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皮特是对的，网球是他的工作，他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而我所有关于过一种没有网球的生活的言论似乎都只是说说而已，只是为我的心烦意乱找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自从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羡慕起他的乏味和迟钝。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如此缺乏激情，而且如此不需要激情。
波姬和我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区买了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我一心想买一座有与厨房相通的大型家庭活动室的农场房。但她喜欢，因此我们搬进了这里，住在这座建在悬崖边上、法国乡村风格的多层建筑里。这里的空气不流通，而且感觉了无生气，但对于打算在众多房间里度过大量时间且尚无孩子的夫妇来说，这里倒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房产中介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从我们家看出去的景色如何美轮美奂。前景是日落大道，在晚上，我能看到我们第一次约会后我住的那家假日酒店。很多夜晚，我凝望着这家酒店时禁不住在想：如果我继续开车没有停下来，如果我在那次见面后就没再给波姬打电话，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在烟雾笼罩的日子里，从我们家看出去的景色要好一些，因为我不会看到那家假日酒店。
在1996年行将过去时，我们在家里开了一个新年前夜的乔迁聚会，邀请了拉斯维加斯的一伙人和波姬在好莱坞的朋友。我们与吉尔商议了安全事宜。在恐吓信源源不断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防范那些闯入者，因此吉尔几乎整个晚上都站在车道的入口处，检查前来的车辆。麦肯罗也到场了，当时我便戏谑地问他是如何过吉尔那一关的。他坐在露天平台上，谈论着这些天来我最不喜欢的话题——网球，于是我不断地进进出出。我整个晚上不是在调玛格丽特鸡尾酒，就是坐在壁炉前通炉子、添燃料。当我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时，我心里在想，1997年会比1996年好。我暗自发誓：1997年将是阿加西之年。
波姬和我正在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这时我接到了吉尔的电话。他12岁的女儿凯茜出事了，她到拉斯维加斯以北、距拉斯维加斯大概一个小时路程的查尔斯顿山旅行，滑雪时径直滑进了一个雪坑里，摔断了脖子。我马上离开波姬，飞往了拉斯维加斯，晚礼服都没换就直接奔向了医院。到医院时，走廊里的吉尔和盖伊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看起来似乎都要撑不住了。我分别给了他们一个拥抱，然后他们说情况很糟，非常糟。凯茜需要做手术，医生说她有可能会瘫痪。
几天里，我们一直待在医院，和医生谈论凯茜的病情，并尽力使凯茜过得舒服些。吉尔急需回家补充睡眠，他甚至都站不住了，但他不会离开的，他要一直守护在女儿的身旁。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有一个非常棒的小型货车，是我从佩里的父亲那里买来的，车上有圆盘式卫星接收天线，还有折叠床。我把它停在医院外面，就停在医院的前门不远处，然后我对吉尔说：“现在，当探视时间结束时，你不必回家，但你可以下楼，在你的新货车的后座上合一会儿眼，休息几个小时。不过，在医院前面停车是要计时收费的，我已经在茶杯架上放满了25分的硬币。”
吉尔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并且意识到我们相识这么长时间来，我和他第一次互换了角色。在这几天里，是我使他更加坚强。
一周后，医院准许凯茜出院了，医生说她已经脱离了危险。她的手术很成功，因此她不久就能站起来并且四处走动了，但我仍想跟着她回家，在拉斯维加斯逗留一段时间，看她恢复得如何。
吉尔听不进去我的话。他知道我要去圣何塞参赛。
我跟他说我准备退出这项赛事。
“绝对不行，”他说，“现在除了耐心等待并虔诚祈祷外，什么也做不了。我会给你打电话，通知你最新进展的。去吧，去比赛。”
我从未与吉尔争吵过，因此这一次我也不会。我很不情愿地去了圣何塞，参加了三个月以来我的首场比赛。我的对手是马克·诺尔斯，他是我在波利泰尼学校时的一个室友。他之前一直在双打领域发展，如今试图打入单打领域。他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但对于我来说，战胜他应该不成问题，我比他自己还了解他的比赛风格。但他还是和我一直抗争到了第三盘。虽然最终我赢得了这场比赛，但赢得并不轻松，因此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在比赛中一路高歌猛进，似乎决意要杀入决赛，与皮特一争高下。但在半决赛中，我溃败了，我在与来自加拿大的格雷格·鲁塞德斯基的对决中败下阵来。当时，我的思想已经逃离了我的身体，提前几个小时回到了拉斯维加斯。
我正待在我的单身公寓里，与助手斯利姆一起看电视。凯茜恢复得并不是很好，而医生也不知道原因何在。吉尔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我的婚期也日益逼近了。我总是想推迟或者干脆取消这场婚礼，但我不知道如何开口。
斯利姆也很郁闷。他说，不久前，他和女朋友亲热时，安全套破掉了，现在她这个月的月经还没来。当电视插播一段广告时，他站起来大声宣布：“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吸毒。”
他说：“你想和我一起high吗？”
“high？”
“是啊。”
“high什么high？”
“盖克（gack）。”
“盖克是什么鬼东西？”
“冰毒。”
“为什么叫它‘盖克’啊？”
“因为这是嗑药之后发出的声音。到那时，你的思维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就是：盖克、盖克、盖克。”
“我一直以来感觉都如此，所以那又有什么意思？”
“告诉你吧，伙计，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超人。”
这时，我仿佛听见有个人就站在我身后，对我说：“你知道吗？去他妈的。好吧，让我们一起high起来。”
斯利姆在咖啡桌上堆了一小堆冰毒。他切了一下，然后用鼻子吸了吸，接着又切了一下，让我也吸了一些。吸完后，我全身松软地靠在了沙发上，思考着我刚才的越界行为。后悔之情首先袭来，片刻之后则是巨大的伤感，然后兴奋之情汹涌而来，将我此时心中的所有消极情绪以及我曾经有过的消极情绪一扫而光。这是注射在下皮层的一剂可的松。我从未感觉如此活力四射，如此满怀希望，如此精力旺盛。我内心萌生了一种冲动，一种打扫卫生的强烈欲望。我把房子从顶到底打扫了一遍，就差把房子拆了——我掸掉家具的灰尘、擦拭浴缸、整理床铺。当没有什么可以再打扫的时候，我就洗衣服，洗所有的衣服。我把每件毛衣和t恤都叠得整整齐齐，但我的精力似乎没有受到丝毫的减损，我还是不想坐下来。如果我有餐具的话，我会把它们擦得锃亮；如果我有皮鞋的话，我会使它们熠熠生辉；如果我有一大罐硬币的话，我会把它们码得整整齐齐。我上下张望，四处寻找斯利姆，原来他在外面的车库里，正把他汽车的发动机拆下来，然后再装回去。我告诉他我现在可以做任何事，任何事，伙计，任何事，他妈的任何事。我可以钻到车里，开车到棕榈泉市，打一场18洞高尔夫球，然后开车回家，做午饭，游泳。
我两天都没有睡觉。而当我最终得以入睡时，我则仿佛昏死过去一样，毫无意识。
几周后，我与左手握拍的斯哥特·德拉帕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很有天赋，是一位优秀的选手，但过去我曾轻松地击败过他，因此这次战胜他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却彻底打垮了我。事实上，此时的我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说实在的，我真的觉得上一次击败他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前，我怎么可能会比现在强这么多？在比赛中，他在每个方面都压倒了我。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还好。他们问这一问题时，并没有流露出责难和刻薄的语气。事实上，他们就像佩里和布拉德一样担心和不安，他们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波姬对此却毫不在意。现在，我几乎逢赛必输，只有当我退出赛事时，我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而她只是说她很喜欢我有更多的时间陪她，她说因为总的来说我的比赛少了，我也没有以前那么情绪化了。
她对此如此无动于衷，部分是由于她在全神贯注地筹备婚礼，当然，严格的婚前强化训练课也“功不可没”。为了漂亮的白色婚纱装，她在吉尔的指导下进行着严格的塑身训练——跑步、举重、做伸展运动，仔细地计算着每个单位的卡路里。为了获得更强大的动力，她在冰箱门上贴了一张照片，并用心形磁吸相框将其框住。这是一位完美女人的照片，她说。有着波姬想要拥有的那种完美双腿的完美女人。
我盯着照片，不禁有些惊讶。我伸出手摸了一下相框。
“那不是……？”
“对，”波姬说，“施特菲·格拉芙。”
4月份，我参加了戴维斯杯，想借此找回原来的状态，重获生机。我发奋地练习，刻苦地训练。我在纽波特比奇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沙尔肯。6英尺5英寸高的他发起球来就像只有5英尺6英寸的选手那样。不过，他的击球还是相当干净利落，而且同我一样是个“惩罚者”，一个喜欢退回底线、让对手满场跑动的底线型选手。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比赛的那天阳光充足，风很大，而我则感觉有些怪诞——荷兰球迷们竟然穿着木屐，手中挥动着郁金香呐喊助威。在三盘沉闷冗长的比赛后，我战胜了沙尔肯。
两天后，我再次上场，这回对手是扬·西梅林克，又名“垃圾男”。他是个左撇子，也是一位优秀的截击手，他可以迅速地移动到网前并出色地完成截击。但除此之外，他在比赛中的表现看起来都很滑稽，完全不正常。西梅林克每一次用正手击球看起来都像是误击，而他的每一记反手击球则似乎都会碰到球拍，甚至连他的发球都具有一种古怪的特质。垃圾。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了这场比赛，随后才意识到缺乏条理也是一件强大的武器。他糟透了的击球总是使你不知所措、防不胜防，而你似乎永远掌握不好击球时机。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后，我手忙脚乱、呼吸困难、头痛欲裂，而且我未赢一盘，以0:2落后。不过，不知怎的，我最后还是赢得了这场比赛。至此，我已在戴维斯杯上取得了24胜4负的战绩——美国球员创造的最好成绩之一。在称赞了我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后，体育记者问我为什么不能在其他比赛中也表现如此。即使他们对我的称赞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尽情地享受其中。我感觉很好，因而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戴维斯杯的。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戴维斯杯却扰乱了我的美甲日程。波姬就婚礼事宜向我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不容商量的一项是关于我的指甲。她要求我的指甲必须完美。我喜欢抠包在指甲根部的角质层护膜，我一紧张便会如此，已经成了习惯。当她把戒指戴到我手上时，波姬说，她想让我的手呈现其最佳状态。就在我与“垃圾男”比赛前，以及比赛后，我屈从了她。我独自坐在美甲师的椅子上，看着那个女人在我的指甲上精雕细琢。坐在那里，我心里想，这就像同“垃圾男”的比赛一样使我感到不知所措、手忙脚乱。
我想：现在，此情此景，我才应该被称为垃圾。
1997年4月19日，波姬和我在蒙特雷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教堂里闷热至极，令人窒息，而坐满狗仔队的四架直升机不停地在头顶盘旋。当时我愿意用我所拥有的任何东西换取一股新鲜空气，但为了不受到窗外直升机噪音的影响，窗户全都紧紧地关着。
闷热是导致我在婚礼上浑身冒汗的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我的身体和神经都崩溃了。当神父按部就班地主持着婚礼时，汗不断地从我的眉毛、下巴，还有耳朵上滴下来。其他人也都出汗了，但都没有像我这样。我的新登喜路礼服上装都湿透了，甚至当我走路时，我的鞋都咯吱咯吱作响。我的鞋里垫了增高垫，这是波姬另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她差不多有6英尺高，而她不想在婚礼拍摄的照片中高于我，于是她穿了一双平根的老式无带浅口鞋，而我则像踩高跷一般。
在我们离开教堂之前，一个假新娘——波姬的替身先行离开，从而转移狗仔队的视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我以前全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拒绝留意与婚礼有关的事情。当我注视着假波姬离开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会在婚礼上产生的想法：我希望我也能够离开。我希望有一位假新郎能够替代我继续这场婚礼。
一架马车正在不远处停着，它将把我们送到一个叫stonepine的牧场，我们将在那里举办招待会。不过在乘马车前，我们还得先乘一小段路的汽车。我上了车，坐在波姬的身旁，目光却无法从我的大腿处移走。我对于自己汗流不止这件事感到很没面子，波姬则说这没什么。她非常体贴，但我觉得这绝对有问题。没有一件事情没有问题。
我们进入了招待会现场，也陷入了无穷的噪音之中。一张张不同的面孔不断在我眼前闪过——菲利、吉尔、j.p.、布拉德、斯利姆，还有我的父母。也有一些我不认识，或者从未见过但能依稀辨认出的名人。波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老友记》中结识的朋友？我看到了佩里——我的伴郎兼毛遂自荐的婚礼策划人。他戴着麦当娜在演唱会上用的那种耳麦以便随时与摄影师、花商以及酒席承办人联系。他如此尽职，如此紧张，我的神经因而绷得更紧了。我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这样。
在这个夜晚行将结束时，我和波姬蹒跚地上了楼，走进了我们的婚房。房间里点着数百支蜡烛，这是我为波姬安排的，但是蜡烛太多了，这个房间俨然成了一个大烤炉，比教堂还热。我又开始出汗了。我们开始吹蜡烛，随后烟雾警报器响了起来。我们关掉警报器并打开了窗户。在等待房间凉快下来的同时，我和波姬下了楼，继续参加招待会，与客人们一起吃巧克力慕斯蛋糕，挥霍掉了我们的新婚之夜剩下的时光。
第二天下午，在朋友和家人出席的烧烤野餐会上，波姬和我上演了一场隆重的出场秀。按照波姬的计划，我们头戴牛仔帽、身穿劳动布衬衫，骑着马到达聚餐地点。我骑的马名叫“糖糖”，它哀伤呆滞的眼神使我不禁想起了我的鹦鹉“桃子”。人们聚在我周围，同我交谈，祝贺我，拍拍我的背。我需要以某种形式逃离此地，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和我的外甥斯凯勒——丽塔和潘乔的儿子——待在一起。我们手握着弓和箭，朝远处的一棵橡树进行射击练习。
当我拉弓时，我突然感到手腕处一阵刺痛。
我因此退出了1997年的法网赛。在所有类型的场地中，红土场对于脆弱的手腕来说伤害最大。和那些一直在进行训练的泥耗子打比赛，我是绝对坚持不到第五盘的，更何况当他们在进行训练时我却在修指甲和骑马。
但我会去温布尔登的，我想去。波姬在英国得到了一个角色，这意味着她可以陪伴我。这会是一次不错的经历，我想，换个环境也好，这是我和波姬以夫妻身份进行的第一次旅行，而且去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岛。
但是仔细想想，英国不也是一个岛吗？
在伦敦，我度过了几个开心的夜晚——与朋友共进餐，看了一场实验剧，沿着泰晤士河散步。在河边散步时，夜晚的天空繁星点点，似乎预示着我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温布尔登。然而随后，我决定我宁可一头扎进泰晤士河。不知为何，我就是不能使自己进入状态。
我告诉布拉德和吉尔我将退出这项赛事。“我陷入了‘气阻’状态。”
“你所谓的‘气阻’状态到底是什么意思？”布拉德问。
“我因为很多原因打了这么多年网球，”我说，“而似乎这些原因中没有一个是出于我自己的。”
这些话脱口而出，根本未经思索，就像那个晚上我对斯利姆说那些话时一样，但它们听起来又非常真实——事实上，是那样的真实，以至于我都把它们记下来了。我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对记者，以及对着镜子。