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择业
1．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1934年夏天，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四年全优。
但是，横亘在二十三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正当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找工作就更难。这一点，从前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后来到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政治事务办公室任职的蒋廷黼所抱怨的，就可以想见。
蒋廷黼说：
从生活方面看，我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当我回忆起那时候的悠闲，所读过的书以及教学中不断累积起来的著作文稿，有时甚至会落下泪来。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许多鲁莽粗率之徒因为不能把话说得简略一些而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光是求职者就几乎把我逼得发疯。一天早晨七点钟，一个家伙便闯进我的房间大嚷：“可把你找到了。我们足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原来他是我的一位小学时候的同学、同乡。中国和美国的同学，南开、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想从我这儿弄到一份工作。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如果裁减一半，或许我会干得更有效率。可是我的上司反对我无故解雇人们的公职，他希望给所有愿意勤勉工作的人们一定职务的保障。在这方面，他甚至比美国总统还更现代派。
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的季羡林面前。
季羡林并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2．谁是幸运儿？
清华的同学中，有谁是幸运儿呢？
胡乔木是幸运儿？
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辍学，到北平共青团市委担任市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北平的学生、工人、市民的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但他因被中共河北省委以“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只得辗转在清华、北大、中国大学等校当旁听生，进行自学。1932年到上海，接着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到杭州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插班读二年级。在浙大，胡乔木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夏天，正要升入四年级时，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八十多分改为五十多分，以不及格为由，开除了胡乔木和其他十几名进步学生。所以，胡乔木大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大学，以后以革命为生。
乔冠华是幸运儿？
乔冠华1929年入清华，学校里发生了赶走国民党走卒校长罗加伦和不学无术的校长乔万选的运动，乔冠华没有参加，只是赞成，其他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他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是一个书呆子，既没有同当时的国民党同流合污，也没有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专心致志干的，是读书，包括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样一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到了1933年3月到4月间，由于日军侵入古北口，北京城内已是一片恐慌，学校当局决定，1929级毕业生提前毕业，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交篇论文，便发给毕业文凭毕业了。由于日文教授钱稻孙从中帮忙，乔冠华争得一个公费派遣生的名额，赴日留学。在日本，因涉嫌与日共有联系，在1935年春天被日本警察押运回到上海。
林庚是幸运儿？
林庚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并兼任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编辑，本来是幸运的。他1934年春想去上海体验作家生活，夏天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而且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
吴组缃是幸运儿？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攻中国文学，1935年受聘成为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后又兼任秘书工作。
李长之是幸运儿？
李长之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转入哲学系，参加《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年出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5年又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发表《鲁迅批判》，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界的地位。他1936年毕业，留校任华侨生、蒙藏生导师，并在京华美术学院任美学和西洋美学史教授。
看来，专修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算是幸运儿了。季羡林是学西洋文学的，等待他的，会有一个好命运吗？
3．终于拿到了饭碗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四年的西方语言文学，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在毕业即失业的20世纪30年代，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吗？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出国。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成为“抢手货”。于是，留学热在当时非常浓烈，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会亚于今天。因此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才。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季羡林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以季羡林的家境，私费留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
这样一来，出国留学没有希望，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待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于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究其原因，因为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而季羡林心里可直打鼓，他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但是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那阵势大有破釜沉舟之概。
二、济南高中
1．初为人师
就这样，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走马上任，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李白和杜甫。
这时，他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自己会不会也被“架”？对于这种“面子”，季羡林在1995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绪”（inferiority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大学毕业的季羡林，未能免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3200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别的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这才知道，宋还吾校长是在率领着北大派与师大派两军对垒。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需要支持，最好是有一支客军来支持自己。季羡林正好符合他的要求，季羡林是济南高中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而且有一张与北大齐名的清华大学的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他觉得这位大学毕业生既非北大派，又非北师大派，而是超然于两派之外，但又有济南高中的背景，正可以被用来壮他的声势。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季羡林踏上了初为人师的道路，至于其中的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只有自己才知道。
2．如履薄冰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真讲起课来，这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救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有什么办法呢？在济南高中，季羡林毕竟是小字辈呀！
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个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羡林是念过许多的，但是自己念和现在教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然自己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头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