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临选择：上北大，还是上清华？
1．告别高中
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了两年，中间因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而停学一年，又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季羡林终于结束了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几年前，从新育小学毕业时，季羡林曾因为幼无大志，而不敢报考山东中学的拿摩温——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初中毕业时，仍然是胸无大志，所想做的，也只是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但到了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在王寿彭的刺激之下，季羡林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而且，他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文艺理论书籍以及散文名篇。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所写的文章，被胡也频这样的名作家看中，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只是由于胡也频被捕而未能正式发表。但无疑已经由此而刺激起季羡林的创作欲望。他对周围的一切，开始注意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从这时起，他已认识到，在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对这些常见的现象他都深入体会，体会出许多动人的涵义。他还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蜜蜂，酝酿再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他不断地能找到刺激，引起激动，形成新鲜的印象，也就使自己的灵感保持一种常有常新的状况。可以说，高中阶段的这几年，是季羡林一生中相当关键的一个阶段。
用一句伟人的话来说，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季羡林面前，肯定会有一个美妙的前程。平时的偶然之花，将结出必然之果。
季羡林充满自信地告别了高中。
2．到北平考大学
这一年是1930年，季羡林十九岁。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季羡林和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八十多位同学，联合进京赶考。
当时北京还叫北平，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多，但还是五花八门，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立的，纷然杂陈。当时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孔教大学、北京弘达学院，教会大学有美国基督教会在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等等。
这些大学教育水平、质量极端参差不齐，因此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样。其中最受垂青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个大学是齐名的国立大学，全国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自然也就成了龙门，门坎高得怕人，一般人很难跳过这个龙门。往往是几十个人才能录取一个，被录取的考生金榜题名，小鲤鱼也就成了龙。
季羡林有一个山东老乡，去北平报考北大和清华，已经有五次了，次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是第六次，又同季羡林他们来报考，结果又是榜上无名。他受刺激太大，几乎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转悠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从此，他终于断了大学梦，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不知所终。
季羡林是第一次进北京。他从一个省会城市来到这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大都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他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的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着来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做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
季羡林坐着洋车进了北京城。据说，坐这种人力车，不能把背紧靠在座背上，以免惹上能传染伤寒病的虱子。在外国人看来，这种人力车实为马车，因为乘人力车看起来似乎你也在驾驶它。人力车夫希望你乘车，他们可以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车费养家糊口。车夫之间的竞争及无组织，使车费低微。这都是由于中国的过剩的劳动力所致。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就是这种人力车夫的生活。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祥子虽然正直善良，勤劳俭朴，以顽强的意志和生活搏斗，但他三次买车，三次失败，最后家破人亡。老舍先生思索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笔尖口能滴出血与泪来，真实地将祥子的悲剧再现在读者面前。只是这部小说在季羡林初次进北京时尚未发表，对人力车夫，季羡林也就没有太多的感受。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进了北京。
3．高考照样潇洒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对于每一个参考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关过得好，以后的一生可能比较平坦，没有大起伏，没有大动荡，最起码，饭碗是不会成大问题了。在这样的时刻，考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就是可以想象的了。而季羡林和绝大多数考生不一样。他成竹在胸，没有一丝一毫高考前的紧张。
高考中的季羡林，照样潇洒！
在公寓住下以后，他睡下去。他并没有睡得很熟，他做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梦。
窗上刚有点发白，他就起了床。这时候，他的心已不像初进北京时那样迷惘，已经安定了一些。他开始对周围进行观察，发现住的是间北屋，屋前的小院里，有不小的一缸荷花，缸四周错落地摆了几盆杂花，其中有一棵仙人球，马上要开白色的花。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注意。很快，他的目光转到靠墙长着的一棵枸杞树。
这棵枸杞树，长得已经高过了屋檐，枝干苍老而钩曲，像千年的古松，树皮皱巴着，黝黑的颜色，有几处已经开了裂。
他在故乡时，听人说过，枸杞树是长得非常慢的，很难成长为一棵树。现在在自己面前，居然有这样一棵虬干的老枸杞树，真像做梦似的。
他不解地问公寓的主人，这枸杞多大年龄了？公寓主人渺茫地说：他初次来这里开公寓时，这树就是这个样子，三十多年来，没有多少变化。季羡林更感到惊奇了，他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苍老的枝干，又注视着接连着树顶的蓝蓝的长天。
就在这骄阳似火的高考季节，考前的几天，他复习功课感到疲乏，便到这棵枸杞树下，寻找自己的感觉。
在细弱的枝条上，蜘蛛结着网，间或有一片树叶儿或苍蝇蚊子之流的尸体粘在上面。在有太阳或灯火照上去的时候，这小小的网也会反射出细弱的清光来。倘若再走近一点，你又可以看到有许多叶上都爬着长长的绿色的虫子，在爬过的叶上留了半圆缺口。就在这有着缺口的叶片上，你可以看到各样的斑驳陆离的彩痕。对了这彩痕，你可以随便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地图，想到水彩画，想到被雨水冲过的墙上的残痕，再玄妙一点，想到宇宙，想到有着各种彩色的迷离的梦影。这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这小的叶片上呈现给你。当你想到地图的时候，你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小的黑点，算作你的故乡。再大一点的黑点，算作你曾游过的湖或山，你不是也可以在你心的深处浮起点温热的感觉么？这苍老的枸杞树就是我的宇宙。不，这叶片就是我的全宇宙。我替它把长长的绿色的虫子拿下来，摔在地上。对着它，我描画给自己种种涂着彩色的幻象，我把我的童稚的幻想，拴在这苍老的枝干上。
原来季羡林从这古老的枸杞树干上，叶片上，找到了自己的故乡，找到了自己的宇宙，找到了自己的全宇宙。这种联想，使他在离开故土以后，一看到类似故乡的东西，一棵海棠花，一株夹竹桃，甚至一盆水仙花，马上就能想到故乡，想到母亲。这种故乡情、爱国心，在童稚的季羡林身上，已经开始养成了。
傍晚，一切角隅都为黄昏占领了。这时，季羡林便约了几个同来赶考的“举子”，走出公寓，到西单一带去散步。
穿过花市，晚香玉在薄暗里发着幽香。季羡林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读过的一句现代诗：“黄昏里充满了木犀花的香。”他觉得很美丽，虽然他从来没闻到过木犀花的香，也明知道现在闻到的是晚香玉的香，但是他总觉得他到了那种飘渺的诗的境界。
逛完了西单，在淡黄色的灯光下，几个“举子”摸索着走进了幽黑的小胡同，走回了公寓。
晚饭之后，季羡林坐在窗前复习预备考试的功课。这时候，又有大头尖尾的绿色小虫，在玻璃窗外有所寻觅似地撞击着。一会儿，一个从窗缝里挤进来，接着又一个，又一个，成群地围着灯飞。“玉米面饽饽！”戛长的，带点儿颤动的声音，从远处的小巷里越了墙飘过来，季羡林捻熄了灯，一边和蚊子、臭虫斗争着，一边慢慢地睡去。静静的夜里，仍然做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梦。
成竹在胸的季羡林，高考中仍然这样潇洒！
4．鱼与熊掌，何去何从？
高中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季羡林不像其他考生那样苦煎苦熬，而是非常潇洒地度过了考试关。而且，他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他只报北大与清华这两个国立大学，而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了七八所大学。季羡林当时非常有信心，他几乎是本能地只报北大、清华，而不报别的学校。
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没有特异之处，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则非常奇特，他至今记忆犹新。
北大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当时考生们都手足无措，这哪里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
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据说与往年一样的，是另外加一段汉译英。这一年的汉译英内容是：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原来是五代时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阙，下半阙未入选：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这样的半阙词，对一般高中毕业生来说，确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不用说译成英文，就是译成现代汉语，也绝非易事。
而且，在英语考试中，出乎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语听写。
济南高中英语教学从来没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学生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季羡林因为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听写时，老师念了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他大都写对了。但有一个单词suffer（经受，忍耐），由于临阵惊慌，听懂了，却没有写对。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对付不了北大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
结果，这次高考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录取，而是同时几所大学都可以录取。比季羡林早一年高考的乔冠华，是1929年在上海报考大学，他报考的是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乔冠华两个大学也都考取了，后来选了清华大学。乔冠华似乎容易做出选择，因为清华大学比武汉大学名气大多了。
但是，到季羡林这里，选择却成了难题，北大与清华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他挠头的问题，一番艰苦的思考开始了。
按理说，北大和清华各有其优点。北大建校略早几年，建于1898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以后，北大一直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且养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北大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对这两所大学，季羡林认为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季羡林对清华的印象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后来成为季羡林同学的胡乔木，也在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他入的是物理系，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时，吴有训总要与他们谈话。吴有训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作为物理系的系主任，给他出主意说：“文科学生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这样，胡乔木就从物理系转入文科，本想进国文系，但由于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余额，于是胡乔木进了历史系就读。
季羡林后来的另一位同学乔冠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清华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科、理科。乔冠华选了国文系，但到了第二年，发现哲学系的课程更少，每天讲课只有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书时间更多，于是转入哲学系。
对这样的民主气氛，季羡林心向往之。当然，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他向往的。所以，季羡林在选择面前为难了。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就这样，季羡林进了清华园。
二、水木清华
1．充满诗意的清华园
考入清华大学，从西城的那个公寓，移住到清华园来，季羡林被清华园的美丽景色陶醉了。他对清华园的印象是这样的：
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春天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远处看，红红的一片火焰。夏天里，垂柳拂着地；浓翠扑上人的眉头。红霞般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冬天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在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这一切颜色：红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幻成一幅绚烂的彩画。我做着红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样颜色的梦。
在校园内西隅湖畔，有一个“水木清华”轩，殷兆镛写了一副楹联：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山居
“水木清华”由来已久。早在古代，文人们便用“清华”形容清美华丽，如《晋书·左贵嫔传》上说：“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谢叔源（混）的《游西池诗》说：“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昊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这是“水木清华”的最早出处。《南史·隐逸传》也有“岩壑闲远，水石清华”的句子，都是在清美华丽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清华”一词还有引申意，从物之华美，扩大到人之清高显贵，如《北齐书·表聿修传》：“聿修少年平和温润，素流之中，最有规检。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时望多相器待，许其风鉴。”
于是，建于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的清华学堂，便出尽了“清华”的风头，使“清华园”这名称充满了诗意。对这充满了诗意的清华园，季羡林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它：
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它的自然风光又是无限地美妙。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里的青草从融化过的雪地里探出头来，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月之夜，散步荷塘边上，充分享受朱自清先生所特别欣赏的“荷塘月色”。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
当时的北京市不像今天规模这样大，今天的北京大学那时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清华和燕京都是在北京市的郊区。据20世纪3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著名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先生回忆，当时他住在西总布胡同21号，每星期有三个早晨要在黎明前即起身，以便能赶上去清华的银蓝色公共汽车。费正清在自传中，追述了他当时在去清华路上的感受：
公共汽车上的乘务员堪称是胡来上尉，有时他们搭载的乘客远远超员。他们中有圆脸上满是胡茬的司机，有小巧玲珑的售票员，有主管钱和车票的高高大大的管账员，还有坐在那儿无事可干的人，他们或许是初学开车者，或者是长官的侄儿。
汽车轰隆隆走在哈德门街上……在东单牌楼向西转，我们便走上了故宫前宽阔壮丽的大道。汽车对那些在街上弯弯扭扭行车的人力车和似乎是聋子的行人大声发出“嘟、嘟、嘟”的警告，汽车如同特别快车穿过横在街上的一道道城门洞。
到清华的路是华北的主要道路，从北京城内到颐和园，它一直可通到西山。晨曦中的西山色彩、形态变化多端，有时山上可看到雪，如同喜马拉雅山，有时看上去它距你竟那么近……我们通过一段两边大约有一里宽的平地，远处的一端是驻扎在颐和园的兵营……在这块平地上，每天早晨都有士兵操练，看上去像是滑铁卢战役的再现……一块块深色方队在我们的视野中来来去去行进着。
从费正清所说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四周基本上还是一片旷野。
2．“拖尸”
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个关口是要过“拖尸”关。“拖尸”是英文toss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里边对新生进行“拖尸”。具体做法是：几个长得壮实的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就算是完成了手续，很像《水浒传》中的杀威棍。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果然，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随时等候入水者。
按照惯例，新生入学，男生们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季羡林很自然地随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这一关的考验。但是，正当他要轮到被“拖尸”时，老生中有个叫许振德的人，是山东老乡，又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站出来为季羡林保驾，使他没有被“拖尸”。后来，季羡林才意识到机会难得，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被自己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所以至今想来，他还颇以为憾。
季羡林认为“拖尸”是清华大学校风清新活泼的表现。他在回忆中说：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
这种“拖尸”，仅限于在男生中间进行。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接受美国的庚子赔款，且有许多外国教授，但男女之间的防线还是非常牢固的。男女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英才，但是气氛是平静而严肃的，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接触很少，而且女生与男老师之间的接触也非常少。费正清有一段经历，对此是最好的说明。
我有了与学生们正常接触的时间，男孩子们很高兴与我谈他们自己的事，但女生很少来。第一位女生来找我时，我习惯地把门带上，她显得非常窘迫。后来有人提醒我，仅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时，一般应把门半掩着。如果把门关上就很可能意味着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她很可能会被加上让人不能容忍的恶名，她会因此整日里遭到人们的谴责和非议，甚至上公共厕所也不放过。
这就可见，即使在民主气氛最浓厚的清华大学，男女之间的防线也是非常严格的。费正清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为我们提供的这方面的记录，恰恰是习以为常的中国人，一般都不大容易注意的，所以显得珍贵。
3．学业
清华学堂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正式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由于有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究其原因，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自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很少，而且，即使是中国教授，也全用外语授课。这对于新生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季羡林在考上清华以后选择系科的时候，却有过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理科的数学或经济。可是，季羡林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是没有学过数学，所以在高考时数学成绩只有4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或是经济，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自然，他想学数学或经济的愿望，只能落空。在经过一番冲动之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选择了对新生文科学生吸引力比较大的西洋文学系。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给季羡林教课的主要老师，教大一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教课的水平不低，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再也不敢问他问题。教他们大二的是毕莲（miss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语的是一位华兰德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石坦安（vondensteine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杨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c、d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也脆弱了。
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反应不过来，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致使学士论文也是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人陈作福，他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用直接教学法教学生，但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季羡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再听了。这门课，他只学了一些单词和几句话，便结束了第一次学俄语的过程。
另外的几门必修课，老师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教英文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古典语言她一点都不懂。第二学期，换了课本，第一堂课讲乔叟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上下去，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却不可靠。原来原著他没读过，连译本都没读几本，只是抄了一些别人书中的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他却成为清华当时的名教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过业，但肯定在本国当不了大学教授，有的可以作大学助教，有的可以作中学教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中国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拱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大本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人帮自己翻译中国古籍，结果书出版时，译者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在本国的大学当了汉学教授。在清华，这些非正途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
4．获益于选修课
四年大学的必修课，季羡林觉得收获甚微。而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朱光潜先生开的“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对这一门课的印象之深，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朱光潜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在清华大学是兼课。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于1925年在国外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1933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大概三十四五岁。
朱先生在清华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而且，朱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实用的态度不相同，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
陈寅恪先生在东京上高中，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学习，精通梵文、巴利文和东方古文学。1925年回国后，即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被清华聘为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陈先生讲课与写文章一样，特别重视资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罗列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评断，如剥春笋，愈剥愈细，最后画龙点睛，点出要害。到了此时，读者往往会豁然开朗，或者小吃一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人们会想：“原来是这样子呀！”顿时得到一种解悟甚至顿悟的快感。陈先生在讲课时，往往也重用这种办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资料，然后再开讲，根据的就是黑板上的资料。学生们得到的感受，同读他的文章完全相同。
陈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慧能的基本主张是佛性为人心本有，万法尽在人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他认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别有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