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止派性的日益发展和武斗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发出指示，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等院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领导那里的斗批改。
这时，分裂的北大总算又统一起来，不过，老教授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3．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浩浩荡荡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各高等院校。先是1968年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后是北京大学也有了“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1968年8月19日的事。
老教授们盼望着工宣队、军宣队会给他们带来好消息，但他们错了，他们没盼来好消息，而是被投进新的灾难之中。
听说工宣队、军宣队要进驻北大，分裂已久的北大觉得有了指望，在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进校的那一天，师生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终于等到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师生们列队欢迎他们进了校，接着开会，师生们表示欢迎，老教授也表示欢迎。工宣队的队员马上板起脸孔，训斥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后来，工宣队天天开会，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老教授们不敢再说话。这又惹怒了他们，问老教授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们为什么不发言呀？老教授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了不行，不说也不行，简直是无所措手足。
季羡林被从牛棚放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他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
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而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羡林“中间人物”的状况是否改变了呢？
是改变了，不过不是向好的方面改变，而是向坏的方面改变了。这要源于宣传队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经验。
清华大学是最先派驻宣传队的高校，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为宣传队，实为党政大权集于一身，而且集于一人，就是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的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在进校后，宣传队据说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了一份《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照发全国。该报告点了“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的名，且让他们做反面教员，还点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汪家鼎、李卓宝等人。报告捏造事实，说基础课教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且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当时，清华大学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即所谓“六厂一校”之一。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六厂的经验带有指导性。这个极左的经验，传达到北大之后，在北大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宣传队进驻北大后，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立即造成全校性的“红色恐怖”。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抓了近千个“专案”，将重点人物全部隔离审查。东语系也有几十人被立了专案，马坚先生、陈信德先生都是“重点人物”。
马坚先生被怀疑为“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后台。本系子虚乌有，马坚先生自然拒不承认，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人也没有相信他会加入在东北一个偏远地区的“伊玛尼党”，更不相信他会成为这个在解放初已被取缔了的宗教组织的后台，阿语教研室便被宣传队扣上“右倾”帽子。宣传队又组织其他专业师生对马坚先生“攻心”，结果仍是“久攻不克”。在将近两年的“攻心”战中，马坚先生遭受多少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宣传队在全校范围内对重点人物进行“逼、供、信”，使老教授们胆战心惊，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不堪忍受，和夫人双双吞食大量安眠药片自杀而死，据说他的衣兜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上写着，我没有问题；另一张上写着，我拥护毛主席。
在宣传队的“红色恐怖”之下，揪斗严厉，教职员中自杀者多人，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某人自杀的消息传出。
后来，北京大学也成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从此北大成为“六厂二校”之一。到1969年8月15日，全校召开宽严大会，宣传队成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清队工作进行到底》的落实政策宣传提纲，在大会上东语系日语专家陈信德先生被当成抗拒从严的典型，以“日本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逮捕，住进了监狱。
这次宽严大会之后不久，宣传队执行上边“疏散”的指示，大批教职工被“疏散”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北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张岱年先生、冯定先生、王宪钧先生、刘麟瑞先生等都去了鲤鱼洲，在那里住草棚，干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等体力活。有的老教授在那里得了血吸虫病，而且后来死于这种病。
工、军宣队，在北大和清华仍然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4．成为“资产阶级权威”的典型
季羡林曾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因为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聂元梓掌权时，是他自己跳出来，一跳跳进了“牛棚”。
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羡林没有跳，但他自己知道，照样饶不了他。
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权威”，实际上是和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同等类型的“反动权威”。
既然是反动权威，那就必然要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工农兵给予的“再教育”。
东语系批判季羡林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一个“大弟子”的一篇批判文章略见一斑，这篇批判文章被选在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组编印于1969年11月的《革命大批判文选》第二集中。用不着追究这个大弟子是谁，因为这是时代的产物，没有必要把罪责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这篇题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权威”的大弟子》一文中的主要段落：
到北大以后，我要求入党。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求我们做张思德、白求恩式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而刘少奇却要我们做他的“业务党”党员，就是所谓的“红色专家”。……说什么“我们的党员、团员……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刘少奇所说的“红色专家”就是×××这样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权威”。陆平吹捧这些人“已经基本上又红又专了”，“已经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东语系旧总支把他拉进总支委员会。这就是他们“业务党”的标准党员，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们就是让我做这样的党员。由于“私”字作怪，我就把×××当做又红又专的榜样，努力做一个这样的“红色专家”。
……旧总支的负责人也跟着喊“党员的业务赶不上需要”。他们发展新党员就是只要业务好的。“业务党”的标准党员、资产阶级“权威”更是言传身教，说什么：“你们的知识面太窄，要多读书。”无耻吹嘘自己成名成家的“经验”，说什么一个单词就可以写一篇论文，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这个毒饵，引导我们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那时就像丢了魂一样，每天钻图书馆，抱着梵文大字典死“啃”，甚至走在路上也背单词。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想的是通过刻苦读书，学一门专业知识，既有了成名成家的资本，又创造了入党的条件，一心想走×××的路。资产阶级“权威”对我说：“你学得很稳。”我把毒药当蜜糖，感到莫大安慰，心想这条路越走越稳了。……
经过几年的“修养”，真是越“养”越“修”，我越来越适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了。毕业前我入了党，毕业后被资产阶级“权威”选中，把我留校当做接班人培养，成了他的“大弟子”。
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以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要求自己，而是“受宠若惊”，洋洋得意，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理想”已实现了一半，这一辈子“红色专家”当定了，一心想在资产阶级“权威”培养下更快提高业务水平，将来出几本书，什么名呀，利呀，地位呀，都来了。我被修正主义迷魂汤灌醉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在“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我戴上了手表，穿上了呢制服，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灵魂。
作为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之一，师生之情被严重亵渎了，辛勤培养和苦心教育，换来的是离经叛道，这对于辛勤的园丁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内心世界的摧残会如何，局外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连自己花费那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弟子都背叛自己，出来揭发自己的“罪行”，不属于自己门下弟子的其他人，对季羡林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篇批判文章印出后，虽然把季羡林三字用×××来代替，但是东语系的人都知道×××就是季羡林。
所以，这时的季羡林，真正是一个“不可接触者”。
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不可接触者”是印度字“阿丘特”的意译。在英国统治时期，这类人算作“表列种姓”，是古代印度社会遗留的产物。晋朝法显去印度时看见的就是不可接触者，他们上街要敲木头，以便让别人回避不碰见他们，因为他们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所以经常要遭人训斥。在现代印度，在大都市里也仍能见到“阿丘特”，比方说，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异常瘦弱，头上的短发全白了，胸口凹进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就没有肌肉，完全是皮包着骨头。全身只在下身腰部和两腿之间，缠着一块不白的白布，其余都光着。这样的人，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也可想而知了。圣雄甘地把他们叫做“哈利真”，意为“神之子”，才给他们平了反。
5．西府海棠含冤、古藤萝遭殃
季羡林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
就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之后，高等院校里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展开了另一轮大讨伐。一时忽然传说：养花是修正主义，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丧志。于是“四人帮”的小爪牙迟群一伙就在海内名园燕园之内，大肆开展“斗私、批修”，先批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苗子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他们后又批花木，张春桥有个理论，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一奇特理论的指引下，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树，被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被斩草除根。一些楼房外面爬满了墙的爬山虎，统统被拔掉。办公楼前两棵枝干繁茂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
说到这两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据说，有一个挺有名的文人，在自己的笔记中专门讲到过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邓拓先生等人，在生前，每年春天都要来燕园中探望一番，欣赏一下绿叶葳蕤、粉红四溢的西府海棠。而季羡林自己，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些掌故，但他并不是为掌故所吸引，而是每当西府海棠开花之时，到树下流连徘徊，欣赏花色之美，听一听蜜蜂的鸣声。这并不是自命风雅，而是通过赏花，顿时觉得人间是那么的可爱，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胸中的干劲和生命的活力陡然腾涌起来。他的身体本来像个蓄电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仿佛是蓄上了电，生活起来有了力量，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也能够精神抖擞地驰骋了。
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诗人，其中喜爱海棠者颇不乏人。诗人们欣赏海棠之美，又以海棠花无香而遗憾。在古代文人的笔记、诗话中，有很多地方都说到这个问题。季羡林很自然地想到宋代著名爱国大诗人陆游的几首《花时遍游诸家园》的诗，其中有一首就是讲海棠的：
为爱名花抵死狂，
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时殿，
乞借春阴护海棠。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里感叹不已。
陆游喜爱海棠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应当知道，海棠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决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给人间增添美丽，给人们带来喜悦，能让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然而，就连这样天真无邪的海棠也难逃“四人帮”的毒手，燕园内的两棵西府海棠现在已经不知道消逝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也算是一种“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这里的是两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爱的，它也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享受，我毫无贬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园之大，竟不能给海棠留一点立足之地，一定要铲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争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挤占了海棠的地方，也会感到对不起海棠吧！
季羡林不禁想到，“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铲除海棠，仿佛这些花木会抓住他们那罪恶的黑手似的，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本来么，爱好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权利爱好美好的东西，花木自然也包括在里边。而“四人帮”却偏要违反人的天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铲除净尽而后快。于是，季羡林便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四人帮”这一伙人是大奸慝，已经丝毫没有怀疑了。
在西府海棠被铲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一直到今天，季羡林还经常要到办公楼前原来栽着西府海棠的地方驻足。
有一年，在风和日丽的暮春三月，季羡林偶尔走过办公楼前面。
他看到在盘龙石阶的两旁，在原来西府海棠立着的地方，一边站着一棵翠柏，浑身碧绿，扑人眉宇。它仿佛是从地心深处涌出来的两股青色的力量，喷薄腾越，顶端直刺蔚蓝色的晴空，它自然比不上杜甫当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古柏那样，“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但看到它们，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内心也会溢满力量。他顾而乐之，流连不忍离去。
正在欣赏之时，在季羡林的眼前蓦地一闪，就在这两棵翠柏站立的地方，神奇地出现了两棵西府海棠，它们正开着满树繁花，已经绽开的花朵呈粉红色，没开的蓓蕾呈鲜红色，粉红与鲜红，纷纭交划，宛如天半粉红色的彩云。蜜蜂在花骨朵中间飞舞，居然还能听到嗡嗡的叫声，犹如春天的催眠曲。这色彩，这声音，把季羡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沉醉了。
忽然间，海棠花与翠柏同时出现了，两者的影子重叠起来，翠绿与鲜红纷纭交错起来了。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翠柏和海棠都是现实，翠柏是眼前的现实，海棠则是过去的现实。难道这是名花有灵，是向他显圣来了么？难道是向他告状来了么？可他心想，自己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没有如来佛起死回生之神力，他只能洒一把同情之泪，寄托一点希望。可是希望什么呢？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可是我知道，须弥山已经为印度人所独占，他们把自己的天国乐园安放在那里。昆仑山又为中国人所垄断，王母娘娘就被安顿在那里。我现在只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我们燕园中被无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灵也遨游其间。我相信，它决不会忘记自己呆了多年的美丽的燕园，每当三春繁花盛开之际，它一定会来到人间，驾临燕园，风前月下，凭吊一番。“环佩空归月下魂”，明妃之魂归来，还有环佩之声。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侯倩魂。我是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
他叹息自己无力回天，不仅是西府海棠，而且连藤萝、古丁香树，也都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才斋与均斋之间的那两棵古藤，都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永世不得翻身了。整个燕园里，仅剩下后湖边上幽径旁的一棵古藤，只可惜，那棵古藤也仅仅存活到1992年，也被无端地砍伐了。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花木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知识分子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四、《罗摩衍那》的诞生
1．高等学府即将变成文化沙漠
1969年10月，在林彪下达“第一号令”之后，在北京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南下江西鲤鱼洲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同时，其他一些教师和学生们，在工、军宣队的统领下，到北京郊区各县进行“教育革命”。而这时的所谓“教育革命”，只不过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东语系的学生，大多数到了郊区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这里是穷山恶水，口外的狂风无休无止地吹打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公社社员们的生活异常贫苦，口粮都严重不足，为了节省粮食，冬天他们实行的是一天两餐制。
更有甚者，东语系的学生为了解决吃饭烧柴问题，要到30里以外的九里梁大队的深山里去砍柴。九里梁的农民，则更闭塞了，他们常年吃的是红薯和红薯干，农民们不知道什么叫“收音机”，有的学生住的房东家，弟兄七个，全是光棍，他们根本娶不起老婆，也没有人肯嫁给他们。有一位90岁的老农，从未离开这深山老林，也不与人接触，大学生有人听说他，去看他，像个古董似的老人，竟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清代的什么时候了。
季羡林也和东语系的其他师生一起，到了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去进行“三同”，搞“教育革命”。他虽然未被派往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远离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但是他在延庆，和在鲤鱼洲的老师们心态完全一样。
当时，季羡林和邬裕池、李振中两位老师同住在新华营大队的一户姓马的农民家里。这里的农民一律睡火炕，一个大火炕能睡十几个人，农民们全家往往都挤在一个大炕上。季羡林他们三人就和老乡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三人思想相近，都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季羡林甚至连希望都看不到，十分悲观。
延庆地处口外，这对于久住北京的师生来说，确实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北京冬天有暖气，而延庆没有暖气，贫下中农家里能生得起炉子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取暖仅靠火炕上那点温热之气。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26c，还要到田野里去进行刨地等劳动。镐头下去，有时火星四溅，而冻土却纹丝不动。劳动一会，身上热火起来，慢慢地出了汗，手被镐头震得生疼，有的同学虎口都震裂了。休息的时候，坐下不一会，汗就开始变得冷冰冰的，那种难受劲，非亲临其境者，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天气太冷，有的同学虽然穿两件棉袄，两条棉裤，但仍抵不住口外的严寒。有的同学脸冻坏了，耳朵冻烂了，手冻得肿得像馒头，但绝对不准叫苦。一叫苦，就是缺乏贫下中农感情，就是对“教育革命”态度不端正，就要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学生们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教育革命”，到底能学到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有些同学锻炼了吃苦耐劳的能力，有的同学则见了世面，有的长时间没离开过城市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她们从未见过的一种稀奇动物——毛驴。
东语系另有一支“教育革命小分队”则开到天津塘沽新港，在那里，“教育革命”也是一无所获。正是春节除夕夜，两支队伍都突然接到命令，返回学校，延庆的师生正在包的饺子还未来得及吃，就开拔了。
1970年1月，全国开始讨论文科大学如何办的问题，《红旗》杂志在第1期上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章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战斗任务”，认为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学科，“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一月底二月初，全国传达了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在这同时，上海又开展起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运动，把凯洛夫的学说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来批判，把其中的合理内容也全部抹杀了。
在校外进行“教育革命”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参加“一打三反”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
3月，陈伯达抓“教育革命”试点，北大和清华1969、1970两届毕业生提前毕业，毕业生必须服从“革命需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这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做出新的贡献。
从这时开始，北京大学这所高等学府，成为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由最高学府向文化沙漠飞快地变化着，谁也没有想到文化领域的沙化，竟是如此之迅速！甚至比自然界中的沙化还要迅速！
然而，高等学校向文化沙漠变化的速度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到这一年的5月，空荡荡的校园里没有学生已经两个多月。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二校”北大和清华，这才认识到，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两校准备在下半年招生，并制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到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份报告，让全国参照执行。
报告中提出了如下一些具体意见：
一、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二、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三、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四、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五、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六、学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元五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十九元五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
七、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
197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结束了高等学校长达数月没有学生的历史。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按部队编制，一个系为一个连队，各项工作都由连队领导。一个连队有一个食堂，一座宿舍楼，教室、办公室、宿舍都在同一楼内，东语系的连队分在35号楼，食堂则在德斋与才斋之间的原教职员工第一食堂。
从此，工农兵学员便对大学担负起“上、管、改”的“历史使命”。
而老教授们仍然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继续是被专政的对象。
东语系马坚教授，被安排打扫35楼的卫生，还分给他一个任务，要为每个房间“配”钥匙。这座楼因为管理松弛，许多房间的原有钥匙都丢失了，而备用的钥匙被杂乱无序地放在一个脸盆里，不知道哪一把钥匙能开哪一个房间的门。马坚先生的任务，就是端着脸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地试验。每打开一个房间，他就很高兴地用纸包起来，标上房间的号码。这样子干了几天，终于把全楼的钥匙“配”完了。
工农兵学员上课了，老教授自然没有资格上讲台。马坚的任务，是分发报纸，打上下课的铃。马坚先生风趣地对一位学生说：“我打一次铃，就是好几块钱。”
季羡林自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他的任务是当门房、看电话、分发信件。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工农兵学员在上、管、改的过程中，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是北大、清华的招生试点报告中早已写明了的。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主课，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其中“忆苦思甜”是一个重要内容。
东语系的工宣队领导从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弄来了谷糠，做成糠窝窝头，给老教授和其他师生每人发一个，这是“忆苦饭”，再蒸一些糖三角，每人发一个，这是“思甜饭”。工宣队规定，要先吃糠窝头，后吃糖三角，才算完成“忆苦思甜”的全过程。这样的集体活动不能请假，平时不吃食堂在家吃饭的教师也必须参加，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季羡林和马坚这些老教授也要参加。对这样的苦，季羡林并不觉得什么，它比在德国饥饿地狱中什么都吃不到要强多了。可马坚先生吃了两口糠窝头，觉得实在难以咽下去，就心生一计，掰开糖三角，用糠窝头蘸着糖吃。不巧立即被人发现，被当场进行现场批判，还被勒令写书面检查。马坚先生在第二天贴出的书面检查是：
昨天我没有先吃糠窝窝，后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这不符合工宣队的要求，因此我作检查。
人老心红战斗队，67岁队员马坚
“文革”中，各种“战斗队”在北大纷纷成立，但是属于“批斗”对象的“学术权威”，没有一个“战斗队”敢要，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自己也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就叫“人老心红”，想不到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真被马坚先生用在写的书面检查上了。马坚先生之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事后，一位工农兵学员告诉李振中先生，说他们也咽不下糠窝窝，但他们非常机灵，没有掰开蘸糖吃，而是手疾眼快地把它装进口袋，或偷偷塞进书包，带回宿舍楼扔掉了。
从那时起，老实人已经被无情地耍弄了。
2．“文化沙漠”在扩大
1971年8月13日，这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日子。
在这一天，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而形成的一个文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向全国传达，该文件对建国以后至“文化革命”以前这十七年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一是整个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的教育是“黑线专政”，二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件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了整个教育领域，他们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
对这样一个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高校师生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者对这“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批“黑线专政”的新高潮。
这之后不久，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被粉碎，林彪等人驾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
林彪死后，林彪的一些基本观点本应受到批判，但是，由“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整风”运动，并没有真正批判林彪，肃清林彪的余毒，而是将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广大知识分子。
1972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提交了一份《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认为北京市十一所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因此，要求市属各高校按照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他们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这之后，教育界也有人提出：当时教育质量过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把“两个估计”看做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
这些正确意见被“四人帮”指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攻击”教育革命，因此要求继续批判林彪的极右。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张铁生的一份“白卷”所掀起的一场大风浪。
张铁生原为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队长。在1973年春天，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核时，物理化学为一张试卷，他不会做题，便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为了实现自幼上大学的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实际希望对他“开后门”。
此事本属违法行为，因为早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批评了各地的“走后门”现象。张铁生此信用意显然是希望“走后门”，本应查处，但身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却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按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从此，《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和评论，把必须的文化考核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由“四人帮”煽起了一股彻底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树立起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坏典型。张铁生进了铁岭农学院，担任了学院的领导职务，入了党，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这之后，闹开了考大学教授的丑剧。一大批老教授被强行推进考场，接受由“四人帮”派人拟定的专治老教授、出老教授洋相的题，从此，老教授们便成了“韭菜麦苗不分”，什么也不懂的“白卷”教授。
在“四人帮”掀起的一阵阵喧闹声中，迟群和毛远新把这场闹剧推向新的高峰。迟群叫嚷：要坚决批判因循守旧，要打破那些老规矩，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做了一个结论：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毛远新则让新的大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并对最神圣的教育殿堂高等学府，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就这样，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学”的范围，扩大到“大家”都来学，全国都是“大学”了，而文化沙漠也就扩大到全国了。
这一段时间，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文化教育上最不堪忍受的不幸！
3．二月兰笑对春风的启示
腊月三十，饺子没有吃上，在延庆的北大师生们接到命令，坐上汽车赶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了，而公历则是1970年2月6日。
季羡林也随大队人马回到了燕园。
回到燕园，季羡林仿佛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再也不能见到了。他是多么怀念这些美好的花木啊！他真希望有灵魂，如果花木也有灵魂的话，这灵魂就决不会离开本是美丽的燕园。在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会流连于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之中，如果这些灵魂能回忆，那么它们回忆的丝缕无疑会挂在未名湖上空。季羡林面对着燕园的惨象，就像面对一只本来是美丽的孔雀，突然间羽毛全部脱落，变成了一只丑小鸭。他只得叹息自己不是活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他想到了一句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但是，有一种花居然逃过“四人帮”的魔掌，存活下来了。这种花叫“二月兰”。
这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二月兰是其俗名，本名叫“蒠菜”，又名“菲”，《植物名实图考》中称为“诸葛菜”，属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叶子呈羽状分裂，初夏开花，角果四棱柱形，其叶子可食，种子榨油也可食用。
这本是一种不起眼的小植物，季羡林在燕园住了那么多年，起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名花名木多的是，足够他欣赏的。
在大批修正主义的年月里，歪风狂吹，北大师生常被命令出来打扫卫生。每次打扫卫生，13公寓的居民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为此，季羡林每次都在心中暗恨楼西的这片小山上野草之多。
拔来拔去，二月兰却并没有被拔光。
季羡林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注意小土山上的二月兰。二月兰开花大概也有小年大年之分，小年时，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大年时，山前山后开成一大片，仿佛发了狂。二月兰这一发狂、发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这时，季羡林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真的变成紫色的了。他在慨叹二月兰的神奇。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看着眼前的弱小生命在蔓延、扩大，季羡林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在初夏二月兰开花之时，自己被管制劳动改造，日子实在非常难过。他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连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起而反对自己，他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而二月兰却是不屈不挠地抗争着，世事沧桑，一切如浮云。他也想学二月兰，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他在这段时间内，是“不可接触者”，几年间没收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他打招呼，感到自己虽处人世，实为异类。他看到，就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也依然在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自己。
他问这二月兰，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人生？怎样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二月兰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是的，二月兰怎么会回答呢？这弱小的植物只是一种生命，她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怎么会回答呢？
二月兰不会回答，但是她会万朵怒放，笑对春风。这已经是作出了回答，二月兰笑对春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要找回失掉的笑，要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
这时，他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4．恢复“闲不住”的习惯
二月兰笑对春风，使季羡林看到了希望。
原先，在最难熬的年月，包括在延庆农村时，季羡林的希望确实不多，他常常想：自己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一个农村，或是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吧！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完全绝望，他眼前还有点光明，他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觉得“玩完”了，而是要振作起来。
真要振作，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真要振作，首先是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他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就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总要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在德国十年，写日记没有一天中断，集以时日，竟有一两百万字。但是，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能思考什么，又能写些什么呢？
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作“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是在1973年。下定了决心，季羡林就开始行动了。而当时是在什么处境下开始的工作，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它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翻译《罗摩衍那》，无异于没事找事，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这部《罗摩衍那》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有旧版本。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之后的另一个伟大成就，颇受国际梵学界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季羡林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东语系图书馆的人向印度订购。他预料，90％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可出他意料的是，没过几个月，书居然寄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就那么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看着这七大本书出神。
季羡林于是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他濡笔铺纸地干了起来。中国佛经中有很多都提到过《罗摩衍那》这部书和书中的故事，但翻译了那么多佛典，却一直没有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而国外已有了那么多种外文译本，因此，季羡林觉得翻译这部书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这时，在他眼前和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在无形中督促着他，虽然渺茫，但又具体，给他增添了力量。
在家中的时间是有限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要贡献给发信件、守电话、当门房，在东语系外文楼和35号楼学生宿舍值班。由于《罗摩衍那》在当时属于“毒品”范围，他就不能也不敢把原著带到值班的地方。“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季羡林就利用在家里的时间，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张张的小纸条上，上班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没有人，再偷偷地写下译成的腹稿，下班后再回家赶紧用中文抄写下来。
季羡林原来以为，该书原文除了个别章节外，是不会太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可也不会太多。
一着手翻译，季羡林立即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他坚持一开始就定下的原则，译文也保持诗体，不能改译为散文体。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格律，诗人是各行其是的，所以所有的形式都不恰当。所谓马雅可夫斯基阶梯体，与此巨著风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而如果纯用旧体诗来译，也有困难，既不能做到“信”，又不能保证让读者看得懂。经过反复考虑，季羡林终于决定用顺口溜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
真要让译文押韵，就又来了困难。因为有时候想找到一个适当的韵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坐在门房里，眼看着来来往往陌生的面孔，脑子里却想着韵脚。下班时回家的路上，也在考虑韵脚。从外文楼回13公寓，平常只需要十分钟，而为求韵脚，下班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他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为乐事。
就这样，季羡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紧接着又来了另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译多少篇？用多少时间呢？他在心里琢磨开了：这部按出版社的计算方法有三百万字的巨著，自己能译完吗？最后，他想：如果能译出三篇，还不到全书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可以不虚度下半辈子了。
想法一旦确定，他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定额，今天一张纸条，明天纸条一张，一行一行地译，一节一节地抄。
这个样子进行翻译，世上没有。他从1973年干到1976年，苦干了四年，全书七篇，他译了还不到三篇，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然而此时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他的精神。
接下去，他不仅把翻译工作继续下去，而且由于条件已变好，他还找回了失去的笑。
5．找回失去的笑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损失惨重。在此前后，还有5月云南、8月四川的强烈地震。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时，从前在季羡林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距离他也越来越近起来。但是，这时候，季羡林并没有想到要修改自己的翻译计划，仍然没有立下翻译完全书的雄心大志，会不会有人给出版，是主要原因。后来，计划有了改变。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这部书。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翻译，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闲不住的习惯。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并不认为翻译《罗摩衍那》完全无益，但是我的想法却与古人微有相似之处。现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这时候起，我才认真考虑这一件工作。此时，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模糊，我还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对粉碎“四人帮”这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国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个人的未来，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扫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锅，不知怎么一来，全都揭掉了。我已经失掉当“活靶子”的资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这个“资格”，决不会感到惋惜与遗憾。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修改我的翻译计划，决心把全书译完。至于能不能译完，究竟能译完几篇，我还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雄心已经大了起来，那一个只翻译三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
从这时起，季羡林的一些朋友，不管是熟的见过面的，还是没有见过面的，听说他正在翻译这部巨著，都给他写了信，表示鼓励。在“文革”期间，他只在初期收到过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其余几乎有五六年时间，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过。他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到信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对一般人来说，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而对他这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他此时能收到有这么多鼓励性的信，使他有受宠若惊之感，这些信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他前进。
更为难得的是，政治上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这种感觉在碰到那位失掉笑变得有点痴呆的老革命冯定后，就更为明显了。
经过了一番风雨，燕园里又出现了阳光，全中国也出现了阳光。记得是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同这一位革命老前辈又见面了。他头发又白了很多，脸上皱纹也增添了不少，走路显得异常困难，说话声音很低。才几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时又很愉快。我发现他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来了。在谈到兴会淋漓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虽然声音较低，但毕竟是爽朗的笑声。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乍听之下，有如钧天妙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耳朵，怡悦着我的眼睛，激动着我的四肢。我觉得，这爽朗的笑声，就像骀荡的春风一样，又仿佛吹遍了整个燕园，响彻了整个燕园。我仿佛还听到它响彻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响彻了整个祖国大地，而且看样子还要永远响下去。
事实上，岂止是在这位老革命脸上，在很多人脸上，他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妇女、儿童，无一例外。这时，季羡林感到，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来，就更困难。他相信，一个在沧海中失掉笑的人，决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一个曾经沧海又把笑找回来的人，即能胜任任何艰巨的事情。一个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决不能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会笑、敢笑，失掉了笑又能重新把笑找回来的民族，才能创建宏伟的事业，才能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阔步前进，建成社会主义，最终达到人类大同之域。
这时，季羡林才发现，自己原来也和这位老革命一样，把失掉的笑找回来了。
季羡林带着笑容，重新投入到翻译《罗摩衍那》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