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办东语系
1．北大红楼
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大学在市里沙滩。当时北大有三个学院：文学院在沙滩的东部，紫禁城神武门即北门以东的汉花园，这里称一院；理学院在景山以东马神庙路北，即今景山东街，这里称二院，是原清朝所建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法学院原在南北河沿路西，后期移到文学院内。
文学院的校舍即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建筑，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是一个横长条的布局。在民国初年刚建造之时，本想用作宿舍，建成之后却用作文科教室。
红楼在地理位置上是多方面的中心，四通八达：
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
张中行提到的这七处学生宿舍，分为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有五处，分别是红楼西北角的东斋，理学院西墙外的西斋，法学院北边的三斋，红楼北边椅子胡同的四斋，法学院的一座二层“口”字形楼，被叫做第三院宿舍。女生宿舍则有两处，一处在理学院的西南角，一处在红楼北边松公府夹道。凡是在北京大学注册的正式学生，都可以住在学生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
在张中行就读的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北大学生有很多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饭馆的级别都不高，数目不少。红楼大门对面就有两家。东斋附近也有两家，东斋门是坐东向西的，对面稍北的一家是林盛居，北侧坐东向西的一家是海泉居。理学院大门对面的一家是华顺居，东边路北的一家是德胜斋，沙滩西端路南的一家是切面铺。
这些饭馆中最有特点的是三家。
切面铺货真价实，吃饼吃面条，都是足斤足两，但花样太少，品位不高。照顾这里的大多是卖力气活的，但北大师生也有去吃的，主食吃十两（老秤16两一斤）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不错，价钱也便宜，能吃得饱饱的。
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它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照顾它的学生多半吃这种饭。
海泉居与其他非回民饭馆一样，有一种名菜，叫“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风行的菜，据说发明人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因为菜里有竹笋，可能是南方人。这里的跑堂的一口不中不西的半拉架子英文，常引人发笑。店里还异想天开请人借胡适之名题了副对联：
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
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
下面落款是“胡适题”。
1946年深秋，季羡林回到故都北京，学校派阴法鲁先生到火车站去接他。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他真感到有点悲从中来，没想到重入故都竟是这样凄苦！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
西风凋碧树，
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进了学校，季羡林被暂时安置在著名的红楼三层上。
红楼曾是毛泽东和李大钊工作过的地方。进了沙滩汉花园东口红楼大门，往东走，在楼的东南隅，有两间向西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工作处。
1918年到1919年初，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两间屋子，就是他的工作室和会议室。毛泽东曾在这两间屋子里工作过。外间屋里，有一张褐色的三屉桌和木椅，是毛泽东用过的家具。另有一只褐色玻璃门书橱，则是李大钊使用过的。
里面一间，有一张暗红色的写字台和已经磨坏了靠背垫的坐椅，还有一只与外间一样的玻璃门书橱，都是李大钊使用过的。李大钊在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团结了许多青年，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后来，郭沫若写过一首诗：
星火燎大原，
滥觞成瀛海；
红楼弦歌处，
毛李笔砚在。
力量看方生，
勋勤垂后代；
寿与人民齐，
春风永不改。
季羡林住进红楼的时候，听到的是：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日本鬼子杀人行刑的地方，传说里面还有鬼叫声。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然也不怕鬼神。但是，当时的红楼上下五层，到处寥寥落落，整个楼也就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经常停电，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有时真仿佛有鬼影飘忽。当他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足音回蔼，这时，他也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进攻目标。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担心的恶魔们并没能闯进红楼。但是，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其主要建筑、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张中行提到的这些饭馆早已不存在了。季羡林吃饭的地方，远不如张中行上学时那样多、那样好了，尽管季羡林是教授，而张中行在北大时是学生，只是张中行念书在先，季羡林教书在后，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差了十几年，而新、老北大之间判然分明，今非昔比了：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这就是季羡林初进北大住进红楼时的生活。但当时红楼的周边环境，却是极不适合做学问，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简直不像一个大学校园。对这段生活，季羡林回忆说：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恨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地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地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
2．东语系系主任和教授
到北大红楼住下的第二天，季羡林便去拜会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照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规定，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同样的话，季羡林在南京拜会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傅先生说过。这次得到印证，所以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种博士，在清华只做专任讲师。只有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季羡林知道这一点，自己当然不能例外。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北大的这种安排，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而且，生活虽然有点艰难，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在离开德国之前，一听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消息时，季羡林就写过一封信，寄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大学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高薪聘请，决心不再回欧洲。现在，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他终于因为能在自己祖国的最高学府工作而感到自豪。从那时起，除了短暂的外出访问，季羡林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北大。
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用彤先生突然告诉季羡林，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
就从1946年深秋开始，季羡林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在此职务上，他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据季羡林自己说，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办，完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的想法。到了1946年，由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批准，背后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力量，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之下，东方语言文学系便诞生了。
东语系初创之时，除系主任季羡林外，还有三名教师：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马坚先生于1946年初秋从云南大学来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羡林稍晚一点来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两位教员：马学良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分别代表两种语言。当时学生的数目还要少于教师，在红楼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能够召开全系大会。
初建时的东语系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但经过开创者及后继者长达五十余年的努力，东语系一步步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东方学者，还培育出数十名驻外大使。而这一切都是与季羡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季羡林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伊始，对学生就充满了爱心。他一进校时，就了解到学生中也有两种力量，他写道：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可以说，从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和青年学生同呼吸共命运了。这种与学生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到老年也始终不变。这使他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从他老年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心：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惟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
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这种爱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3．创业者的同伴——马坚和金克木
在季羡林1946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马坚先生已经先期到达北大了。
大概在北京大学决定聘任季羡林的时候，就有了筹建东语系的想法。1946年，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写信给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马坚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昆明不能直达北京，经北大安排，马坚先生和夫人马存真，经香港、上海，辗转来到北京。后来参与季羡林先生创办东语系的工作，开设阿拉伯语专业，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的阿拉伯语专业。
马坚先生比季羡林大五岁，生于1906年。他是云南个旧回族人氏，字子实，又名自适。他在上海回教学会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学习，1931年12月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把中文《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并译成《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阿文书籍为中文。1939年夏天，他乘轮船离开埃及，经香港回国，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后来，他从上海回到云南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并着手翻译《伊斯兰哲学史》，同时又在白亮诚先生办的私立养正学校任教。
进北大后不久，在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经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荐，从北京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语专修班转来十多名学生，成为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壮大了东语系的学生队伍。当时东语系还没有阿文打字机，马坚先生除备课、上课外，还要自己刻蜡板，印阿文讲义。
马坚先生教学循循善诱，让学生学以致用，翻译外文力求做到信、达、雅。读外文书时，遇到解决不了的单词，可先往后看，从下文去领会该词含义，然后查字典以求确切。他告诉学生说：学外文如同织毛衣，学习是艰苦的，学习后须经常使用，包括口语、耳听、阅读等，如果不用，会像拆毛衣一样，拆起来是很容易的。
马坚先生的教学方法，与季羡林的教学法正好相得益彰。
季羡林是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外语教学法教学生学梵文。根据他的要求，学生必须在上课以前把他将要讲解的课文仔细预习一遍，尽可能把它读通。到课堂上，他首先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讲解课文。第一位学生讲得不对，或者不完全对，他就再问第二位、第三位。而后，他再根据学生的预习程度，细致而有重点地把课文讲解一遍。讲完之后，再让学生向他提问，直到学生提不出问题为止。所以，季羡林的教学程序是：学生预习，老师问学生；老师讲解，学生问老师。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比季羡林小一岁。在家乡时，他大嫂教给他读书法，即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学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这种方法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学时，他开始读《三字经》、《论语》，后来又接触《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富强斋丛书》，并读给儿童看的文言书《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牛顿》，以及《唐诗三百首》。九岁以前专读中国书，九岁到十七八岁，兼读中外两种书。他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后来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触了几个外国人，有机会经缅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从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专门学习梵文、印地文。学到的读书法是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学习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方法。
金克木先生自称不是专家，而是杂家。他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还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教小学时，他才十几岁，一个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要教，只得采取“复式教学法”。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学，掌握了七八种外语，教过的外语就有英、法、梵、印地、乌尔都、世界语，主张外语的本领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他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时，又开始学拉丁文，读拉丁文《高卢战记》。
他教的课也范围广泛，在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教语文，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时，又教印度哲学史。
由于有这些经历，金克木也被聘为北大东语系教授，担任梵文讲座，并开过其他许多课，包括印地语和印度哲学史等，为东语系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直到专任北大南亚研究所专职教授为止。
至于参加初建东语系工作的王森先生、于道泉先生、马学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担任教授。
二、翠花胡同
1．这里是东厂遗址
在北大文学院的红楼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季羡林搬进了翠花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特产。北京胡同的名称充满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胡同、弓弦胡同、取灯胡同、妞妞房胡同、羊市胡同、猪市胡同、骡马市胡同、驴市胡同、菜市胡同、缸瓦市胡同、礼士胡同。有一些胡同，本来是极富暗示力的，但后来觉得有点不雅，便用谐音改过，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为协资庙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勾阑胡同改为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为达教胡同。但这一改就有失胡同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改，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改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
翠花胡同很好听，也很雅，用不着改名，但这么漂亮的名字，却与一段非常恐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原来这里是明朝东厂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皇权，在加强锦衣卫的同时，于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听命于皇帝而由太监直接掌握的特务组织。由亲信太监提督，专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的特务活动，从事侦缉。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提督。西厂成立后，其人员、权势均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全国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1510），废除西厂，而东厂则保留如故。
东厂的设置，是明代一大弊政。罹其毒害者，上至朝廷命臣，下至边远居民，难以数计。魏忠贤提督东厂之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明史·魏忠贤传》）。这里杀人如麻，惨不忍睹，“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嫌东厂尚不能尽特务统治之残暴，又于正德三年（1508）设立“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刘瑾本人亲自指挥控制，作为特务统治的号令机关，对东厂和当时暂时恢复的西厂特务实行监视。“内行厂”在刘瑾被杀之后，与西厂一起因遭剧烈反对而被撤消。
这样一个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而季羡林的住处，就是当时特务行刑杀人之处。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的回忆，当时季羡林居住时翠花胡同的情况是这样的：
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这胡同是一溜朝南开门，所对的南墙可就是东厂胡同的后墙了。这一溜墙只开了一个朝北的大门，就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后门。正和我们家的大门是斜对门。当时我正读高中，并立定了要上北大读中文系的志愿。所以，我是经常到文科研究所以及沙滩红楼溜达的，没有什么目的，吸取气氛而已。日子长了，文科研究所的门房就和我熟悉了，听凭自由出入还告诉我许多人和事。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年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时常驻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的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我还觉得，一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勘透了天人三界；一位甘愿在近似古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了。
后来，臧克家一家从香港到北京，季羡林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臧克家夫人郑曼回忆说：
1949年3月，我随克家乘党组织包租的外轮，自香港来到刚解放的北平。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那么的欢畅，天是那样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想会老友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我们首先去拜访季先生。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翠花胡同，那是一个很寂静的大院子，树木蓊郁，石碑卓立，里边就住着季先生一个人，他的寝室外间还摆着一口棺木。我脱口而出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这正是我看书、工作的好地方，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棺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又问他：“怎么不把大嫂接来？”他说：“济南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照顾。”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好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回到祖国，来北大教书也快三年了，为了顾全大家庭，宁愿自己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
实际上，季羡林住在这里并不像说的那样轻松。
2．马缨花做伴
季羡林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其寂寞与孤独，不是亲身经历者，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季羡林下班之后，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是从闹市走进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季羡林的宿舍也就到了。
这是又一个院子，大院子里边套着的又一个。院子也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房子的气势，梁柱的粗细，在炫耀着当年的富贵气象。不知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在这里被囚禁过，受过酷刑，甚至丢掉性命。当年囚禁志士们的水牢，还有迹可寻。
季羡林住进去的时候，昔日的富贵气象自然早已成为陈迹，然而阴森凄苦恐怖的气氛，却几乎是原封未动的。走廊上，陈列着一些汉代石棺石槨，刻着篆字、隶字的古石碑。季羡林一走回这样的一个院子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古墓。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季羡林自己觉得像是生活在历史中，俨然成为古人了。
季羡林从来不相信鬼神，所以住在这也能处之泰然。当然也有例外。有时候，半夜里往往能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很大很强烈。季羡林不得不起来去看看，但那时候，北京常停电，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也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树的影子仿佛与黑暗纠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出来。他只听到院里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窣的声音，忽然间，“喵”的一声，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季羡林闪闪发光，这才知道是这东西把门弄得那么大的响声。
最困难的是对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个地方引不起他们的什么好感。有几位大胆一点的，白天还有兴致去找他聊聊天，但在黄昏时分就不敢进这院子了。万一有事，在黄昏时分不得不来的时候，先要向住在大院子里传达室的工友打听，季羡林是否在屋子里。在屋里，他们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翠花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走到他的屋跟前。有一次，季羡林恰巧有事出了门，而工友又没看见。一个朋友就误以为季羡林在家，走进这个院子。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落叶，满院石棺，却不见屋里有灯光，不见有季羡林的影子。那个朋友吓得腿立即抖起来，浑身筛起糠来，费了好大的劲，拖着两条腿走了出去。第二天，俩人见面时，谈起头天的经历，相对大笑。
由于这样，朋友们往往不敢进这道院，季羡林难免有孤独感。
我是不是有孤寂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
这样几座深深的大院子，而在最里面的三个院子里，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只住着他一个人，所以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觉得非常不寻常。有马缨花慰藉他寂寥，他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他很自然地爱上了马缨花，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朋友们都因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不敢有人去找他，而他则因为有了这些花而怡然自得。每当夏夜，他起床之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些高大的马缨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他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甚至连手中的那支笔，也仿佛生了花。
有猫做伴，有马缨花做伴，季羡林打发着难熬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辈子都喜欢猫，喜欢植物的原因。他写猫、写植物的不少散文，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
3．回济南省亲
济南虽然不是季羡林的出生地，但他从6岁进济南，19岁离开，大学毕业后又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前后在济南生活了14年，因此，季羡林一直把济南当做自己的故乡，在回忆文章里总是说到故乡济南如何如何。而且他的叔父、婶母、妻子、儿女，也都在济南。他的家就安在济南，而自己回国以后，是只身一人在北大工作。工作了一年，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整整12年了，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季羡林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济南的家。
1947年，铁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羡林还是下决心要回家看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坐飞机从北京回济南。这是想尽办法才坐上的资本家运轮胎的包机，他是惟一的乘客。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识面的第二位婶母。他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马，叫马巧卿，是把季羡林抚养大的，季羡林还没有去德国留学的时候，她去世了。对这位婶母，季羡林并没有太多愉快的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季羡林不希望叔父续弦。1935年夏天叔父和这位续弦的第二个婶母结婚的时候，季羡林借故提前离开济南，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然后去天津办理出国手续，接着乘火车经东北去德国留学。因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在德国还能通信的时候，在“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对这位继“婶母”的称呼，但对他来说，却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名和实是对不上号的。直到回到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继婶母姓陈，名韶泽，从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门，其实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层的，不然，幼年时不会学到中医知识。
这位婶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季羡林初回家的时候，婶母是斜着眼睛看他的，意思似乎在说，结婚十几年了，怎么忽然凭空冒出来一个如亲生儿子似的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好不好对付呢？一见面，她似乎有许多的问号。季羡林心里清楚，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在季羡林的心目中，婶母地位仅次于生母，他对她非常尊敬。在他离家的十二年中，婶母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时期，此时又经历着解放战争。在国外期间，有五六年是音讯不通的，亲老、家贫、子幼，而他又鞭长莫及。叔父脾气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极难侍奉。家中经常没有经济来源，就全靠婶母一个人支持。她去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卖过衣服小家什，在日军刺刀下去领过混合面，骑马到济南南乡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时学到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婶母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经常催季羡林下泪。他知道，在那样万分艰难的年代里她竟然没让孙女婉如和孙子延宗（后来改为季承）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季承，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1955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级工程师。所以，季羡林知道，如果没有婶母（后来家里人称她为“老祖”），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了。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
妻子彭德华也不容易，她比季羡林年长四岁，已经到了四十岁。对于季家来说，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叔公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这十几年她到底受过多少苦，季羡林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妻子天资不是太高，上学又不多，只上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个字。她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也谈不到去看了。她从来没有给季羡林写过一封信，在德国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笔来。这样一个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极高的。季羡林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了照顾叔公、婶母，妻子呆在济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后，1962年她才和婶母、子女一起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在济南省亲期间，季羡林去看望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好友许衍梁。他们不是同班，季羡林比许衍梁要高一级或两级，但却是同龄人，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们在济南高中上学，都受胡也频宣传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受到感染，写过有关现代文艺的文章。结果，济南高中的国民党训导主任散布流言，说学校成了“土匪训练班”，许衍梁成为“土匪”之一。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以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次才有机会再次会面。当时济南正处在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实际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眼看就要崩溃。他们见过几次面，季羡林就回北京了。
许衍梁后来当过济南市副市长，在山东省科委主持过工作。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参加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又一次见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友：许衍梁、余修、黄离等人。老朋友们都兴奋异常，感慨万端，季羡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可惜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余修谢世。1986年，许衍梁也病逝于北京。
4．清苦与快乐
季羡林从济南探亲以后又回到北京，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里，孤寂而清冷。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去路边的小吃摊，坐长条板凳喝豆腐脑；渴了，捅开煤炉子烧上一壶水，泡杯茶喝。从此，他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后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感还越来越好。这种习惯，季羡林自己戏称是他个人的怪癖。
生活虽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乐。季羡林的快乐，得自读书。这正应了陶渊明《答庞参军》中的一句话：“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的馆长毛子水对季羡林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他一间研究室，并允许他从书库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研究室，供他随时查用和阅读。他一有闲空，便潜入自己的这间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默读，坐拥书城。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处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实在令他十分兴奋。
同时，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同礼先生，聘请季羡林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发现，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并不多，还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书多。
这样，对于季羡林来说，自己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就缺乏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研究工作确实是无法进行的，只能束之高阁。但他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经过一段徘徊和迟疑，他决定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从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杂家”。而且，在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是学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这段时间，季羡林还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北京大学孑民堂筹办了一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画展。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1913年，他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哲学思想也在印度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4年4月，泰戈尔在山东济南的省议会发表讲演，著名文学家王统照为他当翻译。泰戈尔一把长须，神采奕奕，虽已年迈，而声音宏亮，开头一句是：“iknow……。”他当时来华，因为是和平主义者，革命派并不赞成他。但爱好文艺的人震于他的大名，都欢迎他。那年，季羡林十三岁，他在济南也目睹了泰戈尔的丰采，到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风格写过一些小诗。到北大以后，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写过一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
在办画展之前，季羡林就知道大画家徐悲鸿先生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呆过，且给泰戈尔画过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于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热心，不仅借画给他，还亲自到北大去指导。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静文女士和画家吴作人。从此，他结识了吴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仪俨然，不像江南水乡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却诚挚而淳朴。他们在无言中成了好朋友。
在事业中，季羡林忘记了清苦，忘记了寂寞，享受着快乐。
5．迎接解放
终于到了1948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有一天在沙滩孑民堂里欢度校庆。城外炮声隆隆，与会的教授们不无幽默地说，这是为校庆而放的鞭炮。大多数教授们并没有身处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托。这时候，校长胡适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拟了一个名单。胡适校长先期乘飞机在东单的临时机场仓皇逃走，而名单上的人，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
其实，就连胡适先生，走的时候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有一天，季羡林要去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商谈一些问题。正谈着，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并说将来让他仍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适有什么反应。只见他听了之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虽然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是，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作为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终于进了北京城。
那一天，天气不好，刮着大风。季羡林冒着大风，走出翠花胡同，到距离不太远的东四牌楼去欢迎解放军。这些可爱的战士，季羡林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对他们的事迹，却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有多少次读到过他们胜利的消息，因而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无限的振奋，为祖国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现在，他居然亲眼看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京城，对这些未曾谋面的勇士们，他仿佛是碰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季羡林跟着群众鼓掌、喊口号。由于内心激动，不时地热泪盈眶。剧烈的风沙似乎也被人们的热情压下去了，一点也显不出平常的那种威风来了。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季羡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胡同，他走到什刹海的桥上，正巧看到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只见这个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更显出战士的英俊和潇洒。他穿着一身厚墩墩的黄色棉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看着这位战士，季羡林的心里顿时涌上一种非常奇特的、从来也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我陡然觉得这个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穿这样军衣的人在这里一站，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工厂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拖拉机手可以安心耕地，学生可以安心上学，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摇篮里熟睡。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魉就会销声匿迹。我左思右想，一时万感集心，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
事实上，季羡林并没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战士的军衣，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舍不得离开那个年轻的士兵，一走一回头，回头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影子就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头了！
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这黄色，正如我们国旗的红色一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我爱琥珀的黄色，它黄得透明，黄得发亮。我也爱花朵的黄色，它黄得娇艳，黄得鲜嫩。但是，我却更爱这军衣的黄色。它并不透明，也不发亮；它当然更不娇艳，更不鲜嫩。然而它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它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
从那以后，季羡林一看到这黄的颜色，心里就思绪万端，想到许多许多的事。他想到共产党、毛泽东，想到“七一”建党、“八一”起义，想到万里长征路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想到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从那以后，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汽车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军的地方，虽然他们并不是在什刹海桥头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样觉得他们个个可爱。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他还愿意同他们挤在一起。三九严冬的时候，朔风凛冽，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温暖。汽车颠簸，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有了依靠。有时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们那黄色的军衣，心里一时间会感到无限的幸福与愉快。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东语系师生一齐随北京大学队伍，在三座门前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共同聆听礼炮齐鸣，目睹那一伟大的历史镜头，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欢呼。
此后，每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游行，季羡林有时候与师生一起，载歌载舞，共庆节日；有时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眼前站着的是解放军官兵的代表。金水桥后边观礼台上的，是将军们，制服一片亮蓝色。在金水桥前边台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黄色。在这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万头攒动，一片花海。而在这花海之中，这一片淳朴的亮蓝和草黄，不但没有相形见绌，被绚烂的花海压住，反而更为引人注目，给整个花海、整个广场，增添了色彩和光辉，使天安门广场显得更美、更可爱。
带着这样的心情，季羡林迎来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有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翻身了的感觉。
6．东语系得到扩大
然而，高兴的事还不止是迎来了解放。还有另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季羡林。
东语系在初创时只有四名教师，加上学生不到十个人。解放前夕，胡适校长批准了马松亭大阿訇推荐的十几名学阿文的回族学生入系，东语系开始人丁兴旺了一点，但同其他系比起来，仍难免时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觉。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的开头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他的心头。想不到没过几天，胡乔木突然来到他住的翠花胡同。
原来胡乔木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来征求季羡林的意见。由于形势顿变，中国外交和外贸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为了重点培养通晓东方国家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的一部分，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听到中央有这个意图，季羡林自然很高兴，认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来他觉得几个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实无用武之地，现在这样一个好机会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欢呼雀跃呢？季羡林立即表示同意。
这样，在1949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的刘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实了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队伍。在他们之前，杨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课，教阿语，后来他于1951年正式调来北大，同时来系的还有马金鹏和陈克礼。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郭应德、李森先生，语专的陈玉龙先生等也都来到东语系。陈玉龙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协助季羡林处理系务。郭应德则负责系工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