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系调整迁到西郊的北大
1．这里曾是“万园之园”的一部分
这里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遗址，它曾是历史上辉煌的“万园之园”。这座著名的人工园苑，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8），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下江南，回京后让人把江南的名山秀水画成图，选其优者设计到圆明园里。经过六七十年的不断增建，形成举世无双的人工园苑。园中到处是园林殿阁，名园如林，豪华瑰丽，气象万千。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三个大园苑。
圆明园中，溪湖、山石、殿阁台榭相连不断，自然山林溪谷上栽种着无数珍贵花木，各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各种华丽的陈设，使这里成为一座五光十色的真正的迷宫。园中仅著名的景点，就有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澹泊宁静、濂溪乐处、天然图画、上下天光、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洞天深处、平畴远风、碧桐书院等，都是极富诗意的。景中又有景，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熠熠生辉。
主要景点有许多皇帝手书的匾额或对联，如正大光明殿，有雍正题写的对联：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
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九州清晏殿有乾隆的对联：
所无逸而居，动静适徵仁智
体有常以治，照临并叶清宁
澹泊宁静殿乾隆的对联是：
厥惟艰哉，载芟载柞筹穑事
亦既勤止，日旸日雨验农时
濂溪乐处殿乾隆的对联是：
与古人相对，左图右书
偕造物者游，仰观俯察
天然图画楼雍正的对联是：
欣百物向荣，每识乾坤生意
值万几余暇，长同海宇熙春
上下天光楼乾隆的对联是：
云水澄鲜，一帧波光开罨画
烟岚杳霭，四周山色浸分奁
长春仙馆乾隆的对联是：
安舆欢洽宜春永
庆节诚依爱日长
万方安和乾隆的对联是：
四海升平承帝春
万几竞业亮天工
汇芳书院乾隆的对联是：
宝案凝香，图书陈道法
仙台丽景，晴雨验耕桑
日天琳宇雍正的对联是：
千载丹心扶大义
两间正气护皇图
洞天深处乾隆的对联是：
道统集成归至德
圣功养正仰微言
这些对联喋喋不休地歌颂着清代帝王的“浩荡”皇恩。
圆明园的周围，更有无数从属园苑，如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清漪园（颐和园）、近春园、熙春园、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等等，都是“万园之园”的附属部分。
可惜的是，这座名园在1860年遭英、法侵略者的野蛮破坏，无数珍宝被抢劫一空，他们还不满足，竟又满园放火，连烧三天三夜，使巨大园苑在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帝国主义的罪行，永远写在这废墟上！
这里现存的虽然仅剩下废墟，但是透过历史的尘烟，穿过历史的时空，在这遗留下的巨大的石基、断柱和残垣上，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气势是多么辉煌。而残留下的“福海”花岗石堤、部分石桥和西洋楼的汉白玉石门雕塑，更让我们想到其他大量的精工细雕之作。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人到中国传教，其他国家也竞相效尤，设立教会。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后来被称之为文化侵略。
清朝末年，各国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不少，但各校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国立学校不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教会学校有相当大的势力，相当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国立学校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教会学校便作出回应，将各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抵抗国立学校。它们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华西等区的教会学校合并，每一区只留一两个教会大学。于是就有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三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大学。
燕京大学于1919年由北通州（今通县）的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第二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并入，校长为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成立之后，一面在城里找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校舍。
西郊的圆明园废园很多，在当时有的被军阀占有，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废园，叫“淑春园”，据说原是和珅的园子。民国初年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占有，经协商，他同意将这个废园半卖半捐让给燕京大学，价钱是二十五万元。
燕京大学准备在这个废园建楼，便向美国募捐，谁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该楼就以其名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老办公楼，因为是一个叫baker的人捐建，名就叫“贝公楼”，是当时的主楼。这座楼的楼基，是原圆明园的一个殿基，连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而从圆明园运来的最大建筑物，是校西门内的一对华表。据冯友兰先生说：
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在北京图书馆。
在这荒废的皇家园里，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killammurphy）设计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是一些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新式的对称形宫殿，雕梁画栋，琉璃飞檐，或浑圆挺秀，或庄严巍峨，或气势磅礴，或平实质朴，是燕园内的主要景点。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矗立在今日未名湖之东岸，取名为博雅塔。湖西南的一片住宅，原是校长所住，1931年冰心女士取名为“临湖轩”，由胡适先生写在一块青色的匾上，下面有胡适的署名。如今那块匾虽然不在了，但仍称之为临湖轩。茂林修竹掩映之中的临湖轩，永远向学人显示着它那无穷的魅力。
北京大学搬进燕京原校址之后，进行了扩建，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燕南园、燕东园、燕北园、中关园，都囊括在北大。燕大的文、理、法三学院全部并入北大，清华的文科，也并入北大。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只保留了北大一个，其他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哲学系全部取消，教师并入北大。清华因此而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而北大则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
2．蓝旗营公寓
东语系搬到西郊燕京大学的一栋古式建筑里，被定名为“外文楼”，西语系则搬进毗邻的“民主楼”，俄语系搬进“俄文楼”。
东语系教师从城里也都搬到燕园居住。马坚先生住到燕东园，宿舍是一座别墅式的住宅，坐落在燕东园的东北角，房子不算很大，但却很实用，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而季羡林则只身一人，夫人和婶母仍在山东济南老家照顾叔父，女儿婉如在天津，儿子季承在北京，上着大学，他便没住到按资格可以住的燕东园或燕南园，而是住进了蓝旗营的一所公寓里。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公寓门前连马路都没有。修马路时，季羡林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修这样的马路干吗呀？在这所公寓里，季羡林一住就是十年，对门邻居是杨通方、李玉洁夫妇。
季羡林一个人住在中关村蓝旗营公寓，其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早餐就是烤馒头片就花生米，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午饭，拿一个大茶缸子从食堂打饭，往往多打一些，等饿了时，在炉子上热一热，烩一烩，又是一顿晚饭。
后来，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女儿婉如在核工业部，儿子季承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工作地点都在城里。所以，这时候，季羡林仍然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照顾。
有一次，季羡林生了病，发烧到40c，起不了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系里发觉他没有去上班，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星期天来看他，差一点连门都没有敲开。
可喜的是，清华时的“四剑客”，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季羡林，在院系调整后，有三个人又凑在一起了，只有李长之不在。这在季羡林，已感到相当满足了。
清华毕业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怀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二十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但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就在这样静默的环境中，季羡林默默地奋斗着，在文海书山之间耕耘着。
他最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觉得青年人思想活跃，敢于提出新问题。他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布置会场，学生们谁也不觉得他是个著名的教授。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开始评级，施行新工资标准。1952年的评级，季羡林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冯友兰因为过去的政治关系被评定为四级教授。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是一级教授，冯友兰也被评为一级教授，同时被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王力、郑昕等人，北大共有28名之多，占全国56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后来，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季羡林、冯友兰等人都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拿一级教授的工资以外，每月还享受12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
这期间，季羡林开始参加大量的社会工作，尤其花费大量精力投入文字改革的工作。王力先生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中文系，他们一块从事语言研究。解放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他们一起共事，参加了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先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季羡林参加的则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听到王力先生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
东语系经调整后，新增的专业有乌尔都语（1954）、波斯语（1957），加上原有的梵巴语、日本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蒙古语、泰国语，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
此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东语系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日籍教师冈崎兼吉回忆说：
我忘不了1953年5月3日的傍晚，来东语系报到的那个日子。我在妻子病故还不到两个月便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提着极其简单的行李走进北大的西门，此时外文楼已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惟有东面的一角还亮着灯。在那里，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一人正等着我的到来。
当时，日语教研室有徐祖正、陈信德、魏敷训、刘振瀛（主任）、黄启助等众多从事日语教育的著名先达。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以及我的全家，并给予我这样一个毫无大学教学经验的新手以真诚的鼓励和帮助。多蒙这些先生们的厚爱，我于此后的十多年乃至数十年中，才能愉快地埋头于教学和研究。
杨通方教授也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朝鲜语。他和季羡林同住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杨通方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中尽上了最大的力量。
在中外教师的共同努力之下，东语系越办越好。
3．东语系正常平稳发展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进过东语系的人都知道，该系不仅以语种多、师资强、学术空气浓而驰名海内外，而且也以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享誉燕园。这正与东语系长期受季羡林熏陶有关，他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无时不在东方学系发挥影响。原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院长、少将卞铁坚不无深情地说：
这是与系主任季先生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仅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宗师，而且是一位纯朴、敦厚、勤恳、谦和的长者。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季先生”，几乎没有人称他“季主任”，这表明他是最标准的“先生”。那一身蓝布中山装，那始终挂着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浅出、如话家常的谈吐，那极有规律的简朴到了极点的生活，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笔耕不辍、手不释卷的坚韧品格——这就是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
季羡林作为系主任，精心设计系里的课程。对梵巴语专业，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印度学的研究人才。只有学好梵文、巴利文，掌握这两把金钥匙，才能打开印度古代文化宝库的大门。而打开宝库之后，会不会鉴别宝库里的收藏品，则要看研究能力。季羡林十分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们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涉猎文史哲各门基础课程。
正是由于季羡林，外文楼几乎成为那些知识探索者的家，成为一个和谐的研究集体。
从整体上来看，教员们的教学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前的教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原因很简单明了。人人有一种解放了的新鲜感觉，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进，人人思改造。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反映到我们教员身上，我们决不想平平稳稳然而却无声无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进，特别是在教学法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教学法是教学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都十分重视教学法。只要哪一个学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国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经”。南至云南，北至黑龙江，无远弗届。当时又处在“一边倒”的高潮中，对苏联的一切都是崇拜备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学法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的拉赫曼诺夫教学法，一旦传来，群起学习，形成了一股热潮。我们系也决不后人。各个教研室都认真学习、实践，一旦自认为尝试成功，系里便组织公开课，以扩大影响。外校的同行们也纷至沓来。一阵热闹过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兴起了另一种新的教学法，于是又群起学之。最后一直学到“直接教学法”，仍然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全国一片直接教学声。但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又恢复了平稳。是不是我们这种学习教学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无常，干扰了教学的平稳，因而是得不偿失或者简直是瞎胡闹呢？否，否，我决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我们系，我们北大，以及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行们，弃旧图新，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把教学搞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的外语人才热情的具体表现。这种敬业爱国的表现，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
与教学法相联系，东语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设。几乎每改一次教学法，就必然产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种新教材都凝聚着教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心血。
东语系还强调，教学和科研要齐头并进，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随时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羡林的影响之下，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没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现在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词典，外语汉语词典、汉语外语词典，出版的数量多，质量高，很多在中国是前无古人，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
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上课，都有详细的大纲和教案，这都要经过教研室事前讨论，上课时决不能信口开河胡讲乱讲。老师们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或者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老师备课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静之时，老师的屋子里仍然灯火通明，或者在查阅文献，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奋笔疾书，或者在批改作业。老师们都知道，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谁都不愿意提着空水桶上课堂。
学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老师指到哪里，他们就做到哪里。他们刻苦学习，认真钻研。
老师教书不是为了吃饭，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生念书，也不是为了文凭。师生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象。
东语系确实在正常平稳发展。
但是，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的正常、平稳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稳和不平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东语系也是这样。
单从系的名称来说，就出现过几次反复。
一开始，正式成立时，系名定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建国伊始，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系里集中力量培养翻译人才。但是一来二去，谁也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也没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没声地改为“东方语言系”，“文学”失踪了。最初，作为系主任的季羡林和其他老师们，并没有太介意。他们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反正系里的重点是语言，“文学”丢掉，就由它去吧。
但是，过了几年，系里培养翻译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系里的课程设置，同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也都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系名里有“文学”，而自己系却没有呢？这时候，季羡林和系里一些老师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他们也就开始“鸣”了。
先从系里鸣起，一直鸣到学校，鸣到了教务长耳朵里。教务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过分看重！”但是，我们系里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没有“文学”，好像就低人一等。为了夺回我们失去的“文学”，我们总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悄没声地，“文学”两个大字又金光闪闪地出现在我们系的名称中。我们知足常乐，从此天下太平。
然而，这只是不正常、不平稳的一个小侧面，而真正不平稳、不正常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二、经历运动
1．从艺术界开始的运动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尤其是艺术、电影领域，开始了一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电影《清宫秘史》，本来是艺术问题，却被说成是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歌颂保皇党，诬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这部影片在全国上映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该电影是爱国主义的，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都支持刘少奇。而江青则支持毛泽东，几次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解放后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开始。
在1950年底，在周扬、夏衍的支持下，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周扬认为武训是“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学习“武训精神”。影片开始影响全国。
1951年初，毛泽东看到了《武训传》的反动性，是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当江青向周扬传达这些意见时，周扬认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号召“应当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从此，在全国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开展了学习这篇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教育部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个学校每个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立即改名。
这之后，是江青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去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武训这个打着“义学”旗帜，“为地主阶级尽忠效劳的大骗子、大流氓、大奴才的丑恶嘴脸”，使对“反动的意识形态的一场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破了“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大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方面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但是文艺领域并不是都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到1954年2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此，“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和批判，这一事件也就成为严重的敌我矛盾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季羡林回忆说：
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还没有完结，俞平伯和胡适又被揪了出来。
1954年9月，毛泽东看到《文史哲》上发表的李希凡等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视。10月，毛泽东就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评《文艺报》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根据这封信，全国文艺界及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同时展开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全国各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师生均参加到这一批判之中。
从这次批判中，很多人认识到，过去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占了上风。
从此，很多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都和政治运动挂上钩，而广大知识分子，必须适应这些运动，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不致被打倒的“运动健将”。
2．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到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如下的著名观点：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针对党内外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毛泽东提醒全党，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
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据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的冯友兰先生讲，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冯友兰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气氛非常活跃。
整风运动开始时，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并希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威信当时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虽然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但有的意见十分尖锐，有的话说得也不好听。于是，到5月份，毛泽东便向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毛泽东又向全党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毛泽东还告诉全党：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党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到后来，有不少人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季羡林的认识是：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徙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划为右派，确切数字季羡林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右派是下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出了不少笑话。
比方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参加一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会上针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言说自己非常高兴，欢欣鼓舞。他说：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了，但是，现在的百家争鸣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应有所不同。现在的百家争鸣，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张岱年表示自己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嗣后，张岱年访问熊十力教授，熊先生告诫他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果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
但张岱年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到5月17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工会小组会，张岱年发言说：
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
张岱年发言的当时，并没有人反驳，但是，经过一个暑假，到了九月，系里忽然开会对张岱年进行批判，认为他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定为右派。张岱年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在对他的批判中，一些人深文周纳，给他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他教学的权利。自此之后，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公道自在前辈学者心中，所以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张恒寿、王维诚等人，也仍维持友谊。
经过整风运动，季羡林已认识到，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降临到头上。他后来说：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3．运动中的东语系和季羡林
东语系的运动，和全国的政治运动有共性，有不少教师，因为给党提了些意见，最后被打成右派，如陈炎等人，都是在1957年成为右派的。除了共性之外，还有东语系的个性，这就往往牵涉到办系的指导思想，以及系内成员的思想改造和培养学生的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决不允许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
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在东语系的体现也是这一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其间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曲直，上面领导的意向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人为地被搞紧张，本来是很好的人，却被弄得各人都不得安宁，随时准备有人来整，有的人则心怀鬼胎，随时准备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态度，对自己的同伴下毒手。这样，人人自危，人人心有芥蒂，既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分散了教师的许多精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东语系的主要问题，根据上面的归纳，主要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看来未可厚非，而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被“钦定”为“修正主义”。对此，季羡林深感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是因为：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担任我们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总支领导多数为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影响对于系风的形成是颇为深远的。我一向重视业务，积时既久，我就有了“业务至上”的名声。因为我有党员这个金字招牌作掩护，所以还没有被列入“白专道路”这个范畴内。但是其间的距离几乎就是“间不容发”了。我们系受了我的连累，在校内颇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么名——美名？每次政治运动一起，系领导当然要带头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触及灵魂的深度。
4．入党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成为当时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的报告分析了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重点做好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为此，周恩来要求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发展他们中的进步力量，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工作。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1956年3月21日又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学校等单位，要从高等学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教授、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有二万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季羡林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
1956年4月4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他的入党请求。1957年4月4日，支部大会又通过了他的转正请求。
然而季羡林在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却并不是很简单的。
解放初，他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内心非常兴奋地欢迎解放军进城，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他对社会现实极为满意。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已经荡涤一清，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如何适应社会，对于季羡林来说也并不容易，他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是自不用说的。他虽然刚刚进入中年，但是，心中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却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非常别扭。
他看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反观自己，竟觉得百无是处，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没像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那样，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去浴血奋斗，壮烈牺牲，而是在国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所以，此时的他，对于入党是连想都不敢想，据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臧克家说：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读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育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入党以后，季羡林便以一个新党员的朝气和真诚，以过节一般的心情，参加党支部的每一次组织生活，组织观念极强。有一次，系里布置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恰巧周恩来总理要请他赴宴，急得他到处去找支部书记请假。
从此，他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了解又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从此，他更辛勤地为党工作，毫无架子，平等待人，系内外，校内外，声誉甚好。
就在1956年，季羡林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政治上的红，业务上的专，在季羡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谐的统一。
5．反右，反右
1958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它让人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同时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没想到共产主义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年年初，便开始反对“反冒进”，肯定了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种突变，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场斗争，一场革命。突变和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的运动虽然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什么都敢想到，当时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们想法的“大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便树立起来了。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全国每一角落都行动起来，响应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的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季羡林觉得，这样抓钢铁工业，超英赶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废铁炼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壮观，然而炼出来的都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们对人民公社寄予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当年粮食丰收，结果，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大家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家庭里的锅灶已经炼了钢铁，自然地撤掉了，全体人民公社社员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谁都不用担心，反正地里有亩产几万斤做保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想到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吃饱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粮食虽然丰产在望，却由于都去炼钢铁而无人收割，便烂在地里。
当时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对这样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实，季羡林在当时却是相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
在高等学校里，主要任务是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要插红旗，拔白旗。知识分子必须插红旗，辨风向，插红旗是越红越好。当时的普遍认识是：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资产阶级教授”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不傻不笨，为了保护自己，别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尝不能投其所好。知识分子中插的红旗便越来越多了。冯友兰先生回忆说：
各种刊物上都引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一天的进步，要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的进步。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定高指标叫“放卫星”。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一块儿开会，每个所都报告自己的指标。指标是以字数计算，一个单位说，我们的指标是一年出一千万字；另一个单位就说，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万字。那个单位又一合计，说我们再加二百万字，共一千四百万字！这样步步高升，好像打擂台一样，有些地方就是称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有些研究所报的指标，也还有些依据，因为他们有些研究员可能有些积存的旧稿，旧稿拿出来也可以算数。可是有些指标，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有积存的旧稿，也没有在计划中的新稿，只是随便报数字，以多为贵，反正无论报多少，并不要当场兑现。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来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系里一位同志的爱人参加了表演，我们私下问这位同志，叫他讲讲他爱人参加表演的经过。他说，他的爱人的单位的领导，头几天就叫参加表演的人看将要翻译的资料，看了又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翻译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写，饭也顾不得吃，写了一天，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
知识分子聪明过了头，反而是害了自己。本来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猖狂进攻”，他们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怀，他在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忽然间上了万言《意见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
《意见书》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因此，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原则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的问题。
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
彭德怀的表现，却深得季羡林的赞许，一直到今天，在开国元勋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在季羡林眼中，彭德怀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然而知识分子却在继续反右的运动中，一个个难免厄运。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反右斗争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人民群众也开始相信这样的事实：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而且，这样的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知识分子随时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6．劳动的乐趣
在经历运动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要通过劳动锻炼来接近劳动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季羡林一直认为，像他自己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他说：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说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对于季羡林来说也是这样。
季羡林生在农村，家庭清贫，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六岁时便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此再也没有在农村长住。所以，他虽然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体会。他小时候捡麦穗，在德国留学时，到农村帮助农民摘摘苹果，那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
1958年以后，北大每年都要组织下乡劳动。季羡林最难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学校里的一些人到离北大不算很远的附近乡村，在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他感到，虽然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他五六岁时在家乡与母亲去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
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就特别舒畅了。——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我一看到这双手，一想到母亲和王妈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
从这以后，季羡林不仅享受到参加劳动的乐趣，而且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长满老茧的手联系在一起。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靠双手实现的。从此，他一看到长满老茧的手，心中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敬意。
有一天黄昏，季羡林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北大。车上乘客的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最初，季羡林只是坐在车上看着一张晚报。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他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由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这一切都给了季羡林极好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眼光。从而想起了母亲、王妈，以及人民公社老大娘的长满老茧的手。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联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细，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正是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随时提醒着季羡林：自己永远是大地之子，永远是一个“土包子”。劳动，不仅给季羡林带来了乐趣，也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全党都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阶级斗争从这时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地位已经奠定，他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
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具体落实毛泽东的路线，指出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到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五人小组领导之下的运动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运动工作队队长是张磐石，成员有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各高校抽调的干部二百五十多人。
到1965年3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会议上，要求按“二十三条”把运动搞下去，肯定成绩，改正缺点。
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季羡林产生了解放后第一次形成的一点“反动思想”。
北大因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先走了一步。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北大社教运动试点的直接结果，是在1964年冬天“揪出”了以党委书记陆平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之后，在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肯定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事实非常明显，“揪出”了陆平，目的在于“揪”彭真。所以在1965年7月，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进行干预，为被揪被批的学校领导陆平等人平反，这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参加完国际饭店的会议，已经是1965年秋天。季羡林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南口，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
在南口，季羡林他们充当了社教的领导，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之类营养丰富的食品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因为当时农民每天挣到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干一个月也就合十二三块钱，而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在教授中工资是最高的，每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的身份暴露出去，怕农民会吃惊。时隔三十多年了，今天一级教授的工资数目，再到农村就不肯说，说出去，农民会笑话了。季羡林抚今迫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就在南口进行社教之时，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开始了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而“三家村”的主人，季羡林全都认识，而且，还和吴晗在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过。他在南口无意中说了出来，结果被一位“高足”有意地牢记在心，文革伊始，这位“高足”对季羡林竟然落井下石，把季羡林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进行批判。
一向爱护学生的季羡林，心里只觉得有一阵阵的凉意。一向以尊师重教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师生关系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悲夫！
8．报春的燕子——雷锋
从北京解放之时，季羡林就爱上解放军军衣的黄色，觉得这黄色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而自从解放军里出了雷锋，季羡林越发喜欢这军衣的黄色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军、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就在这一号召发出之后不久，季羡林在五一节那天，早晨起来就乘无轨电车进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