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诱导他人自我说服
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从医学问题变成了社会心理学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在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我们成功研究出虚伪范式，并产生了许多有趣的假设。但我想让其他学者来验证这些假设。一旦虚伪研究完成，我将华丽地退出江湖，就像资深棒球手梦想着打出最后一个全垒打，以此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从得州搬到圣克鲁兹，简直就像进了天堂。圣克鲁兹的气候那么宜人，我又临海而居了。学校里涤荡着自由之风，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薇拉都认为，圣克鲁兹是最适合我俩和全家人居住的地方。如今，我们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位仍居住在圣克鲁兹或者附近地区。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呈两极分化的态势，这些年我所教过的学生里最优秀的和最糟糕的都在这里。
t组的衰落
进校头三年，我办公室左邻右舍的主人分别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对门是一位历史学家，再隔两扇门是位诗人。我和这些近邻们相处得甚为愉快，收获之一就是和隔壁的哲学家艾伦·苏齐（ellensuckiel）合开了一门课程，叫做“生命周期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该课程讲授了多年，成为学生评价最高的课程。
该校开创的学院体系是培养本科生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既撷取了小规模私校的优势，比如斯沃斯莫尔学院和里德学院，又拥有大规模州立大学的先进设施。哈尔在那里茁壮成长，他和我的兴奋之情感染了尼尔、朱莉和约书亚，他们也相继求学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克雷斯吉学院成功打造出了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们不但可以跟其他学院的学生一样，修读历史学、心理学或者生物学等标准的大学课程，而且可以选修跨学科的研讨课。由于克雷斯吉学院的研讨课堂通常按照t组讨论的形式运作，故而比一般的学术讨论会更为激烈。学生们学习课程内容，教授们提出课程要求，评价学生表现。除此之外，学生们还在研讨会上了解自我，了解自己与同辈群体的关系，了解如何清楚而有效地进行沟通。我在缅因州伯特利带领的t组活动每次只有两周。活动结束后，组员们总是依依不舍地与其他组员话别，将小组所学带回家乡城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等。但在克雷斯吉学院，组员不会在短时间内各奔东西，因此大家结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小圈子，“理论学习”和“经验学习”之间的传统学术障碍在这里完全消除了。
1970年，当时最有名望的临床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将会心团体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发明”。然而这项伟大的社会发明仅仅走过了约20年的辉煌期。清教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美国文化中，虽然起起落落，却从未退去。随着其影响力的再度回归，t组步入衰落期。在哈佛时，虽然我认为蒂莫西·利里和迪克·阿尔伯特希望通过裸盖菇素阻止人们犯罪的理想很幼稚，但也发现他们的乐观主义令人激动，富有感染力。这10年的反战抗议和平等运动都激起我满腔的热情，这些事件所预言的美好未来也令我兴奋不已。与此同时，我热爱会心团体的工作，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可以被打破，温情和理解可以超越怀疑和偏见。我很天真地以为，通往这些目的地的道路是笔直的。我总是想：如果现在就这么美好，10年后该是怎样的美妙景象！
我没有料想到，对克雷斯吉学院里发生的一切，很多外人投以怀疑或嫉妒的目光，还有很多人毫不掩饰地表示敌意。“嗨！这帮人玩得开心着呢！如果真那么开心，还谈什么教育！”一次，有位学生跟一位教授说，他要去克雷斯吉学院与迈克尔·卡恩见面。教授一脸严肃地跟他说：“小心点——他会拥抱你的。”人们常常将t组讥讽为肉麻地自我关注和伪心理学的温床。后来学校来了新校长，克雷斯吉学院也来了新院长，都不赞成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的实验改革。面对来自行政管理层和周围许多人的反对，年轻一些的教授不愿参加这一实验了。于是在我来到克雷斯吉学院三年后，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解体了，这预示遍及全国的t组活动将寿终正寝。学生们异常失望，我的心都碎了。
又一次被恐吓
克雷斯吉学院的教学实验改革宣告失败后，我转到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学院，这是比较传统的一所学院。在那里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学系研究生专业的建设上。刚进学院时并没有研究生专业，社会心理学同仁中也没人积极从事实验研究。我敦促系里先后聘请到两位出色的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ompettigrew）和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pratkanis），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很活跃。不久，我们三人就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前来就读。
但是，对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学习环境，却影响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由于心理学系教授散居于校园的各个角落，研究生们很难与我们互动。在哈佛、明尼苏达大学和得州大学时，研究生的办公室多半紧邻我的办公室，我们全天都可以轻松自由地进行交流。我认为，保持密切的师生联系是办好研究生专业的关键所在。我说服校长给我们配了一个拖车式活动房作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学院边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实验场所，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助理的办公室。它并不奢华，但也不像弓街9号的阁楼那么寒酸。
1977年，我勉强同意担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为止。那年，研究生学术报告委员会决定邀请阿瑟·詹森为心理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做一场报告。詹森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研究人类智商后得出结论认为，不同种族平均智商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结论，尤其在人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口，很容易引发过激的反应。
我读过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看得出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并不是一个偏执狂。但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认为詹森忽视了环境和情境对种族差异的影响。我不想邀请他来做报告，但并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而是考虑到系里经费有限，我更希望请一位我认为所做研究更为有趣的心理学家。但是研究生委员会认为，如果能面对面地以友好的姿态质疑詹森的观点，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作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争论，也不想回避它，于是同意邀请詹森。
詹森在电话里接受了我的邀请，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时提出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释说，之前几个月在数所大学里，他的讲话都被学生们的尖叫淹没，学生们还向他吐口水、对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证，这些过激举动绝对不会在加大发生，因为我们的学生思想开放活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在系研讨室举行，规模通常很小，大约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参加，大家围坐在圆桌边进行研讨。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研究生从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并没笑。
不久，令我吃惊和失望的事情发生了。詹森来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几百名学生举行了一场集会，烧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论文，宣称第二天晚上要大闹报告会现场。我在得州时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执行径，如今面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行径却非常震惊——这些人与我的价值观一致，但其行为与我在奥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辙。
学生的愤怒和潜在的暴力行动令我左右为难。我答应确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学生“袭击”20人研讨室的场景十分令人担忧。我该叫警察来保护詹森吗？还是该取消报告会？显然都不行。我不想制造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场面，也不想屈从于非民主的粗暴行径。左思右想后，我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办法：研讨会改在一位教授家举行，在系研讨室门上贴一张公告，宣布报告会改在校园外举行。当一群本科生赶到研讨室准备闹事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们气坏了。
第二天的学生报纸就对我进行了攻击，称我是种族主义者，居然敢邀请詹森来学校作报告，他们还骂我是懦夫，不敢让学生跟詹森见面。不过这种中伤对我没有丝毫影响。10年前我在奥斯汀被人骂作“黑鬼情人”，如今又在圣克鲁兹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作为奥斯汀事件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呼应，当晚我也在家里接到一通令人不快的电话。不过对方是一位愤怒的学生，而不是一个声音粗哑的男子；电话是晚间八点打来的，而不是凌晨两点。但是仍让人觉得不安。
“明天的师生面谈时间不变吧？地点仍然在克雷斯吉咖啡屋外的露台上？”
“当然。”我回答。
他不怀好意地说道：“你最好别失约。”
第二天我照旧来到露台，走到往常坐的桌子边，见到三位学生在那儿等我：哈尔、尼尔和朱莉（当时约书亚还在上高中）。薇拉已告诉孩子们我接到电话的事，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于是他们前来给爸爸提供精神支持，必要时还可以充当保镖。10分钟后出现了几十位学生。其中一些人举着火把，他们一边高呼口号“阿伦森是种族主义者”，一边列队登上小山坡，来到露台上，在我桌边围成一圈。接着有人摁下录音机开关，对着麦克风一条一条地陈述我的罪状，然后将麦克风塞到我面前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教授都会做的事情：对他们进行了五分钟的讲演，赞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ithefirstamendment/i）。我告诉他们，很遗憾没让他们听到詹森的报告，但他们前一天晚上焚书并叫嚣要攻击报告会现场的行为令我别无选择。我告诉他们，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强化我们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听和讨论诸多严肃学者的各种观点，其中有些观点我们也许并不赞同，有些观点甚至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冒犯。在大学里，大家通常在争论中学有所得，但必须要讲民主。学生们倾听着，有几位甚至鼓起掌来。之后，他们就静静地散去了。
我朝自己的孩子们看去，见他们正咧着嘴笑。
“还不错，爸爸。”哈尔说。
“好极了。”朱莉说。
“咱们喝点咖啡吧。”尼尔说。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不过詹森事件也让我看到学生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虽然思想异常活跃，但也乐于倾听教诲。之前我从未遇到过能将这两种品质合而为一的学生，甚至在哈佛也没有见过。大概是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比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素养更高，也更有学问。但在我看来，他们也更循规蹈矩一些。我很欣赏加大圣克鲁兹分校的学生，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怕得罪人，同时也愿意倾听。作为我对他们褒奖的回报，学生们扎堆般地去听我的社会心理学导论课。1979年，女校友协会决定设立年度优秀教学奖，并将该奖项第一个颁给了我。
性骚扰风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社会的另一场变革风起云涌。t组旨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触摸别人是好的、健康的和充满人情味的行为。但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社会逐渐发生改变，开始强调划清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触摸别人是无礼的、不得体的和做作的行为。我已经从t组学到，通过语言和肢体接触向别人表达正面的感受是可贵的行为。当然，带有表明权力或者支配目的的触摸是不得体的，我理解并接受女权主义者对它们的批判。毫无疑问，无论在t组还是在大千世界，不受欢迎的触摸都是错误的。但不久后就几乎没人关注触摸的得体和不得体之分，所有的触摸都被视为有所图谋。我感觉自己深陷在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哲学里。
有一个学期，我的大班课“社会心理学导论”配有四名研究生助教。艾丽卡和苏珊娜都是三年级学生，两人从入学起就一直跟我工作，与我和薇拉的私交很好；亚历克斯是二年级学生，刚来跟我工作不久；另外一个一年级女生我叫她露易丝，但跟她一点儿也不熟。期末时，我和助教们一起对课程进行总结性回顾。露易丝用指责的语气对我说：“我对您有意见。我注意到当您与助教们交流时，触摸女学生的频率远远高于触摸亚历克斯。我觉得那是性别歧视，也有失身份。”
我思量了一番，然后回答：“是的，正如你所见，我和苏珊娜、艾丽卡交谈时的确频频触碰对方的手臂或肩膀，但我碰过你吗？”
“没有。”她答道。
“我也没有碰过亚历克斯，对吧？”
“对。”她回答。
于是我说：“我和艾丽卡、苏珊娜认识好几年了。这么说是不是更恰当：我触摸熟人的频率比不熟的人要多一些？”
“也许吧。”她说，但显然并未被说服。
苏珊娜和艾丽卡饶有趣味地把这件事讲给薇拉听，但我觉得哭笑不得。阿伦·古尔维奇，你在哪里？1953年，当这位老哲学教授将手放在我头上，对我说“好孩子”的时候，我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温情的表达，一种体现师生之情的举动。如果发生在怀疑之风日盛的今天，学生会不会认为这一举动有失体面，甚至视它为性骚扰？我与露易丝的交流，折射出圣克鲁兹分校和全国其他大多数高校校园内的这种不良风气。
一天上午，学校新近成立的性骚扰委员会派一名代表出席了心理学系的教授例会，并宣读了师生行为守则。我认为几乎所有条例都合情合理，也对她的大部分发言内容表示赞同。这位代表不仅提出滥用教授之权实施性骚扰明显有悖伦理，也提请教授们注意另一些轻微的侵犯举动。她说，学生经常会对教授有所迷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想要性接触。事实上，她们经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随即她的话就不合情理了。新守则要求男教授尽量避免带女研究生参加研究会议。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斯蒂夫·赖特（stevewright）立刻提出异议。他说，像实验社会心理学会年会之类的一些学术会议，吸引了该学科最优秀的研究者和领军人物。对我们的研究生而言，出席这些会议是结识这些心理学大家的绝佳机会，学生们的饭碗很可能就握在这些人手上。他一语中的地强调，这项规定会让女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
性骚扰办公室官员耸耸肩，没有回应斯蒂夫，继续宣布下一条针对所有教授的规定：从现在开始，只要听说哪位教师和哪位学生之间可能有性关系，就必须向她的办公室汇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我理解有误，于是举手提问。
我说：“如果一位学生告诉我她认为x教授可能和y学生有染，我就得把这个谣言上报到你的办公室？”
“就是这个意思。”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