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季羡林的座位前面，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和她的母亲。小女孩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外面的无轨电车站上站着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排队等车。女孩小小的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她似乎是对着解放军，又似乎是对着母亲，高声叫着：“解放军叔叔！”
“解放军叔叔好吗？”母亲问着可爱的女儿。
“解放军叔叔好！”女孩立刻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不假思索地答道。女孩接着情不自禁地拍着小手，唱起了：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听着这清脆的声音，季羡林从内心深处羡慕这幸福的孩子。触景生情，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像她这样大的时候，看到的兵，一个个都是手里提着皮带、斜楞着眼、满脸杀气的样子。那时的季羡林见了他们，就像是老鼠见了猫，远远地只有躲开，哪里敢同他们说什么话呢？
从眼前的解放军，季羡林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雷锋。雷锋也是一个穿黄色军衣的解放军，由于生活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雷锋成长起来。又由于有了雷锋这样的战士，解放军就更显得可爱。雷锋作为儿童校外义务辅导员，怎样对孩子们进行辅导，季羡林并不清楚，但他想，雷锋一定会把自己优秀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传给孩子们，雷锋那光辉灿烂的人格一定会照亮儿童们的心。孩子们看到雷锋，也一定会眼里闪出亮光。
季羡林不禁想到雷锋入伍那天的日记：“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季羡林想象着，当雷锋穿上这一身黄色军衣的时候，内心会多么激动，肯定会用双手去抚摸这身军衣，感到它比丝绸更柔滑，比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都更美。每当雷锋穿上这件黄色的军衣，便感到有无穷的力量在鞭策自己，这个力量是在驾驶汽车、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在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时候，……永远永远也用不完的。
想到这里，季羡林很自然地把雷锋当成了报春的燕子。
我因此就又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不但像以前那样想到过去，而且更多地想到将来。我相信，像雷锋这样的人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数目会越来越多。他们就像是报春的燕子，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的影子。这样的人，穿黄色军衣的人们里面会出现；穿别的颜色的衣服的人们里面也会出现。
是的，正是由于这报春的燕子越来越多，才使祖国到处都充满了春天。
9．社教中的心路历程
季羡林自己常说，在政治上，他是幼儿园的小学生。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并不敏感，嗅觉并不灵敏，具体表现在对社教的态度上，他并没有嗅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酿成一场大灾难，社教会成为“文革”的前奏。而是相反，在社教中的季羡林，作为党员教授，是得到信任的，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社教的。他在社教中的心路历程上明显地写着，他是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而且认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增强，就是阶级觉悟高的直接表现。另外也明显地写着，在他眼中的社教，使人们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此，我们用不着为贤者讳，这正证明了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
1964年2月，季羡林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普通街道妇女的家中，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几乎天天跟她们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他当外人，非常愿意向他倾吐她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憧憬的又是什么。
这使季羡林大吃一惊，平常在城市里生活，经常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去游玩的老奶奶、梳着两条大辫子卖车票的姑娘、还有忙忙碌碌的街道女干部，只觉得这些人平平常常，面带笑容，心平气和。至于她们想什么，从来没引起过季羡林的注意。但是，这次宣传使季羡林蓦地发现，这些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这些普通人，觉悟竟是如此之高。
当时觉悟高的表现之一，是诉旧社会之苦，忆苦思甜。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会议，大会、小组会，形式多样又活泼，且人人都愿意以自己是“苦出身”的身份，勇敢地揭发地主、资本家的罪恶。
季羡林领导了一个小组会的忆苦思甜，为了存真起见，不妨摘录季羡林的原文：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头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地主、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就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杆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和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这时候，会开到热烈之处，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竟引得全场流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起来，把诉苦推向了高潮。她小时候到地主家要饭，地主放狗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煎饼擦她腿上的血，又把煎饼扔给狗吃。后来，父母受人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男人不正，只知赌钱。他们头一胎生了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男孩，第三胎又是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出月子就给人锯木头挣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到的一点钱，又被丈夫偷去赌输了。儿子三岁时，丈夫要把儿子卖了。她气得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火柴），把火柴在酒中泡了泡喝下去，心里难受得像用尖刀割、滚油烧，幸而别人用胰子（肥皂）水灌她，把喝的东西吐出来才没有死。可丈夫卷起两床被子走了，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着两个孩子，既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公公和舅舅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老大娘声调一转，接着说，好容易熬到解放，她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儿子、女儿、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
老大娘“解放”一词，把大家的话头都引了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个四川口音的老太太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阶级斗争他”，她连说了三遍。
这次小组会后，季羡林看到的这些平常人，心里埋藏着对旧社会无比强烈的恨，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埋藏着对新社会无比强烈的爱，用火热的心爱着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季羡林感到：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他感到振奋与骄傲。他感到全国亿万人民都是向日葵，向着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朵朵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
季羡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年以后，自己也被“阶级斗争他”的那些人所斗争。
1965年底、1966年初，季羡林在京郊八达岭北梁子上亲眼看到社教后人们觉悟的提高。
那里正展开一场挖坑田的大战。天寒风急，风沙击面，从八达岭上扫下来的狂风，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扑向这里，把人吹得像水上的浮萍。挖坑的活十分艰苦，地面上松松的一层浮土，几镐刨下去，就露出了胶泥，胶泥软硬不吃，带有弹性，一镐下去像刨在硬橡皮上，留下一点浅浅的镐痕，却掉不下多少泥来。镐下如雨，而地坚如石，刨不了几下，人的手就给震出血来，有的虎口都给震裂。
往年的数九寒天，人们呆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干点轻活，等着吃过春节的饺子，而社教后，人们竟愿意干这样扎手的活。干活的人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飞沙走石中，沉着、勇猛，身上的热气顶住了寒气，镐声压住了风声，热烈紧张的气氛直冲云霄。
忽然，远处烧起了野火。野火烧掉人民的财富，是决不允许的。大家几乎是在同一秒钟内，丢下铁镐，扛起铁锨，向着野火，飞奔而去。
山沟里并没有路，地边上沟边上长满了葛针，浑身是刺，衣服碰上，会被挂破；手碰上，会被扎伤。但是人们不顾这些，奔向火场。
在火场，人们奋力救火，有人用铁锹扑打；有人用衣服扑打，有人甚至用自己的手脚扑打，衣服烧着了，鞋子烧破了，手烧伤了，脸烧黑了。大片的野火终于被扑灭了。
救完野火，人们又回到北梁子。天更冷了，风更大了，飞沙更多了，人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挖坑田的劳动中。
季羡林作为这次劳动中的一员，觉得农民的形象在自己眼内高大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一群老实朴素的农民，不正是毛泽东诗中的“遍地英雄”吗？！
这是季羡林在1966年2月17日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时距“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的5月25日，仅有三个多月。而文革一开始，季羡林仍在南口农村参加社教，陶醉在社教所掀起的一重又一重波浪之中。直到1966年6月4日，他奉召回校，才结束了农村的社教，而投入到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阶级斗争”中去，只是到那时，他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被批斗者了。
这自然是后话。
三、春满燕园
1．人生百味
季羡林自认不喜欢拜访人，就是很要好的老师、朋友，也不例外。但他不拜访人，却并不是不交朋友。他交的朋友，既有同道者，也有不同道者，既有比自己大的人，也有同龄的，还有比自己小的。
其实，季羡林不喜欢拜访人，并不是绝对的。他拜访过恩师陈寅恪；从认识了臧克家，他们俩是经常互访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在发展着。
臧克家1949年春天从香港来到北京，住在笔管胡同7号。
笔管胡同坐落在建国门内一条不宽的街道上，臧克家的住处是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里。院子里住有七户，臧克家与王子野住在东院，庭中有棵大香椿树，挺立如盖，两家屋子均在其荫下。臧克家在这里住，到东总布胡同10号人民出版社去上班，徒步走十多分钟，一路安安闲闲地就走到了。臧克家在这个院里的两间小平房里，一直住到1958年建国门内大街扩建，从那以后，他住到史家胡同8号。
此时，季羡林只身住在翠花胡同。他们经常互相访问。
季羡林常到笔管胡同拜访臧克家，臧克家也常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北大搬到西郊以后，季羡林也常到城里去看望臧克家。
1951年，季羡林去印度访问，回国时，给臧克家送去一束孔雀翎毛，大约有二十多支，至今这么多年，翠色不变，完好地保存在诗人家中。以后每次出国访问，季羡林总忘不了送给他一件外国小玩艺作为纪念品，这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外国朋友所赠送的礼品，则全部交公。
1954年，季羡林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同时被确定为一级教授。暑假，季羡林回济南探家。臧克家正在济南开人代会，臧克家到季羡林在南关佛山街的家中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自然是别有情意。季羡林留老朋友在家吃饭，拉家常。
他们之间的友谊从1946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是两个文化巨人的友谊。
然而，季羡林的友谊不仅是对臧克家的，还有对一个普通女孩——华华的。
华华是季羡林邂逅相遇的一个两岁的女孩。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过暑假，探望婶母和妻子。家仍在南关佛山街上，住在西屋和北屋，是普通的平房。同院的南屋里，住着一家姓田的木匠。
田木匠家有一儿二女，小女儿名叫华子，季家便把这个小名进一步演变为爱称“华华儿”。
她大概只有两岁，路走不稳，走起来晃晃荡荡，两条小腿十分吃力，话也说不全。按辈份，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华华还发不出两个字的音，她把“大爷”简化为“爷”。一见了我，就摇摇晃晃，跑了过来，满嘴“爷”、“爷”不停地喊着。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我的腿，仿佛有无限的乐趣，她妈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强抱走，她就哭着奋力挣脱。有时候，我在北屋睡午觉，只觉得周围鸦雀无声，阒静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黄粱，猛一睁眼：一个小东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气不出。一见我醒来，立即“爷”、“爷”，叫个不停。不知道她已经等了多久了。我此时真是万感集心，连忙抱起小东西，连声叫着“华华儿”。
有一次，季羡林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等回家时，走到大门口，华华妈正把她抱在怀里，妈妈说想试一试华华，看她会怎么办。
老远见到季羡林回来，华华立即用惊人的力量，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举起小手，让季羡林抱她。华华妈说，她早就想到有这种可能，但没想到华华挣脱的力量竟有这样惊人的大。大家都笑个不停，而季羡林在笑中却直想流泪。
过去两年，婶母和妻子到北京小住了些日子。后来听到同院里的邻居说，那一段时间，在上着锁的西屋门前，天天有两个小动物在那里蹲守着：一个小动物是真的，那是一只猫；另一个小动物，就是已长到三四岁的华华。
听到这里，季羡林心里犯开了嘀咕，“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华华那么小，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是别离，所以才和小猫咪天天到西屋门前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灵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望眼欲穿而又不见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说不出，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
季羡林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一些孩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他，爱他；他也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些孩子，爱这些孩子。他常想，自己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不过普普通通，且不修边幅，因而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里的勤杂老工人、老师傅。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引起一个孩子的欢心，孩子是那么天真无邪，毫无功利目的。其中的道理，他解释不通，而且相信别人也解释不通，甚至赞天地之化育的哲学家也解释不通。
季羡林在这人生百味中思索着。
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泛爱众、体万物之情的博大胸怀，无私的爱心，才吸引了孩子们。从那时到今天的历史，已经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2．朗润园13号公寓
季羡林在蓝旗营公寓住单身宿舍，一住就是十年。
单身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长时间里，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的妻子彭德华，必须留在济南家中，照顾年迈的叔父和婶母。季羡林是个大孝子，虽然叔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始终铭记心怀，对下决心培养他成才的叔父，始终十分感激。他知道，妻子照顾叔父这样一个脾气孤傲、极不好对付的老人，是相当为难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孝节义虽然不再适应新社会，已被废除，但是孝敬老人仍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保留节目，对此，季羡林是深信不疑的。妻子会受多少委屈，自己独身生活会多么艰难，季羡林都没有去多考虑，他只想让叔父母得到妻子更多的照顾，以安度晚年。
叔父季嗣诚走完了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在济南去世。
1962年，婶母与妻子也从济南把家搬迁到了北京。
蓝旗营公寓是单身教工宿舍，家搬来之后，不能再在这里居住。
季羡林很想搬进燕南园去住，光是“燕南”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诗意，就足以让季羡林动心，更不用说那里优美雅静的环境了。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就是燕南园中的一景。但是，燕南园里已没有合适的房舍，所以，他始终未能搬进这座名园。
季羡林搬进了燕园中的另一个名园——朗润园，从此13公寓成为他真正的家，一直住到现在。
朗润园是明清名园之一，也是圆明园附属的苑园之一。这里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园中有许多处所都是有典故的。
13公寓就建在这所名园里，楼前是一池碧水，楼后是有名的万泉河，过了北大后院墙，再过了马路，就是圆明园旧址。楼建成后，季羡林一家最早搬进去住，成为该楼的第一户房主。
后来这里一共又建了五座宿舍楼，结构与13公寓完全一样，四层，两个单元的楼门。其他五座都在湖的东边，由南向北排列，惟有这13公寓是单干户，在湖的北部偏西。
季羡林刚搬来之时，湖里有一片清碧的荷花。夏天里盛开着荷花。清晨，每天季羡林坐到窗前舞文弄墨之时，在薄暗中总可以透过窗子，看到接天的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透过窗缝幽然袭来。季羡林自然顾而乐之。
13公寓的右边，前临池塘，背靠土山，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这就是清代保卫八大公园的侍卫一类的人住的地方，与和珅还有点关系。
土山之下，继续向右延伸，是一条曲径。这条曲径非常有名，与《红楼梦》还有点关系。季羡林清楚地记得，他在1950年代时，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几幅山水画组成了一系列组画，画中就有这条曲径，这条曲径的优美表现在：
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成树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
这样的环境，正可谓山光湖色，相映成趣。对这块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自然很难欣赏到这里的美景。一到冬天，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都会有白雪覆盖。而平日，湖中的坚冰取代了昔日潋艳的绿波。山上，落叶树已光秃，而松柏、冬青，反而精神更加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在把落叶树之所失，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显示出诱人的绿色的威力。山下又有翠竹为松柏助威，使人置身其间，竟然一点也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肃杀之气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季羡林的生活、学问都渐入佳境。
3．团聚的一家人
季羡林最初搬进13公寓时，一家人住在二楼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搬到一楼。受到北大特殊照顾，对面一套三居室也给了他。
季羡林生活十分俭朴，几间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连一对单人小沙发，也是后来才买的。
在家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只是喜欢在屋子里摆上几盆花：文竹、仙人掌、萝卜花、天冬草，还有最喜欢的君子兰，因为它四季常青，花形美丽，色泽鲜丽，而且也非常高雅，有独立而不改的特行之姿，每当春节前后开花时，他总把它摆在书房兼客厅里，显得雅致而大方。
婶母搬到北京以后，邻里家的人都管她叫“老祖”以示尊敬，相沿成习，季羡林一家也都这样叫开了。而夫人彭德华，虽然住进了大都市，但仍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叫她季奶奶，她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
自从老祖来了之后，几乎天天背着一个大黑布包，出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老祖进了这个家，非常满意，告诉自己的娘家人，也告诉邻居，说“这一家子都是很孝顺的”。
季羡林非常尊敬老祖，觉得这个家几十年来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
这个家之所以这样和睦，主要功劳在老祖和妻子彭德华。
夫人来京之后，季羡林过单身生活三十多年，总算到此结束，终于有了一个家。这是夫人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季羡林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家庭气氛非常温馨，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女儿婉如、儿子季承也都成家立业，他们星期天回家，也有朋友来的时候，在这种团聚的时候，烹饪都由老祖和妻子主持，杯盘满桌，可饭菜上桌以后，众人开始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老祖和妻子却总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
对这样的家庭，无须多赞一词。因为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
4．在家中上早班
有了这样一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季羡林不再孤独，不再为自己的饮食起居浪费巨大的精力。
从此，季羡林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朗润园、去外文楼上班的路上和外文楼的办公室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衣着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山装。张中行先生通过多年的观察，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对他家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化气息。室内，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不同的是书多，靠东一个单元三间，架上、案上，都装满了书，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
至于饮食，季羡林则更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他的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用最时髦的两个字便足以概括：那就是“清苦”。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匡满《为了下一个早晨》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描述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下面就是他从搬进朗润园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加多少改变的生活规律：
清晨四点，他拧亮了灯，起床了。从红楼、翠花胡同、蓝旗营，一直到朗润园，他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不同的是，在蓝旗营时，他起床不久，就可以在晨曦中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尖顶，而在朗润园，他看到的则是未名湖畔博雅塔的尖顶。
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就算是化完了一天的妆。他不出去跑步锻炼，早晨也不散步，而是下了床，洗完脸，就坐到临窗的写字台前开始干活了。
从他入党以来，社会工作一天比一天多，各种各样的头衔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他不得不去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主动听的，被动听的，而且还要经常被邀作重要发言。所以他说：
三十几年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一张不算很大的书桌，是他的第一张工作台。这张写字台，比起那些暴发户的老板式写字台来，简直有些寒酸，但我们经常看到，老板写字台上，总是空荡荡的，因为它们的老板肚子里是一无所有，没有知识的人照样可以做老板。而季羡林这一张桌子，却挤挤搡搡、密密麻麻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中文的、外文的各种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上的空地方，只能铺开一叠稿纸，挤一挤，可以再放上一只水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但仍然不够用，他还拼命地从各种书籍中吸取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学问再多也是不够用的。季羡林，就是这样一个智者。
周围的书全是他的朋友，他把它们称之为“书友”。
在书友面前，记忆力惊人的季羡林，也难免窘态毕露。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摞成一摞。加之，他习惯于在两个甚至是三个战场同时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需要一本书，往往也会遍寻不得。知道书“只在此屋中”，但却“书深不知处”。有时候，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没有办法，只好到图书馆去借阅。
可是，等到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能找到原来要找而未得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他感到又可气，又可笑。
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欤休哉！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他时而翻阅书刊，时而瞑目深思，时而奋笔疾书。窗外的天幕开始发白，天就要亮了。
这时候，他会弯腰拿起一个在脚边的瓶子，里边装着浇花的水，他用这瓶子往文竹、仙人掌，还有那可爱的君子兰上浇水，细细的水流把花、叶洗得发亮，他笑了，他就算休息了一会儿。
休息了这一小会儿，他重新坐下来，这时候，他不一定重新进行上一半段的工作，他在上半段可以写学术论文，而这一半段，他往往从事翻译，这样转换角色的本身，就是一种休息。
三个多小时轻松地过去。
门轻轻地被推开，老伴出现在书房里。原来已经七点了，老伴来叫他吃早饭。
饭桌上摆着牛奶、炒花生米和烤馒头片，这是季羡林几十年一贯制形成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人们都觉得有点像老农。吃完早饭，他喜欢喝点茶，有时也就着茶吃馒头片。对于茶，他是喜欢喝点好的，龙井是他很喜欢喝的。妻子往往多烤制一些馒头片，盛在一个布袋子里，挂在他的工作间里，什么时候饿了，就着茶再吃。
就这样，季羡林结束了在家里上的早班，这是他一天紧张工作的第一个时段。
5．到外文楼去上上午班
早晨七点十分左右，季羡林已经结束了简单的早餐。
他走出家门，沿着向西延伸的曲径，在后湖边的小路上走着。他匆匆地走过一座用条石搭起的小桥，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不时还有湖中浮莲和小山上野花的香气送进鼻孔，但他来不及欣赏，身影很快便离开了后湖，走进了燕园西门的一片古典大屋顶的建筑群。不用任何犹豫，他走进了东语系办公场所外文楼。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语系系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外文楼入口处左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与这样一座浑然天成的威严建筑极不相称。这用不着解释什么，系里房子够紧张的，系主任有个地方办公就可以了。
系办公室里，助手李铮已在那里恭候了。李铮从在沙滩北大时，就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还不到二十岁。季羡林最初看到他的时候，是他在给北大晒图，他非常勤奋，中午不休息，也在干活。季羡林便把他要过来，安排在系办公室了。
李铮一边向季羡林汇报头天的信息和有关情况，一边把一大堆文件、信函和杂志书刊，交到季羡林手中。李铮在前辈的指导下边学边做。他默默奉献的精神，使季羡林感动不已。
我又要感谢我的助手李铮同志。他来我身边工作时，只有十几岁。我们合作四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即使是极其微末的，也没有过。他工作认真负责，滴水不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对我的帮助，节省了我的精力，等于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要说这样一句话。
系主任的工作没有什么规律，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他过问，教师、学生也不断有人找他，国内外学者对他提出的询问和请教，也都需要他亲自作答。
他担任系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但一直坚持授课，研究生、本科生的课，他都亲授，还要负责指导青年教师。
但是，有时候还有意外的工作在等着他，他也不会拒绝的。
有一年的初秋，正值开学之初，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系务。累了，就到西门一带走走。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他。
“老师傅，我把行李放在这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办个手续就来。”小伙子看到眼前的这个人白发，苍老，衣着陈旧而不整，推断必定是老工友，用不着协商，就吩咐开了。
老师傅“行，行，行”地答应着，继续做着他的事。
到开学典礼那一天，小伙子看到这位“老师傅”居然腰板笔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难道他就是……
是的，他就是系主任季羡林，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内外知名的一级教授。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北京大学副校长竟是这样进入自己的视野的。除了激动，还能有什么呢？
也不光是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找他的人多得是。本校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不断地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他不得不中断自己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向请教者解答各种问题。送走来访者，他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访者是那么多，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但他从来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在忙忙碌碌中，季羡林送走了上午的四个小时。
沿着来时的小路，季羡林走回13公寓，自己在朗润园的家。
妻子已经做好了午饭，正在等他。老祖、妻子和他坐到饭桌旁。饭菜并不复杂，全是些家常菜。他们吃素的时候居多，也吃点牛羊肉。他的老家临清和济南，回民都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受他们影响所致。
有时候，老祖和妻子会给他一个意外。餐桌上会摆上带有清香的荠菜馄饨。那是老祖拿着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土山青草丛里去搜挖出来的荠菜。后来，他摸出了规律，一看到老祖的身影在土山的青草丛里晃动，季羡林就知道，餐桌上会有弥漫着清香的荠菜馄饨在等他了，他自然是顾而乐之。
他虽然喜欢吃荠菜馄饨，但自己从来不向老祖和妻子提出什么饮食方面的要求，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从来不挑食。不管什么食品，只要合口味，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不在乎。他最看不上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越怕，胆固醇反而越高。而自己什么都吃，胆固醇反而从来没高过。
要说吃饭一点不提要求，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有时候也会要一个辣椒、一根葱来佐餐，调调胃口。这没有什么奇怪，山东人么！
至此，一天中的第二个阶段又在快乐中结束了。
6．午后的学术和其他活动
午饭后，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但他也不是吃完午饭就干活。他往往是在书房的破藤椅上一坐，小猫咪会跳上去让他搂着睡觉，而他自己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
他本来是利用中午的这点时间喘息一下，调整自己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的紧张的神经，以获得重新在书海中搏击的力量。但他太累了，有时候难免会睡着，还会做梦，故乡的土屋、济南的大明湖、哥廷根的研究所，都不时入梦。
睁开眼，窗外流射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寂静中，万念俱息，而他则怡然自得。
然而，这样静谧的时间并不会维持很久。老伴来告诉他，已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了。这段时间拜访他的人更多、更杂了，连气功师、武术师也都来找他。他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时间紧，总是不去打扰他或尽量少打扰他，以免占去他那宝贵的时间。要见他，往往非常自觉地预约，排队等候。但也有不少楞头楞脑的人，根本就不管什么清规戒律，经常擅自闯进来，搅乱他正常的生活秩序。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他也尽量让来访者满意而归。
季羡林这方面的苦衷，外人是绝对不可能知其一二的。
等客人走后，夕阳已经西下。他送客人走下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目送着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蜿蜒的后湖边的幽境里。这时候，他也绕后湖信步走一走，这不是普通人意义上的散步，他只是利用这点时间再作一次调整，休息休息。
路上偶尔会遇到相识的师生、工友，他都主动地停下来，打打招呼，聊聊天。
他尤其喜欢在楼西土山下的幽径上走，他愿意在原先清代侍卫住的平房前驻驻足，看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门前临湖的小花园里摆弄他种的花。
这是季羡林从搬进13公寓最早熟悉的一个邻居，他是中国人，姓赵，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老伴是个德国人。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这位后来的邻居也在德国，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他们。没想到一搬进朗润园，他们夫妇又成了他最早的邻居。夫妇俩有一儿一女，但不常在家。他们逢年过节便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夫妇俩都喜欢养花，门前有茂密的竹林，竹林外的后湖边和院东墙外，都辟成了小花园，种上各种花草。老人经常蹲在小花园里，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浇水施肥。或者也砍几根竹子，补修补修篱笆墙。季羡林喜欢看他嘴里叼着半只雪茄，笑眯眯乐在其中的样子。
小花园里有常见的花，也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他还喜欢种外国品种的唐菖蒲。最难得的是他种的一种特大的牵牛花。牵牛花并不名贵，但赵教授种的牵牛，比普通品种的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大。因此，每年春天开花时，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季羡林当然也不会放过欣赏它的机会。老人告诉他，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有，齐白石晚年喜画牵牛花，临摹的就是梅府里种的这种特大牵牛花。
每当欣赏老人种的花时，季羡林心中也乐开了花。
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闲，又无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蹭”花，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摆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开会回来，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总要停下脚步，聊上几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镜，杨柳依依，说不尽的旖旎风光，人在其中，顿觉尘世烦恼，一扫而光，仿佛遗世而独立了。
在紧张的学术研究、各种各样的应酬之后，能有这么一点时间，来赏一赏花，显然成为季羡林每天工作之余的重要活动，它对于养性怡情，确实是大有裨益的。
季羡林能成为一名长寿老人，养性怡情是一个重要原因。
晚饭之后，一般他不再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在有电视以前，他看看报刊，吸收一点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也喜欢在这个时候随便翻翻新到手的书，不管是别人赠给他的，还是他新买到的。他“随便翻翻”的时候，只要有与他的研究或兴趣有关的资料，他都随手抄下来。手头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抄，纸张大小不一，中外兼备，连信封、请柬和无用的来信背面，都抄满了资料，这样积之既久，由几张到盈寸，由盈寸到盈尺，由盈尺到盈丈，搜集的资料已经是“等身”，甚至超过“等身”。
有了电视以后，他也看看电视新闻、动物世界，利用电视作为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
晚上，季羡林不会熬夜，他九点半至十点就会睡下，等待他的是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第一轮拼搏。
从杨匡满采访季羡林而写成的这篇《为了下一个早晨》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详细了解了季羡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
7．从南国吹来的春风
广州，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最先感到春天的地方。当然，这个“春天”不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政治上的春天。
这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有越来越“左”之势。
1956年，周恩来作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曾经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振奋，他们还陶醉在“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的崇高评价之中时，一场反右运动一下子把他们打入了闷葫芦之中。不知有多少优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仅仅由于给党支部成员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便被打成右派，从此再也无法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完全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从整体上来说，19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际遇，远不如1956年以前了。
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馑。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
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同全国普通百姓一样，跌至解放后的最低谷。比如1961年初，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用油，每人每年发给布票二尺一寸，肉类是基本上没有供应的，以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深致歉意，说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二十市斤左右，且30％要搭配其他杂粮，“火水”（即煤油）每人每月只限量一两。
像季羡林的恩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不得不经受饥饿的考验。物价之昂贵已创建国以后的最高记录。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学请求广东省委拨出专款，以便照顾陈先生生活所需开支，报告中所列物品的价格令人咋舌：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鸡：四只，估价三十二元，约一星期送一只。
鸡蛋：五斤，十元，每天二只。
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
鱼：十斤，二十元。
蘑菇：十五斤，十五元。
黄油：一斤，二十元。
这是中山大学为陈先生申请的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这些物品不仅与一般市民无缘，而且也与普通知识分子无缘。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处在艰难生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什么希望，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和民族便毫无希望了。
从1961年2月份开始，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始对广东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摸底，到9月底，终于鼓足了勇气，掀起了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风暴。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了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由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赴会的有在粤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陶铸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让与会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后来就把此次会称之为“久旱逢甘露”的会。陶铸的话今天读来仍铿锵作响：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
陶铸算是有足够的勇气，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桂冠——开了先河。听了陶铸这发自肺腑、荡气回肠的演讲，在座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而在这之前，1961年6月30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触及了所谓“红专运动”在知识界出现的“左”的倾向。此报告直接导致了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强调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十分紧要”的思想。
聂荣臻的报告被看做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先声。1962年春节一过，聂荣臻副总理又在广州于2月16日召集了全国科学家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半个月后此会还未结束，3月2日，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又主办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的报告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的报告与六年前所作的那场报告没有多大区别，没有太多的新意，它重申了“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但这样的话由周恩来重说一遍，意味着勇气与力量，也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总算回到原来的起点上。
相比之下，陈毅的报告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尤其陈毅以他本人特有的知识分子的豪放、坦诚，敢于直言，又妙趣横生、掷地有声，使听众不能不动容。陈毅的报告处处都有精彩的段落，下面两段，是最让人感叹的：
如果对立的形势现在不改变，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们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其实，1949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
另一段是：
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需要扶助这些科学家，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待。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
这次会上陈毅的报告，不仅文艺界参加话剧、歌剧座谈会的人听了，参加科学家规划会议的人也听了。普遍的反映是，陈毅的演讲极为坦白透彻，动人甚深，所以反映也热烈。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两位国家领导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北国，吹到了北大，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
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露，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见到了天晴，心里都感到异常喜悦，感到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如处春风化雨之中，季羡林自然也如此。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
季羡林确实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不仅是季羡林，还有全北大的师生，甚至全国的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都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8．琅琅书声
北大是全国的缩影。
燕园是北大的缩影。
燕园里到处是春天。
这个春天不是自然四季意义上的春天。因为这已是1962年5月中旬，自然界的春天已经逝去：燕园花事渐衰，桃花、杏花早已开谢；一度繁花满枝的榆叶梅，也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几天前，开得像一团锦绣似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了。就连丁香，虽然还在开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但已显出疲惫的样子。确实，北京的自然界的春天，本来就短，正像宋代欧阳修《蝶恋花》一词所说：“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北京自然界的春天就要归去了。
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方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的春天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时，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多少年的四时，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
《春色满园》的散文告诉我们，这时候的季羡林心里高兴，被这心中的春天所召唤，信步走出家门，在夜晚中走过校园，校园里一片寂静，偶尔有后湖里的蛙鸣会划破夜里的沉寂，季羡林觉得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
季羡林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他心里一楞，他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
季羡林首先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正在伏案苦读，仿佛正在写一篇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下来，以丰富祖国的文化知识宝库。不，他也可能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更系统，好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滋补。也或许他是在给青年教师看论文，写出审阅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不管这位教师在干什么，反正只见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心中只有他的工作，他完完全全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了。
季羡林透过夜窗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春天已经来临的讯息。
然而这只是栽种在心中的春天的一部分。
早晨，季羡林又走过校园。这时候，只见晨光初露，晓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垂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里，绿水满盈，不见一条波纹，宛如一面明镜。路上的行人还不算多，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他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北大三个外文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的许多外语声，都依稀可辨。但是，他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
从这琅琅书声里，季羡林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他觉得，这一群看不见踪影的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把它吸下去。
吃过早饭，季羡林走进北大图书馆。在那里，他又看到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女青年，挤坐在里边，低头在做着数学、物理或化学的习题，全神贯注，鸦雀无声，青年们完全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
这就是季羡林在南国吹来的春风里，看到的燕园，它正是北大的缩影、全国的缩影。他很自然地把夜里的情景同白天的情景联系了起来。
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这不是他的幻觉，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象，而是他心中那个春天的反映。
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
但是，这一次季羡林没有言中，他想把春天栽种在心中，把每年的四时，变成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的想法是错了。春天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跟着来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狂风暴雨，季羡林也被卷进这场暴风雨之中，而且几乎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