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清华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非常完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余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羡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季羡林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想不到40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和她谈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振铎）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有意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尚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季羡林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课，水平都很高，至今让他忆念难忘。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5．广泛的兴趣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学习兴趣相当广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在专业课方面，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德语学了整四年，但是，最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语写，而是要求用英语写。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是《theearlypoemsofh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ecke）。他本人当时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继续写作散文。他相继写成《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多篇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年》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本来已经准备编成一个集子，定名为《因梦集》，郑振铎先生准备编入由他主编的一个丛书之中。后来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来得及编成。这些散文中有几篇，后来编入《季羡林散文集》。
除了散文创作，季羡林还从事翻译。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正式发表了，尚有一些没有发表。季羡林在清华时的兴趣还表现在对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他与西方的“纯诗”观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纯诗观主张废弃韵律，季羡林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的话，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诗”。即使印度泰戈尔主张废除韵律的观点，也没能说服他。当时，他最喜欢的西方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人。魏尔兰对于“纯诗”的主张是：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种观点符合季羡林当时的口味，只是后来他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怀疑现代的“艨胧诗”是“英雄欺人”，是以艰深文饰浅陋。因为文学艺术是要人了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了解，那么文学艺术还有何用？除了所谓“纯诗”，他还喜欢英国诗人的所谓“形而上学诗”。
对于中国文学，季羡林仍喜欢六朝骈文，唐代李义山、李贺，宋代姜白石、吴文英，这些都是唯美主义的，讲求辞藻的华丽，这些诗作和骈文，至今仍在影响着季羡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梵文。由于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他对梵文的兴趣。但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不开设梵文课，也没有其他人教梵文课，所以此时是空有兴趣，而没能开始学习梵文。这个愿望后来到德国留学期间实现了。
由于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小学、中学贪玩的兴趣减弱了。四年大学期间，北京那么多的古迹，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尽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但他却很少去光顾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有一次，好不容易腾出点时间，与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头下，跑过许多条窄窄的灰土街道，到祟效寺去看过一次牡丹，因为已经错过机会，到了以后看到的只是满地残英，这对于特别喜欢赏花的季羡林来说，太过于残酷了。尤其是，季羡林在济南时那么喜欢海棠花，在北京却很少能看到，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几乎没有春天，最初还是残冬，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再一看，树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芽，天气陡然暖起来，春天没来就进了夏天了。
6．政治活动
季羡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期间，虽然发愤读书，兴趣全在各种知识的获取，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是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人。
当然，季羡林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起初，刚入大学的时候，季羡林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安静的清华园内，国共两党在学生中的势力也有激烈的斗争。与季羡林同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一边在历史系读书，一边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于1930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胡乔木和吴组缃等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传革命。胡乔木本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在学生洗脸盆里塞上传单，就是出自于他之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乔木去西洋文学系找到季羡林，动员他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季羡林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就等于爱国，加上胆小怕事，他没敢答应。只答应到由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稍后，国内政局更为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本侵略者已兵临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也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可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致使日军在9月19日即侵占沈阳，接着又分兵侵占了吉林和黑龙江等省。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华大学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读高中时就对国民党官员没有好感，更加上国民党杀害了他的老师胡也频先生，他对国民党群魔乱舞的统治十分痛恨。此时，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季羡林便毫不犹豫地随清华同学，先是在前门火车站卧轨、绝食，而后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羡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没想到，学生们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却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最后是铩羽而归。
对于清华当时的政治分野，季羡林回忆说：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后来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的翁文灏，这时他的思想还算开明，手里拿着左派学生的名单，一个个叫来谈话。翁文灏叫来积极组织学生活动的胡乔木，对他说：“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了，会把戏台搞塌的。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
翁文灏的话，并没有起作用，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虽然离开了仅读了一年书的清华这座戏台，但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去担任角色了。其他同学，自然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爱国政治活动。这正如季羡林后来所说的：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可以说，季羡林在清华时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爱国为主线，谈不上是积极参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高中时期他曾为“革命”所动，写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一篇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本来准备在胡也频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三、师与生
1．师生之间
清华大学的门槛很高，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教授。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
学生中经济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季羡林家几乎是贫农；他在清华上学期间，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为筹集学费和膳羹，要颇费一番苦心。由于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还不算多，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四十元学校并不使用，在毕业时，学校把所收的学费如数再还给学生，做他们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也不收住宿费，每月膳费只收六块大洋，顿顿有肉食可吃。即使这样，季羡林家父亲务农，叔父当河务局小职员，对这样的费用还是开支不起。季羡林的老家清平县，本来是个极贫穷的县。但因为季羡林是惟一的国立大学学生，县里便把他视为“县宝”，每年都提供给他一笔奖学金，补贴他五十块大洋。没有这一笔奖学金，他恐怕很难念完大学。另外，季羡林还写点文章，得点稿费，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能减轻一些。所以，季羡林的大学生活是颇为拮据的。
虽然有这样的鸿沟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和教授开玩笑。季羡林回忆说：
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第二个玩笑是和吴宓先生开的。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
高兴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就把自己新写成的旧体诗印发给学生，《空轩》十二首，就是他发给学生的。这十二首诗，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确切地指什么，学生并不清楚。学生们只知道，他当时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他在追求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诗中有一句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于是，引得编《清华周刊》的秀才们，把这些旧诗译成白话，刊出一首七律今译，与吴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又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吴先生则一笑置之，不以为忤。直到现在，季羡林还记得这首七律的前半阙：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下半阙的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简直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开吴宓追求女孩的玩笑。
学生们同俞先生、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们觉得好玩，威严方正的教授们也不以为忤，无形之中，就填平了师生之间原来存在的鸿沟。
但是，有一种鸿沟是填不平的。有些老师的威风炙手可热。有的老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因此而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杨丙辰，则正好相反，他不是对学生过严，而是要求过松。考试时，他预先向学生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算及格，然后多答一题加十分。考完以后，这位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的试卷，学生一交卷，他随手就给学生打分，结果自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们皆大欢喜。如果有个学生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这个学生：“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给他增加十分。
教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天下，唯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能坐在讲台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有，但是少数。
老师这样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想到师生关系竟成这样的一种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2．和老师的交往
季羡林自认平生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拜访人。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拜访的老师，也只有少数的几个。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同吴宓先生接触比较多。吴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喜欢给《副刊》写点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被请到在工字厅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他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后来，季羡林离开了清华，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吴先生。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去了西南联大，北大和清华复员到北京，吴先生留在了四川，没有回北京。
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教授是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killammurphy）所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的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该塔被称为“博雅塔”。
郑先生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有大量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清华的学生们原以为燕京大学的郑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触，他们马上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
郑先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从来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们。
郑先生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装腔作势，自然更不以势压人。他从来不随便教训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有一种帮派习气，但在他身上一点都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能一视同仁。因此，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郑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刊物，按照惯例，是要找一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吸引力，扩大发行量。郑先生虽然也找过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些清华既无名又年轻的大学生，他也决不嫌弃。学生中有的人当上了编辑，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他们感到郑振铎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并世无二。
郑先生这样没有架子，又如此提携青年学生，学生们自然都愿意接近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里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郑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要奔走于北京城内城外。进城要经过长途跋涉，校车虽有，但非常少，有时候进城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郑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走路总愿跨大步，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郑先生爱书如命，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商，从来不与书商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临时手头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先留下书，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书费，实在凑不齐钱，就用自己出的别的书来对换。比方他印过一些珍贵的古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就用这些书去还债，书商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什么。
对这样一位郑先生，学生们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与沈雁冰、王统照等名家组织起文学研究会，1923年又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主编文学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国俗文学史》，并编有《中国版画史图录》。所以，在清华的学生眼中，他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学生们尊敬他，但从来不畏惧他。他们看到他偶尔坐上清华大学的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纸，写起文章来。他们便觉得他好玩，觉得他很可爱。还不免在背后常常议论他，说他的笑话，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样子，就像一只大骆驼。
和没有架子的郑振铎教授之间，师生之情却亲如兄弟，老师没有师道尊严，学生们却更为尊师爱教，这正是师生关系的辩证法。
其他老师，季羡林接触比较多的是叶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欢英国散文，正好与季羡林爱好相同。季羡林自己常写散文，也翻译散文。他翻译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p．smith）的《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而自己写的一篇散文《年》，就发表在与叶公超有关的《学文》上。但总的来说，季羡林与叶公超的关系，不如与吴宓、郑振铎那样毫无间隔，既受过他的鼓励，也碰过他的钉子。
在清华，季羡林另一个有交往的人是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喜欢读沈先生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先生。因为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季羡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就写成一篇书评，发表在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以后，他听说沈先生有点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先生，同时也请郑先生在杂志再版时，把自己的那篇书评抽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季羡林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虽然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季羡林是一个穷学生，社会地位简直如云泥之隔，但沈先生却把季羡林当做自己的知己好友。他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莱馆设盛大宴席，由胡适证婚，出席者名流如云，而一个穷学生季羡林也在被邀请之列。
3．“四剑客”的学友情
在清华读书期间，季羡林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玩，聊天。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清华园的“四剑客”。
李长之是济南人，和季羡林是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季羡林和他联系最多。有一年暑假，他们一块回到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要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要自己陪大学教授吃饭，季羡林有点受宠若惊了。在李长之家中见到老舍先生，没想到全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老舍先生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说一种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季羡林感到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通过李长之，从那以后，季羡林认识了老舍先生。
在清华的时候，季羡林同这几个好朋友经常在工字厅的临湖大厅聚谈。临湖大厅离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不远，有名的“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大厅的后边。厅很大，里边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
这里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很幽静。季羡林便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相约到这里来闲谈。当时他们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起话来，海阔天空，旁若无人。他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去臧否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就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茅盾的《子夜》刚出版时，他们几个人便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意见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季羡林否定，吴组缃肯定。大家推心置腹地争吵，实际上是在侃大山，类似于文学沙龙，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争论完一个问题，又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晚饭之后，几个好友则漫步走出校南门，边走边谈。有时候谈得兴起，忘了路的远近，甚至走得很远很远。有一次，是在深秋时分，几个人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烟，景象萧森，举目四望，竟看不到有人家。但见野坟数堆，暮鸦几点，上下辉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余晖闪熠在枯草叶上。这时，他们感到鬼气森森，赶快收住脚步，转身再返回清华园。原来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关村了。
在清华的一批学友当中，胡乔木、乔冠华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李长之后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是著名文学家。只有吴组缃和林庚，成为和季羡林一样的学者。
吴组缃是安徽泾县人，比季羡林年长三岁，生于1908年。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在经济系学了一年，1930年转入中文系，由于志同道合，与季羡林成为好朋友。吴组缃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成为30年代文坛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进北京大学工作至今。他和季羡林成为终生来往的好朋友。他的贡献在中国文学领域，《红楼梦》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都是很有影响的。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西柳绿》、《鸭咀崂》都是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中《一千八百担》与季羡林写的丁玲《母亲》的书评，都是刊登在由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4．孤独的宿舍生活
季羡林由于六岁就离开母亲，一直有一种孤独感。虽然在济南时叔父、婶母都像父母似地关怀自己，但始终不能代替母亲。
离开济南到清华大学读书，叔父和婶母又不在身边，进一步增加了季羡林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课堂上、图书馆里，都没有机会显现出来，在与学友的交往中，也被快乐赶跑了。可是一回到宿舍，这种孤独便袭来了。
在孤独的时候，季羡林便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
在这种心境下，季羡林回忆最多的是故乡，故乡的秋，老牛的影，田野的影，都站在他心里的一个角隅里。
灯光平流到我面前的桌上，书页映出了参差的黑影，看到这黑影，我立刻想到在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看过的远山的淡影。玻璃杯反射着清光，我立刻想到月明下千里的积雪。我正写着字。看了这一颗颗的字，也使我想到阶下的蚁群……
在不经意的时候，我常把母亲的面影叠在茶杯上。把忘记在什么时候看到的一条长长的伸到水里去的小路叠在hlderlin（薛德林）的全集上。把一树灿烂的海棠花叠在盛着花的土盆上。把大明湖的塔影叠在桌上铺着的晶莹的清玻璃上。把晚秋黄昏的一天暮鸦叠在墙角的蜘蛛网上，把夏天里烈日下的火红的花团叠在窗外草地上平铺着的白雪上……
5．为未来忧愁
穷人子弟上大学困难，等到上高年级时，又要为自己的未来忧愁了。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在课堂上、操场上，受环境熏染，还不至于太忧愁。因为清华学生一般都很用功，课堂秩序自不用说，上图书馆去看书，甚至都要百米赛跑似地去抢借书，抢占座位。清华的学生同时也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清华传统的著名游戏“斗牛”，正在热烈地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晚饭之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都在伏案苦读了。
一旦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忧愁便马上袭来。这时候，季羡林常感到寂寞像个大毒蛇，盘住了他整个的心。白天的笑声虽然萦绕在耳际，但早已恍如梦中的记忆了，这时他内心的痛苦显而易见：
我只有一颗心，空虚寂寞的心被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我看四壁，四壁冰冷像石板，书架上一行行排列着的书，都像一行行的石块，床上棉被和大衣的折纹也都变成雕刻家手下的作品了，死寂，一切死寂，更死寂的却是我的心，——我到了庞培（pompaii）了么？不，我自己证明没有，隔了窗子，我还可以看见袅动的烟缕，虽然还在袅动，但是又是怎样地微弱呢，——我到了西敏斯大寺（westminsterabbey）了么？我自己又证明没有，我看不到阴森的长廊，看不到诗人的墓圹，我只是被装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四周圈着冰冷的石板似的墙壁，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桌子上那两盆草的蔓长嫩绿的枝条，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我透过玻璃杯看到的淡淡的影子；反射在电镀过的小钟座上的影子，在平常总轻轻地笼罩上一层绿雾，不是很美丽有生气的吗？为什么也变成浮雕般地呆僵着不动呢？——一切完了，一切都给寂寞吞噬了，寂寞凝定在墙上挂的像片上，凝定在屋角的蜘蛛网上，凝定在镜子里我自己的影子上……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像是死了一样。他从这儿看到那儿，像看一个朦胧的残梦，淡黄的阳光从窗子里穿进来，造成一条光的路，又射在光滑的桌面上，但这种光却不耀眼，不辉腾，只是死死地贴在桌子上，像乡间黑漆棺材上贴的金边。看到屋外寥寥的几个看书的，错落地散坐着，使他想到月明夜天空的星星，石像似地坐着，不响也不动，简直就像死尸。他看到他们僵坐的姿势，看到他们一个个翻着的死白的眼，就像是鱼市里的死鱼，一堆堆地排列着，鼓着肚皮，翻着白眼。
这样的一种心境，完全是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而造成的。他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到了世界末日了吗？世界的末日，多可怕！以前我曾自己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生物，因了这无谓的想法，我流过不知多少汗，但是现在却真教我尝到这个滋味了。天空倒挂着，像个盆，远处的西山，近处的楼台，都仿佛剪影似地贴在这灰白盆底上，小鸟缩着脖子站在土山上不动，像博物院里的标本，流水在冰下低缓地唱着丧歌，天空里破絮似的云片，看来像一贴贴的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枯枝丫叉着，看来像鱼刺，也刺着我这寂寞的心。
无奈，他平卧在床上，让夜里柔弱的灯光流在他的身上，让寂寞在四周跳动，静听着远处传来的跫跫的足音，隐隐地，细细弱弱到听不清，听不见。隔了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晚，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不见灯光，不见一切东西清晰的轮廓，只是在黑夜里，有一棵迷离的树影，只剩了秃光的枯枝，刺着天空，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上这层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侵袭。季羡林自己也就像这枯枝一样，盼望着春的来临，切盼着寂寞的退走。但是，春什么时候来，寂寞什么时候退走呢？在这漫漫的长长的夜，在这漫漫的更长的冬，季羡林在盼望着，会有一个春天的好消息。
6．永远感谢清华
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清华大学，季羡林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里，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社会科学领域，走出了研究的第一步。
在这里，他开始笔耕，发表了处女作，即收入散文集里的《枸杞树）。它忠实地记录了他的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他十九岁离家到北京去考大学，第一次走了这样长的路，而且感到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起点。这种感觉，反映到他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所以一旦考取，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着他，使他写成了这篇《枸杞树》。这之后，他便与著名的大型《文学季刊》结下缘分，发表了不少作品。
在这里，他结识了梅贻琦、朱光潜、陈寅恪、吴宓、俞平伯、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冰心、郑振铎等名教授和学者，使他获益良多。
所以，每当回忆起清华园，春天繁花烂漫，夏天藤影荷声，秋天枫叶似火，冬天白雪苍松，以及西山紫气、荷塘月色，都让他忆念难忘。
所以，季羡林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他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自己的母亲。他对清华的感激之情，油然跃于纸上：
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的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来我要走的道路也还不会是很短很短的，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