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拜访中，季羡林还认识了章用的母亲吴弱男女士。章伯母说话挺多，为了照顾儿子，她撇家舍业，来到几万里之外的这座小城，一住就是五六年。对此，季羡林感触最深。
只是这一件，就足以打动了天下失掉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无人处流泪，何况我又是这样多愁善感？又何况还是在这异邦的深秋呢？我因而常常想到在故乡里萋萋的秋草下长眠的母亲，到俊之家里去的次数也就多起来。
这之后，他们俩人便经常来往，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他们经常相约去哥廷根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去散步。哥廷根的秋天非常美，这片山林如同是一幅未来派画家的画，抬眼就可以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颜色，就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参差差地抹在这片秋林的梢上，里面忽然这里杂一点冬青树的浓绿，忽然那里再点缀上一星星的鲜红，使这惨淡的秋色带上了一片凄艳。
就在这片山林里，他们热烈地谈论哲学、宗教上的问题，但谈来谈去，话题总要转到中国旧诗上。章用说话不多，总愿意静静地听季羡林滔滔不绝地说，脸上浮起一片神秘的微笑，目光总要从眼镜上边流出来，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每次聚谈，章用总是这个样子。
平常经常在一起论诗，章用有时也喜欢把自己写的旧体诗给季羡林看。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频梦春池添秀句，
每闻夜雨忆联床。
是章用为他俩的聚谈诗歌有感而发的。
还有一首诗，把季羡林称为“诗伯”，这首诗是写在一张硬纸片上，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交给季羡林的。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薰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大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尽管季羡林自己说没有作过诗，但在济南上中学时就有“诗人”的绰号，这次章用也以“诗伯”相称，可见季羡林虽不写诗，但对诗歌总是有许多见解，正是这些见解，使他和章用成了知音。
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季羡林在初到哥廷根之时，得到他不少热情的帮助。陪季羡林奔波全城的是他，到大学教务处的是他，到研究所的是他，到市政府的是他，到医生家里的是他，就连帮助注册选课、办理入学手续的，也是他。
最后，甚至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梵语研究方向，也与章用有关。对这样一个章用，季羡林是感激不尽的。
1936年夏天，章用因为不堪留学费用，又不愿接受德国朋友的接济，不得不中辍学业回国。他先是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了六年数学讲师，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香港去养病，最后死在香港。当季羡林知道了章用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痛苦溢于言表：
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作“先生”。在他没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了我一个回忆沉思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之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还有几个人能了解我呢？俊之无疑的是真正能够了解我的一个朋友。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呢，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的同情。但现在他竟离开这人世去了。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倚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空虚里。
这样的一个章用，是季羡林永远也不能忘的。
三、主修梵文、巴利文
1．又一次选择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羡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羡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但这种想法既朦朦胧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羡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季羡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羡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羡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羡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羡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他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季羡林。这时，季羡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羡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羡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2．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室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多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纪，则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5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5世纪，延续至公元10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7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十三个元音字母、三十三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羡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就从1936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羡林选了梵文。4月2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俩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3．主课梵文和副课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
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季羡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对授课的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毫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羡林念了念字母，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嗦，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羡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
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
季羡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从此以后，季羡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6、5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耳相传，约于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14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羡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对此，季羡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ewiger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
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羡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结束了在柏林的德语强化训练后，选了德国南部一座小城的杜宾根大学，他选的专业是中国学，写了一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因为想提早回国，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从杜宾根到了巴黎，从巴黎乘一艘邮船回国。回国后，他的博士论文缺席通过答辩和评审，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博士学位证书未能寄回。乔冠华获取博士学位仅有两年多，他1938年2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这说明，在德国选课的自由，得中国学的博士学位也是比较容易的。
中国的大学，惟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时期的北京大学堪与德国大学相媲美。北大课堂的惯例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张中行先生在北大上学时，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张中行去听梁思成讲的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课，讲的内容是花园、桥、塔，以苏州园林为例，两小时的课讲完了，整个中国建筑史这门课也结束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学生有近二十个，但没有一个答话的。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一个学生答话。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问他们有谁是选课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大家微笑而散。于此，可见听课自由之一斑。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4．去听诗
和在国内一样，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爱好和兴趣仍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对诗歌的爱好。
当季羡林看到老诗人宾丁来哥廷根念诗的海报时，他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很早以前，他由于嗜好听念诗，积多日之想，甚至积成一幅影像，在他眼前晃动，使他在幻影中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抑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也流到他的心里，一直流到灵魂深处。这次，他看到宾丁的海报，这样一位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名字，他想不到在这古老的小城哥廷根竟会出现。他和章用立刻买了票，一起去听诗。
老诗人念诗的时间在晚上。他和章用一起走出去，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滴在脸上，透心地凉。在昏暗的灯光中，他们穿过深秋的街道，走进了哥廷根女子中学的大礼堂。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上千人，电灯照得明耀如同白昼。人们在散乱嘈杂的声浪里期待着。季羡林和章用更是在激动中等待着。
声音蓦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已经似乎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得像秋空的流云，像春天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濛，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四周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了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诗读完之后，老诗人接着念小说。人们在老诗人念完之后把他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欢送出去，接着又把他拖回来，走到讲台前面，向人群慢慢地鞠了一躬，这才又慢慢地踱出去。
接着是人们排成长队请老诗人签名，季羡林和章用也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终于等到了机会，老诗人为季羡林签字，他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季羡林。季羡林看到了一双异常大而且充满了光辉的眼睛。
雨夜中，他和章用沿着旧路回家，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光，但季羡林似乎看不到，他仍然看到老诗人那双大而充满了光辉的眼睛。直到回到家，他也一直看到那双眼睛，甚至在梦里，也老是看到那双眼睛。他似乎和那位老诗人幻化成了一体，久久离不开诗人的面影。诗的感情，诗的氛围，诗的神奇，使他真正陶醉了。
不久，季羡林又与章用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的大讲堂，听卜龙克念诗。卜龙克是哥廷根大学学士院主席，其地位类似于英国桂冠诗人。
但这次听诗，一开始的感觉非常不好。到场的人没有听宾丁的诗那样多，讲台的布置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居然挂起了德国国社党红底黑字的旗子，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季羡林初到哥廷根的那个时候，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不几年，德国普通人崇拜他如疯如狂。季羡林碰到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竟然脱口而出，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这样的话真让季羡林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法西斯头子，这个女孩竟有这样的态度。季羡林没见过希特勒本人，但是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般的狂吠声。他手下的两支队伍，一支冲锋队，一支党卫军，街上随时随处可见。因为冲锋队穿黄制服，后者穿黑制服，结果被中国留学生分别称为黄狗和黑狗。起初，在德国人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微乎其微。进商店，会见德国朋友，到处都是“希特勒万岁”声。季羡林牢记蒋廷黼的教诲，小心谨慎，坚持的态度是，你德国人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中国人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不同德国人谈政治，所以还能和平共处。
因为这样的理由，讲台上国社党的旗子便令季羡林反感。诗人出现后，又增加了他的一份反感。卜龙克的相貌颇有点滑稽。
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颤动，衬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生涩得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地，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挫地念下去。
只是到后来，他念到采集的民间故事仿民歌而作的诗，才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而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贯注着。念完诗，又念小说，他异常地高兴起来，微笑不曾离开他的脸，听众也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也跟着兴奋起来。
到这时，季羡林总算找到了比较好的感觉，从听诗中得到了乐趣。
5．林中撷趣
在小城哥廷根留学，孤独和思母情结苦苦地煎熬着季羡林，深夜，他经常哭着醒来，母亲模糊的面影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为了排解这无穷无尽的乡思，这难以忍受的孤独，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多不奏效。只有走到大自然之中，他才偶尔能忘掉忧愁。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哥廷根城东面的那片山林。
章用经常陪季羡林来这片林子里散步，这里不知留下他们的多少游踪。深秋的林子，出奇地静谧，他们甚至能听到叶子从树枝落下来的声音。他们站下来的时候，叶子也会飘落到他们身上，到理会到的时候，头上肩上往往满是落叶了。
间或，树丛里有东西影子似地一闪，原来是一只被他们说话声惊走的小鹿，小鹿跑走之后，接着是索索的干叶声，渐渐地又消逝到无边的寂静里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诗：
叶干闻鹿行
这时候，季羡林一下子遇到了知己。他平常就喜欢浏览，积累了不少旧诗词知识，再加上前些日子又刚听了两位德国诗人念诗，自己蛮有一套对文学上的许多派别和几个诗人的看法，平时难得解人，便一直闷在心里。在这小小的山林里，章用很愿意听他讲诗，于是便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时候，季羡林往往很高兴。
看了他点头赞成的神气，我的意趣更不由地飞动起来，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连自己也忘记了。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走到城边，就看到西面山上一团紫气，不久天上就亮起星星末了。
这片山林，成了季羡林撷趣的最好场所，林子和章用，使他忘记了平日的孤独。
除了章用以外，哥廷根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其中龙丕炎（范禹）是冶金学的，曾把梵文语法书赠送给季羡林，另外还有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楠等。
一到星期天，他们几个留学生便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地上去会面。这里的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还有参天的古木。草地东边就是一座山，山上树木繁茂，一片大森林长宽各有几十里。山中还有一些名胜古迹，有名的俾斯麦塔，就高踞于山巅之上。登临到塔顶一望，全哥廷根城尽收眼底。周围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是为风景区的游人建造的。几个异国青年学子，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就经常登山游玩，闲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这样的时候，季羡林往往也忘记了孤独。
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
四、哲学博士
1．紧张的学习生活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羡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羡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羡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是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季羡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要学得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羡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法西斯气氛越来越浓。但在季羡林初在德国的这两年，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比较繁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所以只要有钱，什么东西还都买得到。在这两年里，季羡林的生活还是相当有规律的，过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六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
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20周，梵文上课时间是八十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羡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19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学期，季羡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那罗传》虽只是神话，但它的首尾完整，可以单独成篇。故事的男主人公是那罗，他身为尼奢陀国的国王，通过天鹅传信，与毗德尔跋国的公主达摩衍蒂相爱。按当时习俗，公主举行选婿大典，她没有选天神而选了那罗为婿，结为百年之好。结果得罪恶神，恶神就一直附在那罗身上，伺机陷害他们。由于恶神作祟，那罗在赌博中输掉国土，夫妻分离，天各一方。那罗在森林中救了蛇王，蛇王为报恩，咬了那罗一口，使他变了形，然后送他一件仙衣，以便以后穿上能恢复原形。后来，他去一个国王那里当了车夫，精通了赌术。达摩衍蒂被父王找回后，立即派人寻找夫君，夫妻团聚后，那罗利用赌术赢回失去的江山，重新为王。梵文原著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朴素流畅，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刻画了国王责任至上的好丈夫形象。所以此故事是印度梵文文学中的名篇佳作。
而《云使》是印度梵文古典文学中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篇长篇抒情诗，有一百一十五节，写了一个夜叉小神因迷恋新婚娇妻，致使主人财神俱毗罗的花园被野象捣毁。主人罚他流放南方一年，他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罗摩山。八个月后，夜叉小神乘雨季来临之际，托往北飞去的雨云带信给娇妻，告诉她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去和她团聚了。诗人迦梨陀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云经过之地的自然美，用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他那为离愁所苦的娇妻的憔悴容颜。全诗凄恻缠绵，想象丰富，感情深沉，比喻奇妙，是梵文古典抒情诗的杰出典范。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2．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八年，希腊文要学六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羡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羡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羡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1936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羡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羡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羡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羡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羡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羡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羡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羡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作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羡林回忆说：
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
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
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应该说，瓦尔德施米特起初有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妇二人，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这位学者家庭的气氛显然有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夫人不大爱说话。
有一段时间，季羡林帮助教授翻译汉文佛典，因此而常到他家里去，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饭后再工作到深夜。餐桌上，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人讲话，安安静静的。季羡林记得，只有一次，教授笑着对儿子说：“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
但是，幸福的家庭并没有维持多久。二次大战一爆发，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兵源不足，教授也被征从军，成为一个什么军官。不过，这时，他还能享受到一点探亲假。后来，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被征入伍，且不久就在北欧的一个国家阵亡了。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但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再刚强的人，失去独生幼子的伤心之情，也是可以想得见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害死了他的独生子，但他在季羡林面前却从来没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他谈到此事。只是本来就活泼不足的家庭，从此便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
教授被征从军以前，预订了哥廷根大剧院冬季演出的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陪夫人去观看演出，就委托季羡林陪夫人去观看，每周一次。每到有节目的那天，季羡林吃过晚饭，便去接师母去剧院。剧院的节目，有时候是歌剧，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演员或来自外地，或来自国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剧场里仍是一片升平祥和气象：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但是一出剧院，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之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许一缕光线存在。就在这昏天黑地之中，季羡林要摸黑，走很长的路，把师母送回在山下的家中。然后再一个人回欧朴尔太太的家。他一个人在深夜回家，万籁俱静，走在宁静的长街上，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不禁想起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自己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股股乡愁不断地袭上他的心头。
3．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羡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这种时候，季羡林的思乡情结越来越浓，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面影不时在梦中出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尤其是母亲对宁大婶说过的那句话：“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每当想到这句话，他总感到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袭击着他。他也经常想到叔父，出国的时候，叔父已经失业，家里的生活该会如何打发呢？他又想到叔父续弦新娶的婶母，她对叔父如何？对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会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华，她已到三十岁，年纪轻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儿，一个两岁的儿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一想到这些，他出国前从济南到北京之时，全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现在眼前，此时，亲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大门口翘首盼望自己回去了。他真想插翅飞回到亲人的身边。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羡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好朋友章用因国内家庭经济出了问题，先期回国探听消息，留下章用的母亲一人。章伯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丈夫章士钊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自己又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后来落魄了，还不忘自己的“官家”身份，张口闭口总是“我们官家如何，你们民家如何”。季羡林曾跟她来过一次恶作剧，故意提高声音问她：“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老太太居然觉察不出年轻人的“险恶用心”，继续“官家”“民家”地嚷嚷个不休。可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季羡林就与龙丕炎（范禹）承担起照顾老太太的责任。
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饭，而每天见面时，老太太总要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这样的话，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惯例。季羡林也已摸透了她的脾气，她连气都喘不上来要告诉的“大事”，都是芝麻小事。因为她崇拜英国，崇拜英语，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甚至连英国人的傲慢和偏见，她也样样俱全。她厌恶德文，不肯认德国字，结果在德国住了六七年，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也不想说。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能谈的话题实在有限。所以她说的“大事”，往往也就离不开章士钊。她谈到，章士钊虽贵为总长，对待妻子，仍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为她开车门，走路挽她的胳膊，而且满嘴用英文喊“亲爱的”不止。章伯母自己也如坐在云端里，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后来，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顿觉自己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落下来。适逢章士钊下了台，夫妇同三个儿子都来到哥廷根。后来，章士钊自己回了国，大儿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读，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就读，二儿子章用和她自己则留在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六七年。
所以，季羡林已不在乎会有什么“大事”。他们天天吃过午饭之后，便送老太太回家，在章用不在的日子里，天天如此。
后来，章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老太太也必须回国。季羡林和龙丕炎又帮她收拾房子，办理护照，买车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团。季羡林感到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也没忘记“官家”身份，她照了像，让两个年轻人帮她挑选“标准像”，好回国送给新闻记者。
就这样，季羡林终于送走了章伯母。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回国团聚，自己则只能留在哥廷根。
哥廷根！到底还要呆多久？
4．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羡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年轻学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羡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季羡林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羡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羡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羡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但是，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羡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羡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羡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羡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羡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羡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5．确定博士论文题目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羡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在1938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羡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博土论文是博土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作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羡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当时，季羡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作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羡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祇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佗”，也译“伽佗”、“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佗”，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佗”。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槽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语的成份，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羡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
这位退休教授，平常即为季羡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这将在下文里有所交待。
6．获哲学博士学位
季羡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份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
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羡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9月13日，季羡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羡林口试答辩的日子。他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光想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他起来吃了早点，又慌乱地看了一阵书。
九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十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口试一直进行到十二点才结束。季羡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羡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七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十点半告辞回家。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羡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四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这样，季羡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941年。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羡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羡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真实地这样披露出来：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
季羡林就这样真实而坦然地剖析了自己的动机，没有做作，没有冠冕堂皇，一点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空洞的说教。使人读来感到那么真实、自然，又亲切。在潜移默化之中，灵魂却可得到升华，情绪可得到感染，不得不以他为榜样，来鞭策自己上进，做一个学习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