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国文课，遇到问题本来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季羡林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老教师的眼中，这位年轻人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处在敌对的位置上了。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即使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绝不会告诉他的，这就是“同行是冤家”的深意所在。
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羡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去这么做。
老教师因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羡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一个老教师面授机宜，告诉季羡林：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被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个字。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了。季羡林实话实说：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就颇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羡林大五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老少。有一次，他对季羡林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既有威胁，也有嘲笑，更有挑衅。季羡林心里想，你比我大五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是要当下去的，师生的位置是不能换的。
就是这样，也还难免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当时的济南高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人可能不算很难，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山东民国日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留夷》，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至于和一般教师，关系也很融洽。160块大洋的工资足够花，于是每周都要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同事之间谁也不会吝啬，感情也容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生活过得是蛮不错的，周围的处境也相当好。
3．提心吊胆
季羡林在济南高中如履薄冰般地备课、教课，总算在业务上立住了。
但是，宋还吾校长邀请季羡林来这个学校，绝非仅是为了教教国文，还要让他当他的客军，助一臂之力。因此，入校工作后不久，宋校长便授意季羡林，让他组织济南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对于这一方面的苦心，季羡林虽涉世未深，但是很容易就觉察出来了。可惜他没学会这方面的本事，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既不会吹牛拍马，也不愿陷于这种帮派中。结果是同学会没有好好活动，没能帮上宋校长的忙。
看看其他教师，有一些人可能也有自己的烦恼。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吆！但是，季羡林也看到，颇有几位老师整天价满面春风，十分愉快。这些人自然是混得不错的，究其原因，别人嘴里的风言风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某某人请校长吃饭了。显然这些人已经加入了校长的“圈”，成了圈里人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您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没有办法，季羡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有保持沉默和安静。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安静”上了。
宋还吾校长已经注意到季羡林的这种安静，并直言不讳地对别的老师说：“羡林很安静！”“安静”这两个字，局外人不会理解其深意所在。而季羡林心里却清楚，他到了学校之后，虽然在别人的帮助甚至是“牵引”之下，把济南高中毕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了，还被推选为主席，但是从来没搞过什么活动，来具体支持宋校长，壮大其声威，这当然与宋校长的初衷有违。老谋深算的宋校长，表面上不露声色，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待季羡林，但这有意与无意之间说出的“安静”二字，却是宋校长深思熟虑的结果。宋校长逐渐发现，在季羡林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他不愧是北大国文系的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这“安静”二字，其用心之良苦，境界全出，真是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而季羡林心里明白，自己的饭碗，就与这两个字有关。他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场。
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进一步给季羡林提示了“安静”二字给他的是一种巨大威胁。这是一学期过后，寒假将至，济南高中一位教物理的河南籍教师，因为原有教育厅的一个科长靠山支持，得以在这里任教。但这位科长垮了台，他也就失去了靠山，按照惯例，这位教师自然要卷铺盖走路，要被解聘。宋校长对此事已有所闻，但佯装不知，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师屋里，表示挽留，动情时甚至声泪俱下，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他“共进退”。季羡林毕竟涉世不深，原先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可是看来看去，他已看不出真假，完全被校长那种真挚的态度所感染，也就自动地跳出来帮助校长挽留这位教师。这位物理教师毕竟阅历深一些，他始终也不为校长的“共进退”所动，还是卷了铺盖走路。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他的继任人选已经安排好了。
人情世故之复杂，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4．为“拿到了没有”焦虑
物理教师被解聘，使季羡林长了一番见识，他在心中暗暗责备自己的糊涂。同时，心中也不禁不寒而栗，谁知道哪一天自己也要与校长“共进退”呢？
为此，季羡林情绪低沉，随时担心会被校长“炒鱿鱼”。在紧张的心情之中，过完了执高中教鞭的第二学期。夏天来了，更为紧张的时刻也就来了。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实际上，季羡林这时的镇静只是强装出来的。他心里的滋味同前一年大学毕业面临择业时是一样的。见了别的教师，不禁也要窃窃私语地问上一句：“拿到了没有？”他特别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只去接近那些神色仓惶的人。他与这些人大有同病相怜之感。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木槿花还在开着紫红或白色的花，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卵形而三裂的大叶子。玫瑰花也开得正旺，一丛一丛的，煞是好看。池塘里的水浮莲，也开出黄色的小花，倒卵状楔形叶片，昂立在水面上，长而悬垂的根须清晰可见。正可谓“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漫步之时。但上中学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甚至身边优美的园景都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惟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5．离别济南高中
这一年，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初尝了人生的艰辛。他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被“炒鱿鱼”，还不如主动离开这里。
但是，怎样离开济南高中呢？
这时候，别人出国留学的消息，不时地传入季羡林耳中。他忽然想到，在留学热中，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因为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无份之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脸流汗，没想到此时却轮到自己浑身发抖了。他遥望着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觉得自己，只是人间凡夫，与出国留学镀金者相比，“更隔蓬山千万重”了。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三十块大洋约等于今天人民币六百元。德国一百二十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八百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次机会，对于一心想离开济南高中的季羡林来说，就如同是凭空送来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管是否能获救，他却非抓住不可了。
得到这一消息，季羡林喜出望外的心情就不用细说了。他立即通过母校清华大学报了名，当时出国留学由学校审核通过即可。季羡林在校期间主修德语专业，四年的成绩全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通过。
消息传来，季羡林没想到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愿望就要实现，着实狂喜了一阵子。但是狂喜之后，他开始考虑现实的问题：由于叔父失业造成的家庭经济状况濒于破产，而且家中叔父、婶母、父亲，妻子彭德华、女儿婉如、幼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一百六十块大洋还可以维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想到这些，他又忧心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官，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全家的讨论。出乎季羡林的意料，他竟然得到了叔父和全家的支持。全家表示：他们咬咬牙，不就是两年吗？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叔父是一个知书达礼之人，极为重视家庭门第观念，他下功夫培养季羡林，就是要让他为祖宗门楣增光添辉。这种观念，其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人们把小学毕业看做秀才，高中毕业看做举人，大学毕业看做进士，而留洋镀金则属于翰林一流，而且还是洋翰林。现在，一块金光闪闪的洋翰林牌子马上就要挂到季家了，这样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马前桃花马后雪，
教人怎敢再回头？
下定了决心，出国的事也就定了。当时的心情，季羡林后来形容说：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也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
消息传到济南高中，校园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宋还吾校长一改认为季羡林安静的态度，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位校长，表现出异常的殷勤，听说费用不很足，亲自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希望能让教育厅给点资助。但是，不善交际的季羡林又被“安静”害了，结果是空手而回。校长虽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热情依旧，又是勉励，又是设宴送别，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回济南高中与他共同工作。
而教师同事们，则又是一番激动不已。同事中有的原是他的老师，有的是他的同辈，但年龄都比他大很多。他们都为这位“洋翰林”表示祝贺。年轻一点的教师，则非常羡慕季羡林。他们对出国留学，早就望眼欲穿，但苦于自己没有办法。现在看到季羡林得到这样一个天赐之良机，洋翰林指日可待，宛如蛰龙升天，自然又是羡慕，又是祝贺。季羡林确有点飘飘然了。
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马前桃花在召唤他，远看是那么鲜艳，但是走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未知数又摆在了季羡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