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尝试回国
1．邂逅中国青田商人
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人很少，有一段时间甚至只有季羡林一个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置身于日耳曼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满眼看到的都是蓝眼睛白皮肤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白皮肤的德国人，忘记了自己是黄皮肤的了。
由于战争的缘故，德国的几个大城市被盟国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在这几个大城市留学的中国人，已无藏身之地，于是有些人便到哥廷根来避难。
来避难的中国留学生，各人所学科目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其中有几位是学理科的，有姓黄的兄弟俩，是江西老俵，学物理，还有姓程的兄弟俩，是四川人，学自然科学，另外有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这些人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深不可测，季羡林对他们也无需过问，间或也有一聚之时，但都很短。
在这些留学生中，季羡林交的朋友是张维、陆士嘉夫妇，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他们之间最要好、最合得来，来往也最多。张维、陆士嘉后来回国之后，也都成了大名。张维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志是山东工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他们的夫人都是去德国陪读的。
除了这些中国留学生，季羡林还在德国认识了一批中国青田商人。
这些浙江青田商人被迫外出逃荒，青田这个地方养不活这里的人。为了求得一条生路，他们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吃过多少苦头，行程数万里，历经数个国家，有的是横穿中国大地，经中亚，走到西亚，然后又转入欧洲。有的是走海路，但没有钱买船票，就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仓里，用小恩小惠买通有关人员，让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在夜里偷偷打开货仓，送点水，送点饭，方便方便，再锁起来。据说有的人便死在货仓里，到了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货仓，里边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能够到达欧洲的人，便成了幸存者，为了糊口，他们沿街叫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领带本是欧洲厂家的产品，商标上是明写着的，他们却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就这样，他们靠着祖先在丝绸业方面的威名，捣鼓这些小玩意糊口度日。
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个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这些青田商人，不是住在哥廷根，所以起初季羡林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常听到别人议论他们。
纯属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邂逅了这批特殊的中国商人。
一天，季羡林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另外一座城市卡塞尔市地方法院的一个命令，让他在指定时间内到该法院出庭当翻译，付翻译费50马克，如果不去，要罚款100马克。这件事让季羡林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的，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不能抗拒，只有奉命前往。
到了法庭，才知道被告原来是中国青田商人。
青田人多不会讲中国普通话，法庭审判需要靠“重译”。被告既不通德语，也不会说中国普通话，而只会说青田话，这就需要从他们的老乡中选出一位讲普通话稍好一点的，把青田话翻成普通话，再由季羡林翻译成德语，这样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审问，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是这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的规定。货色、价钱也不真实，做了一点手脚，结果几个爱管闲事的德国太太向法院起诉。原先有好几个，她们出庭作证，明确说出被告的所谓“犯罪”事实，包括时间、地点，都明确无误。
但是，被告据“利”力争，矢口否认。他振振有词地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有什么证据硬说这件事一定是他干的呢？这显然是对被告最有利的理由，他便据“利”力争，结果真奏效，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确实也分不清中国人的模样，反正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哪里能分清哪是张，哪是王？法官们无词以对，闲扯了几句，便宣布退庭。此案终于完事大吉。
事后，一位警察对季羡林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人伤脑筋，我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我们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有多大的了不起的事，只要没有人来告，就听之任之了。季羡林则回应这位警察：如果两只眼睛都闭上，可能效果会更好。警察听了这么幽默的话，大笑不已，同季羡林友好地握手告别。
可这群青田商人，却把季羡林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他们要感谢这位为被告当翻译的中国同乡。
他们来到一间大房子里，七八个青田商人的住处。房子里搭的是地铺，没有什么别的设备，卫生条件自然是谈不上的。他们的生活异常简陋，中国留学生大多都瞧不起他们。而他们的活动是在自己这一个圈子里，对大使馆，他们视之为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与使馆人员沾边。
现在，他们忽然得到季羡林这样一位留学生和大学讲师的帮助，又能够光临他们的陋室，自然万分高兴，季羡林很受感动。
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乡离井，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这次邂逅青田商人，真如萍水相逢。季羡林回到哥廷根之后，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次是寄了五十条领带，季羡林自己用不了，便分送给师友们。又一次，是寄来了一大桶中国豆腐。豆腐对欧洲人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喜欢吃的人以为是天下之绝，但这样的人在德国极少。陌生者则以为豆腐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敢轻易去吃。而且在德国，当时只有汉堡的华人能做豆腐，其他地方知豆腐之美名的，可说是少得可怜。因此这一大桶豆腐落到季羡林手里，真让他犯了难，他不光是不会烹调，而且即使是会烹调，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一大桶豆腐，送给德国人，要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是不肯吃，也不敢吃的。
这样几次折腾，季羡林对这些淳朴善良但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同情他们的遭遇，怜悯他们的处境，对这些流落异域的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充满了胞波情谊。在决心离开德国之时，虽然有那么多老师好友值得季羡林去回忆，记忆里塞满了形形色色亲朋好友的影像，很难再容下别的什么，然而却偏偏要想到这些始终不知姓名的中国青田商人。
季羡林，从来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即使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洋博士和德国的大学讲师，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于普通中国人，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这样的心态从这时起，一直保持到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
2．去汉诺威办签证失败
季羡林同张维、陆士嘉夫妇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商议，决定先到瑞士，从那里取道回国。这是当时惟一能回国的通路，因为那里有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而德国是只承认日伪汪记政府的。战后，国民党驻德公使馆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恢复。
于是，季羡林就与张维到处打听去瑞士的办法。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得知在哥廷根城有一家瑞士人，他们连忙专程去拜访。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位家庭主妇模样的中年妇女，她和气地告诉他们，入境签证她帮不了忙，要办，只能到汉诺威的瑞士驻德国代办处。
张维和季羡林俩人接着搭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颠簸，来到哥廷根所在地区的首府汉诺威。
汉诺威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城，也是离哥廷根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公元1100年时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1241年设市，1815年成为汉诺威王国的首都，因为濒临莱纳河和米特兰尔运河，自然风景非常优美。古建筑包括旧市政厅、歌剧院、市政教堂和博物馆，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故居也在这里，1831年创建了汉诺威大学，另外还有兽医专科学校等其他高等院校。
对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季羡林久仰大名，只是无缘到此。这次因为办签证来到这里，使他大吃一惊：
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城里面光留下一个空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居民。大街两旁全是被轰炸过的高楼大厦，但只剩下几堵墙。沿墙的地下室窗口旁，摆满上坟用的花圈，据说被埋在地下室里的人成千上万。当时轰炸后，还能听到里面的求救声，但没法挖开地下室救他们，声音日渐微弱，终于无声地死在里边。现在停战了，还是无法挖开地下室，抬出尸体。家人上坟就只好把花圈摆在窗外。这种景象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来到汉诺威看到的就是这些花圈，这种景象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了解了原因以后，我又感到十分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据说地窖里的老鼠，由于饱餐人肉，营养过分丰富，长到一尺多。德国这样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竟落到这个下场，我心里酸甜苦辣，万感交集，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痛哭一场。
整个汉诺威完全不像个城市了。有时候，从远处看，好像是高楼林立，而走近一看，却只见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简直就像是古罗马的斗兽场遗址。马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还没来得及修复，汽车避开弹坑小心翼翼地行驶。
季羡林和张维只得在这些废墟之中寻找，因为虽然经过“铺地毯”式的狂轰滥炸，仍有个别漏网之鱼，也有一点铺不上“地毯”的空隙。空隙中可能就有个把座幸存的大楼，里边还有几间房子，可以勉强办公，有一些在城里无房可住的人，晚上住在城外乡镇中的临时住处，白天就进城去办公。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据说就在这样的一些空隙中的一座大楼内，他们要找的就是这座大楼。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穿过无数的断壁残垣，终于找到了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
进了代办处，季羡林和张维碰了一鼻子灰，代办处的办事人员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请和批准，因此无法给他们签发进入瑞士的入境签证。季羡林和张维好说歹说也不能说服他，他们只能白跑一趟，悻悻地返回哥廷根。
但是，对于季羡林来说，汉诺威之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还有点高兴，他在庆幸自己，在无意中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去亲眼看一看盟军轰炸之后的德国实况。如果不知道真正的轰炸，反而会抱憾终生了。
经过这一次实地观察，季羡林有了亲身感受，他用旧酒装新瓶的办法，用左太冲的《蜀都赋》和鲍明远的《芜城赋》中的两段，分别来形容轰炸前后的德国城市，轰炸前是《蜀都赋》所说：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而轰炸后是《芜城赋》所说：
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罥途。坛罗虺蜮，阶斗麕鼯。……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从1935年到达德国，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而一个好端端的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德国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光是德国人“凝神寂听，心伤已摧”，就是季羡林作为一个外国人，目睹了这十年的沧海桑田，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也概可想见了。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季羡林则终于有可能回国了。
3．依依惜别情
汉诺威之行没有办成签证，并没有动摇季羡林和张维、刘先志等人的回国决心。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再在德国呆下去了。季羡林仿佛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在向自己招手了，故乡在欢迎游子回归。
回国还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瑞士，先坐汽车到瑞士边境，在边境设法与国民党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获得入境的许可。
由于战争的破坏，德国的公路交通运输完全中断，所以要想去瑞士，只能靠自己解决交通工具。
可是，几个中国人哪儿去找车呢？
季羡林和张维又想到了“盟军”。当时，美国还有一部分驻军留在哥廷根，而市政府管理的大权则已移交给英国政府。于是，他们决定去找英国人管理的市政府，英军上尉沃特金斯接待了他们，非常客气地答应帮忙，提供一辆吉普车，并配备一名司机。
具备了回国的物质条件，季羡林一方面整理回国的东西，一方面向师友们告别。
而一旦真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离情别绪立刻袭上季羡林的心头。这段时间，仅次于当时在济南住的十多年，比在故乡临清的六年和在北京的四年都要长。面对着即将要离开的可爱的哥廷根，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甚至于山下路边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挽留季羡林继续留下来，似乎用无言的情愫在诉说着它们和他共同度过的近四千个日日夜夜。
我本来就喜欢它们的，现在一旦要离别，更觉得它们可亲可爱了。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仿佛踩过每粒石头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进进过，看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斓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至于那一所古老的大学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更让我觉得难舍难分。最后但不是最小，还有我的女房东，现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寻常了。
中国人是最重情的民族，自古已然。情在风雨雷霆之中，在日月三光之中，在诗书万卷之中，在庭园花木之中，在河川大地之中，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茂林修竹之中，在丝竹管弦之中；以至道家之言，禅林之慧，儒家之道，也都无处不体现着情。
中国人常说，人非木石，安能无心？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国人不大理解西方有些思想家的观念。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尼采说，人是本能的动物；罗曼·罗兰说，人有时是狼，有时是狗，有时是羊；托尔斯泰说，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中国人反对人是动物的观点，而主张人是万物之灵。灵之表现之一，就是人情之存在。
《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后来，中国哲人相沿成习，把这七种感情叫做情，实际上是把由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叫做情。
有人说，人情翻覆似波澜；也有人说，人情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也有人说，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只有圣人才能驾驭它，所以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而此时季羡林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这依依惜别情。
对这一难以割舍的离别情，季羡林无论如何要把它了断。他开始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割断这留恋之情：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槃，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
季羡林要回国了，离别时那难忘而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
10月6日这一天终于到了，来了一辆吉普车，司机是一位法国人，还有一位美军少校要陪他们去瑞士。原来，美国官兵只有在服役一定期限以后，才有权利到瑞士去逛，去瑞士的机会在平常极不容易得到，所以他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决不放弃，愿意借此机会去游一游瑞士。于是同行的人中就多了一个美国少校。
经过一些紧张激动的场面，终于将吉普车安顿好。要乘吉普车的一共有六个中国人，他们是季羡林，张维、陆士嘉夫妇和孩子，刘先志、滕菀君夫妇。
面对送别的女房东，季羡林头也不敢回，含着热泪登上了美国吉普车。
吉普车开动了，立即驶上了高速公路。季羡林回头看了哥廷根一眼，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皂的《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数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又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心里马上有了灵感，套用它想成了表达自己离别之情的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
二、滞留欧洲
1．揖别哥廷根和德国
美国吉普车在德国国家高速公路上快速地行驶着。一开始，哥廷根城的烟树还入目清新，但是，吉普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城终于变成一团模糊的阴影，最后完全消失了。
眼看着高速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季羡林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离情别绪暂时得到了缓解。
10月正是德国的金秋时节，到处都是茂密的绿树，虽有六年的战火，但山林树木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还是那样的蓊郁茂盛。秋林的景色，斑斓繁复，随着汽车的行进，在季羡林的面前一闪而过，他的心依然激动不已，信口吟出了两句诗：
无情最是原上树，
依旧虹霞染霜天。
哥廷根到法兰克福，从中午一直行驶到傍晚。季羡林一行就在这里住宿，这是全德美军总部的所在地，食宿条件都非常便利。
他们住到一家叫四季旅馆——专门为美国军官预备的旅馆。旅馆从经理到普通服务人员，都非常和气，服务也极为周到，专门为他们八个人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季羡林几年不曾吃过的，因此大快朵颐。季羡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身无分文，德国货币已经作废，而美国钞票又没有，受到这样的优待，从内心感到由衷地感激。
吃过饭，一行人开始休息，旅馆里吵吵嚷嚷，一点也不安静。美国人的好动成性，在这里照样表现出来。而季羡林他们，经过了从中午开始的长途颠簸，已经疲劳不堪，又吃了一顿难得的饱饭，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夜晚。
1945年10月7日，一大早，他们打点完毕，于八点多开车出发。吉普车沿着国家公路向南行驶，沿途既没经过多少城市，甚至连乡村也难得看到，因为汽车公路大半取直线之故。
汽车驶入曼海姆市以后，在市里陷入了迷魂阵，绕了半天弯子，好不容易才开出城去。这座德国西南的城市，同样没躲过战火的袭击，城里也只剩了断瓦残垣。出城之后没过多久，汽车又驶近了海得尔堡，但并没有进城，只是从旁边绕过，因此没能看到城里的状况，只看到远处的一大片青山。
汽车再往南行驶，进入法国占领区。这里的明显特点是汽车渐渐减少，名为法国占领区，但法国部队里的法国人很少，而大多数是黑人，甚至也有黄种人。黄昏时分，终于到达德瑞边境，顺利地通过了法国检查处。
季羡林以为不会再有麻烦，可以一帆风顺地进入瑞士了。但是，到了瑞士边境，瑞士边防军不让他们入境，因为他们并没有办理入瑞士的签证。几经交涉，瑞士方面仍然态度坚决。没有办法，他们一行人只得退回到德国的小城勒腊赫，在这里住进一家专为法国军官预备的旅馆里。
本以为会一帆风顺，但想不到在边境受阻，搁了浅。他们进退两难，心里焦躁不安，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住下再说。
10月8日早晨，季羡林一行又回到瑞士边境。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退路，要想回国只能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得闯过这道难关。因此，他们决定以破釜沉舟的态度，背水一战。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妥当。最后，季羡林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济南上学时的初中同学张天麟，他是正谊中学的毕业生，此时正在国民党政府驻瑞士使馆工作。于是，季羡林就在瑞士边境与张天麟和中国驻瑞士使馆通了电话，结果算是顺利，也是季羡林他们走运。经中国驻瑞士使馆的交涉，瑞士方面来了通知，允许他们入境。
季羡林他们喜出望外，但接着又来了一点小麻烦，陪送中国人的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不能进入瑞士。他们无能为力，一点也帮不上忙。两天多陪送他们，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都尽了很大力，现在却不能一块进入瑞士，季羡林觉得真是对不起他俩，只有抱歉。作为答谢，季羡林他们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中国小玩意儿分送给他俩，以作纪念。
就这样，季羡林揖别了哥廷根，告别了德国，进入了瑞士，从而完成了漫漫归国途中的第一站旅程。
2．瑞士弗里堡暂住
季羡林在济南南城根一师附小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小图书室里看过许多属于儿童世界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这些作品，曾鼓动了他当时幼稚的幻想，把他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他在幻想里，看到长着金色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而这些天使就这样一直陪他到梦里去。
这些照片和图画中，有许多是属于瑞士风景的。看了这些照片和图画，季羡林大为吃惊，因为那样的湖光山色，颜色奇丽，青紫相间，斑斓如画，宛如阆苑仙境。他总怀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认为世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奇丽如幻的自然风光。
现在季羡林亲身来到了瑞士。虽然起初只能坐在火车上，凭窗观赏外面的风景，但就这样也够让他大吃一惊的了。他亲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风光，其美妙，其神奇，其变幻莫测，其引人遐思，远远超过了他小时候看到的照片或者图画，也非自己言语能表达：
远山如黛，山巅积雪如银，倒映湖中，又氤氲成一团紫气，再衬托上湖畔的浓碧，形成了一种神奇的仙境。我学了半辈子语言，说了半辈子话，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学的语言，我说的话，我读的名著，哪一个也帮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我要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我写不出。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乞灵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徒唤“奈何”了。我现在完全领悟到，这绝非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不但如此，我只能说，他们的创造远远不够，他们的幻想也远远不足。中国古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瑞士山水的意态又岂是人世间凡人艺术家所能表现出的呢！我现在完全不怪那些艺术家了。
瑞士毕竟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从边境登上火车，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闲聊着，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首都伯尔尼。
路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季羡林因为在德国时挨饿挨怕了，所以在离开哥廷根时，带了几块黑面包，以备路上不时之需。然而在德国境内时，有美国人和法国人接待，面包并没有用上，而到了瑞士，黑面包的历史使命便彻底完成，再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季羡林想用中国的办法，从车窗里把面包扔出去，让瑞士的蚂蚁去会餐。但铁轨两边竟然看不到一个有点垃圾，或者有点不洁净的地方，以便为黑面包寻一个归宿之地。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一直到伯尔尼，却始终没找到一片哪怕是有一点垃圾或有点纸片的地方。不得已，他只得手里攥着那块黑面包，下了火车。
季羡林的初中老同学张天麟和牛西园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张文，还有使馆里的几个人，前来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他们到张天麟家里，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就赶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去报到。时间是1945年10月9日。
公使馆政务参赞王家鸿，负责接待季羡林他们。王家鸿是留德博士出身。和德国来的留学生谈话也比较融洽、投机。这位博士把10月份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费发给他们，还与他们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谈话中，季羡林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和哥廷根姓张的那位留学生一样的“蓝衣社”气味。瑞士公使馆已经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令，让他们竭尽全力，救济因二战而沦落或滞留在欧洲的留学生。司马昭之心，季羡林心里自然清楚。但是，使馆为了省钱，让他们到伯尔尼西南不远的一个小城去，住天主教开设的一家公寓。他们觉得能有个地方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也都没有异议。
在使馆没停留多久，季羡林一行在当天晚上，乘车来到小城弗里堡。
没想到，在这里从1945年10月9日，一住就住到1946年2月2日，将近四个月。
在这里，季羡林结交了不少新的学者朋友，而且还同公使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3．弗里堡的外国新朋友
弗里堡是一个离伯尔尼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人口只有几万人。瑞士本是个山国，小城也是个山城，城里还算平坦，四周就都是山了。有的桥就修在两个悬崖之间，往往是用铁索桥把两个悬崖连接起来，汽车和行人都从上面通过。行人在铁索桥上走动，桥就摇摇晃晃的，汽车过桥时，全桥都震动起来，简直有地动山摇之势。在桥上走时，往下看心惊胆颤，有如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感觉，令人头昏目眩。
季羡林和张维等人被安排在天主教办的圣·朱斯坦公寓里。在他们来这里之前，已有四个中国留学生住在里边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当了天主教神甫，其他还有信天主教的。这几个人到车站，把季羡林他们接进了公寓。
本来以为在这里临时住几天就走的，没想到在公寓一住又是几个月，当了几个月天主教公寓的“寓公”。
公寓里的人员和整个瑞士一样，表现出多语言、多民族的现象。老板是讲法语的沙里爱神甫，而管理员则是讲德语的奥地利神甫。管理员个子高高的，说话挺幽默。一见面，就对季羡林说：“年幼长身体的时候，偶一不小心，忘记了停止长，所以就长得这么高。”
住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办的公寓里，生活往往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每餐饭前，必要祈祷。季羡林不是教徒，但也只能肃立在旁，看着教徒们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上帝普降之福。等他们祈祷完，这才能坐下来狼吞虎咽，大嚼一顿。
在这里，季羡林对天主教有了一些了解。神甫有很大的个人自由，除了明令不允许结婚外，其他人间的饮食娱乐，都可以尽情享受。许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神甫们可以随便喝。但对修女的要求，则相当严格，颇多限制，行动没有那么自由，禁欲主义是她们必须严格奉行的。
季羡林到弗里堡的第二天，是10月10日。他们应邀返回伯尔尼，参加晚上在使馆举行的所谓双十节宴会。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都到了，济济一堂，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宴会上精美的饭菜多得很，但在饥饿地狱里呆久了已经失掉饱的感觉，人们说饿久的人，不能暴吃，否则会撑死的。季羡林只得随时警惕，不敢畅所欲吃。
这之后，他们就大部分时间住在弗里堡，只是与使馆交涉时，才去伯尔尼。
弗里堡有一座颇为知名的天主教大学，是1889年建成的，成为瑞士天主教的中心。旧市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外貌，哥特式房屋、防御土墙和塔楼、城门，比比皆是，沙里爱神甫颇得梵蒂冈教廷的信任，没过多久，被任命为瑞士三省的大主教。
1945年11月21日，季羡林吃过早饭，到主教府前观看沙里爱大主教的就职仪式。他看到红衣主教们一个个上汽车走了，但到十一点，才知道有庆祝游行。实际上，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听到远处有音乐响起来，不久，看到士兵和警察走过，学生紧跟在后面，一队一队穿街而过。不知过了多少队伍，后边才出现了神甫、政府大员和各省主教，最后边则是罗马教皇代表、沙里爱主教。他们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京的喇嘛，穿了彩色衣服在跳舞捉鬼一样，一直到一点，庆祝典礼才结束。
1945年12月25日，季羡林又去观看了沙里爱大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大弥撒。上午到了一所叫st．nicolas的大教堂，里边已有不少人先到了。仪式开始以后，神甫们把沙里爱大主教接进教堂，接着是奏乐、唱圣歌、磕头，种种仪式接踵而至，然后，大主教走下祭坛，走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里，开始向信仰们布道。布完道，又走上祭坛，这才正式开始做大弥撒。然而其仪式也不过是鞠躬、唱圣歌、磕头，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做完。
在圣·朱斯坦公寓，一个姓田的中国神甫不失时机地与季羡林交谈。几次都谈到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有想发展他入教之意，但季羡林自认没有任何宗教细胞，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田神甫的愿望自然落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季羡林在解放后的北京见到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季羡林只得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
除了与这些天主教人士的接触，季羡林在弗里堡的最大收获，是结交了一批外国学者新朋友。
弗里茨·克恩教授是波恩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因为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德国呆不下去了，不得已离开德国来到瑞士。但在瑞士却没有相应的大学教席，而瑞士又是米珠薪贵的地方，为了糊口，在德国从来不工作的夫人，只得到近处一个乡村神甫家里当保姆。神甫脾气极坏，常常暴跳如雷，一个教授夫人当这种人的保姆，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
克恩教授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为人豪爽。他对中国哲学极感兴趣，和季羡林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俩天天见面，共同将《论语》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翻译成德语。研究中国经典的计划，是他写一部长达几十卷《世界历史》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最使季羡林感动的，是他们夫妇俩特别关心他的生活。季羡林深情地写道：
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
短短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似乎是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有一种难舍难离的留恋之情。直到老年，季羡林想起他们，还常激动，仍不免有怀念之情，又是快乐，又是痛苦，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就在1945年10月23日第一次见到克恩教授的那天，季羡林还见到了奥地利学者科伯斯教授。而在弗里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弗鲁瓦德维尔，他又一次见到了科伯斯教授，另外还认识了奥地利的另一位学者施米特教授和日本学者沼泽。
两位奥地利教授都是天主教神甫，由于奥地利被德国纳粹所吞并，他们到瑞士来避难，在这个小村里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他们就在这个研究所里与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聚会，还接待外国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沼泽就是其中之一。
施米特教授曾在中国辅仁大学任教，著作等身，尤其对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季羡林与他们交往，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所谓的“上帝气”，研究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颇能持客观态度。
最后，季羡林通过克恩教授的介绍，认识了瑞士的一位学者兼银行家，名叫萨拉赞。
萨拉赞本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对学问却颇有所爱，尤其对印度学更是情有独钟，建立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们使用他的图书。季羡林自然不会放过结识他的机会。但是，他并不住在弗里堡，而是住在瑞士最北端的巴塞尔。
巴塞尔市位于莱茵河畔，原是凯尔特人劳里西部族的一个移民定居点，后来成为瑞士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460年建成的巴塞尔大学，是瑞士的第一所大学。巴塞尔还因天主教会由教皇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两任教皇连续召开的“巴塞尔会议”，而闻名于世。
辗转搭车，季羡林从弗里堡到了巴塞尔，与先期到达的克恩教授会齐。俩人一起去拜访萨拉赞，参观了他的印度学图书馆。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园地，是十分难得的。在他家中，喝过茶，吃过点心，就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热尔策家作客，吃饭一直吃到很晚。离别之后，克恩教授仍留在巴塞尔，而季羡林则赶到火车站，因为错过了时间，已没有直达弗里堡的火车。
季羡林心里想，反正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可上了车，他不辨方向，晕头转向，而车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坐在车里，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最后终于稀里糊涂在弗里堡站下了车。这一夜，他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回到圣·朱斯坦公寓，回想这一夜的经历，还感到似有似无、似真似假，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4．与使馆的一场经济斗争
季羡林与张维他们回国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身无分文，所以要回国，就得想办法弄到一点钱。但是怎样才能弄到钱呢？这可难坏了他们这帮书生。
南京政府在瑞士的公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由于有这一层关系，他对季羡林他们几个从德国来的留学生表示出好感，同情他们的境遇。有一天，他偷偷告诉他们，南京汇来了几十万美元，是用来救济留欧学生的。这个人本来与公使有矛盾，总想寻机看公使的热闹，便乘机怂恿季羡林他们赶快去要钱，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正愁筹不到回国的钱呢，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很高兴。
年少气盛的他们经不住怂恿，而且美元也不扎手，于是就一起去公使馆：
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词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词。……他一支吾，我们也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了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
通过这一次接触，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外交官的丑态和洋相。后来，他还听到了公使和其他官员更多的笑话。
有一次，公使应邀参加一个瑞士人主办的会议，并且发表讲话，外交惯例是应该用中文发言，由翻译译成德语或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公使想露一手，不用翻译，直接用德语说。如果德语说得好，也未可厚非，但他德语本来就蹩脚，又没准备讲稿，一讲话，把自己的中国习惯，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用德文“das，das，das”，瑞士人莫名其妙自不用说，他们的惊愕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顿悟出是“这个，这个”，西方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顿悟的。
还有一位外交官，本来也是黑眼睛矮鼻梁的黄种人，但却硬要学西方人，戴卡鼻子的单面眼镜，认为这样才有风度。但是矮鼻梁卡不住眼镜，于是他只好皱起眉头，才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上，可稍一疏忽，脸上一露笑容，眼镜立刻从鼻梁上滑下来。这样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只得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不知到底是有风度乎，还是无风度乎？公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这样的险象环生，真让人啼笑皆非。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大概是怕这位外交官太孤单，武官也来凑热闹。武官是少将军衔，把自己荣获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前胸，以示威风，但勋章偏不听话，老是反面向外，正面向里，只得不停地翻转，以保持正面向外。整个晚上，这位武官就忙活这个。在一个本来是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使馆是主人，结果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从这个公使馆，季羡林看到了国民党外交官的无能和丑态。与使馆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使季羡林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国民党外交官是软的欺，硬的怕，与他们作斗争，硬比软更有效果。
5．转赴法国马赛
季羡林他们手中有了钱，可以正式启动回国的计划了。他们确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法国马赛，从那里坐船经西贡、香港，再到上海。
路线确定之后，他们采取硬比软更有效的办法，对使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乘火车走，而行李则要用载重汽车，从弗里堡运到法国马赛，此法果然应验，使馆一一答应。自然是先装上行李，结果几个人的行李，装在一辆载重几十吨重的大卡车上，连一层也没有摆满，整个卡车显得空荡荡的，滑稽可笑。
手续办完之后，他们乘隙到瑞士西南边陲离弗里堡不远的日内瓦玩了几天。
日内瓦濒临日内瓦湖（莱芒湖）与罗讷河口，地处三面环山的盆地之内，风景优美，是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出生地和法国另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避难地，是法国的近邻。这里有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鳞次栉比，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这里研修神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在日内瓦，几个中国留学生逍遥自在地玩了几天。
1946年2月2日，季羡林一行在日内瓦登上火车，驶向法国。
在过法国国境的时候，法国海关检查极严，因为日内瓦是从瑞士偷运手表到法国去的理想地方，手表走私是极为赚钱的勾当，法国海关自然不会放松边境检查。季羡林他们没有手表，不怕检查，但他们随身携带的几只大箱子，里边大多数是书，如果一一打开，慢慢腾腾仔细检查，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连火车恐怕都要耽误了。在紧张慌乱中，不知是谁急中生智，也不知是稀里糊涂并不知觉，反正从兜里掏出一个瑞士法郎硬币，只是一个法郎悄悄递给了检查员。奇迹于是出现，检查员把瑞士法郎装进自己腰包，在中国留学生的箱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些“鬼画符”，顺利通过了边境检查站。
从日内瓦到马赛，大概有五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季羡林是第一次到法国，一路上观看法国的自然风光，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南方港口城市马赛，时间仍是1946年2月2日。
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城市，临地中海利翁湾，三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环绕，最早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到公元前6世纪，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水手建成马赛利亚。15世纪，生产出举世闻名的“马赛洗涤皂”。法国大革命期间，工兵上尉和音乐爱好者鲁日·德·李尔灵感爆发，在一夜之间创作出《莱茵军战歌》，1792年由五百名志愿者高唱着，由马赛向巴黎进发，鼓舞了沿途广大群众，从此改名为《马赛曲》，并成为法国国歌。第二次大战期间，马赛在1942年被德军占领，遂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之一。马赛的名胜古迹很多，12世纪的圣尼吉拉斯城堡、圣玛丽教堂，13世纪的圣让城堡、圣维克多教堂，14世纪建成的阿库莱斯教堂钟楼尖塔，16世纪的钻石宫，以及始建于8世纪的加德圣母院，到1853年建成的教堂及尖顶上九米高的圣母镀金塑像，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在马赛，季羡林注意到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他写道：
法国这个国家种族歧视比英美要轻得多。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
然而最使季羡林难忘的，是他在马赛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他常嘲笑自己，出生在山东，又留洋十年，却居然没见过海，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体验。在这里见到海，心里异常高兴，大海的那种波涛汹涌、浑茫无际的形象，使他振奋不已，一时激动起来，忽然想到杜甫描写洞庭湖的诗句——乾坤日夜浮。认为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大海，也是满合适的。
在马赛一时走不了，他们便拿着在德国哥廷根时美军开的证明文件，到这里管理因战争而抛乡离井的人的办事处去交涉，结果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大仓库。里边虽然极为简陋，却也洁净，而且饭食也还说得过去。他们就在这里暂时住下了。管理人员都是德国战俘，交谈也很容易了。
安排好住处之后，季羡林一行又去找南京政府派驻马赛的总领事馆，与他们交涉。他们如法炮制，使用了瑞士用过的硬办法，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大仓库搬进了一个旅馆。他们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乘头等舱的船回国，总领事条条答应，留学生们皆大欢喜。事情办妥了，个个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多了。到2月8日开船以前，他们天天到海边去玩，也有钱在大街上买桔子，去吃小馆，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地过了六天，一直住到2月8日晚上，才离开这个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