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离故土
1．离愁袭心头
季羡林曾说过，他想到德国留学，并没有伟大的动机。但在事实上，除了不能不说，有改换门庭、为祖宗增光的动机外，也有成就大事业、成名成家的抱负，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吹大擂，冠冕堂皇地去说一番，然而这种动机是有的。
我没有伟大的动机。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也不能没有。但仔细追究起来，却只有一个极单纯的要求：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就因了这点小小的愿望，我想到外国去。
现在，真要实现出国的愿望了，就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首先是经济问题。在济南高中教书，本来工资相当优厚，但这些工资要抚养六七口之家，再加上他自己也不会计算花钱，这些钱便从他手里水似地流去了。第一个月过去，钱没剩下几个，第二个月过去了，居然拉下了账，需要用第三个月的工资来偿还，结果是教了一年书，却并没有攒下钱。这样，出国筹备路费就成了个大问题。宋还吾跑教育厅没为他筹到经费，季羡林在别处又多次碰壁，这才看出真正的人情和世态。
最后，还是好友大千和洁民替他解了围，北京的梅生也为他张罗这件事。当他几乎丧失信心之时，李长之又写信来劝他，带给他勇气和力量。这时候，季羡林真正体会到友情的可贵，感到这友情像一滴仙露，滴到他焦灼的心上，使他得以圆出国之梦。
这样，朋友们给他凑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做好了长途万里旅行的物质准备。
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立即就有离愁别绪袭上心头。平常他对诸多事情，就有过多的顾虑，这次要出国，他就更不能不过多地顾虑了：顾虑到德国以后的生活，顾虑自己走后的家境是否还撑得住。许多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小事，也纠缠着他，给他以痛苦。
这时候，他开始回溯自己过去走过的许多路。回望过去，自己的脚印迭成一条连绵不断的路。这条路，除了在每年的末尾，在心里印上一个浅痕，知道又走过一段路以外，自己很少画过明显的鸿沟，说以前走的是一段，以后是另一段的开端。但是现在他却真的在心里画了一条鸿沟，把以前二十四年走的路截在鸿沟的那一岸，而这一岸，将开始一条新路，一直会把他带到一个渺茫的未来去。
这时候，他首先想到自己的母亲。1933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他曾回故乡为母亲送葬。他准备每年秋天，都要回母亲坟上去看看，在母亲墓旁绕上两周，低低地唤一声：“母亲！”由此来补偿母亲生前足有八年没见到他的遗恨。现在要离家去几万里外的异邦，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故乡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充满了负罪感。
让母亲一个人凄清地躺在故乡的地下，忍受着寂寞的袭击，上面是萋萋的秋草。在白杨簌簌中，淡月朦胧里，我知道母亲会借了星星的微光到各处去找他的儿子；借了西风听取他儿子的消息。然而所找到的只是更深的凄清与寂寞，西风也只带给她迷离的梦。
这时候，他又想到母亲生前最关心的外祖母。季羡林在离开故乡以前，经常住在她的家里，她的慈祥的面貌，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记忆。现在，她会龙钟得不像样子了吧！背恐怕会更驼了吧！现在，不能去向她告别，也只能希望她能好好地活下去，等漂泊回来的时候，再跪到她怀里，把受到的委屈都哭出来。
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故乡临清的平原，家乡的小屋，清澈的苇塘，秋天的老牛……看一眼在豆棚瓜架下闲话的野老，看一眼在一天工作疲劳之余在门前悠然吸烟的农人，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向往。
我真不愿意离开这故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我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里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
就这样，季羡林要带着乡愁离绪离开故乡，去一个遥远的异邦了。
2．离家赴京
终于到了离家的日子。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要离开济南的家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了。济南虽是山东省首府，但是不能办理出国手续。
临别之时，季羡林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妻子彭德华一手牵着女儿婉如的手，另一只手抱着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延宗，把季羡林送到大门口。女儿只有两岁，儿子才几个月，不懂事，这时还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自然不知道什么叫离别，女儿也许还觉得好玩。但叔父、婶母和妻子知道这离别意味着什么。
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不让它流出来，硬是把大量的眼泪挤压到肚子里。此时，他心里在想：
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他没有敢再看亲人们一眼。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眼里一定也含着泪珠，他怕一家人会哭成一团，便头也不敢再回，扭头就上了一辆洋车。家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就消逝了。
季羡林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了北平。从前门车站下了火车，他又坐上了去沙滩的洋车。在沙滩，他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下那两只放衣物的大皮箱。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清华大学，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一个床位住下。
同屋住着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保险公司总经理，也是清华的毕业生，比季羡林要早几届。因为是校友，虽然素不相识，却很快就熟了。俩人夜半联床，娓娓聊天。带着一种职业的优越感，这位总经理再三劝季羡林，到德国后一定要学保险。学成回国，不仅饭碗不成问题，甚至还可以拿到一只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总经理的一番说教，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季羡林的志趣从来不在这里，对于做官、经商，绝对没有兴趣，对发财也没有追求。
仅隔一年，又回到了母校，心情却与做学生大不一样了。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阴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季羡林觉得孤身无聊，便信步走出工字厅。他来到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此时，一弯新月当空，万籁无声。他看到明月倒影在荷塘之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皎好。月光之下，荷叶荷花，都显不出本色，只见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缕缕荷香，还是不时送到岸边，使他仿佛能看到月光下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偶尔在荷叶和花丛之中，还有点点似火花的东西在闪熠，那是早出的萤火虫在四处活动。他看到小小的火似的光在动荡不定，忽隐忽现，却仿佛要与天上和水中的月亮争光比辉。这时，一切忧愁都离季羡林远远的了。
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
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季羡林向几位促成清华与德国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的老师拜会和告别。自然首先是冯友兰先生，全靠他的斡旋，才有这次交换留学生的机会。在清华上学期间，虽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同他根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但这次的出国，却全靠冯先生出的力，对冯先生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季羡林还是一如既往的。在1995年12月举行的一次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的会上，季先生仍发言说：我六十年前去留学，全靠冯先生与德国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没有那个协议，没有我去德国留学的机会。我不去德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去拜访蒋廷黼先生。蒋先生1929年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季羡林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时，他还没到蒋介石政府任职，他是这年的12月才去南京的。这时，季羡林去拜访他，他还没有行政官僚的习气。他恳切地劝说季羡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他在签订与德国互换留学生的合同时也出了力，临别时，又这样语重心长地劝告学生，这使季羡林分外感动，他感谢师长的叮嘱。
最后，季羡林还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这是季羡林第一次见到闻先生，闻先生的诗人和学者风度，季羡林早有所闻。闻先生1930年8月至1933年1月，曾在自己的故乡国立山东大学（当时称青岛大学）讲授过名著选读、唐诗、英诗入门的课程，1933年1月才离开山东来到清华。闻先生在1928年就出版诗集《死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饰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又不失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这一次能见到闻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使季羡林永志不忘。但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他留学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
没想到北京当时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还要到天津去。
正巧，乔冠华被日本警察押送回国之后，从上海来到北平。他从金岳霖教授那里得知，文学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成互换留学生，哲学系还有一个名额未最后确定。乔冠华经金岳霖教授推荐，冯友兰的支持，也得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于是，季羡林便和乔冠华联袂乘火车去天津，到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需要途经俄国，也要到俄国领事馆。手续非常简单，两国领事馆人员只是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就含笑握手，祝他们一路顺风。几分钟就把出国手续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
出发之前，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几个老同学，在北海公园为季羡林饯行。他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其时，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红花绿叶相辉映，各极其妙。老同学一年后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他们兴高采烈，简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园玩了整整一天，老同学们尽欢而散。
3．别故国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学们把季羡林、乔冠华等人送到前门火车站，这里是他们万里旅程的起点。老同学们又是叮咛，又是祝福，学友之情溢于言表，使季羡林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
万里投荒第二人。
当时去德国，不像现在这样简便，登上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几小时便可到达。那时要坐火车，从东北三省穿越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转波兰，然后再进入德国境内。这沿途有两处关口，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扶持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天下。二是要在红色苏联停留，他们对苏联还没有什么了解。年轻学子们登上了火车，便开始有了悬念，可这旅途是吉是凶，只有交给命运安排了。
车到山海关，就算进入“满洲国”了。所有乘客都要办理入“国”“过境”手续，列车停下来，乘客填上“过境”的几张表格，交纳三块大洋的手续费。这三块大洋，对于季羡林来说却不是小数目，它是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呢。要“入境”就非交不可，学子们递上钱，脸上还不敢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也只能小心谨慎。他们知道，前面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季羡林则因为有济南的经验，就更为了解日本鬼子的凶残。他们得谨慎对付。
总算没遇到麻烦，车行进在“满洲国”，学子们说话更为小心谨慎了。夜里，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工钻进季羡林等人的车厢，在季羡林上铺躺下，探问这个，探问那个，好不容易才对付过去，这才天下太平，进入睡乡。
9月2日早晨，他们到了哈尔滨。这里是万里旅途的第一站，要住两天，换乘苏联火车。
季羡林在哈尔滨的两天，算是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风浪，但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敦福堂。他是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的第三人，也是全部三人之一：乔冠华、季羡林和敦福堂。此公虽学心理学，却是个马大哈。另有三个去英国和其他国家留学的清华同学，也同车而行。下了车，要领行李离开车站，却发现托运单丢了，行李不让领。同车的六个同学心急如焚，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才算领出了行李。可是到了旅店安顿下来，大家还都余悸未消，敦公偶尔向口袋里伸手，行李托运单却赫然俱在。大家啼笑皆非，此公却怡然自得。以后的旅途上，此公便不是丢护照，就是丢别的，但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有这么一个马大哈，倒是不闷了，但是却不知为他担了多少心。
在哈尔滨，需要置办后几天旅途上的食品。因为餐车上的饭太昂贵，且要用美元交付，这些阮囊羞涩的学子，大都付不出那么多的美元。他们很容易就买了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面包，哈尔滨称“裂巴”，是俄语的变音。再买上一两个同样重的大香肠、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外加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的食品，足够以后八九天旅途之用了。
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剩下的时间便可以自由支配了。不意，在简陋的地下室俄罗斯餐馆里，季羡林却吃到了在北京时便久仰大名而无缘品尝的俄式餐肴，什么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大快朵颐，不亦乐乎。饭菜精美而又便宜，他们便顿顿饭都去吃这些东西。
9月3日，几个人到松花江上去游览。
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兴奋，谈笑风生。
游兴正浓，旅途中发生的不愉快便烟消云散了。玩到黄昏，他们回到了旅店，等待踏上新的旅途。
4．异域之旅
9月4日，六个中国留学生登上了由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局的火车。
火车在松嫩大平原上行驶了一天，第二天到了满洲里。
当时的满洲里，是苏联与伪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要停下来，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
检查进行得非常细致、认真而又慢条斯理。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一律都要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一把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铁壶，外表极其粗糙而又平常，引起了苏联海关人员的极大注意。水壶被翻来覆去，推敲研讨，碰碰摸摸，敲敲打打，看看里面是否还会有夹层，薄铁皮做成的壶盖，也被敲打了好几遍。看到此情，季羡林非常恼火，正想发作一下，身旁一位外国老年朋友，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向他示意。季羡林心领神会，硬把怒火压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后来他才领悟到，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了“可疑分子”，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办理完检查手续，心里恢复了平静，几个人在满洲里闲逛。当时满洲里连个小城也算不上，最多算个边城小镇，只有几条简单的街道，找不出哪一条是主街，街边的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无砖瓦，多木材，建筑就有了这样的风格。他们在一个木板房商店里，买了几个日本生产的甜酱菜罐头，以备火车上佐餐。
重又上了火车，真正的、连续不断的长途异国之旅便开始了。俗话说，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他们一天决不止走一千，他们也不止走一天，要走七八天。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
吃着面包，啃着香肠，喝着开水，这种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但是质量还是满高的，这比起在乡下吃红高粱面饼子，又苦又涩的味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可真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站在这山看那山高。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满面春风地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了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是那么有诱惑力，那么让人馋涎欲滴。学子们动心了，但是，一问价钱，学子们却咋舌了：每块牛排三美元。满车厢里的人谁也不肯付出三美元，去啃一块牛排。女服务员托着盘子，转了一趟，又原盘托回。这一阵诱人的香气过后，学子们从篮子里又拿出随身带的“裂巴”，大啃大嚼起来。
吃喝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而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车上的实情是：
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
车厢里最愉快的事，是六个人坐在一起侃大山。六个人本来分住两个包厢，每个包厢住四个人，还空出两个床位，是其他人住的。睡足了觉以后，六个人便凑到一个包厢里。六个人在清华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么。这个时候因为被迫挤在一起了，也就不管道同道不同了，大家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学物理的，学哲学的，学文学的，行当的界限全没有了，上天下地，便聊起大天来。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阅世都不深，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放着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他们的心几乎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全然没有谈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往往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也就忘了身处异域之旅了。
话说累了，就凑棋局。物理学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他去英国留学，也坐这列火车。其他五个人轮番单个儿与他对弈，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五盘六盘，都是输。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下，还是输，输，输。哲学家的乔冠华，他的哲学也没能帮他赢王竹溪一局。车上的几天，王竹溪始终是常胜将军，其他五人则全是手下败将，一局都没能胜过。
也有不聊天不下棋的时候。这时候，季羡林便凭窗向外看去。万里旅途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无边无际，与无垠的宇宙连为一体。
有一次，列车在森林深处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季羡林下了车，走到站台。一个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松果是那么大，那么可爱，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松果，拿出5角钱的美元，买了一个。这是他在西伯利亚第一次买东西，也是最后的一次。
火车驶经贝加尔湖之时，给季羡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火车要绕行这个湖一多半，山洞一个接一个，也不知到底钻了多少个山洞，隧洞顶上的山，丛林密布，一绿到顶。往下看，贝加尔湖就在眼下，从车窗外看去，湖水一碧到边。靠岸处湖水清澈见底，越往深处，水越发碧绿，湖心则近乎黑色了，湖水深不可测。他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湖，感到真是天下奇景。
经过整整八天不间断的长途旅行，或聊天，或下棋，或观风景，终于结束了这万里旅途的第一个大阶段。
5．红都停泊
9月12日，晚间，季羡林一行所乘的火车到了莫斯科。按照规定，列车在这里要停上一两天，据说，是为了让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能有一个机会，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风采，沾染上一点社会主义的甘露，给他们洗一洗脑筋，如果能转变一下世界观，当然好，若不能，即使在灰色上涂上一点红也是好的。
季羡林当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一般青年一样，红都不是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外蒙古“独立”，与苏联有关，他对此很不理解，沿途的经历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所以，要停一两天，那就随大流看一看吧。
但是，在红都的第一瞥，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们下车后，接着来了一个导游小姐，她年轻貌美，白皙的脸庞，修长的身材，穿着华贵而时髦，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季羡林看着这位搔首弄姿的苏联女郎，他大惑不解，这样的一位小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呢？
就是这位导游小姐，把季羡林这一批外国旅客送上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解说，神色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市内的几处景点，几乎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参观中印象最深的是，前沙皇大臣的一座官邸，当时作了苏联国家旅游总局的招待所。这里大理石铺地，大理石砌墙，大理石圆柱，厅内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玻璃大吊灯，至少有十米长。工作人员多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个个唇红齿白，十指纤纤，指尖上闪着红光，珠光宝气，气度非凡。从荒寒的西伯利亚，一下子进入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官邸，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世界，甚至有点像太虚幻境了。
参观完莫斯科市容，几个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清华老学长谢子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去吃饭。
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上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了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饭后算账，共付三百卢布，约二百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
车上的其他外国旅客，包括那位“开开水”老太太和在满洲里海关向季羡林示意的老头，也都自己去找地方吃了饭。老头神秘而狡猾地告诉季羡林：他们去吃了一顿非常精美而又非常便宜的饭。原来，他们在哈尔滨的黑市，用美元换了卢布，比官价低十几倍，结果是用八个美元换成的卢布，就可以美美地“嘬”上一顿，这些人真是旅行的老油子，神通广大，无孔不入。
晚上，列车不知不觉地又开动了。
6．波兰女孩
9月13日，下午，列车行驶至苏联与波兰接界的斯托尔朴塞。在这里，要换乘波兰火车。
火车在波兰境内行驶，上车下车的短途旅客，几乎都是波兰人。
季羡林对波兰人的印象，似乎比苏联人好些。他们衣着华丽，态度比较活泼，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外语水平，能讲俄语、德语，少数人还能讲点英语。
车厢里十分热闹，波兰人对中国人也很感兴趣。中国留学生们便同波兰人或用德语，或用英语交谈起来。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波兰女孩悄没声息地进了车厢，找到一个座位，大大方方坦然地坐了下来。这时候，列车快到华沙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女孩的座位正对着季羡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圆圆的脸庞，淡红的双腮，圆圆的大眼睛。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把几个中国留学生轮流看了一遍。这在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几个中国男孩子仿佛是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来的小学生，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女孩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先开了口。她看出这些异邦青年不可能说波兰话，便用德文问他们会说哪一国话。留学生中有一半没学过德语，而季羡林虽然学到过，但也只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有人问，也只好勉强说自己会说德文。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他们还不能长篇大论地谈，还有意思都表达不出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似乎也就了解了更多更深的东西。这让季羡林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竟然能指挥意大利仆人。如窗户开着的时候，他口里说“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户关上。反之，窗子关着，他便说“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一声“这个”，居然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了。在这个波兰女孩面前，季羡林才真正感到了语言的重要，而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眼神会更超过言传。
这样，就和这个女孩混熟了，他们拿出一些从哈尔滨买的饮料给女孩喝，女孩则拿出自己带的饼干分给他们吃，还拿出皮包里带的许多相片，一张一张地指给他们看。他们也把自己的书籍画片，甚至毕业证书，都拿给她看。又吃，又喝，又聊天，几乎忘记了是在火车上。在融融的欢悦中，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wala，同行的谢家泽，立即“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女孩则有点摸不着头脑，圆睁双眼，惊疑不定地瞪着小谢。
这时候，一个坐在季羡林旁边的大鼻子中年人也来凑热闹。季羡林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鼻子，他耳朵上戴着无线电收音机耳机，衬上这生在脸正中的一块大肉，凑成一幅奇异的图画，使这大鼻子仿佛有了魔力。大鼻子说着破碎的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wala，头摇了两摇，脸上显出一丝鄙夷的神情。季羡林这才发现，波兰女孩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
对这个女孩，季羡林虽然是邂逅相遇，但印象之深，却使他永远难忘。他在六年后写的一篇散文里说道：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最少是我，坐着朦朦胧胧地睡了会儿，其间wala就下了车。我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这女孩子就像神龙似地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流星。
对一个漂亮女孩，那个大鼻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丝鄙夷的微笑，季羡林当时怎么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大鼻子为何会讨厌这一顶同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实际上，这是一顶犹太人习惯戴的小帽子。在德国，统治上层的民族歧视是非常厉害的。在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我的奋斗》里，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定格为劣等民族。
到这样一个民族歧视的国度里，黄皮肤的季羡林，会不会遭到与这位波兰女孩同样被人鄙视的命运呢？
二、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1．柏林小住
1935年9月14日早晨四点，列车进入德国境内。八点，到达柏林。长达十几天的旅途才告一段落，但这里是不是在德国的留学地，还不能最后决定。
初到柏林，一出车站，便感到头脑里面有点朦朦胧胧的。脚下踩着光滑的柏油路面，但季羡林却感到是踩在棉花上。他的心情极为复杂。
我心里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兴奋，又有好奇；既有兴会淋漓，又有忐忑不安。从当时不算太发达的中国，一下子来到这里，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的长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自己是乡下人，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乡下人的固执与畏怯也还保留了一部分。……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里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错综交叉着：这一切织成了一幅有魔力的网，我便深深地陷在这网里。我惘然地跟着别人走，我简直像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里摸索了。
多亏了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避免了不少麻烦。这样有人帮忙，马大哈敦福堂还是表演了一次：丢护照，走出车站在裤兜里又找到了。
他们先在康德大街彼得公寓安顿好行李物品，清华老同学又带他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店主是中国北方人，女主人是意大利人。俩人的德语都不怎么样，但是服务却极为热情周到，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菜也炒得很好，价钱又不算贵。没想到在这里吃上又白又大的中国馒头。不，应该说是吃到家乡山东的馒头。
馒头这种东西，在古代是称“蒸饼”的，起初并不发酵，后来有了发酵技术，改名为“起胶”。《南齐书》中则称“面起饼”，宋代程大昌《演繁露》解释说：“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这就是“馒头”，连“馒头”一词，也还是山东老乡诸葛亮首先使用的，这一点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里已经肯定了。
而其他中国留学生感兴趣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店主人夫妇不懂彼此的语言，他们如何交流思想？难道也是用“这个”词，就能涵盖宇宙、包罗天地吗？
吃完饭，当务之急是找住处。又是清华老同学帮忙，这一次不是赵九章，而是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太太。他们帮季羡林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租了房东罗斯瑙的一间房子。房东看样子是个犹太人，可能是个二分之一犹太人，即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犹太人。
初步接触，季羡林对德国普通人的印象相当好。
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个上午都在忙忙掇掇，擦这擦那，自己屋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洁无纤尘。
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
至于法西斯政权，季羡林在国内已有耳闻，蒋廷黼的嘱咐不时在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小心为妙。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季羡林初到柏林时，虽然纳粹味还不到顶点，但希特勒的像片已到处悬挂了，“卐”字旗也随处可见，人们见面的问候，由“早安！“日安！”“晚安！”改为喊“希特勒万岁！”便表示了一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难习惯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一仍旧惯，见面时问候“早安”等，分别时则说“再见”。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学民族学词典里，犹太人与中国人都被认作劣等民族。
2．趣话和洋相
季羡林初来乍到，就如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为此而留下一桩趣闻。
9月17日，是到达柏林之后的第二天，一位“老柏林”中国朋友陪季羡林，从魏玛大街的住处出发去修表。这只表是在出国前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下的，在火车到波苏交界处的斯托尔朴塞的时候，因为要换乘火车，搬运行李时，表玻璃被撞碎了。他要找一个表铺去换上玻璃。
他迷惘地跟着老柏林走，仍然有一幅充满了魔力的网笼罩着他的全身。到了康德街，终于找到了一家表铺，说明了要换一个玻璃罩。表匠老头给了一张收条，他也没看，心想反正上面会有表铺的名字和地址，只要有名字和地址，就可以把表拿回去。
9月18日，按约定的时间去取表。季羡林不愿再让老柏林陪着去，他怕麻烦人。拿出那张取表的收条一看，糟了，上面只印着收到一只修理的表，表铺名字没有，当然更没有地址。他迷惑了，只好本能地沿康德街左面走去，他模糊地记得，表铺是在街的左边。结果长长的康德街从这头走到那头，没有找到表铺，只好再折回来找，终于在一大堆招牌里，找到了一家表铺。表匠也是一位老头，收了纸条，找了半天，表没有找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显出非常焦急的样子。额头上冒着汗珠，透过眼镜看着季羡林，对他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太太或许知道在什么地方，她现在不在家。”随手拿过一支铅笔，把表铺的地址写在上面。
第二天上午，季羡林按约定的时间找到这家表铺，老头不在，太太忙着找表。她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橱子，把每一个纸包全打开了，甚至屋子里的旮旮旯旯，也都打开电灯找了个遍，表还是没找到。她比老头还急，看着纸条上老头用铅笔写的字，表却找不到，她有点颤抖地对季羡林说，下午再来一趟吧。
下午，将近黄昏，季羡林又去取表。进了铺子，老头急，太太也急，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老头更用力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太太的头也颤动得更为厉害。忽然，表匠老头灵光一闪，仔细地看了看收条，说：“这不是我的收条！这张是白的，我的收条是绿的，比你这张要大一倍。”季羡林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铺子。他只有道歉。老头让他到西边不远的一家表铺去问问，结果还是没找到那块属于自己的表。他迷惑了。
我不知道柏林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柏林的哪一部分。柏林是大海，我正在这大海里飘浮着，找一个比我自己还要渺小的表。我终于下意识地走到我那位在柏林住过两年的朋友的家里去，把两天来找表的经过说给他；他显出很怀疑的神气，立刻领我出来，到康德街西半的一个表铺里去。离我刚才去过的那个铺子最少有二里路。拿出了收条，立刻把表领出来。一拿到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仿佛亲手捉到一个奇迹。我又沿了康德街走回家去。当我想到两天来演的这一幕小小的喜剧，想到那位诚挚的老头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的神气的时候，对了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起来了。
这是季羡林初到柏林留在那里的一件趣闻。
季羡林在柏林还出过一些小洋相。有一次，他去买香肠。因为听说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佐之以热茶。他要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便去肉食店里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咬香肠，觉得味道不对，原来香肠里面的肉全是生的。季羡林像受了侮辱，在心里忿忿不平地说：“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晚上做梦，他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气冲冲地去了那个肉食店，去要个说法。一个女店员，笑嘻嘻地听着他的申诉，起初默不作声，最后竟大笑起来。笑完之后，她告诉他：“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季羡林这才恍然大悟，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阿木林”（上海话“傻瓜”）。这是他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他还看到其他留学生出的洋相。
柏林不乏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子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镀金”。其中有学习的，但大多数纨绔子弟都不务正业。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不用上学听课，也能“镀金”。有一部分学生，竟然只会四句德语，而且是最简单的几个字，就足够几年之用。他们的这四句话是在如此情况下说的：
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
这样的纨绔子弟虽然不是全部，但确有人在。而且还有一些人，一点修养也没有。他们是荒唐和低能的代表。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作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都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难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讲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逖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
有一次，季羡林与乔冠华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一进饭馆门，中国留学生们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刀叉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
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说，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总能给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们的留学生把祖国的这一份国粹，带到了万里之外，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惟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他们眼眶里根本没有像我同乔冠华这样的穷学生。然而我们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龌龊的纨绔子弟呢？我们从此再没有进这里中国饭馆的门。
在这样的留学生面前，季羡林感到他们不是像样的“人”，他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
3．强化口语训练
纨绔子弟的表现，使季羡林感到厌恶，他不愿意看到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更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他在柏林最知心的留学生朋友，是乔冠华。在校时，他们不很熟悉，但季羡林常看到乔冠华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为了赴德留学，他们熟了起来，到了柏林，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季羡林在清华学了四年德语，得了八个优，但没有学到多少口语，乔冠华主修的哲学，更需要提高德语。因此，他们必须补习德语，强化口语训练。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帮助他们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最高班。乔冠华也取得了这个班的口语训练资格。从此，他们便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每天季羡林同乔冠华一起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上课时，也同乔冠华在一起。
德语教授叫赫姆，季羡林感到他是最好的德语教师，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他虽然是第一次听德语讲课，但是没有一句听不懂，他感到不是自己听力强，而是赫姆说得实在是太清楚了。
上课之外，吃饭、访友、玩、逛动物园，季羡林总是与乔冠华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人都是书呆子，喜欢书，念念不忘逛旧书铺，去买了不少好书。他非常尊重乔冠华，认为他颇有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因此，他喜欢与乔冠华交谈，谈得很投机，有时候在乔冠华那里一谈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乔冠华那里。
一个多月的时间，强化口语训练结束了。这之后，是选择研究生就读的学校。一开始，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想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任教授的学校，十分令人神往。但这个学校离柏林太远，太偏僻，季羡林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磋商的结果，是派他到哥廷根大学去。
这时候，正好遇到从哥廷根来柏林办事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从他口里了解到哥廷根大学的情况，大有耳聪目明之感。他庆幸自己就要离开自己不喜欢的柏林，尤其离开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
4．小城哥廷根
到1935年10月31日，季羡林在柏林已经小住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他告别了柏林，来到了以风景和学术闻名于世的小城哥廷根。他原准备在这里住上两年，可后来由于二战的阻隔，他一住就是十年。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小到只有十万人口。可在这十万人中，流转迁移的外地外国大学生，有时竟多达二三万人，因此它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学城。
哥廷根大学始建于1737年，已有二百年历史。这个大学是欧洲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1772年，该大学的一批学生创立了德国感伤时代（1740—1780）最著名的一个文艺团体——哥廷根林苑派。f．格蒂列布·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山丘与林苑》，使该派得名为林苑派。林苑比喻德国吟游诗人的住所，而山丘则为希腊帕纳斯山诗人之家。该派诗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使诗歌摆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成规的羁绊，试图使诗歌免受外国的尤其是法国的诗歌的影响，有爱国的、虔诚的和合乎道德的理想。18世纪后期，该大学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的诗人们集会的中心。1837年，该校有七位教授涉嫌政治运动而被开除，使学校声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到19世纪后期，该大学数学研究所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学生。20世纪，该校物理系好几名教师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季羡林到达哥廷根时，这个大学共有五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全校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学院分布在全城的各个角落，研究所则更为分散，许多大街甚至小巷，都有它的研究所。
学生宿舍更为分散，没有集中的居住所在。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则分住在普通市民家中。
学校行政中心叫aula，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文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大讲堂，一个是研究班大楼。
德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当时数学家高斯（gauss），大卫·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化学家a．温道斯，都在这所学校任教，后者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得主。文科方面，格林兄弟就曾在哥廷根大学工作，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他们的大字典，也是德国语言研究中的大事。至于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乏学界泰斗，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季羡林的业师。
这样的一座小城，使人一进入就会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学术气氛，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可以说，季羡林对哥廷根城的印象，是相当好的。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之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读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薛德林（hlderlin）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忆念难忘。
但也有一件事，使季羡林发现了中、德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大欺小，不公道”，大孩子不欺侮小孩子，一旦发生，会有人打抱不平。而在德国则不然。季羡林到哥廷根不几天，就遇到这件事：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在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5．房东欧朴尔夫妇
哥廷根是季羡林德国留学的最后归宿。他初来哥廷根，在柏林出差先期回到哥廷根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璕先生又到车站去接他，给他安排好了住房，是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
季羡林在哥廷根的房东是欧朴尔夫妇。欧朴尔先生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他的腿有点瘸，即使拄着手杖，走路也显得吃力。欧朴尔夫人五十岁上下，是一个平平常常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她虽然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作品和古典音乐，但趣味显然有些保守，不能容忍爵士乐这种20世纪初在美国新产生的舞曲音乐。一提到它，就满脸鄙夷，冷笑不止。她没有太多的惹人注意的地方，相貌平平常常，衣着平平常常，谈吐平平常常，爱好平平常常，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普通妇女。
相处时间久了，季羡林觉得她平常中又有不平常之处，她老实，她诚恳，她善良，她和蔼，她不会吹嘘，她不会撒谎，她一切都坦露在外。因此，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不必设堤防，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之中。
女房东有时候又很固执，甚至有点偏执。有一次，她新买了一顶帽子。她有一个最好的女友，是个寡妇。这个女人见到她买的这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也想照样去买上一顶。女房东就大为不满，在季羡林面前讲了许多她对这位女友不满意的牢骚话。原来西欧的一些妇女，有时候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的人戴与自己相同的帽子，穿与自己相同的衣服，这显然是中世纪贵族人物的习惯，而到了现代，却成了普通小市民的习气了。
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的一个城市上大学，他住的房间就空出来了，季羡林被安排住在他的房间里，是在三楼上。
欧朴尔夫人每天一早起来，先做好早点，一份给丈夫，让他吃了去上班，另一份给季羡林，让他吃了去上学。然后，她就无休无止地擦地板，擦楼道，也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她那份认真的态度，真让人啧啧称叹，她不仅天天为地板和楼道打蜡，打磨得油光锃亮，而且还用肥皂水冲洗楼门外的人行道，把人行道清洗得纤尘不染。
这样一个家庭，非常和睦。丈夫非常忠厚老实，腿的毛病，让他走路一瘸一拐。可他不辞辛劳，天天去上班。
季羡林在这里还保持中国老习惯，一日三餐。早点在家里吃，一壶茶，两片面包。午饭在外面饭馆里吃，或在学生食堂里吃，晚上吃欧朴尔夫人中午为他留下来的热餐。
其他一切，女房东家里都应有尽有。许多杂活，如洗衣服、洗床单、铺被子、叠被子、准备洗澡水等等，都是由欧朴尔夫人操持。她就像慈母一样对待这个异国青年，拿爱自己儿子的心来爱他。这就使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但他的心情，却怎么也不像在自己的家里。他在到达哥廷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wahrheit（真），有schnheit（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地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事实上，女房东越像慈母般关怀他，他越感到自己六岁就离开母亲的凄楚，就越是激起他的思母情结，梦中常梦见自己可怜的早逝的母亲。
季羡林在到哥廷根后半个月，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两天后的日记又写道：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
在1936年7月11日，他将自己的这种思母情结写成一篇《寻梦》的散文，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这时候，在他思母情结最难解难分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想起临清老家对门宁大婶告诉他母亲生前常说过的一句话：早知道这孩子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真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成了他永远不能追回的“悔”。
6．初识章用
乐森璕先生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心人，他不仅到车站去接季羡林，为他安排住处，找到了一个欧朴尔夫妇这样的好房东，还为季羡林介绍了一个后来成为挚友的章用。
到达哥廷根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日，季羡林在哥廷根的街上闲逛。他觉得这条街特别长，太阳也特别亮，一切都沉浸在一片白光里。风景虽然很优美，但季羡林却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乐森璕好像感觉到了这一点，看出了他的心事。过了几天，他便带着季羡林，也在这样的金色阳光里，走过长长的哥廷根街道去拜访章用。
章用，字俊之，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总长，号称“老虎总长”的章士钊之子，其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抗日的民族英雄吴长庆，母亲则是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吴弱男。其名字已见于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这样的一个章用，虽是世家大族之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却与一班“衙内”们不同，不仅一点纨绔习气都没有，而且还满身的书卷气，孤高自赏。他来哥廷根是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但已住了五六年，学位却还没有拿到。因为他有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古典文献也有深湛的造诣，善古文，能作旧体诗词。
穿过长街，他们来到了章用租住的一座小楼。小楼四周全是花园，但此时已落叶满地，树头上还残留着几片残叶，在秋风中却显得孤单而凄清。上了二楼，乐森璕介绍季羡林认识了章用，没想到初识章用，一见定交，以后成了最好的朋友。
季羡林从小也喜欢杂学，读过不少中国古典诗词，有许多都能倒背成诵，而且还对文学、艺术、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所以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