幸还有点自信的心情，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挺身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仗义直言了。他自己跳出来了。
季羡林是全国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整个北京大学都有影响，他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影响一大片，所以“老佛爷”就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
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那是非常痛苦的。裴多菲有诗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可见自由之价值，要高于生命和爱情。一旦自由失去，人便会痛不欲生。老舍先生的去世，便是明证。
那是1966年8月，红卫兵们受个人崇拜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和野心家以外，都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真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面临着修正主义复辟迫在眉睫的危险，便响应号召，挺身而出，在“破四旧”的旗帜之下，焚书、抄家、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如当年冰心所起名的“临湖轩”被改为“反帝院”，“南阁”被改为“五二五楼”，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这里写成的，当时是哲学系办公室。北京市的其他地名也被改得一塌糊涂，人名也都被改成与革命相符合的，什么丹、红、革，都被用成名字，还有改为“胡乱闯”的。
破四旧在8月23日达到顶峰，那一天，在北京文庙召开了一次破四旧大会。据新凤霞记述：
北京的八月演出了一出“打全堂”。
这一天在国子监——孔庙的大院中，戏衣、头面、凤冠、玉带、朝靴等演戏的服装、道具堆成了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所谓走资派、学术权威等围着火跪了一圈。红卫兵也排成一排。抡起皮带打这些“罪人”，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这些手无寸铁，只能跪着挨打的人，有的已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这其中就有老舍先生。我从1949年就认识了先生，他是我们的国宝，文学艺术的天才，为人又这么善良、忠厚、行侠仗义……他有什么罪哪？先生就在这次“打全堂”的第二天含恨死去。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其实，人们都知道，老舍先生是跳进太平湖中溺死的。他不堪忍受自己的人格所受的污辱，他在临死以前，也许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想到的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现实，因此他决心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己身之一死来与浊世抗争。老舍先生在去世以前，也许有与屈原同样的心态。
对这样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民艺术家，季羡林没有想到他的死竟是这样悲惨。他感慨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有人说，人在临死前总会想到许多许多东西的，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绝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绝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绝不会的，绝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
其实，与其说老舍先生的死是为自己带来解脱，倒不如说是为了留得自己的清白在人间。所以老舍先生之死，真正实现了泰戈尔所说的“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可惜，老舍先生的死，没能引起全社会理性的回归。
季羡林当时死的决心既下，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他把历年积攒下来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在口袋里，最后看了与他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算是与她们告别，正要准备出门跳过后墙逃走，到圆明园的废墟芦苇中去静静地死去，大门上突然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原来是“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来押解他，要去大饭厅挨批斗。
没能逃出去，他被带到大饭厅批斗。这可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他一下子得到了“顿悟”：原来一个人忍受打击和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他下定决心，可以而且能够忍受下去，不死了，要活下去！
季羡林活下来了，只是在“牛棚”里，他度过了漫长的八个月时间，经受了肉体上、精神上无休无尽的残酷折磨。没有别的办法，每一次折磨他都得咬着牙挺住。
2．“牛棚”里的八个月
由于反对“老佛爷”，季羡林的罪名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他戴上了。“老佛爷”甚至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季羡林的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他“打成地主”。老家的乡亲们真实地告诉那几个被派去调查的“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但这也免不了给他戴上其他帽子，他的罪名多如牛毛，但其中两条罪名，一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业务挂帅，哪一次批斗都缺不了这两条罪名。
“牛棚”设在外文楼后边，那里有几排平房教室，大规模批斗以后，这里成为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接受劳动改造的住处，总称为“劳改大院”，也称为“牛棚”。一批红卫兵被安排在这里做“监改人员”，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隔离审查，老教授们偷偷地在私下把他们叫做“牢头禁子”。
有一天，牢头禁子下令，不让季羡林出去参加劳动，让他在“牛棚”里等候批斗，但不是主角，而是“陪斗”。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类似于旧社会的“陪绑”。已经被批斗多次了，季羡林几乎成了“老手”，什么喊口号，喊“打倒”，喊“拥护”，发言批判，以至满嘴捏造罪名，他都能够习以为常，听之不闻，置若罔闻，但对于肉体上的折磨，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有往脸上唾吐沫而不能动弹的人格污辱，一想到这些，他心里真有点不寒而栗。因此，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他下达命令之时，季羡林的心里真正有点哆嗦了。但他毫无办法，在失去理智的年代里，他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都失去了，他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地等在“牛棚”里。那种坐以待毙的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一直等到中午，始终也没有人来押解季羡林。稍后，季羡林才从同棚别的“难友”那里得知，原来“老佛爷”派人在头天夜里去抄家的对象是周培源先生。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但他们也胆敢违抗去抄家，而且还准备做主要斗争对象。没想到，有人事先透露了风声，周先生得到消息便躲起来了，没有被揪住。本来，“老佛爷”知道季羡林与周培源关系比较密切，都是“井冈山”的高参，所以准备让季羡林陪斗。没想到周培源先生躲起来，没有斗成，所以从早晨等到中午，没有人去“押解”季羡林。听了这个消息，季羡林心里真有点后怕。如果周先生真被“揪”出来，批斗起来声势之猛烈，是概可想见的。
下午，季羡林被“押解”着，去参加劳动。他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完全是人格污辱的口号，“老佛爷”们对周先生恨得咬牙切齿之状，明显可见。只是最高学府里莘莘学子在“文革”中堕落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寒心。
周培源是国务院点名保护的重点对象，所以“老佛爷”不敢公开把他送进“牛棚”。而其他大量学术权威，都遭到与季羡林同样的命运，他们与季羡林成为“棚友”。
在“棚友”中，有季羡林的老师一辈，如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先进了“牛棚”，季羡林则是自己“跳”进去的。同住一个“棚”内，有一件小事是季羡林永远也忘不了的。
朱光潜先生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有些动作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让季羡林佩服的是，在那样的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季羡林对此实在非常吃惊，而且也为他捏一把汗。
晚上，或是早晨，朱先生都在锻炼。晚上季羡林睡下了，发现朱先生在被窝里折腾，不知道在搞一些什么名堂的锻炼。早晨，朱先生经常偷偷跑到劳改大院的一个角落，去打太极拳一类的东西。久而久之，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他被狠狠地批了一通。因为在这些牢头禁子看来，“黑帮分子”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是表示要和社会主义干到底的，所以不允许他们锻炼身体。
从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季羡林看到它的意义是并不小的。他看到朱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自己的事业也没有绝望，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否则的话，朱先生他完全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了。从这里，季羡林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觉得自己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朱先生。他把朱先生求生的精神，暗暗地记在心中。
“棚友”中也有年龄比季羡林小的，如比他小13岁的张学书，他们是邻居，同住在13公寓同一单元之内，张学书住在二层。进了“牛棚”，又成了“棚友”。这一段历史，后来还被季羡林提起过，不过轻松多了。
那是季羡林当了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之后，张学书协助他做些具体的日常工作。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和客人吃饭，闲谈中，张学书向客人介绍，说他和季羡林是邻居。季羡林风趣地说：“不只是邻居，还是‘棚友’。”张学书把“棚友”听成了“朋友”，连忙说：“季老长我13岁，是前辈。”季羡林解释说：“是木字旁的‘棚’，我们一块儿住过‘牛棚’。”张学书经季羡林这一提醒，回想起自己与季先生在劫难逃，被当成“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那一段岁月，感慨良多。
“牛棚”里的生活，其细节局外人无法了解。对于当事人，谁也不愿意再向他们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虽然难知其详，但还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记述中，了解一二。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当时因为年老体弱，不住“牛棚”，而是住在外文楼，与牛棚为邻，因此也稍微知道了“牛棚”中的一点情况：
住在牛棚中的人就是参加了劳改队，我们在外文楼的人往往看见他们出工去劳动，个个都是神情沮丧，气象愁惨，排着队慢慢地走向工地。我们住在楼里面的人也有劳动，不过劳动只限于扫外文楼和办公楼外边的马路。扫完了马路就进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背语录和老三篇，或者写材料，写关于自己的材料，或是别的单位来外调的材料。在外文楼附近有一个食堂，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队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有一次，在站队报名的时候，有一位老年的老资格的心理学家，报了名字以后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监改人员大怒，说：“什么问题？要说清楚！”这位老科学家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人对我说你也是有问题的人，就叫我到这里来了。”他说的倒是实在情况，监改人员就不再问了。
“文革”中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本来司空见惯。
严重的是，劳改大院中被管制的人，人性被严重扭曲了，有的人精神失常，连笑也失掉了。
3．失掉笑的人
季羡林听说，只有人是会笑的。他自己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曾经笑过无数次，自然也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他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这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天天必须吃饭一样，是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探讨的现象，不须再动脑筋去关心了。
后来，他又听说，人是能失掉笑的。对此，他以前没有探讨过，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失掉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是因为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
然而，季羡林后来确实遇到过失掉笑的人，自己也成为失掉笑的人。
失掉笑的这个人，是在北大工作的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
这位老干部虽然资格老，但从来不摆架子。季羡林自己曾有“原罪”感，而对老干部，则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激与敬佩之情。他把他们当做自己的镜子，用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对这位没有架子的老干部，季羡林很愿意接近，愿意同他谈谈自己的思想。有时候，甚至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老干部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时的笑声，更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在季羡林看来，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发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它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一听到它，顿觉满室生春，连一桌一椅也仿佛充满了生气，一草一木也仿佛洋溢出活力。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破了房屋的门窗，到处飘流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
但是，那个时候，季羡林在听到这笑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的不可缺少，而是把它看做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把它看做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中国古诗说的“司空见惯浑闲事”，他一下子变成古时候的司空了。后来，发现这个爱笑的人忽然失掉了笑，这才意识到笑竟是这样宝贵的，值得珍视的一种东西。这是“文革”中摧残人性的典型一例：
天空里突然堆起了乌云，跟着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一场暴风骤雨真是来得迅猛异常。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而且也没有听说别人曾经经受过。我们都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直打得天旋地转，昏头昏脑。有一个时期，我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一个阴森可怕的恐怕要超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地方住了一些时候。以后虽然恢复了自由，然而每个人的脑袋上还戴着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惟恐言行有什么“越轨”之处，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我们的处境真比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困难。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都有成百个问号，成千个疑团；然而问天天不语，问地地不应。我们只有沉默寡言，成为不折不扣的行尸走肉了。
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季羡林有几次在路上遇到过这位老干部。他看到他从远处走过来，垂目低头，步履蹒跚。以前，季羡林看惯了的他那种矫健的步伐，轻捷的行态，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有时候，季羡林下意识地迎上前去，想要说点什么，但一到了跟前，最多彼此相顾一下，立刻又低下头，别转开脸，他们已经到了彼此不敢讲话，不能讲话的地步了。季羡林这时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了。
后来，季羡林又在校医院门前遇到他。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老年妇女扶着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老干部的身体似乎更不行了，路好像都走不动，腿好像都迈不开，脚好像都抬不起，颤巍巍地好不容易向前挪动，费好大劲才挪进校医院大门。看样子，他已患了病。
季羡林一时冲动，很想鼓足勇气上前去探问一声，然而他不敢。挨斗时那暴风骤雨般的情景猛不丁地展现在他眼前，他那一点剩勇，这时变成了微弱的爝火，经雨一打，立刻就熄灭了。他不知道，再有那样一次暴风骤雨，自己是否还能经受得住。想到这里，他硬是压下了他那向前去探问的冲动，只是站在远处注视着他。季羡林虽然关心他的身体，但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旁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看他走进了校医院的大门，身影在里面直晃动，在挂号处停留了一会儿，又被搀扶到走廊里，身影完全消逝，大概是到哪一个门口等候大夫呼唤了。
等到老干部的身影消逝以后，季羡林猛然意识到，怎么他脸上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他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他已经把笑失掉，当然更不用说那爽朗的笑声了。这时，季羡林心里才猛然一震，从前只知道笑是人的本能，现在却又知道，人原来是连本能也会失掉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这么残酷，又这么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理。于是，他又联想到了自己，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失掉笑的人。
我自己怎么样呢？他在这里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拿这面镜子一照：我同他原来是一模一样，我脸上也是一点笑容都没有，我也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我也把笑失掉了。如果自己不拿这面镜子来照一照，这情况我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肯同我说话的。如果有大胆的人敢同我说上几句话，我反而感到不自然，感到受宠若惊。不时飞来的轻蔑的一瞥，意外遇到的大声的申斥，我倒安之若素，倒觉得很自然。我当时就像白天的猫头鹰，只要能避开人，我一定避开；只要有小路，我决不走大路；只要有房后的野径，我连小路也不走。只要有熟人迎面走来，我远远地就垂下了头。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钻了进去，最好一辈子也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笑得起来吗？让他把笑保留住不失掉能办得到吗？我也只能同那一位老干部一样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了。
通过这样一段切身的经历，季羡林深深感觉到，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已经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别人眼中，还是在自己眼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不过是行尸走肉，留有一口气苟延残喘而已。什么清风，什么明月，什么春花，什么秋实，什么高山，什么流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别人眼中，当然都是非常可爱的，但在他的眼中，则是木然、呆然，什么快感也引不起来。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如浮云，如幻影；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如浮云，如幻影。他自己也就变成一个幽灵，踽踽独行于遮天盖地的辽阔寂寞之中，成了一个路人，一个“过客”，在默默地等候着大限的来临。
这个失掉笑的老干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定先生。
4．劫后余生
“文化大革命”明显地是人失去理智的产物。人既然已经失去了理智，那就自然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事情。仅打、砸、抢的活动，就不知毁坏多少文物，烧毁多少古书、字画，砸毁多少碑庙，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然而更有甚者，比这更为骇人听闻、出人意料的事层出不穷，下面只是几个小例子：
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一个农民，为了表现自己不平凡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动，竟然刺穿了自己胸前的皮肉，带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一行动，使这位农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一颗明星，被邀请到外地去“忆苦思甜”、批判修正主义，没完没了地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作大报告，这被认为是阶级觉悟高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摧残自己肉体的残忍举动，才能表现出对伟大领袖至高无上的忠诚。这样的一个像章在胸前的肉中带了整整三年，也算是创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
为了表现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要对那些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人特别残酷，而阶级敌人有九种，是地、富、反、坏、右、叛、特、反、臭老九（指知识分子）。广西的一位中学教师和别的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是阶级敌人，他们竟被人在额头上刺上了“反革命分子”五个栗子般大的字，受尽了侮辱。甚至也有些偏远的地区，还发生过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肝的兽性野蛮行为，退回到了远古的蛮荒时代。
和这些野蛮已极的行为相比，北大的红卫兵被冯友兰说成是“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与街道上的红卫兵不一样。
冯友兰说的是一次抄他家的行动，当时他在客厅里看见一个抄家的红卫兵拿着一张纸进来，似乎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拿着这张纸厉声问冯先生：“这是什么？”冯友兰一看，原来是一张斗方的红纸，四周印着万字花边，是在别人家有喜事时在上边写上大字，钉在幛子上用的。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出来，冯先生给他们说明用途，他们又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向他们解释说：万字起源于印度，传到欧洲，也传到中国，本来的意思是“吉祥”，形状是卍，就是这纸上印的，而纳粹的标志是卐，这与中国的万字毫无关系。这位红卫兵扫兴而去，而冯先生倒是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他解释，还相信他解释，而他听说街道上的红卫兵，遇见类似的情况就不由分说，先把当事人痛打一顿再说，所以冯友兰说他们“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
其实，北大红卫兵的野蛮行为也多的是，“水平”也不比别的地方的红卫兵差。用长矛刺死人、用皮带抽人的事也是屡有发生的。为此，北大的老教授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具体到季羡林来说，他被折磨得相当严重：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所以，季羡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虽然活下来了，但那只是肉体上的生，至于精神上的生，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灾难并没有结束
1．生活上的煎熬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也不仅是精神上的，还要包括生活上的。
红卫兵掌权伊始，就对老教授们挣那么多工资感到惊讶，而且他们还听到一些传说，说是钱挣得越多，就越吝啬。北大的一些老教授到秦皇岛、北戴河去疗养，在火车上喝一杯一分钱的茶水，都是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谁也不愿意为别人多掏出一分钱。血气旺盛的青年人对此极不理解，也不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他们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的助学金，还不时拿出一点个人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积蓄，几个好朋友到海淀长征食堂凑一凑，吃上一顿开开斋。有了这样的心理反差，红卫兵们想戏弄戏弄老教授，于是恶作剧便不时地冲教授们而来。
马坚先生就遭遇过这样的恶作剧。马坚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工资相当高，据说是每月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一次发工资时，不知是哪一位想出的这个恶作剧点子，让发工资的人故意把这些钱到银行统统兑换成一角一张的“角票”，变成厚厚的一叠子，数起来很费事，好看马先生的热闹，取笑他。当马坚先生点钱时，他们有人就奚落他，说你每月拿这么多钱，干那么一点事，亏心不亏心？马坚先生知道他们这是嫉妒心在作怪，便针锋相对地说：“这是人民给我的，如果人民政府批准，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那人听了以后，气急败坏地说：“谁要你的臭钱！”马坚接着说：“这是人民币，你怎么能说是臭钱？！”那人气得说不出话来，猛然站起来，冲出门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狼狈地走了。据说他跑回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李振中：《学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他自然没想到，老教授们的智商毕竟比他们要高好些。
后来，掌权的红卫兵又想出了折磨老教授们的新招，就是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红卫兵在宣布冯友兰先生罪状的同时，规定了对他的临时制裁，其中包括扣发他的工资，只按家中的人数，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十二元。当时冯先生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妻子任叔明和他自己两人，每月就只发给他们二十四元。
冯先生问发工资的人，“还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资呢？”他们说：“你不必管了，由我们处理。”这样，冯先生和老伴任叔明就只有每月二十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水平自然是相当低的。有一天，冯友兰从外边回来，一进门，老伴对他说：“今天有好吃的。”冯先生问：“有什么好吃的？”老伴说：“今天我上街，看见卖羊肉的，我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羊肉。”当时的羊肉大概九角钱一斤，一角五分钱能买一两多，吃这一两多肉，他们就感到是改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标准，过了好几个月，后来才逐渐增加，先是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又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
这样的待遇，对季羡林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季羡林从小吃苦吃惯了，并不觉得，而且老祖和老伴德华，还有办法多变换一些花样。
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包括季羡林在内的这一批老教授们，都是国宝一级的专家，在这异常的时期，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在生活上还要受煎熬。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丧失对祖国的拳拳之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伟大的！
2．武斗不断升级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8日这天开始，就发生了打人的暴力事件。工作组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中央文革则予以平反，并及时地传达了上边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虽然指示里也提到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这一句“对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足可以让打人者受用无穷。
到秋天，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派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这时候，如果能及时制止，仍然可以制止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上边的基本精神是不要怕乱，要靠群众，而群众运动依然是合理的。翦伯赞写那么多书，靠谁去批判？只有靠革命师生，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只能靠他们去搞。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只有依靠群众去搞，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求不用怕动刀动枪，不要怕有乱子。那时的逻辑是，闹事就是革命，要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到8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上边认为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对学生运动不能镇压，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10月发出指示，要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进行军训，1967年1月正式发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的本意，可能想通过解放军支左，缓和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但随即而来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人的权力欲被无限地调动起来了。到后来，一切秩序混乱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正常秩序也无法恢复了。学校里的斗、批、改，扩大为大规模的武斗。北京大学的武斗到1968年春夏发展到高峰，双方各自修筑工事，安装了音量特别大的高音喇叭，鼓动武斗。
为了煽动对立情绪，北大两大派的广播台都常常捏造谣言，广播人员相信的原则是：宣传是一种专制行为，它不容分说地使听众服从自己，而不许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被当做宣传鼓动的“秘诀”，而恪守不渝地推行。
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到处插手运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使派性愈演愈烈。她对自己支持的一派鼓气说：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她假惺惺地却又欲盖弥彰地说：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她发明了“文攻武卫”一词，这在“阶级斗争学说”盛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武斗之升级，完全是“四人帮”支持的产物。
北大武斗最凶的时候是1968年，双方各种武器都用上了，最常见的是用自来水管焊上磨尖了的螺旋形状的钢筋而制成的长矛和用自行车带做成的大弹弓。在燕园中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会飞来一块用大弹弓射来的砖头。
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人提心吊胆。
据冯友兰先生说，武斗是相当严重的。
两派互不相让，派性越来越强，发展到武斗。我的院子里两扇大门也被拆走修筑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后有一座学生宿舍楼，不知是哪一派在楼顶上布置了阵地，居高临下，往下面打弹弓。我没有看见弹弓的样子，据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意大利看见的那样的打石炮弹的弩弓，不过子弹比较小，只有胡桃那么大。这个阵地上的人，见有来往的人，就往下打弹子，往往有弹子落在我这院子里，有时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头上，伤势也不会轻了。我们这所房子住的几家，都在院子里做饭，做饭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
在两派对立、武斗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无论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好像是处在战斗之中。每天所听到的，都是两派互相叫骂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喊出来，还有弹弓的声音参（掺）杂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