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人生中的不完美
我已经坐了78年过山车，每一段经历我都喜欢。有时骤然坠落，比如失明和有所失时；有时欢欣鼓舞，比如获得重要的科学发现时。如果非要我选择最喜欢的一段，我会说：此时此刻。
200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一片朦胧。我想自己终究是老了，也许该去配一副眼镜了。于是我去看眼科医生。瞳孔扩大后，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视网膜，然后叹了口气，神色凝重地摇摇头说：“眼镜恐怕对你并无帮助。”他将我转给了一位专家，我才得知自己患了一种叫黄斑变性的罕见眼科疾病，并且无药可治。专家补充说，我可能会失去所有的中央视力。但幸运的话，情况也许不会那么糟。
突如其来的失明
接下来的4年里，每隔几个月我都要经历一次急剧的视力下降。每当撞到家具、被人行道上的缝隙绊倒或是几乎没法看书时，我都犹如挨了重重的一击，难以自控。但我尽最大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习惯，走路更慢一些，凡事更专心一些，将电脑上的字体放大一些，慢慢习惯了眼中的模糊版世界，越来越像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浓雾天了。
每次我会说：“嗨，我能应付。只要视力不会变得更糟，我就没事。”然而几个月之后，我的视力再一次急剧下降。我再次进行自我调适：将电脑字体放大到视力表上最大的“e”那么大；练习拄着拐杖上下台阶，规避路障。我还专门了解了针对盲人的电脑新技术。朋友和同事们不断给我打气、出主意。只要读到任何相关治疗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消息，他们都会及时告知我。可惜我这种黄斑变性直到现在都无法医治。到了2004年，我的视力跌至谷底，我完全失去了中央视力。这可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不会出现比这更糟的情况了；也可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就是最糟的情况。
在黑暗而扭曲的世界里生活，让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处理斯坦福的教学工作。我一直在修订讲义，用大号字打印出来。随着视力的不断下降，讲义的字号也越来越大。但双眼失明后，我根本没法阅读讲义，更不用说看到学生的表情，揣摩他们的反应了。那段绝望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要求继续教学，于是就辞职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因为自那以后，我就开始训练自己讲课时不用讲义。
我仍旧能靠边缘视力看到一点东西，但25厘米以外的人就没法认出来了。我必须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是谁在跟我说话，偶尔会显得很失礼：本以为是一位朋友，猛然发现自己与一个陌生人面对面紧挨着，于是两人都带着窘迫迅速退后。当四个可爱的小孙女来家里时，这份无奈表现得最为厉害，我根本没法将她们区分开来，每每想到这件事便令我伤心不已。这样的体验，加上扭曲而陌生的环境带来的焦虑，似乎令我儿时腼腆的性格死灰复燃。可我原以为自己成年后已经成功克服了内向的毛病。
以前我把失明想得太简单，以为就是视力严重减退而已，事实远非如此。我不仅看不见眼前的事物，还常常看见不在眼前的事物。有几年，我眼前会无缘无故地浮现希伯来语单词，仿佛就印在我前方的一面墙上，而且还不是祈祷书上的普通式样，而是印在《托拉》上的华丽式样，就像精美的手写艺术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timshel，意思是“你可以”。直到今天，每隔两三分钟，就仿佛有一束强光射向我的眼睛。这恼人的视觉先兆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应对技能。起先我尝试自嘲，假装自己被狗仔队盯上了，因此到处是闪光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如果我已从哥哥贾森那里学有所得，此时就绝对不能抱怨这一手烂牌，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打好这副牌。我一直试图这样行事，既没有走向否认一切的极端，也没有迈向沉迷于自我怜悯的另一个极端。像我这样的“害羞之人”，若是在飞机场或不熟悉的城市迷了路，也不得不开口求助陌生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不能浏览期刊论文，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也不好笑。但是幽默，混合着一点失调的减少，帮助我度过了最难挨的日子。一则古老的犹太笑话恰好能表达我的感受：
两位老朋友在街上相遇。“嘿，杰克，”索尔喊道，“得了关节炎和癌症以后，你感觉如何？”
“很可怕，但并不太糟。”
每次我的视力下降，自我调适的方法之一就是弱化无法再做之事的重要性（我才不喜欢参加鸡尾酒会，写期刊文章呢），同时关注自己能做之事，比如与朋友们交谈，聆听有声读物。在街上向陌生人求助对我来说已不是难事，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耐心而友好地帮助我。就算我再也没法接住棒球，甚至连球都看不到了，我还能跑。我可以一大早到海边的沙滩上去跑步，这样就不用担心会绊倒正在学步的小孩子。
盲人作家
我退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为普通读者写更多的书。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直到无力阅读和编辑自己的作品为止。因为这时一个人写作对我而言已变得十分乏味（该死的光标到哪里去了？）。以前我喜欢和同事合写，但如今自己无法阅读，就得采取更新、更多样的合作方式。我先和合作者谈论彼此的观点，并加以论证和反驳。初稿出来之后，对方大声朗读给我听。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不但有利于观点的讨论，也完善了书中的语言表达，因为聆听比阅读更容易发现错误。我建议所有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既要浏览，也要聆听，没失明也可以这么做。通过这种方式，我和两个儿子——哈尔和约书亚，合作修订了三遍《社会性动物》。
我失明之后尝试写的第一本书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tarris）合写的《谁会认错》（imistakesweremade：butnotbyme/i）。卡罗尔是心理学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竟也惊喜地发现口语交流对提高作品质量大有裨益。这本书对我意义非凡，它是向我的挚友和导师利昂·费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极不情愿地阅读了《认知失调理论》的手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费斯廷格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却毫无兴趣将理论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
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了害人的事、愚蠢的事、弄巧成拙的事或残忍的事，晚上仍旧能够安然入梦？在《谁会认错》一书中，我们用失调理论对此现象进行解释。比如：为什么这么多检察官不承认那些证明他们错将无辜者送进监狱的dna证据；为什么一些医生明明采用了会对病人产生副作用的过时疗法，依然可以为自己开脱；为什么大多数科学家拿了产业机构的钱，却能自我说服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不会受其影响；为什么这么多有纷争的夫妇（和国家）不能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我总认为认知失调理论是强大的理论，不应该只待在实验室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和卡罗尔死活将费斯廷格拽到了现实世界里来。该书于2007年出版，距《认知失调理论》一书出版整整50年。
我的孩子们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自己只是失去了视力，并没有失去洞察力。第一个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孙女露丝。2003年她6岁，那时我已近乎双目失明。露丝虽然很聪明，但在阅读方面有些障碍，总找不到阅读的诀窍。老师在学年临近结束时说，如果露丝一直学不会阅读，就得重上一次一年级。可是我自己都快瞎了，该怎样帮助露丝提高阅读技能呢？
讲故事显然是个好法子。露丝总是央求我给她讲故事，我都是现编现讲，因此从未讲过重复的故事。于是这次她让我讲故事时，我提出两个人一起编故事。露丝听后很是兴奋。我对她说：“我记性差，所以我们一边编故事，一边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如果暂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回来时就不会忘记先前讲到哪里了。”我抽出一叠127×177毫米的卡片，我们一边编故事，一边小心地用印刷体将单词写在卡片上。当然，我看东西很吃力，因此必须将字母写得又大又粗，一张卡片上只能写四五个单词。这一老一少，一个不会阅读，另一个连特大号的字都难以辨认，就这样一起忙乎着。
露丝问我是否可以讲述我还是小男孩时候的故事，而且她执意要在故事里担任主人公。我好奇地问：“你怎么可能在自己出生前的故事中担任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