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漫长的船旅漂流
1．尝到了被骗的滋味
1946年2月8日晚上，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从此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漂流，尝尽了旅途的艰辛和苦涩，既有经过雷区时的战战兢兢，也有晕船时的天旋地转。
船名叫neahellas，这是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的大船。船主是英国人，但被法国租来，运送法军到越南去镇压当地的老百姓。轮船上的管理人员和驾驶员都是英国人，而乘客则是清一色的法国士兵。穿便服的乘客非常少，中国乘客除了季羡林他们从德国来的六个人，新增加了两个，共有八名，成了最为突出的便衣乘客。
八个中国人被分住到两个房间里。房间的设备虽不能说豪华，但是整洁、舒适，他们以为这就是头等舱，所以都很满意。船上的饭菜丰富而可口，其他方面也都很顺利。
轮船启航了，驶入了地中海。
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到最高层的甲板上去观望海景。突然，一个英国船员走过来，告诉他们，只有头等舱的乘客才允许走上最高层甲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住的舱并不是头等舱。南京驻马赛总领事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虽亲口答应买头等舱的船票，实际上却不是，轻易地把这些留学生蒙骗过去了。由于战争刚结束，一切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再加上轮船主要是运送部队，船票上并没写明船舱的等级。季羡林没坐过轮船，没有乘船经验，自认为是头等舱乘客，实际上却不是，他们尝到了被马赛的总领事欺骗的滋味。
几个中国留学生又好气，又好笑，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可笑。有了这一番被欺骗的阅历，他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非挽回自己的面子不可，更要在英国人面前争一口气。所以，他们到船长办公室交涉，表明自己掏钱也要改为头等舱，因为最高层甲板决不能不上，只有这样才不致失掉中国人的尊严。于是他们据理力争，船长终于一笑，不用他们补钱，特别批准他们可以上最高层甲板，小小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几个人皆大欢喜。
一切都顺利，生活算是正常了。
但是到吃饭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英国是一个诚实严肃的民族，有过多的保守性，讲究礼节。到船上餐厅里去吃饭，特别是晚饭，必须穿燕尾服，我们是一群穷学生，衣足蔽体而已，哪里来的什么这尾那尾的服装。但是规定又必须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又跑了去找船长。他允许我们，只需穿着整洁，打好领带，穿好皮鞋，就可以进餐厅了。我们感激他这一番盛情，“舍命陪君子”，尽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为天气还不太热，穿上笔挺的西装，把天花板的通气孔尽量转向自己，笔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汤不出声，刀叉不碰响，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吃完一顿饭，已经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回到房间，连忙洗澡。这样忍耐了一些时候，船一进入红海，天气热得无法形容。穿着衬衫，不走不动，还是大汗直流，再想“舍命”也似乎无命可舍了。我们简直视餐厅为畏途，不敢进去吃饭。我们于是同餐厅交涉，改在房中用餐，这个小小的磨难才算克服。
从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天气实际上就开始转热了。苏伊士沿岸没有冬天，最冷的11月份、12月份，穿一件极薄极薄的毛衣足可以过去了。1月份天气转暖，2月份就相当热了。渡过苏伊士运河，就进入了红海，天气就更热了，难怪这批中国留学生不适应这样的气候了。他们从乍暖还寒时候的欧洲，一下子来到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气候变化巨大，是很难适应的。
2．看到红海之“红”
轮船进入红海之后，船上尽是新鲜事。
在法国马赛时，季羡林已经对法国人的浪漫和罗曼蒂克有所见，而在这艘轮船上，法国士兵的举动，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这一印象。
船上的法国士兵，男女都有，总共有几千人，女兵的数量不是很多。季羡林在船上冷眼旁观这些法国兵，感到法国人是喜欢交际的民族。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和德国人、英国人打交道那样难，以至有人说，法国人是把心托在自己的手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交给对方。季羡林上船以后，很快认识了一个很和气的法国年轻军官，他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孔，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便经常在甲板碰头，散步。他们之间没有戒心，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是无话不谈。这位军官甚至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法国军队，说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此后，在船上漂流的长时间里，他们之间成了要好的朋友。这位军官仿佛真把心托在手掌上，交给季羡林了。
法国男女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天真烂漫。季羡林遇到了一生第一次在中国看来难以想象的景象：
他们和她们都热情活泼，逗人喜爱。他们之间搂搂抱抱，打打闹闹，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不方便，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想让海风吹一吹，饱览大海的夜景，这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可是在比较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不小心会踩上甲板上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当然是一男一女。此时，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抱歉，非常尴尬。而被踩者却大方得很，他们毫不在意，照躺不误，我们只好加速迈步，逃回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忆的断片了。
英国船员和法国兵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每天晚饭后，他们之间都进行拳击比赛，双方挥拳对击，龙腾虎跃，各不示弱，而打完之后，则其乐融融。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在船舷下面，海浪翻腾，汹涌澎湃之声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难测，鱼龙水怪潜伏深藏，大海一望无际，而轮船是独立的小世界，在万里大海上显得是那么渺小。季羡林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或神话世界中，恍惚间又似乎是在梦中，想象中的蓬莱仙山，虚无飘渺的海象，都是呼之欲出了。无论如何，他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了。
1946年2月19日，轮船在海中已经航行了11天，仍在红海中行驶。
过去，季羡林曾思考过，为什么会有“红海”的名称？后来，他得知海中的颜色一般呈现深青色，局部地区因海藻大量繁殖而呈现绛红色，这是红海得名的缘由。难得的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了红海之“红”。
在这天的日记中，季羡林写道：
今天天气真热，汗流不止，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但热得躺不下，到最高层甲板去看，远处一片红浪，像一条血线。海水本来是黑绿的，只有这一条特别红，浪冲也冲不破。大概这就是“红海”名字的来源。我们今天也看到飞鱼。
千里航程中，只有几米宽不知有多长的一条红线，由于海藻而呈现绛红色，所以能看到实在不易。季羡林看到这条红线，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极有运气的人，如果不是在最高层甲板上，如果不是此时正好走上去，如果没有运气，那就看不到了，想到这里，季羡林有点飘飘然了。
3．排除了险情
红海是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狭长海域，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常年河流注入，周围气候干热，雨量稀少，平均气温就在25c—28c之间。2月中旬以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由于这样，过红海经受的难关，第一个就是这难耐的热，而从苏伊士湾到曼德海峡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轮船要渡过这条漫长的海路，不知要熬过多少个难耐的干热的白天和夜晚。
热之后的第二道难关是险。红海这个地方，缺乏天然良港，由于大气层中炫眼的热闪光、沙暴、暗礁险滩和水流湍急等原因，轮船的航行是十分困难的。季羡林由于是局外人，对此当然不会有体会。
有一件后怕的事，是轮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因为当时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大海中满布的水雷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清除，从地中海到红海，再到印度洋，到处都是这样。在季羡林乘坐的这艘船启航以前，已经有几艘船触雷沉没了，对此，季羡林最初并不清楚，但多少有点感觉，因为一上船的时候，乘客们便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习。此后，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
轮船就这样继续行驶，险情在季羡林他们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排除了，船驶入印度洋，又继续航行了。二十多天的航行，有多少险情发生，谁也不知道，轮船终于接近马六甲海峡了。这里是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和太平洋南海的水道。过了这条水道，一天早晨，船长告诉大家，头天夜里他一夜没合眼，这里是水雷危险区，他生怕会出什么问题。现在，最危险的地区已经抛在后面了，险情算是排除了，从此，他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季羡林他们听了，心里直发毛，都有点后怕，他们知道险情被排除了，所以感到后怕是幸福的，因为只有危险过了以后，才能有后怕。
就在这种幸福感充溢心中的时候，季羡林乘坐的轮船驶入了越南同奈河的下游，这是一条大河，河面极宽，简直就像《庄子·秋水》中所说的“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过了二十多天海上生活，轮船仿佛在天上航行，见不到大陆，现在终于看到了河两岸的芦苇，蒹葭苍苍，一片青翠，季羡林觉得又回到了人间，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非常温暖。
1946年3月7日，经过在大河中的一段航行，轮船在西贡市靠了岸，海上漂流的第一个阶段，算是结束了。
4．在西贡闻到了家乡味
到了西贡，从马赛开出的这艘轮船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下了船，季羡林想起了在船上结交的法国年轻军官，想与他告别一声，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才在万头攒动的法国士兵中找到了他。没想到，季羡林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简直是跑上前去想同他握手告别，而他却掉转了头，眼睛根本不看季羡林，而是盯向别的方向。季羡林大吃一惊，当头挨了一棒，仿佛被人浇了一头凉水，先是愕然，后是坦然，最后才感到是当然。因为现在是到了法国人的殖民地，必须摆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架势，才算够谱。因此，在轮船上托在手掌上的那颗心，现在又收回，装到腔子里去了。季羡林也并不生气，心里只觉得非常有趣。
在这里，要换乘轮船去香港。而轮船又遥遥无期。季羡林他们又住进了旅馆。
经过一番斗争，南京政府驻西贡总领事馆对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招待颇为周到。有了瑞士和马赛的经验，所以，他们住进旅馆，就决定给这些外交官员一个下马威，给一点颜色看。
第一次吃饭时，季羡林看到餐桌摆的是竹筷子，便试探性地，甚至有点近于无理取闹地说：这竹筷子不行，要换象牙筷子！结果第二次吃饭时，果真换了象牙筷子，筷子上闪闪射出的白光，宣告了他们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这之后，他们又与总领事尹凤藻交了几次火。
一次是1946年3月13日。这天上午十点，季羡林他们去领事馆见他，他不在。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来。一见面，尹凤藻态度非常不客气，季羡林心里大火，和他顶了起来，季羡林这一硬，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就是这样欺软不欺硬。
第二次是在1946年4月13日，到西贡已经一个多月了。早晨六点起床，吃过早饭，季羡林便同刘先志等人去领事馆，交涉到香港的大中华轮船的头等舱位。一开始，尹凤藻耍滑头，不想给订，一看他们来势不善，才答应了，他们又一次得到斗争胜利的欢乐。
西贡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西贡地处热带，时值春末夏初，骄阳似火，椰树林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季羡林第一次看到热带风光，大开眼界：
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
此时，雨季已经开始。每天多在下午必定下雨，本地人说，雨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定于雨季来临时第一天下雨的时间，如果第一天是下午二点开始下雨，那以后每天都是此时开始。
季羡林观赏到热带雨季的风光。暴雨降临前，往往还是烈日当空，普照着大地，连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但是刹那间，鬼使神差似的，一下子彤云密布，天昏地暗，雷电交加，一会儿便大雨倾盆了，其声势，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古人形容说：“滋禾润稼，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此地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浇鸭顶绿，满山石洗佛头清。推塌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倾。”想不到古人形容的大雨，季羡林在西贡竟身临其境，体验到了。只见大马路上到处溅起了珍珠似的水花，椰子树也都被雨水冲洗。然而时隔不久，大雨会蓦地停下，黑云退席，蓝天出台，又是一片阳光灿烂的大地了。
对越南人的风情习俗，季羡林在这里有了初步的了解。女人的潇洒，男人的闲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地处热带，越南妇女的衣着表现出热带的明显特点。越南妇女的衣着，有点类似中国旗袍。但用料是白绸子，而且开衩之处极大，几乎开到腋下。还要穿上黑绸子缝的裤子，穿上这一套衣服，上白下黑，或里黑外白，旗袍由于开衩极大，所以很容易飘动。年轻的越南倩女，在热带的微风之中，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着，招展着，犹如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但不是兀立在那里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在她们身上，季羡林他们看到了散发出的青春活力。连整个街道都由于她们而显得生气勃勃，活动起来，这样的一种东方美，是越南少女独有的潇洒，在西欧国家找不到，在其他东方国家也找不到。
而男人们呢？因为在热带，稻米可以一年三熟或四熟，大米是极便宜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到大米，填饱肚皮。由于谋生容易，所以男人们都十分闲散。除了下雨的时候，人们都在户外活动，椰子树或是其他不知名的树下，人们懒洋洋地坐着，或聊天，或抽烟，或饮茶，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真让人叫绝。季羡林此时不禁想起西方什么人说过一句话：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害怕时间，时间惟独害怕东方人。
最重要的，是季羡林在西贡市看到了不少华人，闻到了强烈的故乡味。
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大街上，市场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中国人。商店主是中国人，商店的招牌是汉字，顾客也都是中国人，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砖瓦厂之类，也是中国人在这里开办的。至于吃的东西，则更是中国风味，什么酒楼，小吃摊，一律的广东风味，广东腊肠，广东腊肉，满货架上都是，名贵的烤乳猪也随处可见。人说食在广州，没想到西贡竟有这么多广东菜肴，这使季羡林闻到的故乡味更为浓郁了。
西贡的华人学校很多。中学有几所，小学则很多，华人报纸、华人书店、华人作家、华人文化人、华人医院也到处可见。季羡林这批中国留学生，一到这里，便与华人文化人有了接触，应邀讲演，写文章，赴宴。
一天，季羡林到一个中学去讲演。他偶尔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全场忽地一声，全体起立，把季羡林吓了一大跳，手足无措，后来知道，这里当时都是这个样子，大概是从国内国民党军队传播出去的。
华侨们非常尊敬这批中国留德学生，把他们当做亲人，关系非常融洽。南京政府派驻的总领事馆，是来管理越南华侨事宜的，但实际上却继承了过去大衙门的一切弊病，华侨吃亏是经常事，但因为无法到南京投诉，也只有忍气吞声了。华侨们看到这批留洋学生，认为他们有后台，便托他们到总领事馆说这说那，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了。他们见到领事馆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为华侨说上几句，居然也会奏效，原来领事馆的人也认为他们是有后台的。华侨们信任他们，愿意同他们来往，留学生们住的旅店，经常是门庭若市，宴会无虚日，天天有人请。
季羡林不无深情地写道：
从空间距离上来看，祖国离开我们已经比在万里外的欧洲近得多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祖国的气息。这里的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抗战。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侨一样，他们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此时抗战虽然已经胜利，但是在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着。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贡听到的。它振奋了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的心，让我感到鼓舞，感到光荣，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觉得从此可以挺起腰板来做人了。……此外，从当地华侨嘴里说的普通话中，我还听到了一些新词儿，比如“伤脑筋”、“搞”等等，都是我离开祖国时还没有出现过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这些词儿都是变动的产物。
这些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我离开祖国不远了，祖国就在我的身边了，我心里感到异常的前所未有的温暖。
5．香港印象
在西贡，从1946年3月7日抵达，一直到4月19日离开，共住了四十多天。
4月19日，季羡林终于登上大中华号轮船，驶离西贡，开往香港。
大中华号是一艘相当小的客轮，载重量不过一千多吨，不到从马赛开出的那艘大轮船的十分之一。船上设备极其简陋，虽经与总领事馆的斗争坐上头等舱，但里面也并不豪华，其他舱位更不必说了。
船小，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勉强可以，但偏偏在开了船离开西贡到达海上的第二天，遇上了大风，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了。海上的一场搏斗开始了。季羡林对当时的场面描绘道：
我们这一条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随浪上下，一会儿仿佛吹上了三十三天，一会儿又仿佛吹下了十八层地狱。但见巨浪滔天，狂风怒吼，波涛里面真如有鱼龙水怪翻腾滚动，瞬息万变，仿佛孙大圣正用那一根定海针搅动龙宫，以致全海抖动。我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现在更是呕吐不止，不但不能吃东西，而且胃里原有的那一点储备，也完完全全吐了出来，最后吐出来的只是绿颜色的水。我在舱里呆不住了，因为随时都要吐，我干脆走到甲板上，把脑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里，吐起来方便，此时我神志还比较清楚，但见船上的桅杆上下摆动，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当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顾不得那样多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半闭着眼，躺着不动。这场风暴延续了两天。船长说，有一夜，轮船开足了马力，破浪前进，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动，马力摧进一步，暴风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于原地踏步了。
两天多的风暴终于过去，季羡林已经是两天滴水未进了。船上为乘客特意熬好了鸡肉粥，季羡林喝了一碗，觉得是生平喝过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燕窝鱼翅难比其美，仙药醍醐庶几近之。船外，晴空万里，丽日中天，海平如镜，水波不兴。飞鱼在水面上飞驰，像飞鸟一样。远处望去，一片混混茫茫，不见岛屿，更不见陆地。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季羡林心胸顿觉极为开阔，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1946年4月25日，中华号客轮驶抵香港。
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香港，与今天的香港相比，惟一相同之处是地少人多，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而不同之处，则是那时的香港没有一点文化气息，到处都是土里土气。等住进小客栈，这一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香港负责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是南京政府派驻的特派员公署，这个机构相当于驻其他国家的大使或公使。外交特派员叫郭德华，他派人到码头迎接他们，把他们送到一家客栈里。
这家客栈很小，设备极为简陋，一间像样的房间也没有，同内地的鸡毛小店相差无几。中国留学生被安排在两间极小的房间里，条件极差，不光拥挤，周围环境也极差。门外就是一个长筒子房间，类似于一个大厅，约有二三十平方米，搭满了地铺，住着二三十个房客，挤挤搡搡。这些房客的素质极低，有的像是小商贩，有的是失业者。他们中有的人根本不讲什么礼貌，也不讲任何社会公德，大声喧哗，随处吐痰，劣质香烟把大厅弄得乌烟瘴气。这还不算，还有人身上竟长着疮，像是梅毒一类的性病。
看到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情况，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季羡林并没有抱怨。到上海的船期不知何时才到，他们只能在这里暂住了。
有了住处，季羡林便可以放心地玩几天了。
季羡林住的客栈，是在山下。周围的街道极窄，街旁的招牌和霓虹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商店橱窗里陈列的货品，堆积如山。到处都有饭馆，广东烤肉、香肠，挂满窗口，强烈地刺激着人的食欲。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男女青年，挺胸昂首，匆匆忙忙地来往于穿梭般的人流中间，而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喧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的声音，比比皆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这样一个香港，在白天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
香港是个山城，到了夜晚，只见远远近近，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斗，并辉争光，斗奇竞艳，比白天有趣多了。
到香港不是来玩的，而是取道回国。季羡林他们去找外交特派员郭德华，商谈去上海事宜。因为船期难定，要靠特派员大力支持才行。
郭德华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郭德华就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着臭架子。见季羡林他们来，连站也不站。
看到他这个样子，季羡林他们心里全明白了，他们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看。他失礼不站起来，他们也不在他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见来者不善，他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有了笑容，船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拿到了去上海的船票。
四、回归祖国
1．船到上海
1946年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登上开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归祖国的最后历程。
轮船很小，与在西贡上的中华号相差无几。设备简陋自不用说了，乘客却比中华号上的多得多。几百名旅客挤在一艘不到一千吨载重量的小船上，拥挤程度可以想见。其他客轮，统舱是最低级的，而这艘船，比统舱还要低一级的甲板上，也到处是人，每个人只有可怜的容身之处。船上到处都是乱放的行李，有的行李里散发着恶臭的咸鱼味，令人作呕。
船上因为容身之地大成问题，于是演出了奇怪的一幕：花钱买地盘。有一些霸道的人，预先抢占了地盘，有些过于拥挤的人就出钱买地盘，为了争价钱，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闹之声，洋洋乎盈耳，往往争半天才能成交。
统舱里有很多人在抽烟，烟雾迷迷腾腾的。烟雾中，人们吵吵嚷嚷，喧声高涨，连小轮船破浪前进激起的海浪声，都被淹没了。
相形之下，季羡林他们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里，条件要好多了，就是住在二等舱，也算是不错的。外面脏乱，把自己关在舱位里，还能保持相对的清洁和安静。但是，老关在舱内，空气也并不清新，因此也需要到甲板上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头等舱离甲板很近，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可走这几步路，竟是想不到的艰难。人丛挤得像沙丁鱼，连点空隙都找不到。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绝非易事。好不容易走到外面甲板上，忽然发现一位女留学生也在横躺竖卧的人群中。她可能是比利时人，也可能是法国人，是和季羡林他们一起在香港登上这艘船的。看到她，真让季羡林大吃一惊：
只见她此时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觉。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着了呢？抑或是醒着呢？我不得而知。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惊不小。我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她的表情来看，我总疑心，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目睹此情此景，季羡林心里浮想联翩。
他首先想到了祖国。十一年前，他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决然出国，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留学期为两年，战争阻隔，变成了十一年。战争中的那种饥肠辘辘，那种时时面临死神的威胁，那种没有亲人信息难熬的孤独，无时不折磨着他。最后总算遭万劫而幸免，弃九死而获一生。现在，这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幕一幕经历过的事却又展现在眼前，对这一切心灵感情上受到的磨难，他是多么希望能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他感到，祖国就在眼前了，倾诉的时间来到了，可一时该从哪里说起呢？
季羡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不能像那位女留学生那样，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想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不能。此时，他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心里的矛盾无法排解。他真实地记录下自己见到祖国时的复杂心情：
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的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上海。
这是1946年5月19日了。从1945年10月6日离开哥廷根，到抵达上海，用去了将近八个月。用今天的航空工具只需走八个小时的路，二战期间竟用了八个月！路上的艰难自不用说了，光是心中那种牵肠挂肚的焦虑，也足以将人折磨得够呛的。
进了上海，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
2．转赴南京
偌大一个上海，季羡林却无亲无故，竟无立锥之地。
而当时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他又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他终于设法和家中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而经济的拮据使他在上海住不起旅馆。
下了船之后，一同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四散而走。季羡林没有落脚之处，又回不了家，他忽然想起了在南京的老同学李长之。何不到南京去找李长之暂住呢？
李长之本是济南人，是季羡林惟一的一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连贯”的同学，私交很好，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正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
李长之1936年清华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调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1945年春天，他身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工作七年的中央大学，担任重庆北碚编译馆编审。1946年，他又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这里完成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但南京不是他怎么喜欢的地方，只是在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和玄武湖上的风光，让他有恋恋之情。到1946年10月，在季羡林到北京之后不久，李长之也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副教授。李长之著述颇丰，到1956年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种，论文一百多万字，可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剥夺了创作与出版著作的权力，1978年仅68岁时死于中毒性肺炎。
季羡林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季羡林一介穷书生，正处于“无条无理”的阶段，到南京仍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李长之的办公室内。
李长之从重庆中央大学来到南京，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不久转到国立编译馆。从来到离开，在南京前后不到一年。
李长之他们白天要在办公室办公，季羡林无处容身，只得出去游荡。
国立编译馆就在风景胜地台城下面，季羡林出去游荡最近也最好的处所，自然也就是台城了。什么鸡鸣寺、胭脂井，他几乎天天都到。他这样天天游荡，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也没有。虽然山光水色，风景怡人，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看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季羡林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唐代韦庄的一首《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的这首怀古诗，借六朝兴亡来抒发人世的哀愁和凄惋，六朝古都的繁华已如梦般飞逝而去，只剩下一些鸟儿空自在旧地上哀啼。最无情的是那台城的古柳，对六朝兴亡竟全无感触，依然如旧日轻烟，雾蒙蒙地笼罩着十里长堤。
但是，季羡林想到的是，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他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反而觉得它们有情得很。南京本是火炉，是夏天里人们都想避开的地方，而季羡林却不得不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之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之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他能够坐下来小憩一会儿。他难道不该感谢这些古柳，反而去说三道四吗？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也回到南京了，并且就在李长之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工作。
季羡林听到这一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虽然并不认识梁先生，但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他比季羡林大十几岁，季羡林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一辈。没想到在南京有机会能见到梁先生。
经过李长之的介绍，季羡林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一见面，季羡林对他的人品和谈吐立刻就产生了倾慕之心。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俩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梁实秋先生在南京的一家大饭店里宴请季羡林。那天，他们一边吃着十分精美的饭菜，一边进行着十分愉快的交谈。当时，梁先生的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也都在场。
这一次和梁先生晤面，对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的年轻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令人难忘。季羡林感到，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
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他的爱国之心，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直到梁先生去世之前，他还老是惦念着季羡林，让女儿文茜和文蔷专门去看望。季羡林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心里非常感动。
就在南京李长之办公室暂住的日子里，季羡林到俞大维官邸谒见了恩师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在离开德国以前，就听说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英国医治眼疾。他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寄呈给他。季羡林当时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告知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即将回国。陈寅恪还在信中说，他想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羡林去北大任教。看了那封信，季羡林真是喜出望外，有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所以，季羡林又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一听到陈寅恪先生就在南京，季羡林赶快赶到俞大维的官邸。陈先生寄住于此。见了面，陈先生特别高兴，他们畅谈了阔别十多年以来各自的详细情况。临告别之时，陈先生又特别叮嘱季羡林，一定要去鸡鸣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并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成的几篇论文。季羡林由衷地感到先生对自己的爱护之深和用心之细。
3．结识臧克家
在李长之南京的家里，季羡林结识了臧克家，从此一生定交，友谊保持到如今。
说到臧克家，季羡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与他有过一次小小的文案。
原来，臧克家在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一部《烙印》的诗集，其中收有《烙印》、《罪恶的黑手》等二十六首诗，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等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这些诗作被老舍先生称为“石山旁的劲竹”，真心地“希望它变株大松”。而季羡林却认为诗中对洋车夫的真实状况并不理解，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理解。因此，他就写过一篇评论发表出去，对《烙印》有些微辞。
没想到在李长之家里见到这位山东老乡，却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得很投机、融洽。
本来季羡林与李长之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连贯的同学，但李长之又与臧克家有同学关系，这层关系多不为人所知。
臧克家是山东诸城人，私塾、小学都是在诸城上的。1923年暑假，臧克家和同学乘胶济路火车去济南投考省立第一中学。一中为各地来省会投考的学生办了个暑期补习班，臧克家参加了。同班参加补习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就有个李长植，后来改名为长之，成为文学名家。但到考试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先，臧克家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八百名考生中，录取四十个，臧克家名列第十九。而李长之则考入正谊中学。
第一师范校址在都司衙门，后来成为泺源书院，前师三年，后师三年。臧克家只读完了前师三年，1926年去武汉，进了国民政府办的中央军事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但他只呆到1927年8月，便回到老家。
1929年，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补习班招生，但需要大学预科的高中毕业的学历，臧克家本来没有资格报考，但他的族叔臧瑗把中国大学的预科毕业文凭借给他，使他进了学校大门。1930年暑假，他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数学得了零分。国文考试有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他两题都作了。在《杂感》中写下三句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结果被闻一多先生意外地给了个98分。1934年大学毕业，臧克家又到季羡林的老家临清中学（当时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为临清一中）教中学，这又与季羡林多了一层关系。
来南京以前，臧克家在重庆歌乐山呆了三年，1946年6月，夫人郑曼从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复员”到南京去，他作为眷属同行。
由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季羡林才得以结识臧克家。他听说季羡林将去北京大学任教，并就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很为季羡林高兴。他们同在异乡，吃着故乡风味的饭食，一起去玄武湖上荡舟。
1946年7月下旬，臧克家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到山东同乡张亮忱家，做了一名不速之客。张亮忱是季羡林的临清老乡，是著名的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弟弟。因为在重庆时同住在歌乐山，为筹备张自忠的纪念活动而认识，张亮忱把臧克家介绍给陈流沙，得以在《侨声报》负责副刊工作。
于是，臧克家便搬进上海北四川路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报馆宿舍。这个宿舍是接收来的一座日本式小楼，楼上是拐尺形的一排房子，每人斗室一间。臧克家住在东头末尾一间，室内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脱鞋，客人来访，便席地而坐。臧克家任职的《侨声报》是办给华侨看的一份民间报纸，销路只有几千份。他编的副刊是文艺版，每周一次，题名为《星河》。另外每月再出一期诗歌专页，题名为《学诗》。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冯雪峰等著名作家都是副刊的撰稿人。
季羡林在南京住了一段之后，还是无法回济南去看望叔父和婶母。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上海乘轮船到秦皇岛，再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
这样，季羡林来到上海，投奔到臧克家的报馆宿舍，就住在他的“榻榻米”床上。季羡林的随身行李是六个书箱子，一个挨一个，把他的这间小屋挤得更小了。他们俩有时促膝谈心，有时抵足而眠，亲如兄弟。有时候，陈流沙也凑过去，三个人高谈阔论。
没过多久，郑曼在南京接到臧克家的信，让她辞掉工作赶快去上海团聚，以便互相照顾。臧克家夫人郑曼，也就认识了季羡林。她回忆说：
我一到上海东宝兴路138号《侨声报》宿舍，就见到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而又平易近人的中年人。克家向我介绍：“这是我在南京李长之处认识的山东老乡季羡林，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要去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一见如故，他到上海，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是一座日本式小楼，一家一间小房子，铺的是榻榻米，没有任何家具。季先生不嫌弃我们穷困，他们就席地而坐，抵足而眠。他衣衫朴素，带的一箱箱行李全是书。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我见过的那些洋博士、洋专家的派头，有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而且，认识季先生越久，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美德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当时，郑振铎先生也在上海，季羡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过几次。
有一次，郑振铎先生请季羡林他们吃饭。郑先生的老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几个同去的人，自然都非常感动，季羡林更是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先生与季羡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出季羡林的意外。因为郑先生给季羡林的印象，一直是可爱可亲，和和蔼蔼，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没想到，谈及此事时，郑先生的脸竟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瓴，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羡林这才认识到郑先生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对友与对敌，是两种态度。季羡林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郑振铎先生了。
就在上海，季羡林告诉郑先生，他已受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郑先生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表现出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稍后，郑先生又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
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郑振铎先生对于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羡林非常感奋。
此外，在上海时，季羡林还和臧克家到狄斯威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去拜访郭沫若，可惜没见到。而叶圣陶的家就住在距臧克家住处咫尺的大街上，季羡林很顺利地拜访了叶老。
有一天，季羡林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进步人士，其中有一个叫曹联亚（靖华）。从此，曹靖华的名字又深深地印在季羡林的记忆中，后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他们又成了同事。
4．到达北京
暑假即将过去，北京大学就要开学。但当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铁路交通继续中断，津浦路早已不通。
最后，季羡林听说只有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才能到北京。因为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这样，季羡林告别了上海的师友，登上了开往秦皇岛的轮船。
1946年深秋，季羡林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终于来到了暌别十二年之久的北京。
北京的深秋寂冷，落叶满街，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季羡林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他写道：
此时的局势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带着这样的印象，季羡林到达当时称为北平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