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教师，因为北大一时没有宿舍，暂时都住在红楼的教室里。有一天，季羡林去看望新来的老师们。他当时穿着一件灰色衬衫，手里拿着一个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学校非常欢迎你们。他询问了他们的饮食起居，介绍了北大的校系情况，谈了他对研究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开展东方学研究的看法，并希望将来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掌握东方语言和研究东方学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朴素无华，深藏若虚，平易近人，给新来的老师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大家为能在他主持下的东语系工作而感到自豪。
系办公室也从红楼搬到沙滩北楼。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卷卷季羡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画，系务人员从中不难看出他兴趣之广泛，寄托之遥深。常来系办公室的来访者，几乎全是学界名人：郑振铎先生、向达先生、曹葆华先生、萧离先生，德籍专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羡林的座上客。进办公室者，都有“入芝兰之室”的感觉，正像刘禹锡《陋室铭》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从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东语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语种的数目增加了，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每年招收的学生外，还曾一度为地质部和公安部等部门突击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在城内沙滩时期，是东语系发展的顶峰。
东语系教师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如1951年1月19日，马坚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3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了解，加强民族合作，贡献了力量。文章发表后，胡乔木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羡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
至于东语系为国家培养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册的。这将在以后的章节叙述。
7．第一次出访
1951年夏天，中国政府准备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访问团，到印度和缅甸访问，名为赴印缅文化代表团。胡乔木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代表团规模极大，团员文理兼备，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颇不乏声誉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北大有冯友兰、季羡林。
因为这个代表团是建国以后派出的最大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亲自过问，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整个夏天，整个团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图片展览，他们需要到处拍照，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来最后批准。团员们每个人几乎都参加工作，兴致很高。他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既兴奋，又愉快，既矫健，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这是一个既忙忙碌碌，异常紧张，又非常兴奋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一路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将所有重要的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在广州的闲暇时间里，季羡林不放过机会，到此时在岭南大学工作的陈寅恪先生家里去拜谒，师生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还是1948年年底，胡适派专机到北京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陈先生。但陈先生到了南京以后，并没有跟胡适他们去台湾，而是辗转去了广州。到广州时，陈先生的眼疾日益严重，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人，对陈先生礼敬备至，陶铸和杜国庠还和他成了好朋友。陈毅和陶铸让人在先生楼前的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好让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国家对陈先生尊重之真诚。
当时，广州刚解放不长的时间，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代表团成员出门的时候，总要有怀揣手枪的便衣保安人员跟随，好暗中加以保护。
在广州的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代表团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过深圳罗湖桥，他们看到的深圳是一个破烂而简陋的小车站。
到香港之后，他们住在摩星岭上。季羡林在这里看到的香港，与1946年回国时住在山下的感觉已不一样。山下是贫民区，而这里则别墅林立，街道光洁，空气新鲜，环境阒静。山前是一湾明镜般的海面。海上气象万千，随时变幻。有时海天混茫，有时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时转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东升，晓暾淡红，海面上帆影交错，微波鳞起。极目处是黛螺似的点点青山，季羡林几疑自己身处世外桃源。
从香港，代表团乘轮船来到仰光。船一转进伊洛瓦底江，就看到远处的云霭缥缈中，有一个高塔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光。这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征。
在缅甸，代表团住了近三个星期，参观过大金塔，访问过仰光大学，参观过缅甸艺术家的画廊，拜访过作家和电影演员。缅甸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他们以美的享受。
而缅甸的华侨更使代表团成员难忘。在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中国味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对缅甸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然后，代表团又访问印度，乘飞机从仰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他们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迹，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里游泳。从印度又飞回缅甸，从仰光乘船，于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这次出国访问，虽然宛如走马灯一般，但代表团成员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缅甸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接待。季羡林无比深情地写道：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这一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总要不由自主地温习一遍，时间越久，印象越深刻，历历如绘，栩栩如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
8．院系调整
1952年1月24日，季羡林回到北京。这之后不久，教育界经历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动：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早在1951年11月就开始了试点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东、华北、中南三个地区为重点，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该方案规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大学、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并成立南京工学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为调整方案的公布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农林院校的调整方案的专业设置方案。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开始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叙伦的文章《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总结了高校院系调整的试点经验。到年底，全国3／4的院校进行了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大学本来是想巩固和加强，但事实上并未取得好的效果。
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单科院校。
在这次调整中，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各校取消，合并于其他院校。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开始全面向苏联看齐。
燕京大学被撤消之后，文理法各学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原校址成为北京大学的新校址，工学院各系科并入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消，合并到北京大学，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
东语系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东语系只保留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从此，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9．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新社会到来之时，季羡林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解放军进北京城时，他的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他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他当时才四十岁，刚刚进入中年，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不老少。比如，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其他的则更可知适应之难了。
但是，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季羡林像是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解放后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天特别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遍地都开满了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觉得那时是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也就从这时起，他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季羡林积极投入，但知识分子身无余财，只有献笔墨、献心血以表爱国热忱。季羡林找到一本外文资料，约当时在系办公室协助他处理系务的陈玉龙与他合作。他一面详细阅读，琢磨内容，一面认真口译，由陈玉龙一一笔录。书成之后，稿费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季羡林的爱国之心，灼然可见。
紧接着，来了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是1951年底开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教育部于1951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号召学校教职员工积极参加，学校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计划、布置，教师以思想改造的学习为中心，行政职工人员以参加运动为主。1952年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宣布开展“五反”运动，同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一年的上半年，各校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
季羡林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运动。他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他无缘，但是对于思想改造，却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艰巨的、迫切的。他当时分析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分为两项。首先是解放前，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他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他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他首先检查和批判这两项思想。
这次运动中，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小盆是教研室范围，中盆是全系范围，大盆是全校范围。季羡林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他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但就是在“中盆”里洗澡，那滋味也够人受的：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在运动中，有的人也像季羡林一样，态度虔诚，最后过了关。但也有想蒙混过关的。北大有一位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他通过，只得升入大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这位教授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他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也都被波及到，说了父母不少难听的话，群众自然大受感动。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在这位教授翻发言稿时，大会主席一眼瞥见检讨稿上用红笔在几个关键地方写着大字“哭”，每到这个地方，他就嚎啕大哭。大会主席把此情向群众一宣布，群众大哗。
不管怎样，季羡林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运动。然而他的“原罪”并没有赎完，新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不过地点从沙滩移到了西郊的燕园。
三、与师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1．为陈师寅恪送栅栏红葡萄酒
季羡林到北大工作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
一听说陈师回到北京的消息，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园去拜见他。当时从市里中心地带的翠花胡同到清华园，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出了城，去清华园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不时地有绿林人士从里边出来拦路抢劫。吴宓就曾经被抢过一次。但是，为了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季羡林决不惮于这样的旅行。
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几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几次。
在陈寅恪与胡适飞到南京之前的三年里，季羡林与陈先生的来往颇频繁。他回国以后，到1947年10月写成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陈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赞赏，把此文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发表（1947）。该刊物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有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季羡林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该领域中较高的学术水平。
季羡林清楚地记得，那是春天里的一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众多的游人和蜜蜂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围，流连忘返。陈寅恪的众弟子，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人，深知先生喜欢看花，爱花。此时虽有眼疾，几近失明，但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影子，所以大片藤萝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许还能看得到。众弟子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去找一个清静怡然的去处，暂时得到一点欢乐，所以去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弟子们大喜过望，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轩的藤萝深处，觅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边饮茶，边赏藤萝。众弟子谈笑风生，先生也受到感染，兴致极高。他们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去粮店买几斤粮食，要带的这券那券的重量，要超过粮食本身，甚至要用麻袋装。陈寅恪当时是学术界泰斗，德高望重，令人敬仰，被著名史学家称之为“教授的教授”，但也难免潦倒。到了冬天，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筹不起来。
季羡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把这情况告诉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先生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推荐王国维先生去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在北京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下几句诗，来歌颂这件事：
鲁连黄鹞绩溪胡，
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伟绝业，
园林差喜适幽居。
没想到陈寅恪这样的“大儒”，现在却由于买不起煤，又需要胡适先生再次来“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胡适这次“惜大儒”的具体办法，是想赠给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车，让季羡林到清华园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西文中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浯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点钱与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因此，这批书实际上是捐赠给北大了，季羡林于此见到的，是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同陈寅恪先生的来往频繁。这是他们之间来往最多的几年。季羡林回忆说：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国内则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栅栏红葡萄酒浓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个大字：
师恩当报
季羡林一生都在报师恩，这正应了中国人习惯用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季羡林不断地报师恩，他的学生也在不断地报他的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庆贺季羡林先生85岁生日时敬送的那副对联所说：
鲁殿灵光在，
梵天寿量高。
2．抬杠会长郑振铎和大胡子冯友兰
除陈寅恪先生之外，季羡林在解放初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和冯友兰。他们俩，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羡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有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郑振铎先生很有魄力，季羡林便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派人到欧美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法工什么书都买，东方学著作更不例外。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实力，此事并没有最终落实。
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季羡林和郑振铎、冯友兰两位老师，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冯友兰先生是团员，他长须飘胸，神态庄严。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郑先生生于1898年，冯先生生于1895年，但他们风格迥异。
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在他之下，团中“杠业”发达，会员们皆大欢喜。
和郑先生相比，冯先生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先生开玩笑，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
郑先生管冯先生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先生正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刮脸的时候，郑先生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先生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冯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羡林对郑振铎先生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查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
回国以后，季羡林也经常同郑先生接触。有一段时间，郑先生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羡林在家里吃饭，季羡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郑先生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郑先生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代表团自始至终和睦相处，气氛融洽。他们在熟悉而不亵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生活了半年。这是季羡林得以认识冯友兰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他与冯友兰先生同在北大，对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为了这门学问，冯先生不知遭受过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法，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的批判，但他并没有被压垮，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应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这种精神，季羡林非常赞赏。
3．矛盾人物胡适
胡适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羡林与胡适的交往，是在经胡适聘任他到北大当教授以后。
当时，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虽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京与南京之间，但只要在北京时，他们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他们俩人都是北京图书馆的馆务委员，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两个职务又增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赫鲁政府往北大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来访的印度教授和这批印度留学生，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也请他们吃吃饭。而且把平常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季羡林，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来了解观察这位在政界和学术界都红得发紫的人物。季羡林在学术上也与胡适有来往，写的一些文章拿给他看，请他指正，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根据一段时间的了解，季羡林对胡适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
根据我几年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
在季羡林看来，胡适之所以是个矛盾的人物，具体表现就在于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真可谓一语破的。
胡适对待学生的态度很能说明胡适并不是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之时，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这或许有点像张中行先生所说的北大学生刺多扎手，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沙滩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等地去示威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镇压，逮捕学生，想掰掉北大学生的刺。这时候，胡适并没有去帮助反动派压制学生，而是张罗着去保释学生。
有一次，他为了保释学生，亲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当时有些情景是季羡林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即使是听到的，与事实也不会相距太远。
事实上，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也并非一味地顺从。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国那一把尺子来衡量，只要不衔合这个尺度，他就会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胡适曾针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知难行亦不易》。在季羡林看来，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著名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蒋介石虽从来没听过“国父”的话，但他却打孙中山的牌子欺骗群众，有谁敢碰这块牌子，是断断不能容许的。所以，胡适的文章一出，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了锅，认为胡适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势，而胡适却一笑了之，一场风波也终于平息下去。
胡适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还曾一度打出过“好人政府”的旗号，他们大声疾呼地宣传，引起了一场喧闹。原因明摆着，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还要去提倡“好人政府”，这就自然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暴跳如雷地反对“好人政府”，原因就在这里。
出于对胡适先生的深切了解，季羡林从来没对胡适进行全面否定。而且不仅如此，季羡林还敢于向胡适学习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比方说，在进行学术论文的论证时，他服膺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自己写文章，也采取这样的方法。
4．老舍的白煮肉和沈从文的汽锅鸡
季羡林1930年回济南探家时，在老同学李长之家里陪老舍先生吃过一次饭，从那时起，他就算认识老舍先生了。
到翠花胡同居住以后，季羡林又和老舍先生有过多次交往，印象深的就有两次。
第一次是发生在解放初召开的一次全国汉语规范化会议时。当时国内语言学界、曲艺界的名人如侯宝林、马增芬姊妹、老舍、叶圣陶、罗常培、吕叔湘、黎锦熙等先生都参加了。当时开会不算多，与会的人兴致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开会期间的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要请大家吃顿地道的北京饭。与会者都知道，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饭肯定会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应。
老舍被人戏称为“北京土地爷”，他对北京人生活习惯之熟知，尽人皆知。他结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据说，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这些旧社会的“下等人”，亲密无间地开怀畅饮，就像亲朋好友那样，谁也没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学士的感觉。
老舍请吃饭，大家的兴致都高起来。与会者商议的结果，是由老舍先生做东去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锅居，大家发现他同饭馆经理甚至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所以，虽然是一餐简单的饭，但饭菜均极佳，服务也很周到，结果是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季羡林、叶圣陶、吕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季羡林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面的一家著名理发馆理发。一进门，季羡林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他躺在椅子上，脸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沫，理发师正在给他刮脸。这不是说话的时候，季羡林只寒暄了几句，就不再说什么了。轮到季羡林坐到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老舍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别，一直看着他的身影走出门去。
季羡林理完发，要去付钱，理发师告诉他，老舍先生已经替他付过了。当时，季羡林心想：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虽不足以体现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体现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通过多次交往，季羡林更认识到老舍先生的伟大：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
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沈从文也从云南来到北大。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住处又不远，季羡林住翠花胡同，沈从文住中老胡同，都离沙滩不远。所以，从这时起，他们见面就多了。
有一次，沈从文请季羡林吃饭。这是季羡林吃过的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是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原来做鸡的汽锅是沈从文从昆明带来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兴紫砂，上面还雕刻着花卉、书法，古香古色。这种汽锅虽属厨房用品，但它古朴高雅，季羡林认为它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吃饭时，沈先生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季羡林觉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轻而易举就能打开。但沈从文却从季羡林手里一把抢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季羡林非常吃惊，接着是感慨：
这一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能印证沈从文先生这种“土包子”性格的，还有一件小事。他们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游逛，口渴便要了一壶茶。茶摊伙计端来沏好茶的茶壶，季羡林正要拿起茶壶来给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抢了过去。他先斟满了一杯，但并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壶中，他告诉季羡林，只有这样才能把味调得均匀。这样一件小事，虽微不足道，但在琐细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而后，季羡林和沈先生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在这前后，沈先生担任北大教职之外，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京《经世报》、《大公报》等报的文学副刊编辑。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解放时，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动的，然而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没过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香港的一家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坛一瞥》，用他特别发达的嗅觉和视觉，看出了文坛上的许多颜色。他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沈先生当头挨了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这一场历史的误解之后，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专讲中国服饰史的专著，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扬，他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沈先生还自己写章草，成了一个书法家。
后来，季羡林和沈从文在会议上，在公共汽车上，偶尔相遇在一起，他们之间都感到非常亲切。沈先生依然是那么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他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便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竟像个大孩子，这就更增加了季羡林对他的敬意。
5．忠厚长者曹靖华和抒情诗人冯至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读过曹靖华的翻译作品，1946年回国在上海臧克家处，听到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毒打曹靖华等人的消息，从此他对曹靖华十分敬佩。
季羡林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后，曹先生在俄语系工作，他们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但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季羡林对他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反动派决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解放后，季羡林同曹靖华同在《世界文学》任职，曹靖华任主编，季羡林当编委，开编委会时，他们放言高论，其乐融融。季羡林不喜欢文山会海，不是“开会迷”，但《世界文学》的会，他非常希望参加，与曹靖华见面，成为他的一大乐事。
季羡林不大喜欢拜访人，没去过曹靖华的家。他们平常在校园中见了面，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彼此之间又欣慰又兴奋。在外面开会时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交往，正是那种高层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谊却是永存的。
冯至先生长季羡林六岁。季羡林在清华念大学的时候，读过他的抒情诗，对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无限向往，无比喜爱，因此觉得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的最优秀抒情诗人，真是至理名言。对这样一位著名的抒情诗人，季羡林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了。
到1946年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时，与冯至见面的机会很多。冯先生在西语系，西语系与东语系的办公室同在沙滩北楼，紧挨着，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但是，季羡林对冯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学会所在地。这是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筑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虽然没有曲径通幽之处，但回廊重门，也足以让人产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欧阳修《蝶恋花》所描写的：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
帘幕无重数。
这样的大院，把喧杂闹攘的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庙古寺，一走进去，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季羡林经常在这里与冯至、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人开会，讨论中德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其他学术问题。
解放军进驻北京之际，冯至先生没跟胡适先生撤离北京。季羡林也没有走，他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会上，周扬开玩笑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冯至先生接着套用了李后主李煜《虞美人》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话并没有恶意，但都属于“怪话”，在这方面，季羡林与冯至先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不愿开会，也不善交际，是他们的共性。但由于他们学术的地位，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愿意开会，不愿意交际，反而要多次开会，多方交际，最后几乎成为“国际活动家”、“社会活动家”。
对于季羡林来说，与冯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忆起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歌颂着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形成的友谊。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
6．画家吴作人和佛学家汤用彤
季羡林与画家吴作人的友谊，开始于1948年为泰戈尔办画展，他们在无言中成了朋友。
这之后，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羡林一下子对藏画发生了兴趣。在藏画方面，他虽然是初出茅庐，但“野心”挺大：不收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他于是就请吴作人代他买几张白石翁的画作。吴作人便以内行的身份问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种偏见，如果画上写着受赠者的名字，则不如没有写名字的值钱。季羡林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过了没几天，吴作人就告诉季羡林，画已经买到。季羡林清楚，吴作人是行家，又认识白石翁，买的画绝对不会是赝品。于是，他连忙到吴作人在建国门内离古观象台不远的老房子里去取画。从那时起，季羡林开始收藏书画，但那次他只用了相当于人民币30元钱的价钱，便买下了当时最著名画家的四五张画。
后来，在赴印缅途中，季羡林与吴作人有长达几个月的相处。
那是在印度科钦市。这是一个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国古书上称为柯枝，古代就与中国有过来往。明朝郑和航海到过这里。城市不大，但到处是中国的影子，房屋建筑的山墙是中国式的，捕鱼的网是从中国来的，博物馆里摆着中国明代青花瓷盘和瓷碗，闪着青白色的光辉，召唤着中国游人发出思古之幽情。
城小，很快就参观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访问团乘小轮游览海港。
那一天旭日初升，海波不兴。季羡林与吴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驶去，真有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气势。小船在海湾里兜着圈子，季羡林他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大家沉浸在刚解放的欢腾里，激动的人心，回还往复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绵起伏，永无止境。此时此刻，情与景会，歌声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们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这时候，季羡林发现，吴作人唱歌声音有点低沉，便好奇地问了他一声。他说这是二重唱的合音。
还有一次，他们在缅甸东枝访问。这里与科钦迥异其趣，既无大海，也无大山，却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浓碧，偶尔发现一点黄色，那是万绿丛中的桔园中悬挂在枝头的柑桔。东枝有一个茵莱湖，是一个长达百里的狭长淡水湖，湖面上漂浮着人工制造而成的“浮岛”，能够活动。在大的浮岛上，人们修建成木楼，木楼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连，形成水城。居民往来都坐船，船夫划船的姿势是绝无仅有的：他站在船头，用一只脚划船，行驶却很快。这里的居民很少登陆，死后就抛尸水中，所以这里的居民不吃鱼，因为鱼是吃死尸长大的。季羡林感到，这好像是一个神话世界。
在这样童话王国般的环境里，我们参观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桔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
回国后，行当不同，人各一方。后来他们同时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五年任期中每两个月能见一次面，但已无暇晤对闲聊。吴作人曾到季羡林家，送给他一册影印的同夫人萧淑芳女士的画册。他们的友谊，就像这本画册，是永存的。
汤用彤是著名佛学家，在季羡林回国之时，他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他和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联合聘任季羡林为北大教授的。他1947年夏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8年9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任副校长。
季羡林与汤用彤的来往很多，始终把汤先生作为自己的长辈和师长。有关佛教、佛学的许多问题，他经常向汤先生请教。但观点有时会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学院长汤先生汇报，请示工作。
季羡林在写作《浮屠与佛》这篇学术论文时，汤先生指出，《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而季羡林则认为，张骞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则纯用“佛”。根据这一原则，他认为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而应该用“佛”。所以，虽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季羡林采取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使是权威学者的观点，他也绝不盲从。对汤用彤是这样，对美国、德国的一些权威学者，也是这样。
但是，季羡林非常尊重汤先生，写成的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都请汤先生过目，如《〈列子〉与佛典》的初稿，就先送汤先生审阅，汤先生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汤用彤在开设魏晋玄学的课，他征得汤先生的同意，每节课都去听，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个教授去完整地听另外一个教授的课，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显然，季羡林与汤用彤的交往，多是学术上的。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